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跨领域的整合，这些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多个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影响着并重塑社会治理的结构和方式，为我国社会治理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契机。数字技术的社会治理模式，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持，为公众参与拓宽了更为便捷的渠道，为社会问题解决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手段。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同时妥善应对其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已成为社会治理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正向效用，实现整体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成为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系统梳理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的研究动向，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6.2.R6作为文献计量工具，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统计。CiteSpace是一款基于Java语言的文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软件，它能够通过生成的科学知识图谱，直观地展示特定领域文献的作者、主题、关键词等信息，从而帮助分析该研究领域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本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了国内关于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核心文献；接着，使用CiteSpace6.2.R6软件对文献的作者和关键词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以及突现知识图谱，揭示了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并对2014至2024年间数字赋能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和可视化展示，以期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文献作为数据来源。文献检索的主题关键词包括“数字技术”、“数字赋能”、“数据赋能”、“技术赋能”、“人工智能”、“智慧”和“社会治理”，并将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设定为2014年1月至2024年5月。最终，通过手动剔除不相关文献，得到559篇核心期刊文献用于研究。
3. 研究现状
3.1. 发文量分析
年度发文数量是衡量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研究领域重要性的关键指标，它能够揭示该领域的发展动态和研究关注度。如图1所示，2014~2024年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文献发表量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研究的初始阶段(2014~2015年)，在这一时期，文献的发表量相对较少，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的发文量不足5篇，这反映出学者们对于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关注度不高，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其次是研究的提升阶段(2016~2018年)，在这个阶段，2016年出现发文量由原来的个位数变成十位，2018年达到20篇。2017年至2018年，“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两次被写入全国政府工作报告。由此可看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和学者开始更多考虑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融合；最后是研究的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文献的发表量显著增加，每年的发文量都超过了50篇，并在2023年达到了125篇的高峰，这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在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行政管理体系的构想。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大数据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倡导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旨在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推动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以及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实现决策、治理和服务的智能化和高效化。并且，2020年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强调了加强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建设，以及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这体现了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坚持新的发展理念，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已经成为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关键任务和目标。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这种关注促使学者们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进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与进展。
Figure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ssued
图1. 发文数量趋势图
3.2. 研究作者分析
通过选择“作者”作为节点类型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该领域作者的分布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状态。在图谱中，作者名字的大小代表了他们在该领域发文量的多少，而作者之间的连线则表示合作关系，连线的数量越多，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越频繁，共同发文次数也越多。图2中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包含了229个节点，但仅有61条连线，且这些连线大多为单一连接，这显示出作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相对较少。从发文数量的统计结果来看，发文量前三的作者分别是马长山、孙会岩和于水。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ve mapping
图2. 作者合作图谱
4. 研究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对论文的主题和内容进行了精准的概括，如果某个关键字在所在研究领域的文献中被重复出现，就表明这个关键字所代表的研究主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在CiteSpace的操作界面中，选取“Keyword”作为节点类型，并将时间范围设定为“2014~2024年”，每个时间间隔为1年，得到一个包含300个节点、775条连线，密度达到0.0173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从图3中可以看出，除了“社会治理”、“大数据”、“数字技术”和“技术赋能”这些关键词之外，“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基层治理”和“数字政府”等也是受到较多关注的研究主题。
参考关键词频次统计量化表，选取出现频次位列前20的关键词进行统计(表1)。在CiteSpace中，中心性是衡量关键词重要性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节点的中心性 > 0.1，表明该节点在研究中扮演着较为关键的角色，并且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据表1的结果，关键词“社会治理”出现的频次最高，达到116次，其中心性更是高达0.71，这表明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学术关注。“数字治理”频次共计52次，中心性为0.17，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数字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数字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结合。其他中心性程度相对较高的关键词涉及“人工智能(0.36)”、“大数据(0.22)”、“智慧城市(0.14)”、“智慧治理(0.12)”、“政府治理(0.12)”、“数字技术(0.11)”等，这些关键词在网络结构中充当着关键节点的角色，在学术研究中受到了较高的关注。
Figure 3. The keywords mapping
图3. 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Top 20 keywords about high frequency
表1. 高频关键词(前20)统计
序号 |
关键词 |
频次 |
中心性 |
1 |
社会治理 |
116 |
0.71 |
2 |
人工智能 |
70 |
0.36 |
3 |
数字治理 |
52 |
0.17 |
4 |
大数据 |
42 |
0.22 |
5 |
数字技术 |
34 |
0.11 |
6 |
技术赋能 |
29 |
0.06 |
7 |
数字政府 |
28 |
0.06 |
8 |
智慧治理 |
25 |
0.12 |
9 |
智慧社会 |
25 |
0.14 |
10 |
基层治理 |
22 |
0.05 |
11 |
技术治理 |
22 |
0.1 |
12 |
智慧城市 |
21 |
0.08 |
13 |
智慧社区 |
15 |
0.07 |
14 |
区块链 |
13 |
0.05 |
15 |
政府治理 |
13 |
0.12 |
16 |
乡村振兴 |
12 |
0.03 |
17 |
乡村治理 |
12 |
0.01 |
18 |
数字社会 |
12 |
0.03 |
19 |
公共服务 |
11 |
0.03 |
20 |
城市治理 |
11 |
0.02 |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基于高频关键词共现图对所呈现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在CiteSpace软件的设置界面，选择Pruning中的Pathfinder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将聚类标签设为关键词，并选用LLR算法，最终可以获得14个有效的聚类标签(见图4)。图谱的网络模块值(Q)为0.8613，大于0.3，平均轮廓值(S)为0.9752，超过了0.7，这些指标显示聚类结构显著且聚类效果优良。因此结果是可信的，有利于分析和理解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研究的总体特点及其发展动态。
Figure 4. The keywords cluster network mapping
图4. 关键词聚类图谱
4.3. 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社会治理是包含了多种主体的复杂过程，涉及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企业、社区以及公民个人等。这些参与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和交流等途径，在法治框架下，对社会活动、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加以指导与规范，以达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社会治理范围不仅包括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还扩展至城市和乡村治理，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治理体系。在该治理体系中，公共服务作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对推动社会公平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学者对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数字技术从哪些领域提升治理效能，如通过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和政府治理等的融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技术工具的治理实现更好的工具赋能作用。
4.3.1. 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相关研究
在当前全球性的数字化转型时代，我国正积极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多个层面，包括政府治理、城市和乡村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并试图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以提高社会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程度。
在政府治理方面，我国已通过采用数字和智能技术推进治理现代化，取得了众多显著的实践成果。政府数字化转型，其核心在于数据驱动的决策和数字化的管理方式，已成为近年来全球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个主要焦点。同时，目前的研究也广泛认同了数字政府将成为未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数字政府”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工作流程的“数字化”和政务处理的“电子化”，其实质更广泛地涵盖了政府运用数字化思维、理念、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方面，来管理信息社会空间、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提升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1]。因此，“数字政府”不仅仅是对政府治理的技术取代，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推动数字技术融入政府科层制，促进治理结构的创新、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和服务方式的变革，而且还塑造了新型的政府–社会和政府–市场关系，为数字社会建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是数字技术影响政府治理的两个核心机制。技术赋能侧重于新兴技术对公共部门的能力增强，而技术赋权则侧重于新兴技术对社会主体的授权，增强其参与和协作的能力[2]。
在城市治理方面，智慧治理代表未来城市治理的发展方向，它包含了政府角色的智能化、城市管理的智能化，以及公民参与的智能化这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中智慧城市的建设应当基于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关注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重点解决城市水电、能源、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城市智慧化的推进路径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支持和“赋能”[3]。具体来说，智慧城市是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性地融合人、信息以及城市的各种元素，旨在构建一个环保、可持续且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同时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4]。实践证明，它在有效解决治理中的碎片化和分散性挑战方面表现突出。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智慧城市催生了一系列如“精细管理”、“网格化管理”和“智能社区”的创新解决方案。这些方法将社会问题，尤其是那些原本分散、固定且实体化的难题，转变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处理方式。多元的力量围绕着治理的核心形成了一种协同效应，通过信息共享，实时连接起城市治理的主体和受众，促进了数据和信息在两者之间的即时交流[5]。因此，公共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强调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以及治理制度的创新，来提升城市的智能和智慧水平。
在乡村治理方面，乡村数字治理还存在着数据层面的开发与应用不足、技术层次上的数字场景难以匹配、平台层面的治理效能难以提升、人员层次上缺乏数字化人才等现实问题[6] [7]。从数字平台赋能乡村治理的机制上看，一方面，数据作为数字平台的生产资源，与平台互为依托，数字平台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培养智能化输出能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不仅支持数据的生产、采集和分析，促进数据转化为生产力要素，而且作为数字平台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平台的业务拓展和运营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从经济社会转型、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现实背景出发，构建数字赋能的乡村治理体系不仅要求制度创新、政府部门的扶持和管理体系的完善，还需求基础设施的支持和技术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不断推动乡村治理效果的提高[8]。
在公共服务方面，由于公共服务具有不可分割、非排他性等特点，它极有可能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其供给经常处于短缺或低效状态，所以公共服务供给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大数据技术能够针对公共服务的特定领域开发多种数据挖掘算法和分析模型，以探寻公共服务供给的潜在规律和独特性，从而为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精确和高效的公共服务[9]。因此，公共服务领域是大数据应用的天然场所。但是，在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过程中，仍面临利益责任难划分、共享标准不统一、政策约束难执行、人才短缺与安全保障不完善等多重困境，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鉴于我国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和信息化认知等方面存在缺陷，政府在提供农村智慧化公共服务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这不利于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精确供给[10] [11]。当前研究显示，学术界对于数字环境中公共服务所遭遇问题的解决仍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对这一领域内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进行理论分析，但在实践经验方面的探索不够充分。因此，尽管大数据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潜力巨大，但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这些问题需要更多地结合现实案例分析，以实现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使其真正惠及每个人。
4.3.2. 数字技术如何更好进行赋能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全面增强国家治理的“数字能力”。通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可以优化治理技术、手段和模式，实现对于复杂治理问题的广泛协同、精确管理、双向互动和跨时空预测，从而提高整体的治理能力。学者认为技术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首先，技术的融合性，指的是将区块链、5G、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技术治理的共同体，从而实现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合。其次，治理的精细化，依托互联网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改变传统的定性认知，提升公共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最后，决策的科学化，通过将技术嵌入到治理平台中，推动智能决策系统的优化升级，有效消解官僚体系中的信息壁垒和“数据孤岛”问题，利用“总体算法”来提升复杂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度[12]。
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所造成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现象引发了学界关注，如数字化留痕、数字信息泛化、数字化作秀等[13]。同时，对于大数据背景下带来的信息、隐私安全也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对于技术赋能的偏差以及带来的问题，相关学者做了解释。有的学者以政府为研究视角，认为偏差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过于迷信技术的作用，将数字化改革当成“一号工程”推动，导致各层级政府和各条线部门过快推进各类数字平台建设，带来了数字平台建设泛滥、基层技术过载、数字负担加重、数据信息冗余等资源浪费问题。同时，也造成数字平台与既有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匹配，平台建设与运行成为基层政府的负担，基层干部工作时间与精力被过多占用，进而导致社会治理资源空转与浪费[14]。有的学者从应用伦理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技术治理是当代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形态，但技术治理具有“双刃剑”的特征。社会治理如果过度依赖技术手段，无视技术治理的基本伦理准则，技术治理所引发的各种伦理问题也将随之暴露出来。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使得技术治理过程与治理伦理目标逐渐分离，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维度被忽视，过度技术化的社会治理必然导致公共权力的越界或滥用[15]。有的学者从数据利用的视角出发，指出政务大数据在开放和共享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技术短板、部门利益、安全陷阱、问责压力与产权纠结等主要障碍和壁垒，这些因素影响了政务大数据的全面开发和有效利用，同时增加了行政、制度和协调方面的成本[16]。还有学者认为，尽管数字技术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在推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风险，包括数据主权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和数据垄断风险[9]。
解决技术赋能偏差以及其带来的问题，一些学者也积极关注解决措施。有的学者认为，数字治理是参与各类数字化问题解决的过程，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平台或企业以及个人。相比其他治理主体，政府在数字治理中有更多约束力和强制力，因此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让技术更好地进行赋能[17]。有的学者认为要想实现社会治理工具与价值的实践统一，则需要在不断研发与创新治理工具的同时找回治理的本源价值目标，在强化技术识别的基础上，凸出治理网络中主体伦理、情感以及经验判断，激发主体责任、优化监督格局和人与器的互补互嵌[18]。因此，在解决技术赋能偏差和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呼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并强调需要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治理工具的同时重视治理的价值目标，并激发主体责任、优化监督格局和实现人与技术的互补互嵌。这些观点为数字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我们能更好地应对数字化问题并实现治理的多维统一。
4.4. 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关键词突现图谱主要用于展示在短时间内关键词频次显著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从而揭示出在特定时间段内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利用软件关键词突现功能，对559篇核心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得出突变强度较高的16个关键词，如图5所示。根据关键词突现期间，将其划分为2016~2019年、2020~2022年和2023~2024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6~2019年)，主要关键词有“互联网”、“大数据”、“政府治理”和“智慧社会”，从关键词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主要研究方向是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以及智慧社会的结合。其中“智慧社会”在2018~2019年突现且突现强度最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智慧社会的目标，这是在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是对我国信息社会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概括。因此，在这一期间学者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背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政府治理以及智慧社会的建设。
第二阶段(2020~2022年)，主要关键词有“人工智能”、“风险”、“社会风险”、“科技支撑”、“风险治理”、“技术赋权”和“智能技术”。其中“社会风险”的突现期间为2021~2022年，突现出现较晚且强度较高。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数字技术在带来巨大潜力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未曾预见的风险。在这个阶段，学者们对数字技术的态度从单纯的乐观主义转变为更为审慎的现实主义，他们开始深入探讨数字技术的深入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局限于个体层面，还可能扩散到整个社会系统。社会风险的突现表明了公众对于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在该阶段，研究重心转向了研究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并开发科技支撑下有效的风险治理策略。
第三阶段(2023~2024年)，主要关键词包括“数字乡村”、“元宇宙”、“乡村振兴”、“数字化”和“数字鸿沟”。其中“数字乡村”、“乡村振兴”的强度较高。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发展进程中，由于地域、社会经济等因素导致的数字技术获取和应用的不平等现象。数字鸿沟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后果使得普通民众或某些区域，尤其是已经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群体和乡村面临融入数字化生活的新障碍，致使这些群体和乡村在享受数字服务与权益方面存在不公平、不平等的情况。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而乡村地区往往是数字鸿沟的重要对象之一。乡村地区由于缺乏合适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覆盖，其居民在数字化生活中面临与城市地区居民不同的数字服务不均等和信息获取不充分的情况。这使得乡村地区的居民依然处于信息孤岛中，难以享受到数字化生活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各种便利与机遇。因此，这一期间的研究重点聚焦在如何缩小数字鸿沟，创造公平的数字化环境促进乡村地区发展。
总体来说，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的研究演进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主要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助力政府治理现代化，构建全面、高效、便捷的智慧社会服务体系。在第二个阶段，学者们的研究转向了数字技术风险的识别、管理和预防，以及利用科技手段赋能社会，实现风险的有效治理。在第三阶段，研究者们致力于解决乡村地区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努力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差距，通过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促进乡村的振兴。这三个阶段的研究主题从早期的智慧社会构建，到中期的数字风险防范，再到目前的数字乡村发展，是从单纯的技术应用扩展到风险管理和社会公平，反映出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不断深化。
Figure 5. The keywords emergence rate timeline
图5. 关键词突现率时间线图谱
5. 结语
基于CiteSpace文献分析工具，对2014年至2024年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了该研究领域的整体概况、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结果表明：(1) 从发文量来看，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具体而言2014~2015年发文量较少，数字技术和社会治理融合的关注度不够且研究力量薄弱；2016~2018年发文量由原来个位数变成10篇以上；在2019年发文量剧增到50篇，在此之后年平均发文量超过50篇，并于2023年达到125篇；(2) 从发文作者共现图谱看，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呈现出一种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规模较大的研究群体；(3) 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及高频词来看，研究热点较多集中在社会治理、数字治理、数字技术、智慧城市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结合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以及文献具体内容分析，研究热点主题聚集在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相关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更好进行赋能这两个方面；(4) 从关键词突现图谱看，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的研究演进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2016~2019年)，主要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政府治理现代化，构建全面、高效、便捷的智慧社会服务体系；第二阶段(2020~2022年)，研究转向了数字技术风险的识别、管理和预防，以及利用科技手段赋能社会，实现风险的有效治理；第三阶段(2023~2024年)，研究转向了数字技术风险的识别、管理和预防，以及利用科技手段赋能社会，实现风险的有效治理。
在数字化背景下，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适应这一新的数字化变革趋势，培养数字化思维，创新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未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研究应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构建稳定的研究共同体，共同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同时可以聚焦前沿，拓展研究热点，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案例。此外，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共建共享正在增加日常生活的透明度，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发展战略和公民个人隐私等方面。除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问题之外，平台经济中的竞争格局、地区和群体间数字权益的平衡、劳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其中涉及的数字劳工议题，以及这些转变对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带来的复杂挑战，同样值得深入探讨和关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数字经济、数据安全、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前沿议题，并探索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新应用、新模式以及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