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变革下人的精神生活矛盾与全面发展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Spiritual Lif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DOI: 10.12677/acpp.2024.1310399,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李 楠: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关键词: 智能时代精神生活社会变革人的全面发展Intelligent Era Spiritual Life Social Chang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摘要: 精神生活是人在精神层面上创造、享受、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本质的生命活动。进入智能时代,人类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能力已得到极大提升,但精神生活面临的挑战却更加严峻:一方面,精神生活面临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物质主义膨胀的困境,引发人们对资本物化的各种形态的消费主义、感官享乐的新一轮追逐和沉迷;另一方面,人的数字化生存形成的数字痕迹,反过来制约着自我认同,如何应对主体的外化和“数字异化”这种紧迫挑战,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紧迫课题。
Abstract: Spiritual life is a life activity in which people create, enjoy, and confirm the value and essence of their own existence on a spiritual level. Entering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the ability of humans to meet material needs has greatly improved, b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spiritual life are even more severe: on the one hand, spiritual life is facing the dilemma of materialistic expansion under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capital logic, which has triggered a new round of pursuit and addiction to various forms of consumerism and sensory enjoyment of capital objectif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gital traces formed by people’s digital survival, in turn, restrict self identification. How to deal with the urgent challenge of subject externalization and “digital alienation”, to achieve the enrich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is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tudied in depth.
文章引用:李楠. 智能时代变革下人的精神生活矛盾与全面发展[J]. 哲学进展, 2024, 13(10): 2687-269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399

1. 引言

从刀耕火种到机器轰鸣,从钻木取火到电驱万物,从飞鸽传书到网联世界,科技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推动了社会变革。人工智能展现出了变革性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驱动着经济社会迈入智能化新阶段。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的发展在深刻改变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同时,对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发了新的矛盾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1]。此命题的提出,丰富了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内涵,同时也是适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逻辑。

进入智能时代,人类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能力已得到极大提升,但精神生活面临的挑战却更加严峻:一方面,精神生活面临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物质主义膨胀的困境,引发人们对资本物化的各种形态的消费主义、感官享乐的新一轮追逐和沉迷[2];另一方面,人的数字化生存形成的数字痕迹,反过来制约着自我认同,如何应对主体的外化和“数字异化”这种紧迫挑战[3]。国内外学者在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第一,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关系的研究。“大规模的体力劳动可以通过智能设计实现大规模智能机器替代”[4],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人工智能是劳动解放的手段与工具,劳动解放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与价值目标;第二,人工智能与时间加速理论问题的研究,科技的飞速进步并未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兑现解放人们时间的承诺,反而在社会变迁加速的过程中进一步地侵蚀人们的时间[5];第三,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哈特穆特·罗萨将社会加速作为批判的标的,人们在丧失自由选择慢生活可能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在被逐渐消弭。此基础上,研究与分析智能化发展下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特征,从而跟有针对性地对人的精神世界施加影响,更好地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对于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2. 智能时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18世纪以来人类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机械技术、电气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今天,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生产力,正深刻影响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全方位变革。

2.1. 智能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人工智能经历了早期人工规划、后期机器学习和目前的深度学习三个典型阶段。现阶段,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脑科学等新理论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并且正向实现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博弈能力和高级决策能力的方向发展[6]。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金融、工业、交通、医疗等领域逐渐落地应用,从智能化工厂中的生产线到智慧城市大脑,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

马克思指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7]。很显然,智能时代的生产方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和人机协同的方式优势互补,追求增强和拓展人类能力,实现人的智能的物化和延伸,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与“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这种生产方式变革催生出的是人的需求日益多元的发展。且个体不断深度学习,发挥人的效率最大化,增强社会责任和价值共生意识,具有数字化市场运营管理的技能等成为人们在智能时代完善自我过程中主动追寻的目标。但是,在目前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逐利和竞争成为了产业化的原动力,导致了创新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及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出现,也带来在安全、隐私、伦理等方面需面临的新挑战[8]

2.2. 生活方式的变革

当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算法开始成为新的生产力,基于强大算法的虚拟化“数字劳动力”将以更低成本、更高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最基础的内容。

人的消费生活从实物消费拓展到虚拟消费,消费对象已从有形的商品逐渐扩展为无形的数字化信息。早在2016年,阿里巴巴就推出了Buy+,利用VR技术打造了虚拟的购物空间。宜家也推出了IKEAVER Experience,支持消费者走入虚拟空间,体验宜家的厨房。缩短了消费者与商品的视觉感知距离,让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商品性能和使用体验[9]

在教育生活领域,智能化的探索在课堂教学、考试测评、教学管理等多个环节中的积极利用,能够实现大规模的个性化教育,让教师和学生解脱于不必要的知识灌输,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创造性的学习中。专业能力强的老师、学科知识有深度的课程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嵌入到智能教育产品中,实现能力和知识的共享,推动教育公平化和普惠化发展。

除了以上转变外,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也有了新的技术支撑——在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以健康纯粹的精神文化力量,科学合理地进行物质和精神消费,抵制过度的资源消耗,构建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成为新的潮流。

2.3. 交往方式的变革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信息的单向流动使得人处于消极等待接收信息的被动地位。随着智能时代互联网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应用技术的迅速发展,传播渠道的转变和话语权的重构,让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从原有的“被传统媒介选择”转变为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主动构建信息源”。“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现在甚至连传送‘空间’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10]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进一步打破了空间和空间的阻隔。

智能时代,交往内容有了巨大的改变,元宇宙把游戏作为交往活动的主要载体,创造出“游戏 + 演唱会”“游戏 + 工作会议”“游戏+毕业典礼”等诸多交往模式[11]。交往方式也展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镜像化。人们将自己的欲望幻想投射入大众媒介中,将大众媒介因资本运作后放大了的欲望与幻想当做了自己的理想形态,并在实践活动中将其作为镜像模仿对象;其次,感性化,基于AI算力基础设施的发展,智能时代的交往超越了平面化的叙事表达。这种全身沉浸的交互方式,从视、听、读逐步拓展到感、触,同时延伸的还有时间感和空间感,实现了现实交往与虚拟交往的深度协同共生;再次,茧房化。每个人在交往过程中都作为一个被挑选或放弃的对象,只有符合需要的对象被存留,只关注自己熟悉的领域,并持续、反复加深选择的偏爱,形成一个坚固的回音室,走入“信息茧房”的困局。

3. 智能时代精神生活的矛盾表征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出: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监测和理解自我感受”的权威的外化,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三重突出的矛盾。

3.1. 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的对立

“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替代”[12],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的对立,是智能时代精神生活的众多矛盾之一。人对物的渴求与依赖既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独立性得以体现的基础。但以“物化”作为个人的全部追求,就会导致人的独立性遭到动摇。沉溺于智能化技术的革新进化、文化现象的工业化迭代中铺天盖地、品种繁多的感官刺激,传统精神生活的价值性和超越性被僭越,精神生活“以快乐之名”披上了世俗感性的物化外衣。

此时,精神生活的核心主题已成为对物的刺激和满足,人们从欲望的满足中确证自我。首先,精神生活物化的实现体现在需要外物对感官上的满足与刺激,特别是借用层出不穷的智能化技术的发明实现来激发。其次,精神生活原有超验的理性面世态度转变为现实的工具理性态度。直接短暂的感官刺激使个体感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片面肤浅的精神享受只是沉迷瞬间满足与即时占有。最终,人们只会关注身外之物,只愿意重复不断接受物的刺激、只留下占有的兴奋;不能审视内心、不愿沉思生命意义、只剩没有占有的焦虑。名叫“幸福”的感觉逝去后,只留下瞬间的感觉“幸福”,从而陷入“躺平与内卷”、“消费主义与逆行消费”等多重矛盾交织的状态。

所以,扬弃精神生活物化就需要人的实践活动自觉地构建精神生活中的独立性。“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12]。这既是对西方传统有神论精神生活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的虚无主义的超越。摒弃精神生活物质主义的膨胀,才能摆脱被智能技术进一步放大的精神生活物化的状态,克服对物的绝对依赖以获得最大程度人的独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2. 内主体与外主体的抗衡

主体是人为设置的用以观察和理解整个世界的原点。原先在情绪释放的过程中,欲望与力比多从内在主体中的逃逸是几乎无痕的,内在主体似乎牢牢掌握着自我,本我逃逸的痕迹被内在主体架构冲刷后,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如今,力比多的逃逸痕迹虽被内在主体消除,但在大数据的记录下,任何无意识的行为都会凿刻下无法抹除的数字痕迹。原先被抑制在内部主体的欲望在智能技术的助推下流溢出指尖,在所到之处随着数据的交互转换,抵抗着内在主体的抹除向外蔓延。此时,从内在主体流溢出的欲望化身为可分析性数据,经数字绘像又反作用于内在主体,操纵着我们的行为选择。这种潜在力量形成一种“外主体”,它不完全属于我们的内部,而是被分散成了外部数据,以内在主体空洞化为代价自我抗衡。但是,被庞大的数字算法所控制,并不意味着自我的彻底消失。资本控制的大数据公司基于价值判断对部分活动数据进行筛选,形成符合商业逻辑的数字绘像。在数字绘像生成过程中,必定存在着大量被资本认定无价值抛弃的数据,相对于有利用价值的绘像数据,遗下的就是剩余数据。这些剩余数据构成了一个可以与受资本控制的数字绘像抗衡的外主体,从而可以让我们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主体形态。

为了避免数字异化使我们沦为数字信息的傀儡,就需要我们掌控被资本所抛弃的剩余数据,重新建构认识主体的新形态,形成完整的数字生态学。外主体的出现既能让我们被数字信息控制行为,失去内在的精神,也能让我们在逃逸了数字资本的剩余数据中发现一个具有批判和反思能力的,导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主体。

3.3. 精神生活升华与高阶智能技术的匹配

精神生活升华中道德智慧是关键。道德修养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定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环境紧密关联。就像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放大物理能力,人工智能也会放大人们认知能力。因此,智能时代尤其需要将个体的智力、智慧转化为内在德性修养的能力。但是,人的需要的矛盾性也导致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充满了交织错综的矛盾:首先,数据共享与私密的矛盾。数据共享既是数据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在数据共享带来利益的同时,伴随的是私人数据遭到非法泄露的风险[13];其次,人工智能权利与责任的矛盾。围绕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与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新型责任问题[14];再次,核心技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对智能核心技术围堵下的智能时代可能会导致国际分工的终结,竞争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而是以低成本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15]。所以,高阶智能技术的配置不只是数据处理、深度学习等能力,更需要的是道德培育和人格塑造。超越人、替代人并非人工智能发展的真正意义,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但要未雨绸缪,重点关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并重的问题,培育智慧生活观、责任担当观。

4. 总结

马克思曾经设想,必须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尽一切努力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消灭私有制,实现劳动解放后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具体情况,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展望应对人工智能的消极影响,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进路。人工智能极大地解放了人的低阶物质需求,极大地拓展了精神实践的时间和空间,数字化生存提供了对人的主体意识再认识的丰富材料。这些都为智能时代精神生活矛盾的转化提供了丰富的正向资源,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道德修养塑造的正向作用,通过有效驾驭与运用智能技术不断探索与高阶智能生活技术相匹配的精神生活升华的机制与新形态,实现外在的智能技术向个体精神生活智慧的转化,是智能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项目基金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教学资源库建设及应用研究(22JDSZK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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