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简称“奥运会”)不但是各国运动员进行精彩竞技的平台，同时也是促进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奥林匹克精神“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作为世界体育运动的灵魂和标志，强调了竞技运动的道德内涵。现代奥运会伦理的道德性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余蓉晖[1]、喻坚[2]曾就奥运会道德的概念、道德失范现象等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熊文提出竞技体育伦理精神——善的概念[3]；郑小九[4]、潘凌云[5]也就奥运会思想的伦理本质和价值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现代奥运会伦理精神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对道德的追求[6]。然而，奥运会内外却不断出现道德失范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残疾歧视、侵犯人权、双标对待等事件频发，严重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也直接影响着奥运会作为体育盛事的公信力与价值观传承，同时更表明奥运会的道德治理正趋于失灵。
面对道德治理失灵的严峻现实和复杂成因，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一大挑战。2018年5月7日，巴黎2024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在组委会内部设立道德委员会。这对奥林匹克道德治理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有助于监督巴黎2024的各项道德政策，并确保相关方遵守个人和集体价值观。近年来巴黎奥组委也一直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内部治理与外部协同，以预防可能发生的各种道德事件。
基于此，有必要对奥运会道德治理失灵的表现、成因以及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对巴黎2024的道德治理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也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
2. 奥运会道德治理失灵的表现
2.1. 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弱化
“治理”就是指基于道德的管理行为规范，或与组织的管理和治理实践相关的公认价值观和规范[7]。在体育活动中，体育道德价值规范的缺失或缺少有效性，不能对体育活动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体育行为的混乱[8] [9]。道德价值规范的调节作用弱化，对体育行为的治理成效不佳，就导致了体育道德治理的失灵。竞技体育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深刻蕴含着人类的各种价值追求，同样也离不开道德伦理价值规范的制约和调节[10]。奥运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体育盛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道德传统，这些道德价值规范旨在引导运动员和相关人员以公平、公正、诚实、尊重等原则参与比赛。然而，随着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竞争环境的不断改变，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在奥运会中的调节作用逐渐减弱，自然也就无法有效地调节参与者的行为。其次，国际奥委会及相关体育组织作为价值观调节的主要行为体，在规范参与者行为方面，理应树立正面价值观并进行有效普及和引导。但实际中，这些规范往往缺乏刚性约束力和普遍执行力，尤其是主体意识性的道德规范，这也是奥运会期间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负面事件频发的原因。此外，运动员、教练员和观众等奥运会参与者的道德素养不同，道德规范也无法在现实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类现象无不反映出道德价值规范的调节作用正趋于弱化，从表层来看，这只是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桎梏，但从深层来分析，则是对竞技运动主体价值的否认与蔑视，更是对人类伦理价值的否定与冲击[10]，因此更需要国际社会更加努力地推动体育界的道德重建。
2.2. 道德监管的主体协同不足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需要与许多不同主体的协作配合，这就加大了道德治理的难度。易剑东(2022)在对世界体育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研究后表示，“利益相关者极其庞大，在其不断暴增裂变的情况下，良性治理的挑战越来越大”[11]。因此体育治理过程需要多元主体形成合作关系，实现资源优化组合，以达善治[12]。在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中涉及的主体众多且还在增加，道德监管不只是由单一的国际奥委会主导，还包括国家奥委会、各体育组织、运动员、裁判员、赞助商等，各主体可能因为利益关系、价值观念和执行力度的差异导致协同不足。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统一的道德监管机构和协调机制，监管过程中信息交流不畅、监管责任不清等，使得道德监管的协同性受到影响，甚至演变为各方推诿责任、监管缺位的局面。
在现阶段的道德监管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不同的主体在奥运会道德监管中往往存在职责交叉和权责模糊的情况。这种模糊的权责划分使得各主体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合作。另一个表现在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效力分散。在奥运会这样一个跨国界、多文化的大场景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文化习惯和意识形态导致对于体育道德的认识和要求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机制会影响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使各相关方的监管效力分散，进而影响到道德监管的效果。这就更需要国际奥委会、各国奥委会、赞助商、媒体等主体协同作用，共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道德监管体系，共同促进和监督道德规范的实施。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各主体往往因为经济、政治或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因素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合作。
2.3. 体育权益的保障途径失效
保障体育权益的途径主要有各相关机构、体育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申诉渠道及保障机制。但现有的保障体育权益的途径已经无法有效解决当下体育界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亟需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近年来道德治理问题频发，尽管有相关的管理组织、监督机构和申诉渠道存在，但某些情况下，在选手权益受损之后，这些机构和渠道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保护选手的合法权益，使得运动员和公众对体育竞赛的公平性产生质疑。比如2021年东京残奥会的侵犯残疾运动员权益事件和2012年伦敦残奥会的侵犯残疾观众权益事件，国际奥委会和相关机构都未能有效施加压力，也没有作出有效的补救措施[12]。另一重要途径则是体育权益保护的法规。法律法规是正式的体育治理约束机制，体育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分担责任的过程，法律法规的作用是明确界定多元体育治理主体的责权边界，框定多元体育治理主体的权力结构与权利关系[13]；因此，法律法规是体育治理运行的基本准则[13]。但是，现有的保障体育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挑战，加上国际体育法律体系的不统一，保护运动员权益的有效实施面临挑战。
3. 奥运会道德治理失灵的成因
3.1. 治理环境层面
第一，体育治理的路向始终不明晰。《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从自治到善治》(任海，2013年)中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体育组织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追求的目标必然是“善治”，IOC也将“善治”作为组织的根本目标[14]。但是如何治理才能达到体育“善治”？没有自治与软法，体育就丧失了独特性，毕竟法律难以应对体育运动的专业技术问题。没有他治与硬法，体育极易沦丧底线，异化为少数人的谋利工具，成为社会的毒瘤[15]。体育治理到底应该是“人治”还是“法治”、应该是“自治”或是“他治”亦或是“共治”，在体育治理的大环境中，治理路向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第二，职业化、商业化和政治化过度介入。随着奥运会的职业化、商业化和政治化程度不断加深，导致商业利益、政治利益与体育精神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奥运会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道德失范行为逐渐向高水平奥运选手集中。运动员将体育竞技视为自己的职业，并且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训练和比赛，由于竞技压力过大，一些难以取得满意竞技成绩的运动员可能会采取不正当手段以获取竞技优势。其次，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和各种商业利益的涌入，奥运会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成为了一个商业竞争的舞台。商业赞助商为了追求金钱利益，有时会违背道德原则，进行舞弊行为。过度商业化操作的运动项目，好的经济效益也不可避免地使运动员的心态发生变化，在经济利益和运动成绩、训练与商业活动的平衡上就更加的困难，从而导致成绩下滑[16]。最后，政治介入是奥运会控制越轨行为的永久性挑战，基拉宁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8年间，处理的政治问题占95%；萨马兰奇说在他每天处理的问题中，90%是政治问题，而体育问题只占10% [17]。尽管国际奥委会坚决反对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干预，并在《奥林匹克宪章》中进行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是，通过奥运会展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际地位、实现政治诉求为许多国家或政治组织所重视[18]。
3.2. 治理主体层面
在多元化治理体系中，体育行政部门不再是唯一的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19]，国际体育组织等各主体也开始参与进来，但它们与国际奥委会交流互通的信息获取机制不尽完善，使得对违规行为的监管难以做到及时、全面，为违规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IOC作为奥运会的最高管理机构，承担着监督和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的责任，需要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进行紧密交流。然而，由于信息获取机制不完善，奥委会难以及时获知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道德问题上的不当行为。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给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的机会，我们可以把奥委会与奥运选手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不可能观测到奥运选手是否采取失德行为也很难知道他们采取的失德行为的内容，这就造成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就可能导致信息拥有方为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产生隐蔽行为的道德风险，即委托人不能确定金牌的获得者是由于失德行为或是守德行为而得到的金牌，因此代理人就可能逃避他们行为后果的风险和责任[20]，他们通过隐瞒真相或掩盖违规行为来逃避奥运会的道德监督。因此，完善信息获取机制，确保信息对称和及时准确传递，对于奥运会的道德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由于信息获取的不对等，导致了一些问题在奥运会期间未能及时被发现和解决，事件发生后的上报以及处理程序复杂。其次，IOC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上不够透明，由于其内部管理机制的封闭性，外界组织和机构往往难以了解IOC在面临问题时的决策过程和依据，导致了一些决策的公信力受到质疑；IOC不能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处理结果，给公众和媒体舆论巨大臆测空间，也损害了奥运会的形象和声誉。最后，IOC在信息获取和传递方面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支持缺乏有效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处理和传递的时效性可能决定着问题能否及时得到解决。奥运会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有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种时效的不确定性，使得奥运会的信息获取和处理失去了原有的效力。
3.3. 治理客体层面
第一，对各种治理问题，缺乏清晰统一的评价标准。虽然任何评价都有内在缺陷，很难以“评价”论成败[21]，但道德评价的标准是指导行为的准则，对于奥运会运动员和相关人员来说尤为重要。即使是在同一赛场上，体育道德的价值判断也不会一成不变，也具有无穷的相对性[22]。在奥运会这样的国际性赛事中，更容易陷入治理困境，这些困境一方面就是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对体育伦理、体育价值和奥林匹克运动理解的冲突[23]。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运动员参与，其对于道德行为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如果缺乏明确的体育道德评价标准，就会出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运动员对于道德行为的评判标准不一致，从而导致道德行为的标准模糊不清，运动员可能借机进行舞弊行为，或对道德问题进行漠视。在一些争议性事件中，社会舆论和体育界的评判标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使得道德治理工作陷入困境。
第二，各治理对象的道德素养没有标准且无法统一，容易导致在道德监管和惩罚方面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在奥运会赛场上，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可能涉及违反比赛规则、不端行为等，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评价标准，对于这些行为的评判往往受到裁判、监管机构或相关主体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争议性事件的处理不公正，可能让违反道德的行为者逃脱应有的惩罚。因此建立清晰明确的体育道德评价标准，加强对奥运会各方行为的规范和监督，对于提升奥运会的道德治理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4. 应对道德治理失灵的巴黎智慧
2022年，法国国家奥林匹克和体育委员会通过了《法国体育道德规范宪章》，提出了法国的体育精神；马克龙认为，法国的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有着共通之处[24]。基于法国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道德和透明度方面实行最高标准，在道德治理层面做出了诸多应对之策。因为其复杂的组织运营形式，巴黎2024的道德治理框架也具有其独特性，在主体方面，道德监督涉及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各合作伙伴、组委会等各主体，既相互协同又相互制约。在监督客体方面，巴黎2024制定颁布了适用于所有人员的《巴黎2024道德准则》。在道德教育上，制定颁布了《巴黎2024最佳实践指南》，为所有基层人员提供基础道德教育和引导，同时也是具体工作中一份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及处理手册。此外，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在组委会下设立道德委员会，作为独立的道德治理主体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各阶段、各层面和各相关方进行全面监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1. 推动建设协同监督体系，多方共治弥合治理鸿沟
4.1.1. 公共部门配合政府进行监督：巴黎2024的特殊框架
巴黎2024一边对私营部门负责，同时又对几个公共部门负责。从采购到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道德都是其程序的核心，也是巴黎2024想要组织的示范性奥运会的核心精神。实际上，巴黎2024的所有资金都来自私人渠道，但其运作受到大量公共机构的监督。巴黎2024还成立了一个合规部，负责确保其所做的工作都符合规定，合规部定期向若干公共部门组织提供信息和文件，同时还协调各控制机构对巴黎2024的监督，即一般经济机构和金融监督机构，以及审计委员会、道德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法国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级管理局的监督。合规部在巴黎2024内部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职责是确保各方面行动符合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同时为员工提供培训、建议和举报的系统，并传递外部机构要求的各类信息。作为政府为其预算承保的交换条件，巴黎2024定期向政府部门汇报项目成本和最新进展，合规部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些信息的透明性和真实性。
4.1.2. 三大委员会联合各行政机构进行全面审查
透明和合规是指导巴黎2024组织和行动的两个重要原则，为此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审计、道德和薪酬)，以确保所有人员遵守《巴黎2024道德准则》中的原则。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审计、调查和监督运动员、官员、组织等各相关方的行为，以确保奥运会筹备、举办和交付等各个过程财务支出的透明和合规性，防止暗箱操作等道德事件发生。
薪酬委员会负责审查巴黎2024工资政策的所有法律和财务方面的事务。在道德监督层面，主要审查奥运会筹备、举办和交付等各个过程中相关人员薪酬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确保奥运会相关人员的薪酬体系公平合理；督促薪酬相关事务符合道德和职业操守，同时确保薪酬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保障相关方权益，避免出现利益冲突等问题。
道德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巴黎2024的道德政策，确保员工遵守个人和集体价值观，承担着监督和评估奥运会各项活动的责任，包括参与者的行为规范、赛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等。道德委员会在设立时就被赋予独立性，其成员由独立于运动员、官员和赞助商等一般主体的各领域专家组成，包括道德、法律、体育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以确保其决策和判断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虽然其被设在组委会管理下，但是道德委员会可以自主、独立地审查和评估各方行为以及职权范围内出现的任何问题。在实际治理中，道德委员会对奥运会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个相关方及所有相关人员进行总体监督和治理，同时也与其他治理主体协同合作，共同确保奥运会的道德治理工作得到有效执行。作为监督主体，道德委员会对政府部门、公共部门组织、私营部门、巴黎2024公司、各合作伙伴及赞助商等主体以及它们下属的所有人员进行监督；其与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合作进行透明度与合规性审查；也与巴黎2024总公司一起确保《巴黎2024道德准则》的执行。虽然在治理过程中道德委员会拥有较大的独立性，但其自身也受到各方的监督和制约，比如合规部、国家审计法院和国家反腐败机构，其余还包括组委会、总公司及各公共和私营部门，甚至还与社会公众、合作伙伴和赞助商以及媒体等各方保持密切联系，接受监督和建议，多方一同督促其履行应有的职责，发挥其道德治理的关键作用。
此外，三大委员会还与各种独立的行政机构合作共同进行监督工作，最主要的是法国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级管理局(HATVP)，HATVP负责监督公共职位上的道德和透明度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为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公职人员的廉正做出贡献，并确保道德监督的实施，监督一系列道德规定和行为准则的落实，确保相关人员遵守道德准则，包括审查公共资金使用情况、相关人员的财产申报、监督所有公职人员行为、审查相关公共合同和采购活动、确保相关宣传和赞助活动符合法律法规、避免不当的利益输送等各个方面。除HATVP外，三大委员会还与一部分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合作，如法国财政部、反腐败机构等，主要是监督实施以及加强执法合规以加强对奥运会相关活动和项目的监督和审计工作，对巴黎奥运会的道德监督起到了重要作用。
4.1.3. 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监督
透明是遏制道德失范的第一道防线，通过透明化运作，能够和他们代表的人民交流其价值和政策，可以向公众展示他们付诸于行动的价值观念[25]，公开和透明有助于提高一个组织的声誉，同样有助于遏制失范行为。此届奥运会在透明度方面也实行了最高标准，因此除上文提及的各监督主体外，还受到各合作伙伴、赞助商和社会媒体的监督。对于道德监督，巴黎2024各合作方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与巴黎2024一起推广积极的奥林匹克道德价值观，积极实施监督并接受各方监督。虽然有维护品牌形象的目的，但各类别合作伙伴共同加入奥运道德治理大框架中，无疑是道德治理的一股推动力。
巴黎2024多元主体协同的全方位监督体系是其治理的一个关键亮点。通过组委会、政府与公共部门、独立行政机构等多方合作，实现了从不同角度对奥运会道德治理的监督和管理。这使得监督体系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更能使奥运会的道德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和维护。这种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奥运会道德治理失灵的困局，为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4.2. 推动治理规则创新完善，主动创设治理机制与平台
在全球体育治理中，治理规制处于关键地位，是治理价值得以实现、治理结果得以达成的保障；治理机制则是治理规制得以落实、治理主体得以合作的平台或工具[26]。巴黎奥组委为保障奥运顺利开展，积极完善其治理规则，并且主动打造了其自己的独特治理机制。
在道德治理规则层面，巴黎2024主要以内部人员的引导和教育为主，《巴黎2024道德准则》的颁布，再次表明了巴黎2024的办赛宗旨，即在道德和透明度方面采用最高标准。该准则由道德委员会提出，是以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核心原则，在《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准则》规定了适用于员工、志愿者和所有参与组织奥运会的成员的一系列关键原则。巴黎2024的管理机构(执行董事会和委员会)成员，员工和志愿者等都必须遵守该守则，并作为投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工作的道德指南和行为规范。其执行情况由道德委员会和组委会共同监督。《准则》分为四个部分共18条(如表1所示)，提出了一系列行为和责任准则，旨在引导所有人员做出努力，确保巴黎2024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道德完整性不受破坏[27]。
Table 1. The summary of the articles in the “Code”
表1. 《准则》各条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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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摘要 |
指导性原则 |
1以尊重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性和政治中立性原则为指导。 2保护所有成员免受歧视、虐待和侵权行为。 3成员、员工和志愿者应以公正、正直和诚信的态度履行职责。 |
具体责任行为 |
4遵守现行法律，防止一切欺诈、腐败和诚信问题发生。 5防止利益冲突，并及时处理或上报任何潜在的冲突状况，确保独立、公正和客观地执行职能。 6尊重公开招标规则，预防利益冲突风险。 7所有人员接受礼物和邀请须具备分寸感，并需上报领导。 8忠诚专业有判断力，公开发表意见时需克制以维护巴黎2024形象。 9离职后需避免即刻加入过去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或组织。 |
赛事完整性 |
10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赛事完整性，避免操纵、腐败和内幕。 11承诺采取措施，支持反兴奋剂工作。 12禁止参与与奥运有关的线上赌博。 13门票分配透明，防止欺诈和腐败。 |
最后条款 |
14重视个人数据保护。 15任命合规经理以确保守则的实施和适当修改。 16道德委员会经调查后应提出形成意见，确保守则得到遵守。 17任何相关人员如有道德问题，可请求道德委员会介入。 18编写《最佳实践指南》，并征求道德委员会的意见。 |
巴黎奥运会的集体成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伦理原则基础，因此巴黎2024在《准则》各原则的基础上，还颁布了《巴黎2024最佳实践指南》。《指南》是实践性行为指南，适用于巴黎2024的所有人员，包括董事会、公司成员、员工、普通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共涉及12方面内容(防止利益冲突、外部工作、政治中立、礼物和邀请、与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的关系、反对歧视和骚扰、检举系统、专业自由裁量权和保密义务、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专业地使用社交媒体、将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开、体育博彩)，对工作过程中对自身道德行为的规范和工作中对道德失范主体的处理方法做出了具体的指导。通过对《指南》的学习，明确了基层人员在工作中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倡导负责任的行为，对基层工作人员有重大的道德教育意义，也能够帮助识别各种风险，学会风险预防并在日常工作中做出道德裁定。
通过对《准则》及《指南》的解读，可以看出巴黎2024已经创设出自己独特的基层道德治理机制：总体采用层级治理的方式。在基层工作中，公司成员、员工、普通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发现风险行为时，可以依据自己的合理判断进行处理，在无法独自解决时可以上报到部门经理，然后是监察部门、合规部主管、道德委员会。但也有某些特殊情况，在处理前就需要先上报监察部审查和合规部评估。《巴黎2024道德准则》和《巴黎2024最佳实践指南》的制定从内部把控和规范各项行为，确保了奥运会的道德善治得以落实。二者既包括了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也涉及对运营各环节的具体指导，使得道德规范不仅停留在口号和宣言层面，而是得以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通过此举对相关人员起到道德引导和教育的作用，其层级治理机制也进一步筑牢了内部基础，确保了道德善治措施的基层有效执行，这一独特的治理模式为奥运会的基层道德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范本。
此外，在2024年年初，巴黎2024为奥运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机构方、合作伙伴、赞助商、志愿者、运动员等)提供了一个预警平台，当他们在任何时候发现任何违反法律或《巴黎2024道德准则》的行为，都能够举报到奥组委，并且对举报人的身份严格保密。这个预警平台的主要联络人是独立设在组委会内的合规部，而合规部将直接报道德委员会进行审查。该预警平台的建立是巴黎奥运会道德治理具体行动走出的重要一步，作为责任部门的道德委员会也多了一份审查职责。
5. 结语
奥运会的道德治理失灵呼唤着我们对体育界的道德标准和治理机制进行深刻反思。在巴黎2024的应对方案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但同时在奥运会举办的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不足。第一，重事后治理而忽视了赛前预防。出现问题才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于事无补，毕竟没有对体育治理前提条件和过程要素的包容，就不可能产生包容性的结果[21]。如果在赛前能够进行全面且公平的检查与检测，则可以减少一些不应出现的道德问题。第二，治理范围不够全面。道德治理的重点在对象上主要聚焦于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导致缺乏对其他群体的监督，比如观众和媒体人员；空间上聚焦于正式比赛场地内，缺乏在其他空间的监督，比如训练场地和奥运村；在时间上聚焦于比赛期，对其他时间缺乏监督，比如赛前训练期。这些不足都表明在道德治理的道路上仍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改革和探索。
推动现代奥运会逐步走向繁荣的经济和科技，正让现代奥运会陷入伦理的困境中[28]。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道德治理方案的基础上，未来奥运会的道德治理展望可期。全球各方将更深度融入治理机制，形成强大监督网络；道德价值将贯穿各环节，促进公正公平；国际合作将更加密切，共同推动全球体育道德规范的提升；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将助力体育界的健康发展，奥运会也将成为体育道德典范的光辉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