从单一结构到多元结构：道德认同的综合框架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Structure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Moral Identity

摘要: 道德认同是指道德特质或“作为有道德的人”对于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程度，它通常能够激发道德行为，但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了道德认同可能会导致不道德现象(例如道德伪善)。大多数研究都将道德认同视为单一结构，无法解释道德认同为何具有消极作用。对此，道德认同的综合框架将道德认同由单一结构拓展至多元结构，从“促进聚焦–预防聚焦”、“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以及“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三个角度探讨道德认同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本研究进一步将道德认同的综合框架整合至“自我完善–自我增强”划分角度简化该理论框架，但仍需未来研究对其进一步探讨与验证。

Abstract: Moral identity, which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moral traits or “being a moral person” are important to an individual’s self-concept, usually motivates moral behaviors, but it has also been found to lead to immoral phenomena (e.g. moral hypocrisy) in empirical studies. Most studies saw moral identity as a single construct and failed to explain why moral ident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In this reg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moral identity expands moral identity from a single structure to a multiple structure, explor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moral identit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romotion-prevention focus”, “intrinsic-extrinsic motivation” and “high/low construal level”. 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 simplifies this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moral identity into the “self-improvement-self-enhancement” perspective, which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verified in future studies.

1. 引言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大部分时间都与他人一同度过。人际交往如同吃饭、睡觉，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乐国安，管健，2017)。在人际关系中，人们主要通过道德这一重要评价指标来形成关于他人的总体印象(Fleischmann et al., 2021)。由于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人们可能会内在地希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并严格规范其言行，但也可能既想获取自身利益又想使自己合乎道德(道德伪善)，或为了避免承担不道德行为的后果而为自己合理化(道德推脱)。在这些道德现象背后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核心目标：“作为有道德的人”。追求这个道德目标过程涉及“变得道德(be moral)”与“显得道德(appear moral)”两种道德动机(Dong et al., 2023; van Nunspeet & Ellemers, 2024)。

在道德心理研究中，“作为有道德的人”这一道德目标可以概念化为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以往研究表明，道德认同与道德行为之间有着中等强度的正向预测作用(Hardy & Carlo, 2011; Hertz & Krettenauer, 2016)，这意味着道德认同并不总是能够预测道德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具有消极作用(Krettenauer, 2022)。例如，Dong等人(2023)研究发现，当声誉管理动机较高时，道德认同会导致更多的道德伪善。也就是说，当“显得道德”的欲望高于“变得道德”时，高道德认同个体可能不会严格要求自己，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此外，关于道德认同的研究通常将道德认同视为一个单一结构，但道德认同会与其他动机、人格或情境因素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影响道德行为。研究者们应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框架下考虑道德认同的作用(Hertz & Krettenauer, 2016)，有助于研究者们将许多分离的不道德现象加以整合，以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共同规律；并且，拓展道德认同的结构能够为社会治理相关的工作人员与研究者提供更丰富且多样的思路来探索避免各种不道德现象、建设文明社会的可行途径。对此，本研究在Krettenauer (2022)提出的道德认同综合框架基础上进行补充与延伸，以探讨为何道德认同有时具有积极作用、有时却产生消极作用。

2. 道德认同概念及其积极作用

道德认同是指道德特质或“作为有道德的人”对于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程度(王兴超等，2012；Hardy & Carlo, 2011)。关于道德认同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种理论视角：特质视角(character perspective)与社会认知视角(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特质视角将道德认同描述为一种个体特质差异，反映道德在个体认同中的核心程度，该视角认为道德认同在激发道德行为中起到重要作用(Hardy & Carlo, 2011; Hertz & Krettenauer, 2016)。社会认知视角由Aquino和Reed (2002)提出，该视角将道德认同视为一种道德图式，这种图式具有长期可得性，在进行社会信息加工时更容易被激活，使个体能够以道德的角度更快速地处理情境中的道德信息(Hardy & Carlo, 2011)。

此外，Aquino和Reed (2002)将道德认同概念化为在个体总体认同中的重要程度即道德认同自我重要性，并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SMIQ)。目前，SMIQ已被广泛应用于有关道德认同的实证研究中(李红等，2023；Dong et al., 2023; Jennings et al., 2015; Krettenauer, 2022)。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和符号化(symbolization)是道德认同自我重要性以及SMIQ的两个维度。内在化是指道德特质对于自我概念的重要程度，它能够更稳定地预测道德行为，例如“做一个拥有这些特质(诚实、公平等)的人，对我来说很重要”；而符号化指道德特质通过行为展现的程度，与印象管理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例如“我积极参加那些向别人传递出我有这些特质的活动”(Aquino & Reed, 2002)。

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认同能够促进道德行为以及抑制不良行为(李红等，2023；王兴超等，2012；Aquino & Reed, 2002)。然而，一项元分析发现，尽管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但预测效应仅为中等强度，接近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平均效应(Hertz & Krettenauer, 2016)。在某些情况下，道德认同会削弱道德行为意愿，而以往研究更多关注道德认同积极面却忽视其消极面，往往将道德认同视为单一结构(Hertz & Krettenauer, 2016; Krettenauer, 2022)。因此，研究者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待道德认同，正如Aquino和Reed提出的道德认同概念包含着内在化和符号化两方面，道德认同可能由不同动机和目标导向组成(Hertz & Krettenauer, 2016)。

3. 道德认同综合框架

Krettenauer (2022)提出了一个道德认同的综合框架来阐述道德认同何时会增强或削弱道德行为。该框架在Aquino与Reed (2002)的道德认同理论基础上进行扩展，将道德认同视为一种目标(“作为有道德的人”)，并从三个角度对道德认同进行划分，分别为基于调节聚焦理论的促进导向与预防导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以及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的高解释水平与低解释水平。

3.1. 促进聚焦–预防聚焦

自我调节是指个体通过努力达到特定目标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个体会表现出两种调节聚焦方式(姚琦，乐国安，2009)。Higgins (1997)提出的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理论认为，调节聚焦分为促进聚焦(promotion focus)和预防聚焦(prevention focus)两种类型，它们对人们的感受、思维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Higgins, 1998)。成长需求、理想以及收益情境会诱发促进聚焦，而安全需求、期望以及损失情境会引发预防聚焦(Higgins, 1997)。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促进聚焦的个体对积极信息的敏感性更高，更加关注理想与收益，更多采取趋近策略，倾向于将事情做得更好；预防聚焦的个体则对消极信息的敏感性更高，更加关注责任与损失，更多采取回避策略，倾向于避免情况恶化(孙庆洲等，2023；Higgins, 1997; Johnson et al., 2015)。

这两种调节聚焦与Janoff-Bulman等人(2009)提出的两种道德调节类型(禁止性道德/规定性道德)相对应(Krettenauer, 2022)。规定性道德(prescriptive morality)依赖于行为激活，强调人们应该做的行为；禁止性道德(proscriptive morality)依赖于行为抑制，强调人们不应该做的行为(张宏伟，李晔，2014；Janoff-Bulman et al., 2009)。规定性道德与促进聚焦均遵循趋近机制，而禁止性道德与预防聚焦遵循回避机制(张宏伟，李晔，2014；Krettenauer, 2022)。

尽管“作为有道德的人”是一种促进目标，但个体会使用不同的调节策略来实现该目标；换言之，道德认同在策略和目标追求层面具有促进和预防两种导向。促进导向的道德认同会使个体更多地实施亲社会和道德行为，而个体在预防导向的道德认同作用下会更多地避免不道德行为。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可能会满足预防导向的道德认同，个体通过否认责任等方式降低行为的不道德性，使行为符合自身的道德目标(Krettenauer, 2022)。但采用SMIQ测量道德认同的研究发现，道德认同能够抑制道德推脱的影响(王兴超等，2012)，这可能是由于SMIQ侧重于促进导向而非预防导向，因而预防导向的道德认同与道德推脱的关系有待实证研究检验，相应的测量工具也需要开发。

3.2. 内部动机–外部动机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任何行为的动机均为自我在某种程度上的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或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 Krettenauer, 2022)。内在动机是指寻求新奇与挑战、提升能力、探索与学习的内在倾向，能够激发个体根据自身兴趣而参与相应的活动，反映着个体真正想要做什么。外部动机的个体更多为了实现非活动本身的目的，例如获得物质奖励、避免惩罚等。内部动机具有自主性，但外部动机是受外部因素控制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外部压力，并以不完全符合自身需求的方式行事(Krettenauer & Curren, 2020; Ryan & Deci, 2000)。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个连续的整体(Krettenauer, 2022)。

在道德认同的实证研究中，SMIQ间接地说明了内部道德认同与外部道德认同之间的区别。SMIQ包含内在化和符号化两个维度，分别对应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内在化反映着内部道德认同，衡量“作为有道德的人”对于个体的重要程度(Aquino & Reed, 2002)，并且能够较为稳定地预测个体的道德行为(Hertz & Krettenauer, 2016)。符号化则是外部道德认同的反映，它衡量个体向外界展示自身道德水平的程度(Aquino & Reed, 2002)，比如个体可以通过严厉批判不道德行为传递出自身较高的道德标准与良好的道德形象，从而达成“作为有道德的人”的愿望(Dong et al., 2023)。

内部道德认同与外部道德认同的差异还体现在个体的道德伪善(moral hypocrisy)表现上。道德伪善是指一种个体在尽力避免实际代价的基础上又想表现出道德水平的倾向(傅鑫媛等，2015；Batson & Collins, 2011)。人们总是想做符合道德的事情，同时展现自身的道德感(van Nunspeet & Ellemers, 2024)。为此，尽管个体内在地希望“作为有道德之人”的道德认同可能并不强烈，但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他会极力维护与彰显自身良好的道德形象，使其成为在他人眼中合乎道德的人。也就是说，外部道德认同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道德伪善。

道德认同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往往被研究者们忽视，即通过SMIQ这类自陈量表测量道德认同，可能无法完全准确测得真实的道德认同水平。虽然SMIQ在具体题项上对内部与外部道德认同做了一定区分，但被试很可能会由于其强烈的外部道德认同便得到总体较高的道德认同得分，导致研究者无法辨别其内部道德认同的实际水平。Dong等人(2023)测量了包括道德认同在内的多种道德特质指标，结果发现，被试自我报告的内在化道德认同能够正向预测对自己更宽容、对他人更严格的道德伪善。因此，使用SMIQ测量道德认同需考虑内部和外部动机的可能影响，并且将自陈量表、实验操纵以及内隐测量相结合，这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地考察道德认同的效应。

3.3. 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个体会在不同解释水平上对客体或事件进行表征，相比于低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是更加抽象的、简单的、连贯的和上位的(黄俊等，2015)。高解释水平保留了客体或事件的核心特征，省略了次要特征；而下位的低解释水平则是次要的、表面的(Krettenauer, 2022)。特征的重要性取决于个体的目标，与目标一致的特征更为重要，属于核心特征；与目标无关的特征则为次要特征(孙晓玲等，2007)。此外，个体解释水平的高低与心理距离有关。心理距离有4个维度，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并且这些心理距离均以个体自身的直接经验为参照点(孙晓玲等，2007；Trope & Liberman, 2010)。心理距离越远，解释水平则越高。高解释水平的个体倾向于以一般性道德准则作为评价的标准，从长远的角度看待事件，具有更高的自我控制能力；相反，低解释水平的个体往往持有更为宽松的道德标准，关注具体、直接的利益，因而其自我控制能力较低(李红等，2023；Krettenauer, 2022)。

道德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心理机制，在不同解释水平上也有所区别。个体对“作为有道德之人”的重视和追求，可能体现在个体长期持有的关于道德特质或道德标准的价值观上，此时的道德认同具有较高的解释水平。相对地，低解释水平的道德认同可能表现为具体的目标与行为，并且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Krettenauer, 2022)。在实证研究中，SMIQ的内在化题项描述的是高解释水平的道德认同，而符号化题项描述了一些具体行为的倾向，属于低解释水平的道德认同。

总之，Krettenauer (2022)提出的道德认同综合框架从“促进聚焦–预防聚焦”、“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三个角度解释道德认同何时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在理论层面拓宽了道德认同的内涵，为未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启示。但我们认为，尽管该理论框架将道德认同从多个角度进行拆解，但它并没有将这些角度下的道德认同联系起来，这使得道德认同影响机制更为复杂。另外，该理论框架并没有对“变得道德”与“显得道德”两种道德动机加以区分，这可能导致不同道德认同无法完全解释某些道德现象。例如，预防导向的道德认同只有当“显得道德”的欲望凸显时才会导致道德推脱；低解释水平的道德认同使个体做出具体的道德行为，但无法区分这些行为是受何种道德动机驱动的。对此，我们在Krettenauer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整合思路。

4. 从自我动机角度进一步整合道德认同综合框架

自我完善(self-improvement)与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是两种重要的自我动机(刘肖岑等，2011；Leary, 2007)。自我完善动机指个体提升能力、改正缺点以及改善自身状况与处境的倾向(Breines & Chen, 2012; Chwyl et al., 2021; Zheng et al., 2023)；而自我增强动机是个体寻求积极自我概念的倾向(周意萍等，2022；Dufner et al., 2019; Sedikides & Gregg, 2008; Zell et al., 2023)。本研究认为，自我完善动机能够激发个体为实现“变得道德”的愿望而付诸行动，而自我增强动机会驱使个体去努力满足“显得道德”的欲望；简言之，自我完善动机作为“变得道德”的指标，而自我增强动机作为“显得道德”的指标。

自我完善动机与自我增强动机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一，这两种动机的性质不同。根据动机的趋近–回避框架(Elliot, 2008)，自我完善是一种趋近动机(Sedikides & Hepper, 2009)，与促进聚焦相对应；而自我增强既属于趋近动机又属于回避动机，个体可以通过增加积极自我概念或减少消极自我概念来达到自我增强(Sedikides & Gregg, 2008; 刘肖岑等，2011)。因此，自我增强动机既有促进聚焦的特征，又有预防聚焦的特征。第二，两种动机都是个体的先天倾向，但具体作用不同。自我完善动机驱使个体提升自身能力，其目的在于自我与感受在内的个人整体的改变(Leary, 2007; Pavlova et al., 2018)，因而自我完善动机属于内部动机；而自我增强动机与寻求积极自我概念有关，是人性中的一种基本倾向(Sedikides & Gregg, 2008)，它具有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以维护自我形象，例如优于平均效应、控制错觉、自我服务归因偏差等(刘肖岑等，2011)。自我增强动机则更多地符合外部动机的特征。第三，这两种动机还具有不同的时间取向。相比于自我增强，自我完善使得个体更注重与未来相关的反馈信息(Taylor et al., 1995; 孙晓玲，李晓文，2012)。换言之，自我完善具有高解释水平的特征，而自我增强与低解释水平相关。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将Krettenauer的道德认同综合框架整合为“自我完善–自我增强”的道德认同。一方面，自我完善的道德认同具有促进聚焦、内部动机以及高解释水平的特征，与个体内心想要“变得道德”的愿望相关，因此它能够激发个体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以更为符合道德准则的方式行事。有研究发现，自我完善动机会促使个体坚持道德标准，并且能够抑制道德违规者的道德推脱(Ong, 2023)。另一方面，自我增强的道德认同则具有预防和促进聚焦、外部动机、低解释水平的特征，与个人道德形象的自我展示或印象管理联系密切，反映着“显得道德”的欲望。对于自我增强的道德认同个体，其行为目的在于维护自身良好的道德形象，这使得个体的行为并不总是合乎道德准则。在实证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Dong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对于具有较高声誉管理动机的个体，道德认同能够正向预测道德伪善。“自我完善–自我增强”的道德认同是对Aquino与Reed (2002)的观点的补充与延伸，道德认同的内在化描述了道德特质对于个体的重要程度，更符合个体内心想要“变得道德”的愿望，而符号化代表着个体通过行为表现展现自身道德水平的程度，更贴合个体维护道德形象即“显得道德”的需求。

此外，Gausel和Leach (2011)提出的道德失败体验模型也能够支持本研究的观点。该模型描述了个体面对自身的道德违规或道德失败时的两条反应路径(Gausel & Leach, 2011; Gausel et al., 2016)。其一为自我防御(自我增强)路径，当人们对道德失败的评价为受到他人谴责时，他们会关注在他人眼中的社会形象，产生自我防御的动机；其二为自我完善路径，当人们对道德失败的评价为存在具体的自我缺陷时，他们会关注在自己眼中的自我形象，产生完善自我以及社会关系的动机(Gausel & Leach, 2011; Leach & Iyer, 2024)。总之，虽然我们能够在理论与实证研究层面发现一些间接证据，为“自我完善–自我增强”的道德认同提供支持，但还需更多研究对其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5. 结论与展望

为何道德认同有时会对道德行为产生消极作用？Krettenauer (2022)提出了一个道德认同的综合框架，将道德认同由单一结构拓宽至多元结构，包括“促进聚焦–预防聚焦”、“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以及“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三个角度，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何种道德认同具有积极作用以及何种道德认同具有消极作用。本研究对Krettenauer的理论框架进行简化，将道德认同从三个独立角度的划分整合至“自我完善–自我增强”的划分，以揭示影响道德认同产生积极与消极作用更为本质的条件。人们既想要“变得道德”又想要“显得道德”(Dong et al., 2023)，二者共同影响着人们的(不)道德行为。由于人们总是处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乐国安，管健，2017)，“显得道德”的欲望可能有着更强的驱力，从而导致一些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我们提出，自我完善与自我增强的道德认同分别反映着“变得道德”与“显得道德”两种道德动机，自我完善的道德认同促进积极的道德结果，而自我增强的道德认同则导致更多的消极道德结果。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与拓展道德认同的多元结构，并提供相应的实证支持。总之，将单一结构的道德认同与其他变量相结合，不仅有助于研究者们将分离的研究结果整合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并确定道德认同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的边界条件，而且帮助研究者更加精确地揭示诸如道德伪善、道德推脱等现象背后的原因，为避免这些现象提供了可行的解决途径。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202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J2024G223)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