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㑇梅香》是元人郑光祖效仿《西厢记》撰写的一部杂剧作品，塑造了一位与红娘形象相似的婢女形象——樊素，在继承红娘形象的基础上亦对其进行了一定改写。首先是人物形象的来源及演变存在差异，红娘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中唐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㑇梅香》虽是元人郑光祖效仿《西厢记》撰写而成，但其人物原型可追溯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爱妾；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地位差异，红娘是作为监视者形象出现的，处处受到限制，处在下位者的状态，与之相比，樊素则是小姐的侍读，同样知书达理，并非普通的粗使丫鬟，带有上位者的气息；此外，二者的性格塑造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不同，《王西厢》中的红娘一角是更具底层人民气质的，豪爽泼辣但又狡黠聪慧，但《㑇梅香》中的樊素却是极具学究气的，演绎出了另一种颇具特色的“红娘”形象。
Abstract: The Fragrant of Plums is a Yuan dynasty zaju play written by Zheng Guangzu, modeled after The Romance of Western Chamber, featuring a maid character similar to the image of the matchmaker—Fan Su.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image of the matchmaker, it has also been rewritten to some extent. Firs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s. The figure of the matchmaker first appeared in the legendary Biography of Yingying by Yuan Zhen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Although The Fragrant of Plums was written by Zheng Guangzu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 Romance of Western Chamber, the archetype of the character can be traced back to Bai Juyi’s concubine in Tang Dynasty. The second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status of the character image. The image of the matchmaker is portrayed as the monitor, constantly restricted and in the state of the next, compared with Fan Su, who is the person who serves lady read, embodying both literacy and propriety, and is not an ordinary coarse servant girl, carrying an air of authority.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shaping of the two personalities. The matchmaker in The Romance of Western Chamber is more of the temperament of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bold and fierce but cunning and intelligent, while Fan Su in The Fragrant of Plums is very academic and deduces another unique image of “matchmaker”.
1. 引言
在古典名剧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除了崔张二人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为二人牵线搭桥的丫鬟红娘亦是被着力塑造的人物之一。红娘的形象在古代万千侍女中是独树一帜的，她一方面促进了《西厢记》的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其敢于争取正当女性权利的行为使这一角色的艺术生命力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史、艺术史里，而是从戏剧故事中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对于红娘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学者多从文学作品出发，与戏剧研究相连，并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红娘现象”，研究主要集中在红娘人物形象特征的分析、红娘形象演变过程及原因、红娘形象存在的意义、红娘形象在作品中的作用等方面。
其实，“红娘”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母题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仍旧在继续焕发生机活力，如元人郑光祖所作的《㑇梅香骗翰林风月》。它讲述了秀才白敏中因与裴尚书之女小蛮有婚约而前往寻亲，却遭遇裴夫人毁约，又在裴府伴读丫鬟樊素的帮助下与小蛮暗通款曲，最终高中状元与小姐结为连理的喜剧故事。作品在立意、人物、曲辞上对《西厢记》多有因袭，甚至部分内容是直接挪用《王西厢》中的原词原句，虽然其总体价值难以比拟《王西厢》，但其依照“红娘”形象所刻画的丫鬟形象樊素，在原有基础上又进行了不少改写，一些地方也颇有新意，如二者在人物形象的来源及演变、人物形象的地位以及形象性格塑造上都存在着诸多不同。
2. 人物形象的来源及演变差异
“西厢故事”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并流传，此后很多人都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进行了接力式地改编创作，写就了多种文学样式的“西厢故事”作品。红娘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中唐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1]但其形象仅仅是士人阶层笔下的一个普通的婢女形象，是故事情节的引线人。她在《莺莺传》中仅出现过几次，与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婢女形象一样，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独特之处。真正让红娘摆脱这种木讷工具人形象的是《董西厢》，【般涉调·墙头花】：“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鹘鴒那儿掉。曲弯弯的宫样眉儿，慢松松地合欢髻小。裙儿窣地，一搦腰肢袅。百眉的庞儿，好那不好？小颗颗的一点朱唇，溜忉忉一双绿老。不苦诈打扮，不甚艳梳掠；衣服尽素稿，稔色行为定有孝。见张生欲语低头，见和尚佯看又笑。”[2]这里就可以看出《董西厢》中的“红娘”已经成为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了，不仅有对“红娘”细致的外貌描写，其语言数量亦较《莺莺传》有了质的增长。最终真正让“红娘”这一角色大放异彩，家喻户晓的便是《王西厢》，红娘在其笔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物，她由刚开始暗中协助崔张，到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去打抱不平，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的自觉追求的态度，“红娘”形象再次得到了升华。
《㑇梅香》虽是元人郑光祖效仿《西厢记》撰写而成，其中的丫鬟“樊素”也正是一个“红娘”式人物，但其人物原型可追溯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爱妾。白居易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即其二妾的名字，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盛唐时期蓄养家妓成为风俗，作为少年显才华、中年锋芒毕露、晚年安享的著名诗人，白居易蓄养的歌姬可谓“济济一堂”，成名者便有樊素、小蛮二人。如此风流雅事自然成为戏曲舞台上的常客，以樊素、小蛮为名入戏的便有《㑇梅香》，不过和樊素、小蛮演故事的不是白居易而变成了白居易的从弟白敏中。郑光祖以白居易的两位美妾为自己戏剧的主人公，而樊素与小蛮两位女子为白居易蓄养的家妓，其实本无主仆地位之别，这也可能是为何在《㑇梅香》中樊素虽为丫鬟，却在剧中可与小姐小蛮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女主角小蛮，成为真正的女主角。
3. 人物形象的地位差异
在古代，尊卑贵贱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西厢记》中红娘的位置非常重要，许多情节设置正是需要其引出，但从本质而言，红娘还是一个婢女，是一个仆人，很多地方受到老夫人或者小姐崔莺莺的限制。而在《㑇梅香》中，郑光祖则有意把婢女作为主要塑造对象，安排正旦扮演婢女樊素主唱，而将她所服侍的小姐，也是剧中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小蛮置于次要地位。在元杂剧中，杂剧题目往往会昭示出故事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而郑光祖将此剧命名为《㑇梅香骗翰林风月》，则明确告诉观众此书是为“梅香”立传，“梅香”通常是作品里的次要人物，为“杂”角，不能唱，科白也少，但此题目却表明主人公正是在剧中充当“梅香”一角的樊素，而《西厢记》题目《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已经明确标出是为小姐莺莺而写。
此外，《王西厢》中，红娘是作为监视者形象出现，是老太太的“耳目”，老夫人让红娘服侍莺莺，其实是叫红娘监视莺莺：“(红云)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旦云)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红云)我到夫人处，必问：“这小贱人，〔金蕉叶〕我着你但去处行监坐守，谁着你迤逗的胡行乱走？”[3]以上这两段都可以看出红娘最开始怀有替老夫人监视崔莺莺的目的出场的，而红娘也是依靠这一身份获得老太太的信任，成为老太太与崔莺莺之间暗中联系的纽带。在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而四处去打听时，红娘以“男女授受不亲”向张生泼冷水，到后来老夫人悔婚，她也慢慢地看到张生对莺莺的一片痴心以及莺莺对张生的迷恋，因而红娘从监视者慢慢转变成崔张二人爱情的助力者，这存在着一个转变的过程。但樊素一开场则更多是作为侍奉者，“更有一个家生女孩儿，年一十七岁，与小姐作伴读书。他好生的乖觉，但是他姐姐书中之意，未解呵他先解了。那更吟咏写染得都好。一番家使他王公大人家里道上覆去呵，那女子并无一句俗语。都是文谈应对，内外的人没一个不称赏他的。”[4]这一段文字不仅抹去了这一角色原本处于“下位者”的监视功能，甚至将其赋予了“上位者”所独有的诗书气息，樊素虽是丫鬟，却是与小姐作伴读书，甚至天资更加聪慧，这一点也再次明确了樊素作为本剧主人公的地位。
4. 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差异
《王西厢》中的红娘具有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老夫人让红娘服侍莺莺，其实是叫红娘监视莺莺。红娘从最开始的监视到真心为崔张二人爱情四处奔走、出谋划策，从一种暗中地“反叛”老夫人到敢于正面与封建礼教作斗争，她心底不满封建礼教对年轻人的束缚，帮着莺莺张生隐瞒老夫人，为莺莺穿针引线，又明白自家小姐的性子，去揣测小姐心思，忍受着小姐的怀疑和指责，并且还要防着老夫人，真的是煞费苦心，劳心劳力，承担着种种压力，义无反顾地去帮助小姐和张生的爱情，成为莺莺张生爱情的助力。由此可见，红娘是颇具侠义之气的丫鬟角色，因而其唱词也往往更贴合底层群众，“(红云)……你休慌，妾当与君谋之。(末云)计将安在？小生当筑坛拜将。(红云)妾见先生有囊琴一张，必善于此。俺小姐深慕于琴。今夕妾与小姐同至花园内烧夜香，但听咳嗽为令，先生动操。看小姐听得时说甚么言语，却将先生之言达知。若有话说，明日妾来回报……”[3]这一段中的“俺”、“甚么”两词都是颇具俚俗意味，可见《王西厢》中的红娘一角是更具底层人民气质的，豪爽泼辣但又狡黠聪慧，是作者王实甫所塑造出来的成功的底层群众形象。
而在《㑇梅香》中的樊素却是极具学究气的，虽然这也是这部剧作历来为人所诟病的缺陷之一，但也的确塑造出了另一种颇具特色的“红娘”角色。如果郑光祖对这一形象的定位一开始便是小姐小蛮的侍读，而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粗使丫鬟角色，那么樊素与小姐一样精通书典便也是可以说得通了。
不同于古代戏剧中常见的语言粗俗，目不识丁的仆人，在《梅香》中裴夫人介绍了樊素作为家生女儿，诗书吟诵都是极好的，其学识、素养别具一格，这也使得她的语言风格充满了学究气。首先，在白敏中因情痴而病的情节中，白敏中把情思诉予樊素，求她帮忙成全自己和小姐，在听到白敏中如此越礼之念时，她断然拒绝，说道：“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夫子云：‘戒之在色。’足下是聪明达者，况相国小姐，禀性端方，行止谨恪，至于寝食举措，未尝失于礼度，乱于言语，真所谓淑德之女也。今足下一见小姐，便作此态，恐非礼么[4]？”由此可见，樊素从小耳濡目染，深入骨髓的礼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了封建卫道士的维护者。此外，当樊素帮白敏中传递书简时，小姐左右摇摆，担心私情暴露而斥责樊素时，樊素则是不慌不忙地指出是阿蛮自己“行为不端”在先：“今小姐不从母训，不修女德，背慈母以寄简传书，期少年而逾墙钻穴，以身许人，以物为信。近日慵妆倦绣，推称春困，原来为此。”[4]樊素与小姐针锋相对且毫不落于下风，其具有诗化的语言风格，有理有据，使人难以辩驳，与《王西厢》中红娘一开口，就拿起“信义”来说事情，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族利益的样子，用封建教条来压住老夫人，使老夫人无话可说，直接击其要点是颇为相似的，只是被批驳的对象转变为了小姐阿蛮。
此外，樊素也并非只是一味维护封建礼教，只是在当时深受传统礼教约束的时代背景之下，其与小姐在幼时便一同受到“孔孟之道，周公之礼”的浸染，难免做事难逃束缚。但在其身上仍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如在裴夫人发现小蛮与白敏中的私情后，拷问樊素时，这一节亦可与《王西厢》中著名的“拷红”片段相对照来看。拷樊：“(正旦云)夫人有四罪。(夫人云)我有那四罪？(正旦云)不从相国遗言，罪之一也。不能治家，罪之二也。不能报白氏之恩，罪之三也。不能蔽骨肉之丑，罪之四也。”[4]樊素这四则罪责的质问是层层递进的，与红娘一样，樊素在为两人传书递简中感受二人的真挚感情，在面对封建夫人的斥责时，她不卑不亢，为小姐的爱情据理力争，展现出了和《王西厢》红娘一样的聪慧狡黠。我认为虽然作为下层丫鬟身份的樊素似乎不如红娘那般贴近现实生活，也不如其鲜活灵动、有血有肉，但是其似乎更加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其与小姐阿蛮一样有摇摆不定、畏畏缩缩的性格缺点，固然不如红娘那般潇洒豪爽，但也是契合其角色身份的，正如《红楼梦》中所塑造出来的一系列丫鬟角色，虽为丫鬟，但在簪缨世家贾府的熏陶浸淫下，亦能知书识礼，丝毫不逊色于主子。如果从此初衷来考量这一角色，樊素也可以看作是对“红娘”角色的另一种解读。
5. 结语
郑光祖看到了红娘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之处，但或许因受限于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使得《㑇梅香》无法像五本二十一折的《王西厢》在刻画人物与描述情节上那样地全面细致，故在部分地方存在粗陋之嫌，部分情节也不如《王西厢》那样过渡自然。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㑇梅香》也从其人物角色的定位及塑造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如果说泼辣果敢的红娘是王实甫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底层人民群众形象，更为贴近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面貌，那么樊素则是文人士子心目中读书识礼的闺秀伴读，樊素作为小蛮的婢女，对其颇具书卷气的描写，也更衬托出小姐小蛮的不俗，二人相辅相成，所贴近的便是颇具文化底蕴的世家大族。此外，樊素形象的塑造，也说明了作家和读者对这一类“红娘”式人物的喜爱，促使众多剧作家乐此不疲地用自己的方式重塑着心目中的“红娘”形象，这也从本质上说明了“红娘”这一角色的独特魅力，其中蕴含的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于智慧与善良并存女性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