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与东盟为邻，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持续推进两地以“语言相通”为基础的“五通”建设，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构建的加速，东南亚地区对中文教育的重视与支持大增。自90年代以来，东盟多国出台激励政策，“汉语热”持续升温，促进了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罗幸，2013) [1]。“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文教育提供了契机，也促进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双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洪柳，2018) [2]。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交流合作领域仍拥有巨大的拓展潜力和空间(周琼，2022) [3]。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6.2.R4版本)，剖析了2014至2024年间东盟国家中文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笔者通过构建详尽的知识图谱，旨在直观、科学地揭示这一时期内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研究的热点议题、动态演变路径及前沿探索方向。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取文献样本均来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研究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将时间跨度限定在2014年1月1日~2024年5日31日，对CNKI总库中有关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进行收集。为保证数据检索的全面性，将检索公式确定为：“汉语/中文/华文/华语 + 东盟十个国家名称”。
随后，对初步检索到的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精细化处理：首先，通过人工方式剔除与本研究主题不直接相关的文献，再利用Refworks文献管理软件，将筛选后的期刊文献导入，随后以TXT纯文本格式导出。在此基础上，笔者亲自逐篇审阅了导出的期刊文献，再次剔除了与研究主题不符的条目，最终精选出853篇有效期刊文献。检索工作于2024年5月31日完成。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陈超美博士与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 (6.2.R4版本)。笔者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还会使用到Excel进行辅助数据统计，将所导出的TXT纯文本格式用“download_”进行命名，然后将文本导入到CiteSpace软件中，通过设置相应参数进行数据分析，从“发文趋势图”、“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突现词谱”等参数对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相关领域的文献(2014~2024年)进行实证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发展态势
过去的十年间，有关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相关的实证研究已超800篇，图1为笔者对CNKI中检索到的853篇有关“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研究有效实证文献的总体统计情况。
第一阶段，即2014年至2017年，是研究的平稳发展期。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秋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张亚蓉，2018) [4]。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了一场的演讲，中方表达了与东盟各国深化海上领域合作的强烈愿望，提出将充分利用中国政府特别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双方共同致力于打造一条符合21世纪发展需求的“海上丝绸之路”(洪柳，2018) [2]。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语热”持续高涨，汉语教学受到各国民众的广泛青睐。在此期间，尽管每年的文献发表量略有减少，但整体降幅较为温和，显示出该领域研究在整体趋势上有所降低。
第二阶段从2018年开始至2019年，迎来了一个显著的上升期。这一时期，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的研究热情高涨，年度文献发表量实现了大幅度攀升，并在2019年达到了一个高峰。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着力加大汉语国际推广力度，支持更多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吴勇毅，2020) [5]。这反映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的不断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价值日益凸显，吸引了更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与投入。
进入第三阶段，即2020年之后，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量却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宏观理论体系已初步构建完成，国内外学者就该领域内教师素质、教材编写及教学方法等核心问题的研究已达成基本一致(郭元兵，蔡昌卓，2022) [6]。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语言障碍和文化冲突，合作国家和地区意识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需要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对接国际中文教育市场需求(何茜，2024) [7]，这预示着该领域的研究正在经历一次新的调整与深化，为未来的突破与发展积蓄力量。
Figure 1. Empirical studies published
图1. 实证研究发文量情况
3.2.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提炼文章研究焦点与未来发展趋势的标识，中心性数值是衡量关键词影响力大小的关键指标(董江苹和徐华，2024) [8]。笔者在运用CiteSpace进行分析时，节点选择“关键词”，当一个关键词的中心性超过0.1时(见表1)，它便被视为一个核心节点，在相关研究领域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图2中关键词之间的连接线条，其粗细程度反映了关键词在文献中共现的频率高低，即连线越粗，表明两个关键词在多篇文献中共同出现的次数越多，关系越紧密。其中，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核心节点有“华文教育”、“东南亚”、“泰国”、“现状”、“汉语”、“汉语教学”等。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1. Top 10 keywords in terms of intermediary centrality
表1. 中介中心度前10位的关键词
序号 |
频次数 |
中心性 |
年份 |
关键词 |
1 |
56 |
0.25 |
2014 |
汉语 |
2 |
101 |
0.2 |
2014 |
泰国 |
3 |
25 |
0.16 |
2014 |
偏误分析 |
4 |
29 |
0.13 |
2015 |
东南亚 |
5 |
68 |
0.12 |
2014 |
华文教育 |
6 |
23 |
0.11 |
2014 |
泰国学生 |
7 |
20 |
0.11 |
2014 |
现状 |
8 |
13 |
0.11 |
2017 |
教学策略 |
9 |
27 |
0.1 |
2014 |
对外汉语教学 |
10 |
23 |
0.08 |
2014 |
偏误 |
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可能位于两个大型聚类或子网络的中间，因此称为中介(Freeman, 1979) [9]。笔者利用CiteSpace统计了中介中心度前10位的关键词(见表1)，其中“汉语”的中介中心度为0.25，居首位。“泰国”“偏误分析”“东南亚”“华文教育”“教学策略”等关键词紧随其后。
结合图2和表1分析发现，这些关键词均属于东盟中文教育这一大聚类。东盟中文教育这一大聚类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进行分析。宏观层面包括：发展战略、事业发展教育规划、学科建设、课程标准体系等；微观层面包括：中文教学研究、中文本体研究、中文习得研究等等(李宝贵，2022) [10]。
1) 宏观层面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视东盟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大量的交际型通用汉语人才和了解中国文化、精通中文的高级汉语人才来支持其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国家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窗口，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是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办学质量和培养国际化人才具有重要使命(江琳，2024) [11]。
截至2023年，东南亚地区的11个国家中(除文莱外)，共设立了60所孔子学院/课堂，包括43所孔子学院和17所孔子课堂。当今，孔子学院/课堂是中国与东盟之间搭建起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重要平台。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已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新加坡中小学开设华语课，马来西亚拥有完整的华文小学、独立中学和高等教育，已形成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中文+职业技能”的教育模式迅速在东盟国家落地实施，但由于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师资队伍建设阶段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庞芳，2024) [12]。蓬勃需求催生新教育模式，东盟“中文 + 旅游”融合国际中文与旅游职业教育，兼顾人才培育与就业，其课程培训受到热捧(赖紫弦，2024) [13]。在规划汉语课程时，应当积极借鉴东盟各国本土教育机构的汉语教学模式，以增强中文教育在东盟各国的推广力度与可行性，从而促进汉语文化的学习与传播(毛延生，2023) [14]。
综上所述，东盟国家的中文教育发展深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孔子学院/课堂和中外合作办学为中文学习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的建设、发展策略和课程体系等方面亟待进行深入研究。
2) 微观层面
通过图2和表1我们可以发现，关键词中有关“文化教学”和“汉语本体知识”出现的次数最多。
通过对文献分析发现，目前学界有关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教学。教育受文化影响，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念，牵引教育深层价值取向，文化影响教育根基，影响组织、制度、方向，形成结构取向模式，教育系统在文化塑造下，发展出既合逻辑又具文化特色的结构模式(冯帅，2023) [15]；二是中文语言本体的研究。例如: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及其偏误分析等方面；三是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方面的探究；四是课堂教学管理，以泰国为例，影响课堂教学管理的原因可分为“大环境因素”(也可称为“外部因素”)和“小环境因素”(也可称为“内部因素”) (刘慧青，2020) [16]。五是学习者习得过程，其中包括学习动力研究和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
总的来看，有关东盟中文教育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从教学本身出发。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强化中文教师培训和教材体系的建设，加大教学研究，拓展汉语水平测试至全球，促进汉语传播，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不仅需要汉语教师/志愿者、本土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中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3.3. 新兴研究热点分析
突现关键词，即那些在特定时间段内使用频率显著激增的词汇。东盟中文教育研究关键词的突现情况见图3。如图所示，Year表示关键词出现的年份，Begin表示关键词开始突变的年份，End表示关键词突变完成的年份，Strength强度表示突变的强度，强度值越大，意味着该关键词在该阶段不仅被频繁提及，而且其影响力也很显著。
Figure 3. Keyword emergence map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ASEAN
图3. 东盟中文教育研究文献关键词突现图
Figure 4. Timeline map of Chinese language driving research literature in ASEAN
图4. 东盟中文驾驭研究文献时间线图
从图3和聚类时间线图4可以看出，总体研究是围绕“汉语教学”、“国际中文教学”、“文化教学”三个主题进行研究。
在2014年到2019年期间，研究热点主要以各个国家的中文本体知识教育研究为主，包括“对比分析”、“教学建议”、“汉语国际教育”。究其原因是在2021年之前“汉语国际教育”还未更名，2021年后，“中文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上位词开始凸显。学科建设还在逐步完善中，相关研究深度欠缺。在2020年到2024年期间，研究热点更倾向于宏观层面的“国际中文教育”和“华文教育”。随着疫情结束和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以构建高质量本土中文教学资源为核心，专注于“讲好中国故事”，并推动国际中文教学资源体系的全面建设，这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郭晶，2024) [17]。
通过以上分析，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研究除了从微观层面研究汉语本体知识的教学和宏观层面的中文教育发展策略研究以外，还将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中文教育与数字化进行结合，促进国际中文智慧教育的协同创新与发展。同时还应关注“本土化教学”和“中文 + 职业教育”等方面的热点话题。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中收录过去十年(2014~2024年)内东盟国家中文教育研究的853篇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针对于汉语本体知识教学和中文本土化教学，除了要提高中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和理论知识水平以外，还要关注中文教师的薪资待遇，创造友好互助的工作氛围从而增强中文教师的职业忠诚度(李欣，2024) [18]。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经贸和旅游的快速发展需要开发与新兴行业紧密结合的中文教学资源，包括中文教材和中文课程，传统的、仅聚焦于语言学习的中文课程和教材已不能满足各行业对中文综合人才的培养(曾小燕，2024) [19]。为了有效推进文化传播工作，我们应当深入关注东盟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精准把握其需求与期待，避免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这样能有效避免陷入“文化帝国主义”的误区并推动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迈向新高度(吴楠，2022) [20]。在中文教育和融入数字技术的过程中，紧密联结产业、教育和技术三大领域，创新本土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将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深度融合，打造“中文+职业技能”的数字化教育新生态(石琳，2024) [21]。以上见解和启示，源于对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历史轨迹和对当前研究热点的分析，同时紧密结合了社会发展的动态趋势，预示了未来国际中文教育融合数字技术、促进本土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以及拓展“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模式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