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论语》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被称为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北宋的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反映出《论语》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同时，《论语》中记载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影响着中国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论语》之于当今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启示意义。
《论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影响。2014年，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社与中国外文局联手主办“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和“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评选活动，在后者排行榜上，《论语》高居首位，法语译者功不可没。《论语》在法语世界的译介历史较为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也是从《论语》等典籍的译介与诠释开始的，自16世纪开始至今，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译本。其中，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的译本，语言晓畅，阐释丰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 译者及译本介绍
法国一直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这归功于早期法国传教士和法国历代学者在翻译、介绍、研究中国典籍方面的重要贡献。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于1895年在巴黎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法译本(Les quatre livres: La grande étude, L’invariable milieu,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 Oeuvres de Meng Tzeu)。顾塞芬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编写过辞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他是这时期汉学家中用法文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为卓著者之一。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评价说：“顾赛芬的法文、拉丁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顾赛芬的译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1]。他的译本被多次再版，是《论语》众多法译本中最经典的译本之一。
在《论语》法译本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中，译者顾塞芬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译介，对于原作中许多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译本中亦可见译者不厌其烦地频繁注解，并灵活采取了诸如注释、直译加补述、音译加阐释等翻译策略，使得译语读者可以详细了解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在当时对中国文化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现代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启示意义。
3. 理论框架
3.1. 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最早由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于1993年在其所作的Thick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2]。阿皮亚认为：“Translation that seeks with its annotations and its accompanying glosses to locate the text in a rich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ontext, is eminently worth doing. I have called this ‘thick translation’”[3]。即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4]。李红霞、张政认为，随着不断深入发展，今日深度翻译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阿皮亚最初定义的“注释或评注”形式，而是包括多种阐释性文本材料，如序言、脚注、尾注、文内释义、文外说明、案语、附笔等等[5]，为译文读者提供背景知识，便于理解和鉴赏源语文化。
3.2. 副文本
“副文本”(paratext)概念最早由法国当代著名叙事学家和文论批评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提出[6] (p. 1)，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热奈特还进一步将副文本细分为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内文本指位于文本内部的副文本，包括封面、标题页、作者姓名、副标题、题词、前言、序言、注释、跋、后记等；外文本指位于文本之外的文本，包括对译者的采访、访谈、书信、日记、出版社的海报、广告等[6] (p. 5)。热奈特认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是由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构成的：副文本围绕在正文本周围，能为文本提供一种氛围，为读者阅读正文提供引导，协调正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读者从多角度、多渠道获取信息，从而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促进图书价值的实现。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顾塞芬《论语》法译本这一具体个案，借助副文本既有的划分标准，结合该译本实际涵盖的副文本类别，对译本的封面及书名、译者序言、文内阐释及文中注释等副文本加以分析，探究深度翻译之于典籍外译的价值及局限性，丰富对深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研究。
4. 顾塞芬《论语》法译本中的深度翻译
4.1. 深度翻译的价值
4.1.1. 封面
顾塞芬的《论语》法译本封面与其他译本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并未选用孔子的经典肖像画为底，而是采用简单纯色封面。虽然无法从图像上获知译者更多的意图，但是封面上较为丰富的文字介绍仍有很大的解析空间。
首先是对于书名的翻译，顾塞芬采取了法语意译加拼音音译相结合的译法：顾塞芬所译《论语》的法语书名为“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中文直译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本书主要内容，使得对这部中国儒学经典不那么熟悉的法语读者能一目了然、迅速对全书有一个大致了解，能在相当程度上吸引汉学爱好者、激发读者兴趣；其次，顾塞芬还将中文书名“论语”音译为“Lun Yu, Luen Yu”，以小括号放于法语书名下方，忠于中文原书名的同时又方便检索查阅以及法语读者发音。
图书封面上除标题以外，还附上了“Les quatre livres III”(《四书》其三)、“Traduit par Séraphin COUVREUR”(塞拉芬·库弗勒译)字样，虽然不排除对译者所翻译的《四书》系列做一推介的考量，但是不可否认“Les quatre livres III”也点明了《论语》在儒家经典中所处的地位，侧面肯定了其价值和可读性，使之更易被读者所选择。
4.1.2. 译者序言
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认识，往往是通过译序和前言加以表达，因而序或跋是解读译者和原文的重要渠道和依据[7]。对于中医典籍等阅读难度较高的专业书籍，译者在对文本进行深度翻译时往往会选择利用序言部分让读者获取大量信息，譬如2020年出版的《金匮要略》英译本便在译者序言里交代了原著成书年代、内容、价值、各注本、古今计量单位的换算等信息[8]，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难度。
《论语》作为儒学而非医学经典，比起补充专业相关的信息，译者更倾向于对典籍由来和核心人物孔子进行介绍。序言第一段用一句“Ce livre contient les enseignements de Confucius, les questions et les réponses qui ont été faites sur l’étude de la sagesse et legouvernement de l’État dans les entretiens du philosophe avec ses disciples, avec les princes et les ministres de son temps [9] (p. 4)”明确了《论语》的主要内容和性质，让读者对全书有了更进一步的总体把握。
紧接着，译者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孔子名字的由来和他的身世传说：在孔子出生前，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有一只独角兽吐出了一本以宝石为缀的书，书言“Un enfant, formé des parties les plus subtiles de l’eau, soutiendra l’empire ébranlé de la dynastie des Tcheou et sera roi sans royaume [9] (p. 4)”，暗指孔子上善若水、将具备出众的政治悟力；又写道孔子出生时天有异象，空中传来歌声唱道“Le Ciel accorde à la prière la naissance d’un fils parfaitement sage [9] (p. 4)”，突显其如天选之子般的不凡智慧。译者序言交代了《论语》的背景信息以及孔子的传奇身世，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于“圣人”的想象，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距离，并且大大激发了读者兴趣，有利于源语文化的对外传播。
4.1.3. 文内阐释及脚注
注释作为一种补偿性翻译手段，能有效补偿译作正文中无法传达的社会历史、文化习惯、语言差异等信息[10]。顾塞芬《论语》法译本在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脚注或文内阐释，或说明背景使译文逻辑清楚，或补充原文隐含、缺失的信息使译文连贯、清楚，或在理顺文理的基础上，对译文进一步阐释说明使得表述更加准确通晓。
【例1】
原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11] (p. 30)
译文：Le Maître dit: Dans la cérémonie Ti, faite par le prince de Lou, tout ce qui suit les libations me déplaît; je n’en puis supporter la vue [9] (p. 21).
译文后附阐释：Confucius blâme l’autorisation accordée aux princes de Lou de faire une cérémonie qui aurait dû être réservée à l’empereur … ils offraient un spectacle pénible à voir [9] (p. 21).
前文提到《论语》是集中地体现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之作，但是该句原文简单精炼、无背景信息说明，且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禘”只能综合意、音译为“la cérémonie Ti”，“灌”则简单译为“les libations”，对于目的语读者而言，该句似乎只是孔子表达个人好恶之言，并无任何深意。基于此，译者选择在紧挨译文之后补充解释孔子何出此言：其一，“禘”原是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的大祭礼，而这里鲁国国君被允许主持禘礼实则是对传统礼仪的一种颠覆和僭越；其二，禘礼要向“尸”献酒九次，第一次献酒称作“灌”(祼)，鲁国国君等人在第一次献酒的时候尚保有些许诚意，随后就表现得越发懒散、不重视，仿佛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孔子不忍卒视。这一句是想表达孔子对于传统礼仪的尊崇，认为应当深刻理解传统祭祀之礼的真正精髓所在，勿忘天地祖先，保持恭敬虔诚。译者以将近一页的详尽阐释，揭示了孔子言论的背景，突显了语句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并尊重源语文化。
【例2】
原文：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11] (p. 208)
译文：Quelqu’un ayant demandé à Confucius ce qu’il pensait de Tzeu tch’an, le Maître repondit:
- C’est un homme bienfaisant.
Le même lui ayant demandé ce qu’il pensait de Tzeu si, il dit:
- Oh! celui-là! celui-là! [9] (p. 133)
译文脚注：(celui-là) Ne m’en parlez pas! [9] (p. 133)
此处涉及文言文中语气词的理解。原文“彼哉！彼哉！”是表示轻蔑的习惯用语，译者选择在正文中将其直译为“celui-là”，但目的语读者缺乏足够的前后语境，难免对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的指示代词感到一头雾水，因此译者再添加脚注“Ne m’en parlez pas!”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到该句的语气，读者结合前后文给出的信息，不难理解到孔子对于后者给出的是消极评价。
4.2. 深度翻译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在典籍外译实践中，借助深度翻译确能使原文深刻的文化内涵在目的语中很好地得以再现。然而译者采用深度翻译策略是否总是有利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呢？如若不能，影响因素又可能存在于何处？下例或可从一定角度作出回答。
【例3】
原文：子曰：“有教无类。”[11] (p. 247)
译文：Le Maître dit:
- Le sage admet à son école tous les hommes, sans distinction. [9] (p. 155)
译文后附阐释：Les vertus que la nature donne à chaque homme (avec l’existence) sont parfaites en elles-mêmes. La différence des bons et des méchants est due à la différence des éléments dont leurs corps sont composés, et des habitudes qu’ils ont contractées. Lorsqu’un sage tient école, tout les hommes peuvent, sous sa direction, recouvrer la perfection primitive de leurs vertus naturelles, et mériter de n’être plus rangés dans la classe des méchants [9] (p. 155).
目前学界主要从施教者和受教者两个维度去诠释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前者将“有教无类”理解为施教者应秉承的价值观念，即施教者对受教育的对象应一视同仁而无有等类之分；后者则将“有教无类”解释为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即受教者皆可通过接受教育而消除善恶品行方面的个体差别[12]。虽然两种解读在学界都不乏拥护者，甚至还存在其他的诠释视角，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教无类”一语本身便存在语义上的多维解读性。因而译者在对原文进行译介时，或可选定其中一种自己认可的解读向目的语读者传达，或可保留原文的多维解读性留待目的语读者体悟。
反观此译例，顾塞芬在对正文的翻译中添加“Le sage”作为主语，实则可以视为译者已经选定了从施教者维度来解读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强调施教者对受教者不分类。但译者又在紧随译文正文后附的补充阐释中论述道：人的品性天定，但在君子或智者的教导下皆可恢复完美的道德天性，从而个体间不再有善恶等类之分——又转向了从受教者维度进行解读。译者这样的处理方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语境，但是是否更有利于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却有待商榷。究其原因，乃译者在借助文内阐释等副文本形式对原文作深度翻译的过程中，补充阐释什么、从什么角度加以阐释等，实则取决于译者的偏好和翻译目的，难免带有较浓厚的主观性色彩[13]，继而有可能阻碍目的语读者循着原文逻辑而形成自己的开放式理解与观点。因此在探讨深度翻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被运用于翻译实践中的价值的同时，有关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的思考也不容忽视。
5. 结语
顾塞芬的《论语》法译本借助封面文字、译者序言、文内阐释、文中注释等一系列内副文本补充了大量信息，对原文进行了深度阐释，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汉法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不对等，使得译文能够有效传递原文信息，使读者得以领略儒家经典《论语》的全貌。深度翻译是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一种有效尝试，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有助于再现中华文化及其文化身份。但是同时也须注意，深度翻译亦当有度，避免任由译者主体性发挥，过度自由消解原作的固有内涵，以致影响译文阅读的流畅性和读者思维的连贯性，产生消极的翻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