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女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ged with Children—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21 Data
摘要: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21),分析有子女老年人对养老责任的认知状况,分析影响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因素。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四个方面,运用卡方检验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主要由子女负责仍旧是普遍认知,但受到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子女性别、社交频率的影响,老年人对多元养老的认同度也不低,养老方式也在呈现多元化走向。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202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elderly people with children on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ged,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ged. From individu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social factors and economic factors, Chi-Square test and disordere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for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it is still a common recognition that children are mainly responsible, but affected by gende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education level, children’s gender, and social frequency, the elderly’s recognition of multiple old-age care is not low, and the way of old-age care is also showing a diversified trend.
文章引用:曹瑾. 有子女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0): 63-7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895

1. 引言

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或者正在进入老龄社会。根据WHO在2017年发布的文章数据显示[1],世界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截至2021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9%。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亿,约占届时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老龄问题将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带来新挑战[2]

面对我国的老龄化、高龄化现状,我国也积极应对着出现的问题。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要求。2012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22年,相继出台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版,都在逐步完善我国养老体系。

随着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依靠传统的方式维持家庭养老功能也呈现了弱化的趋势。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观念,对于其降低养老风险,解决养老问题具有深远意义,但不同背景下的老年人对于养老责任也有不同的认知与理解,因此,深入理解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观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促进我国养老体系的完善,对于提高老年人以及青年人的幸福感具有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传统养老观念的变迁。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台湾的考察,认为尽管快速现代化使台湾地区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老年人的赡养中,儿女尤其是儿子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但中国内地的一些学者则指出,随着我国的生育政策的修改,代际关系的弱化[4],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也逐渐淡化[5] [6]。崔丽娟等通过对上海居民“养儿防老”行为的研究,发现时代的发展对“养儿防老”的观念没有任何影响[7]。然而,于长乐在对全国10省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个人层面、家庭层次、社区和区域等因素均对农户“养儿防老”理念产生重要影响[8]。张航空则发现农民工“养儿防老”的观点有逐渐淡化的趋势,尤其是“80后”[9]

二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关系研究。国外研究中,贝克尔指出,代际间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一种利他动机,转移接受人的收入越高,得到转移的可能性越小,得到的钱也就越少[10]。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大部分的私人间转移都是基于交易动机,而公共转移支付并没有对私人间的转移支付产生明显的影响[11]。国内的经验研究表明,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难以完全取代子女的养老责任[12]。汪润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削弱了其对老年人的赡养意识[13]。程令国等人的研究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增加老年人口收入的同时,还能减少老年人口对其子女的依赖性[14]

三是有关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差异及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子女人数、婚姻状况、收入等对其居住意向的影响[15],并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对比分析[16]。然而,国内关于养老意愿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对城市[17]和农村[18],独生子女父母[19],空巢老人[20]对机构养老[21]、居家养老[22],以及异地养老[23]的意愿研究分析。从影响因素来看,政府的行为[24]、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25]、婚姻挤压[26]等都会对人们的养老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

相对来说,学者们对养老责任认知的专门研究偏少。以往的研究对于整体的养老责任意识的认知却较为匮乏。本研究从养老责任意识出发,探索当前有子女老年人的养老责任意识,以及其影响因素。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为基础,基于研究所需,保留了60岁以上有子女老年人的样本,将数据存在缺失、异常等情况下的无效样本剔除后获得2470个有子女老年人样本。

3.2. 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回顾以及资料搜集,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因素分为个人、家庭、社会、经济四类因素,因为由子女负责养老在我国根深蒂固,因此,在本研究中,由此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

1) 个人因素

我国人民更倾向于选择子女负责父母养老,尤其是男性,由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思想,认为父母将孩子养大,孩子就应该来负责给父母养老。而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农村老年人能获得的养老资源有限,相关认知不足,因此对于子女负责养老的认同度更高。作为党员的有子女老年人,以及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他们会及时了解国家动态,有一些新的政策他们也会去阅读了解,因此,当他们了解到多方共担养老责任后,认同度也会很高。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素质相比之前也会有所下降,而身体不是很健康的老人,对于亲人尤其是子女的依赖度也会提高,他们也更倾向于得到子女的照顾。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有子女老年人中,男性比女性更认同养老由子女负责;

H2:有子女老年人中,农业户口的父母更认同养老由子女负责;

H3:有子女老年人中,党员身份的老年人,对于由子女养老的认同度更低;

H4:有子女老年人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对于由子女养老的认同度更低;

H5:有子女老年人中,不健康的老年人更认同养老由子女负责。

2) 家庭因素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小社会单位,婚姻是家庭和社会的总开关,是彼此获得精神慰藉的直接方式。当子女离家后,夫妻之间将会是更为亲密的关系,因此,在有子女老年人中,在婚的老年人会更认同由老人自己负责养老。而我国传统思想中认为男性应该“养家糊口”,以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思想,因此,有儿子的老年人会更倾向于由儿子来负责养老。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有子女老年人中,在婚老年人更认同养老由自己负责;

H7:有子女老年人中,有儿子的老年人更认同养老由子女负责。

3) 社会因素

社会是由人所形成的集合体,我们彼此交流、彼此联系、共同生活在家园里。而老年人对于社会的认同度、同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观念。当老年人同外界社会的联系越紧密,则对于子女的依赖度越低,因此社会信任度越高、社交频率越高的老年人倾向于由子女养老的可能性更低。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8:有子女老年人中,对社会信任高的老年人对于由子女养老的认同度更低;

H9:有子女老年人中,社交频率高的老年人对于由子女养老的认同度更低。

4) 经济因素

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生活状态,而老年人因为年龄与身体素质,获得的工作机会有限,因此,经济收入高的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低,而经济收入低的老年人,对于子女的帮助需求更大,因此也会更倾向于由子女负责养老。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0:有子女老年人中,经济收入低的老年人更认同养老由子女负责。

3.3.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问卷中的“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有谁负责?”,包含选项有“主要由政府负责”、“主要由子女负责”、“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

2) 自变量

经过文献阅读以及资料分析,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四类。变量操作化见表1

个人因素中包含的主要是个人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户籍、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六个变量。

家庭因素是家庭中的主要特征,包含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以及子女的性别。

社会因素是老年人对外界社会的认知以及接触程度,包含社会信任和社交频率两个变量。

经济因素包括个人全年总收入这个变量。

Table 1. Variable value

1. 变量取值

变量

变量取值

养老责任观念

政府负责 = 1;子女负责 = 2;老人负责 = 3;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 = 4

年龄

60~65岁 = 1;66~75岁 = 2;76岁及以上 = 3

性别

女 = 0;男 = 1

户籍

农业户口 = 0;非农业户口 = 1

政治面貌

非党员 = 0;党员 = 1

健康状况

不健康 = 0;健康 = 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0;初中 = 1;高中 = 2;大学及以上 = 3

婚姻状况

不在婚 = 0;在婚 = 1

子女性别

儿女都有 = 0;只有儿子 = 1;只有女儿 = 2

社会信任

不信任 = 0;信任 = 1

社交频率

从不 = 0,很少 = 1;有时 = 2;经常 = 3;非常频繁 = 4

个人收入

低收入 = 0;中等收入 = 1;高收入 = 2

4. 数据结果

4.1. 有子女老人养老责任观念差异的交叉列联表分析

利用交叉列联表和卡方检验对数据做出分析,从表2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交叉列联表分析结果可知:

1) 性别

性别对有子女老人养老责任观念并不产生影响,P = 0.896 > 0.01,性别与其养老责任观念不存在相关关系。

2) 户籍

户籍同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显著相关,P = 0.000 < 0.01。具体表现为,农业户口的有子女老人超过半数认为养老责任应由子女负责,而非农业户口的有子女老人则是认为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农业户口的老年人认知较为一致,而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对四种养老责任观念的认同度差异小于农业户口老年人。

3) 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中,P = 0.000 < 0.01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政治面貌与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显著相关。具体表现为:非党员有子女老人认为,养老应主要由子女负责,且认同占比要大于50%;党员有子女老人认为,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占比接近。

4) 健康状况

由P = 0.000 < 0.01可知,健康状况与有子女老人养老责任观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身体不健康的有子女老人,认为养老应主要由子女负责,说明当身体不健康、更需要人照料时,老人更希望由子女负责;健康状况越好的有子女老人认为养老应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由政府负责、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比例越高。

5) 受教育程度

由P = 0.000 < 0.01可知,受教育程度与有子女老人养老责任观念显著相关。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子女老人对于由子女负责养老的认同度则越低,而对由政府负责、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认同度则会越高,但对于由自己负责养老的认同度则变化不大。

6)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中P = 0.038 > 0.01可知,是否是在婚状态对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不产生影响。

7) 子女状况

由P = 0.000 < 0.01可知,子女性别与有子女老人养老责任观念显著相关。具体表现为:只有女儿的老人对主要由子女负责、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认同度相近,而只有儿子的老人,以及儿女双全的老人更认可主要由子女负责,对由政府负责、老人自己负责、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认同度均小于只有女儿的老人。

8) 社会信任

由P = 0.396 > 0.01可知,社会信任对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不产生影响。

9) 社交频率

由P = 0.047 > 0.01可知,社交频率对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不产生影响。

10) 个人经济收入

个人经济收入中P = 0.000 < 0.01,因此个人经济收入与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存在显性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个人经济收入越高,认为主要由子女负责养老的占比就越小,而对由政府负责、老人自己负责、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认同度就越高。

Table 2. The results of cross contingency tabl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ncept of old-age responsibility

2. 养老责任观念差异的交叉列联表分析结果

变量

主要由政 府负责(%)

主要由子 女负责(%)

主要由老人 自己负责(%)

政府/子女/老人 责任均摊(%)

卡方 检验

性别

13.67

48.02

13.67

24.63

P = 0.896

12.98

47.85

13.38

25.80

户籍

农业户口

11.14

56.13

10.50

22.23

P = 0.000

非农业户口

18.25

29.37

20.37

32.01

政治面貌

党员

17.07

35.37

15.12

32.44

P = 0.000

非党员

12.57

50.44

13.20

23.79

健康状况

健康

13.57

45.08

14.91

26.44

P = 0.000

非健康

12.75

54.45

10.36

22.4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2.62

56.08

11.09

20.20

P = 0.000

初中

13.01

44.48

15.73

26.78

高中

15.58

32.99

18.18

33.25

大学及以上

15.38

25.64

12.82

46.15

婚姻状况

在婚

13.45

46.48

14.56

25.50

P = 0.038

不在婚

12.98

51.77

10.77

24.48

子女状况

儿子

14.79

44.11

14.40

26.70

P = 0.000

女儿

15.99

37.06

16.24

30.71

儿女

11.66

53.43

12.20

22.71

社会信任

信任

12.75

47.85

13.86

25.54

P = 0.396

不信任

15.16

48.21

12.44

24.19

社交频率

从不

16.21

47.27

14.85

21.67

P = 0.047

很少

12.63

47.40

14.19

25.78

有时

12.60

46.69

12.60

28.10

经常

12.86

50.00

14.29

22.86

非常频繁

10.38

50.47

8.02

31.13

个人经 济收入

11.00

58.68

8.98

21.33

P = 0.000

15.37

36.86

18.59

29.18

19.88

26.32

20.47

33.33

4.2. 有子女老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因素检验

本研究中,因变量“养老责任观念”是一个四分类变量,且没有顺序之分,所以使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将因变量“养老责任观念”的四个选项进行定义,其中,主要由政府负责:y = 1,主要由子女负责:y = 2,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y = 3,主要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y = 4,回归模型表述为:

Logit( P k )=ln( p( y=k|X ) p( y=j|X ) )= α 0 k + i=1 h α 0 k xi

其中,Pk为养老责任观念k发生的概率( k=1,2,3,4 ),养老责任观念j为参照组( j=1,2,3,4 ,且jk),X为自变量,h为自变量个数,α为回归系数。

表3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显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四个方面,都会对有子女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观念产生部分显著影响。

第一,从个人因素看:以主要由子女负责为参照组,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均对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产生显著影响,而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对有子女父母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性别方面看,有子女的父亲认为主要由子女负责的可能性更高,相对风险比为0.766,有子女的母亲则认为养老应由子女之外的养老责任主体负责。从户籍方面,非农业户口的有子女父母,更倾向于子女以外的养老责任主体,这或许是因为,非农业户口有子女老人自身具备一定的养老能力,且非农业户口的有子女老人大多生活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养老设施相对完善,养老意识更加多元化。而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下的有子女老人更认同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相对风险比分别为1.341、1.802、2.350。由此可见,接受到教育的人,社会观念紧跟时代变迁,更易接受社会化的养老责任观念,他们认为养老主要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的可能性更高。

第二,从家庭因素来看:婚姻状况对有子女父母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人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的机能逐渐下降,配偶提供的大多是精神上的陪伴与支持,无法提供太多物质方面的支持。而孩子的性别差异,对有子女父母的养老责任观念具有一定影响。只有女儿的老人更认为养老应主要由政府负责和主要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相对风险比为1.442和1.357,有儿子的父母则认为养老应主要由子女负责。

第三,从社会因素来看:老人对社会的信任度并不影响对养老责任观念的认知,而社交频率对有子女老人的养老责任观念有一定的影响。社交频率非常高的老年人更认同养老主要子女负责和主要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相对风险比为0.556和1.466,而从不社交的老年人更认同养老由老人自己负责。

第四,从经济因素来看:个人经济收入为中等和高等的有子女老人更认同主要由政府负责、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和主要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

Table 3.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of children and elderly care

3. 有子女老人养老责任观念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变量

分类

主要由政府负责

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

主要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

性别

(女)

0.899

(0.122)

0.817

(0.111)

0.766*

(0.084)

户籍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2.188***

(0.365)

2.172***

(0.353)

1.620***

(0.223)

政治面貌

(非党员)

党员

1.311

(0.243)

0.925

(0.175)

1.218

(0.186)

健康状况

(非健康)

健康

1.018

(0.147)

1.241

(0.189)

1.065

(0.12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902

(0.147)

1.146

(0.184)

1.341**

(0.173)

高中

1.058

(0.217)

1.286

(0.257)

1.802***

(0.295)

大学及以上

0.742

(0.270)

0.684

(0.257)

2.350***

(0.667)

婚姻状况

(不在婚)

在婚

1.117

(0.164)

1.446

(0.224)

1.071

(0.173)

子女状况

(儿女)

儿子

1.288*

(0.188)

1.073

(0.159)

1.158

(0.137)

女儿

1.442**

(0.267)

1.152

(0.215)

1.357**

(0.204)

社会信任

(不信任)

信任

0.852

(0.124)

1.129

(0.175)

1.027

(0.125)

社交频率

(从不)

很少

0.755

(0.128)

0.878

(0.150)

1.124

(0.162)

有时

0.770

(0.148)

0.795

(0.156)

1.252

(0.198)

经常

0.711

(0.142)

0.821

(0.164)

0.941

(0.159)

非常频繁

0.699

(0.188)

0.556**

(0.165)

1.466*

(0.289)

个人经济收入

(低收入)

1.464**

(0.237)

2.099***

(0.338)

1.327**

(0.172)

2.318***

(0.686)

3.086***

(0.898)

1.536*

(0.391)

附注:变量列的括号内为参照组,***为p < 0.01,**为p < 0.05,*为p < 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4.3. 研究假设验证情况

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通过卡方检验以及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的检验,可以得出假设3、5、6、8为通过验证,而假设1、2、4、7、9、10通过验证,即:有子女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观念受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子女性别、社交频率的影响。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基于本文研究,分析了影响有子女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来看,有子女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观念趋于多样化,但对于主要由子女负责养老仍旧是占比最大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仍旧根深蒂固于老年人的思想当中。

第二,从数据可知,影响有子女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因素有很多,较为显著的是户籍、受教育程度、个人经济收入。

第三,针对有子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个人、家庭以及政府都应该共同努力承担责任,积极调动并利用好各自养老资源,共同构建养老新格局,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5.2. 研究启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老年人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一种道德义务。

第一,家庭责任。家庭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场所,家庭成员应该承担起照顾老年人的责任。这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上的照顾,还包括精神上的关心和慰藉。家庭成员应该尽可能地陪伴老年人,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第二,社会责任。社会应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如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提供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此外,社会各界也可以积极参与老年人的养老工作,如志愿者服务、慈善捐赠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第三,自我责任。老年人自己也应该为自己的养老问题负责。他们要注重身体健康,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他们也可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保持社交联系,增强自己的社交支持网络。

总之,老年人养老责任观念的提高需要家庭、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让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支持,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ental-health-of-older-adults
[2] 中国网: 我国老年人口超2.6亿 其中60-69岁占55.83% [EB/OL].
http://life.china.com.cn/kyzg/hyyj/detail2_2023_01/06/3778980.html, 2023-01-12.
[3] Lee, G.R., Netzer, J.K. and Coward, R.T. (1994)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 559-565.
https://doi.org/10.2307/352867
[4] 姚远. 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 人口研究, 1998, 22(5): 48-50.
[5] 葛剑雄.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6(1): 112.
[6] 刘颂.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解析及其现实适用性质疑[J]. 南京社会科学, 2000(6): 67-72.
[7] 崔丽娟, 徐硕, 王小慧. 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与养老模式[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0, 20(1): 3-5.
[8] 于长乐. 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基于全国10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3): 69-79.
[9] 张航空. 流动人口养老观念与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调研世界, 2013(1): 18-21.
[10] Becker, G.S. (1974)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1063-1093.
https://doi.org/10.1086/260265
[11] Cox, D. and Jakubson, G. (1995)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Transfers and Private Interfamily Transf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7, 129-167.
https://doi.org/10.1016/0047-2727(94)01438-t
[12] 张川川, 陈斌开.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 ——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4, 49(11): 102-115.
[13] 汪润泉. “社会养老”是否淡化了“子女责任”观念? [J]. 人口与经济, 2016(5): 105-113.
[14] 程令国, 张晔, 刘志彪. “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 [J]. 经济研究, 2013, 48(8): 42-54.
[15] Da Vanzo, J. and Chan, A. (1994)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Malaysians: Who Coresides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Demography, 31, 95-113.
https://doi.org/10.2307/2061910
[16] Knodel, J. and Chayovan, N. (1997) Family Support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ai Elderly.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12, 1-10.
https://doi.org/10.18356/2e4a0e5d-en
[17] 丁志宏. 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研究[J]. 人口研究, 2014, 38(4): 101-111.
[18] 李建新, 于学军, 王广州, 等. 中国农村养老意愿和养老方式的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04, 38(5): 7-12.
[19] 徐俊.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2): 98-107.
[20] 陈建兰. 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 人口与发展, 2010, 16(2): 67-75.
[21] 张瑞玲. 城市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研究[J]. 调研世界, 2015(12): 13-17.
[22] 李敏. 社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 20(2): 102-106.
[23] 姜向群, 季燕波, 常斐. 北京市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2(2): 33-37.
[24] 廖楚晖. 政府行为影响城镇居民机构养老意愿的实证研究[J]. 财政研究, 2014, 30(8): 53-55.
[25] 杨帆, 杨成钢. 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对养老意愿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6, 38(1): 68-76.
[26] 郭秋菊, 靳小怡. 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6, 38(2): 2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