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变大，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关注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是促进城市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必要之举。城市务工人员的语言能力与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指数紧密相关，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生活侧影。因此，对城市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语言呈现的调查研究非常重要。
外来务工人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选择生存空间，客观上提高了劳动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增加了自身的劳动收入，但在脱离原生环境，努力适应城市新环境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存在一定身心健康问题。在该过程中，语言发挥自身的文化符号性影响着个体的在群体中的分类，在适应初期阶段，由于自身的交际方式、生活习惯等尚未完成转换，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的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在争取优质的社会资源上处于劣势，身份认同出现危机。
目前国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移民群体，但移民语言状况与文化图式的转变模式与国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一致，具体呈现为双言与双语、文化重叠度的不同。广州河网密布，交通发达，历史悠久，包容性强，且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阵地，故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多，其研究地(岑村、长湴村)具有典型性与可行性。故本次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分析广州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及语言适应性等方面的问题与现状，并研究上述因素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发生机制，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外来务工人员输入数量众多的城市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提供研究范例，丰富社会语言学的实践依据。
2. 文献回顾
2.1.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自我评价的幸福，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的特点[1]，生活满意度是关键指标[2]。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可以简单被归纳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指人自身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客观因素主要是指外在环境对身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地位与社会融入两大方面。
2.2. 语言能力与主观幸福感的互动关系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人力资本，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融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构建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掌握当地的主流语言有利于融入当地群体，获得社会支持与资源分配。赵毅衡认为，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确定自身，而确定自我的途径，是通过身份。在具体表意中，自我只能以表意身份或解释身份出现[3]。人们在不同的语言使用层面上构建身份认同。在交际互动层面，人们通过多种口音之间的转换来构建身份，他们的某些语言特征也会“透露”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身份认同要素[4]。
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满足人力资本构成的三个要素条件：其获取需要成本、能给人们带来收益、依附于人体，语言能力影响劳动者收入的作用机制主要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劳动者就业机会、影响劳动者生产效率、影响劳动者的人际网络[5]。总的来说，语言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元素，语言能力能转化为经济收入，且与信息搜集与社会融入呈现正相关关系。
3.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3.1. 假设1：基于广州市的居住人口结构，普通话相比于粤语更具有影响力
广州市外来人口数量基数大，在沟通交流与社会资源分配中普通话相比于粤语更具有影响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地区间货物与人员的沟通交流，方言的情感价值大于经济价值，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官方通用语言，在提高沟通效率，增强不同地区人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广东作为外来人口大省，普通话是外来人员与广州本地人共同的语言认知范畴，且广州改革开放时间久，具有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特点，故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普通话相比于粤语更具有影响力。
3.2. 假设2：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能侧面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主观幸福感
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能反映个体的语言使用感受、自我身份认同与语境整体氛围，两者的数据能侧面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库利的“镜中我”概念指出：“自我”这一概念是在同他人进行交往或互动是产生的[7]，即“自我”与“他者”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类似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物理学中每个物体通过外界的参照物确定自身的位置，而在社会互动中，“主体”则通过“他者”的观点了解自身，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则是对他人观点的反映。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能反映出他们在不同语境下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度，语言态度能反映出他们融入当地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意愿强度。
3.3. 假设3：普通话的语言能力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互动关系
社会融入与经济地位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传导机制，普通话的语言能力是该传导机制的媒介，普通话的语言能力会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引导外来务工人员提高其语言能力。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外显标志，能呈现个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等，是进行社会分类的文化符号。语言经济学指出，较高的语言能力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概率，减小交易成本，改善人际交往[8]，外来务工人员本身具有获得本身的方言作为一种弱势符号，若想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获得更多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则需要调整自身的普通话语言能力，通过提高普通话语言能力能够展现自身的教育水平与文化素质，获得社会认同，在社会支持与资源分配上占据良好地位。
4. 研究过程
4.1. 数据来源
团队选择岑村、长湴村作为主要的调研地。本文随机选取了250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剔除问卷答案都为一致，问卷时长小于60秒的人群，共计44份，回收有效问卷206份(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overview of sampl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1. 样本人口特征统计概况
名称 |
选项 |
频数 |
百分比(%) |
性别(n = 205) |
男 |
102 |
49.76 |
女 |
103 |
50.24 |
是否从小居住在广州 |
是 |
60 |
29.13 |
否 |
146 |
70.87 |
21~30 |
25 |
12.14 |
31~40 |
110 |
53.4 |
40岁以上 |
24 |
11.65 |
合计 |
206 |
100 |
4.2. 研究内容与分析思路
根据上述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语言能力能影响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其主观幸福感能反映其语言能力，且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能反映被调查者主观幸福感指数，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有以下三点：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基本情况，并通过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总结其主观幸福感，进一步讨论主观幸福感与语言能力的互动关系，最后从宏观与微观、政府与社会的角度对语言能力提高、城市语言生态环境提出建议。
4.3. 研究方法与过程
为确保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与数据真实性、有效性、多样性，笔者运用资料收集方式对调研地展开预调研，了解调研地的人口来源结构与工作特点、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支柱等社会情况，并采用访谈调查法，综合运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与人员校验法进行提问，最后获样本按事先所设标准导入SPSS软件进行定量统计，分析调研数据。
5. 描述分析
5.1. 样本人口特征分析
5.2. 城市语言环境基本情况分析
对于“在广州市的语言交流环境中，下列哪种语言更具有影响力？使用频率更高？”，有70.95%的受访者认为普通话的影响力更广，有29.05%的受访者认为粤语的影响力更广，没有受访者填“其他”选项，故广州作为外来人口大省，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普通话相比于粤语更具有影响力。
5.3. 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情况分析
5.3.1. 语言能力
(i) 对自身普通话的主观性评估
调查数据显示，有12.5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普通话的熟练程度不够，妨碍了一般的交际。有25%的受访者表示虽然他们的普通话熟练度不算高，但还是可以进行一般的交际。有62.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普通话的熟练度比较高，并符合标准。显然，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普通话熟练度达到了标准或比较熟练，只有少数受访者觉得自己并不熟练，妨碍了一般的交际，说明大部分广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水平能满足日常的交流。
(ii) 对学习普通话难易程度感知评价
调查数据显示，有62.93%的受访者表示学习普通话有一定难度，有37.08%的受访者表示学习普通话较简单，说明不同的群体对于普通话的学习感知力不同，但由于受原语环境的影响，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学习普通话有一定的难度。
(iii) 学习、务工前后的语言能力变化
调查数据显示，有22.76%的受访者表示在广州务工或学习期间，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变得更加不熟练和标准。有43.45%的受访者表示在广州务工或学习期间，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有33.8%的受访者表示在广州务工或学习期间，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变得比较熟练标准，可以进行一般交际。说明若无外界因素的干涉，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能力仍沿袭着原语环境的影响。
5.3.2. 主观幸福感
(i) 语言使用
(a) 方言的使用感受
对于“在广州使用家乡方言让我感觉不自然”调查数据显示，有63.53%的受访者选择“不同意”选项，有16.47%的受访者选择“一般”，有20%的受访者选择“同意”，故从整体上看，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在广州使用方言相对自然，文化氛围开放，城市语言生态环境包容度较高。
(b) 不同语言场景下的语言种类使用
就语言使用情况而言，据使用场合与交流对象的不同，在粤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在语言选择上整体呈现出一种自觉的规律性。在面对越是熟悉的对象、日常的场合时，其对相应方言的使用概率越高；相对的，在面对越是陌生的对象、正式的场合时，其使用普通话的倾向则越高。在这一趋势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与他人交流时，受访者的语言选择情况实际上是较为均衡的，家乡话(40.39%)与普通话(39.08%)的使用倾向并未构成悬殊的差距，甚至另有20.5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二者使用频率持平。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能根据不同的社会场景与社交需求，顺利地完成身份转换，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对统一自洽。
(ii) 语言态度
对于“使用普通话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有18.36%的受访者选择“不同意”，19.9%的受访者选择“一般”，61.82%的受访者选择“同意”。对于“普通话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职业或收入水平”，有17.42%的受访者选择“不同意”，28.36%的受访者选择“一般”，54.23%的受访者选择“同意”；对于“普通话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融入”，有3.97%的受访者选择“不同意”，13.37%的受访者一般认同，82.67%的受访者选择“同意”。
综上所述，数据显示大部分人都认可普通话能体现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职业与收入、社会融入度，其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语言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代表着人类社会深刻的文化含义与符号隐喻性，普通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交际工具，表达者对自身的语言能力的评价与对普通话本身“权势”“地位”等语言本体的多维度评价，这两者结合便可以反映出表达者个体对自身目前生存现状的定义与社会集体对于普通话的价值判断，结合“语言能力”板块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普通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职业”“收入”“群体特征”等集体潜意识的解释项，而广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语言能力自我评价良好，不妨碍沟通交流，证明广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相对自洽，再社会化与身份转换过程流畅，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
5.3.3. 语言能力与主观幸福感的互动机制
(i) 普通话的中介作用
(a) 访谈定性分析
案例一：一位在超市工作的外来女员工，普通话顺畅但不标准
1. 访谈人员：“您在广州的生活感受如何？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而被排斥？”
2. 女员工：“我没有被排斥，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大家都是有共同的话题就聚集在一起。聊天”
3. 访谈人员：“您会认为普通话说得越好这个人的学历与收入越高吗？”
4. 女员工：“不会，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案例二：两位在广州实习的外来大学生，普通话顺畅标准
1. 访谈人员：“普通话语音面貌会不会对找工作有影响”
2. 学生A：“具体要看什么工作，如果是老师、接待人员等工作则会有影响，如果是在工厂里工作，或者是做超市销售就没有太大影响。”
3. 学生B：“普通话语言能力算是一个加分项，在同等条件下普通话说得比较顺畅标准的肯定更受青睐。”
4. 访谈人员：“您会认为普通话说得越好这个人的学历与收入越高吗？”
5. 学生A：“这算是刻板印象吧，虽然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会下意识地认为一个人的普通话说得越好，他的学历与收入越高。”
以上两个具有典型性的访谈案例说明受访者对于普通话的情感价值判断受个人自身的语言能力、社会地位的影响，受访者对普通话做出的判断能反映出其目前的生活状态，受访者的普通话语言能力越高，越认可普通话的文化符号作用，这两个案例同时说明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职业的选择，且普通话对于职业收入的影响呈现出“倒金字塔”的分布趋势：在世俗意义上，越“体面高薪”的工作，对于语言能力的要求越高。
(b) 数据定量分析
本处的数据分析参考“语言态度”部分的数据情况，综上所述，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普通话是一种身份标签，通过表达者的遣词造句与语音语调，能够初步感知其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与生存状态，侧面反映出普通话影响他者对自我的社会定位，进一步影响表达者的资源分配与社会融入。
(ii)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对于“您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程度”，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可以得到以下结果：有13.10%的受访者表示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没有特别的要求，有26.19%的受访者表示期望自己能够进行一般交际所需的普通话水平，有9.52%的受访者表示期望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能熟练一些，并达到一定的标准，有60.71%的受访者表示期望自己的普通话水平非常熟练和标准。
综上所述，对于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程度，大部分受访者希望自己的普通话水平熟练且非常标准，少部分受访者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没有特别要求或期望能够进行一般交际所需的水平。普通话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融入进一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故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会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
6. 讨论与建议
6.1. 普通话具有跨越地域的工具性与身份认同的人文性，但要坚持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辩证统一
在调查中，对于语言使用，被调查者在面对越是陌生的对象、正式的场合时，其使用普通话的倾向则越高，说明普通话具有沟通交流的普适性；对于语言态度，就客观角度而言，受访者们半数以上认为普通话水平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说明普通话具有文化符号的人文性作用，且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子女，都希望提高自身的普通话能力，这表明普通话在城镇化进程中是一种外显的身份象征与人力资本。普通话与方言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语言观，但方言作为地域的“活化石”，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特征与乡土情结，体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气度。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需要兼收并蓄，既重视普通话的经济价值，又重视方言的情感价值。保护当地粤方言不仅能留住乡愁，体现地方特色，更能让外来人口潜移默化地了解广州文化，加深对广州城市的认同感。故在以“推广普通话”的国家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下，如何传承、保护、开发粤语这一语言资源也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6.2. 外来务工人员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程度高，学习意愿强，但缺乏外界学习指导与平台支持
学校与政府部门可以丰富普通话学习形式，构建系统学习模式，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在适应城市语言文化初期，由于未完成语言习惯的转换，且不熟悉当地社会关系网络与城市当地主流文化，因此难以去主动获取语言的相关资源， 故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需要为他们主动提供社会语言服务。社会组织与国家机构需为外来人员搭建普通话学习的平台，提供优质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认知、生活习惯等特点，运用多种途径灵活呈现普通话知识，提高其实践水平，对于忙于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工作时间长，学习时间短，可采用“云课堂”与“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继续讲授内容录制，利用短视频短小精炼、信息输出效率高的优势对普通话知识进行动态传播，对于儿童，根据其认知能力与注意力特点，可以制作相应绘本与动画片，让普通话知识生动形象。
6.3. 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感受良好，广州市的语言生态环境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点
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以包容开放、积极融入的心态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其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具有自洽性、统一性的特征。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需要尊重各语言之间的情感价值与文化观念，语言生态环境越包容开放， 城市包容度越高，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就业稳定性、社会融入感、长期居住意愿更高。黎红认为，农民工的语言同化大致会经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自觉运用这样一个过程。在最后阶段，农民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并在平常交际中自觉使用，其原属地语言意识和习惯已经基本淡化[9]。在调查中，大部分人认为在广州使用自己的方言时，其语言使用感受良好，且能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切换语言种类，并且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达到一般交流的目的，且愿意提高自身的普通话语言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形式转换是交替进行，复杂多样的，他们在再社会化进程中能接纳自身的双重身份，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致 谢
此论文是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的理论成果，并结合华南农业大学三下乡团队润物细无声队的调查数据展开的研究，写作过程中得到李颖老师的指导，感谢学校及老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