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之事，古已有之。东方，译者的出现可远溯至周朝，彼时四方域外民族朝圣，经“象胥”重重翻译，跨语言交往之障碍；西方，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城，72名犹太学者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是最早的译作，距今已2000余年。纵观历史，论及宗教传播、科技发展，亦或文明互鉴、思想解放，译者都如桥梁般跨越时空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翻译活动的形式和社会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译者在每个时期也有不同的责任与使命。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当代翻译人才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同时又受到了来自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巨大冲击。人工智能、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变革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基于海量语料的自主学习与人工语料标注和回复修正，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颠覆了翻译活动中人与人、人与文本的单一关系，译者、文本、技术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翻译硕士作为近年来的热门专业，在这一变革中首当其冲，争议不断。面对机器在翻译速度、术语提取、语法准确度、搭配准确度等方面的优势，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也势必要随之创新。
为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我国建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翻译培养体系，以推动中外文明互鉴，繁荣经贸文化多领域合作。据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设立翻译本科专业(BTI)的高等院校有309所，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高等院校达到316所[1]。由于语言服务层次更高，专业性更强，市场需要具备诸如国际传播、国际组织、公共外交、经贸合作等跨学科素养的高端翻译人才[2]，但当前翻译人才质量远未满足国家发展需求。据《中国翻译人才发展报告》，我国翻译行业发展存在下列问题：高级翻译人才仍然稀缺、非通用语种人才缺乏、高校教育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无法满足多个专业领域的翻译需求，同时翻译人才的激励晋升体制不完善、人才待遇过低。
翻译行业发展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故而翻译教育是解题之法，推动翻译教育发展也是现实之需。现存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中，“教育”常常为“教学”所替代，翻译教育在实际操作中常常被缩减为语言文字的转换技能，这也令诸多翻译专业毕业生在面对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带来的挑战时失去竞争力。概念上的混淆也反映出了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一些问题。在语言智能时代，翻译人才培养应从翻译本质即定义出发，明确翻译教育在当代应涵盖的概念范围，完善翻译培养理念，提高翻译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顺应时代、服务国家发展的高端翻译人才。
2. 翻译定义的发展
理解翻译教育，首要明确何为翻译。谢天振[3]认为翻译定义具有时代性，是某一阶段一个国家或民族对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共识的集中体现，而现行的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每一历史阶段社会对翻译的认识都有所差别，译者的角色与职责也随之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是这样定义的：《辞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将翻译定义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两者均未脱离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西方对于翻译的定义也是如此，以《牛津词典》为例，Translation指“The action of converting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and related senses”，关注的也是语言的转换问题。
然而，随着对翻译活动认识的深入，翻译学出现多种转向，研究视角从语言学逐步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等，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翻译研究迎来了技术转向。学界尝试从更多维度去定义翻译，译者、文化、媒介等语言外部因素也走入翻译研究学者的视野。蓝红军[4]提出了翻译本质的多维属性，认为我们对翻译的定义也受到历史语境的制约，任何定义都无法超越历史，囊括未出现过的翻译现象。因此，翻译的定义也需要不断更新，去寻求更符合时代的阐释方法。王克非[5]在前人基础上将翻译的行为主体“译者”与语言作为容器所承载的“文化”考虑在内，认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该定义强调“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行为主体，突出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丰富了传统的翻译定义。该定义更加突出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当下的语言智能时代，翻译人才培养应以“人”为核心，这是译者与ChatGPT等智能技术交锋立足的根本。
如今，翻译教学的大趋势已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翻译教育的内涵也应考虑文化与译者的融入。翻译基于语言，但应突破语言的藩篱，翻译教育始于语言，也应走出语言培训的误区。这一定义与翻译教育的多元化内涵衔接更为紧密，故语言、译者与文化三因素应为翻译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3. 译者培养概念之辨
如前文所言，翻译是涉及语言、译者与文化等因素的复杂活动，意味着单一的语言技能教学只能满足浅层要求，这也是翻译教学与翻译教育的本质区分。近年来，本领域内概念的界定日益引起学者重视，主要区分了翻译培训、教学翻译、翻译教学和翻译教育四个概念。翻译曾被认为是语言教学的方法，穆雷[6]、鲍川运[7]等均区分了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的概念；吴自选[8]从培养目的、性质以及教育手段和方式三方面，区分了翻译教育与翻译培训，指出二者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实质重叠，前者致力于培养以翻译能力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的人才，重在翻译之“道”，而后者以训练翻译直接技能为目的，重在翻译之“技”；仲伟合、穆雷[9]及穆雷[10]区分了翻译教学与翻译教育，指出翻译教育在翻译教学的基础上有进一步要求，强调翻译教育不仅要有教学手段，还要以育人为教育理念。
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个人的成长，培养多元能力，让学生能够应对多变的问题。换句话说，教育的结果就是让学生能够以有限的资源，解决无限的问题。就翻译而言，教育与教学涵盖范围有本质差异，教学是教育的一部分，翻译人才培养不仅是翻译技能培训，更应以育人为目的，注重译者作为独立个体的全面发展。翻译培养逐步走向系统化、产业化，但其内容不应仅是双语教学，翻译教育也不同于翻译培训，更不能以翻译教学概而论之。作为翻译教学的上位概念，翻译教育内涵更加广泛，明确翻译教育在当代的概念范围，有助于引领翻译人才培养的方向。
4. 翻译教育问题浅析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我国翻译教育发展迅猛，尤其是翻译硕士教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有众多学者指出我国翻译人才培养仍面临诸多问题。在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翻译在主流对象、方式、工具和手段、研究对象和研究队伍等方面发生了众多变化[11]，这也为翻译教育带来了新挑战。
(一) 当前的高校翻译培训体系中，部分高校课程设置不合理。“当前翻译教学缺乏专业和层次的针对性，各类翻译的课程专业特点不突出、‘千校一面’，用类似大学英语的方法去设置翻译课程，或者因人设课，不考虑各校人才培养的专业特殊性和教学资源的特殊性”[12]。翻译硕士的课程设置中，主要以口笔译等实践类课程为主，以培训学生的翻译技能为主要目的。而在实际工作环境中，顺利完成翻译任务需要更多的言外知识。一名合格的译者要善于在译前利用翻译辅助技术准备工作；在译中展现良好专业素养、遵守职业道德；在译后勤于整理归纳、保守客户信息与行业机密等。除了语言与翻译相关的知识技能外，高校培养的翻译人才是否能达到行业要求，特别是对翻译职场适应能力的要求，此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13]。在翻译职业化的今天，单纯的语言技能培训并非成为合格译者的充分条件，在培训中常被忽视的语言外的能力培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语言类学校加入了译员职业道德、翻译伦理、专题知识讲座等课程，但这些课程在其他高校的翻译培养中依旧缺失。
(二) 跨学科知识的缺乏。复合型人才指的是具备专业翻译能力、同时又掌握某一学科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才[14]。据《中国翻译人才发展报告》，翻译人才从业后涉及的翻译领域和内容日益多样化，市场对于“翻译 + 其他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巨大，行业知识成为译者角逐市场的必要技能。教育、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领域翻译需求巨大，市场对电子信息、管理科学与工程、医药科学等领域的复合型翻译人才需求旺盛，这对译者的跨学科知识提出较高要求。因此除双语转换能力外，具备基础的行业知识是翻译培养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高校的翻译培养体系中，除少数具有专业特色的高校外，多数培养方向同质化，学生缺少跨学科知识的指导与摄入，难以应对翻译市场带来的挑战。为避免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如何将学校传统特色和学科定位与MTI的建设有机结合，是很多高校都面临的问题[15]。
(三) 译者缺乏自我肯定，内生动力较弱。传统观念认为，好的翻译应该让读者/听众意识不到译者的存在，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就阐述了译者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受到的不公待遇，作为中间协调人的译者被期待扮演隐身角色。但在实际翻译情景中，译者需要寻求多样策略，扮演多种角色。例如在陪同口译中，译者除翻译外还需要调节氛围甚至充当导游的角色；商业洽谈中，译者的工作也并非仅是双方信息的传达，而是在优先考虑雇主利益的同时，通过自己对语言表达的斟酌努力促成合作；文化外译与引进中，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与Lefevere的翻译改写理论等，都将翻译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因此译者也需综合考虑翻译目的、出版商、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因素。译者的能动性作为翻译活动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人工智能给与大语言模型难以超越的。可见，忠实与对应并非翻译的唯一标准。译者作为协调者，需要认清自身角色，灵活处理译文，但在当前的培养体系中，学生译员倾向于以忠实与隐身为唯一取向，或仅以某一翻译理论作为指导，缺乏自身角色认知。以往“传声筒”的刻板印象更禁锢了译者的发挥，使其缺乏职业认同带来的内生动力。
(四) 翻译技术革新为翻译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模式，人工与机器成为一对看似水火不容的概念，新手译员担忧被机器替代，对翻译行业前景感到焦虑。与此同时，“机器翻译 + 译后编辑”模式日渐为市场接受，但过度使用翻译记忆库，也会导致译文同质化[16]，专业译者的语言技能优势被不断弱化[17]。语言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翻译技术突飞猛进，翻译活动性质和实践方式被改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18]。但科技并非洪水猛兽，翻译行业日益向语言服务行业转变，引导译者借助科技提高翻译效率与译文质量，加强对翻译数据的保护，提高译者职业道德与伦理素养，对翻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翻译教育的概念范围应弥补当前翻译教学的不足之处，以语言、文化、译者三方为导向，引入新内容，以完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
5. 翻译教育概念范围
对于翻译教育培养概念范围，以翻译硕士为例，多种语言及语言外部因素已被考虑在内。仲伟合、穆雷[9]提出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模式，内容涵盖口笔译技能、译者能力、相关专业和相应人文素养四方面；穆雷、王巍巍[19]提出了专业型学位翻译研究生培养模式，包含六项内容，涉及语言、理论、专业知识与工具，以及职业素养等方面，主张通过课程设置培养翻译人才的能力与素质，体现培养模式特点；谢天振[11]认为在翻译职业化的时代，除了语言转换能力，学生还需要掌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文字编辑能力，以及相应的职业操守、道德伦理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同时也强调了国内外相关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以上对于翻译人才培养的观点，对于引导翻译研究生培养模式变革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上述观点，双语技能、职业道德、专业知识等在翻译培养当中屡被提及，但对于译者角色定位、内生动力培养、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较少涉及。因此可以根据翻译涉及的语言、译者、文化三方面重新归纳并作补充。翻译教育以育人为目标，应培养具有较强翻译能力、拥有家国情怀、遵守道德伦理、紧跟前沿发展的跨文化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实现此目标，翻译教育内涵可从如下方面进行阐释(见图1)。
Figure 1. The scope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图1. 翻译教育概念范围
(一) 语言层面：
翻译教育的语言层面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但翻译能力究竟包含哪些能力？当下研究者存在诸多分歧，但一致认为双语能力绝非翻译能力的必要充分条件，语言转换能力也极其重要。这意味着译者需要在两种语言间周旋、抉择，结合译者的文化背景、职业道德、交际能力等，综合决策。
一方面，语言转换能力不等同于双语能力，但良好的双语能力是实现语言转化的基础。课堂教学中大量欧化汉语的出现提醒我们，语言教学是双向的，而汉语作为母语往往在教学中被忽略。通过输入大量的英汉多领域平行文本，在丰富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可有效提高双语质量。加强中英双语对比的教育与学习，深谙中英语言特征，培养语言差别意识，才能够产出地道的中英文表达，走出欧化汉语和中式英语的怪圈。在此层面，教师应发挥引领作用，筛选学习资源并提供专业指导，同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双语转换能力是区分语言学习者和专业译者的关键。传统语言教学中把语言掌握度放在首位，然而高阶段的语言学习者自学能力较强，提高语言的熟练度并非课堂教学的全部，也并非有限的课堂教学能够实现的。翻译教育不等于语言教学，更应注重调动综合能力，强化语言转换技能。这并非是弱化双语能力，而是要在确保足够语言输入的基础上，注重双语转换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衔接双语的理解与表达，培养翻译意识，形成正确的翻译观。
(二) 译者层面：
译者作为翻译教育的主体，需要培养身份认同、道德伦理与技术能力。在翻译教育中要融入翻译史以及翻译文化史教育，让学生了解翻译的起源与发展，了解译者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文化史重在研究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带来的意义和影响，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19]。历史上的每一次翻译高潮，译者都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深入了解翻译文化史，能够增强学生作为译者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增强自我认同，产生译者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实现翻译教育的育人理念。在此基础上，译者才能用于承担其历史使命。个体能够获得自我满足，这是自由译者持续从事翻译职业并在职业领域取得成就的前提，也是译者能力的体现[20]。
同时，翻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人际关系的伦理模式，机器翻译、数据安全等非人因素融入翻译伦理，为翻译伦理带来新的挑战。因此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注重翻译道德伦理教育，此方面需要通过设置翻译伦理课程，引用更多翻译案例，邀请资深译员讲座等方式来完善；译者培养要面向市场，因此要注重培养学生掌握翻译技术的能力，及时跟进市场变化，了解翻译技术前沿发展，学习使用多种技术来辅助翻译工作。当下最热门的ChatGPT、Claude、文心一言等语言模型与翻译实践的结合，能够高效帮助口笔译译员进行译前准备、术语提取、专业知识解答、语言润色、格式修正等工作，大大提高了译员的工作效率；对于翻译研究者来说，其数据整理、收集、分析能力，以及生成python、R等编程软件代码的能力，能够进一步加强研究人员数据挖掘的深度，在语料库建立、数据批量处理方面将研究者从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进一步降低翻译研究的技术壁垒。
(三) 文化层面：
翻译教育文化层面涵盖跨文化知识、专业知识与翻译理论三方面。译者作为跨越文化障碍的桥梁，需深谙中外文化差异，这不仅指语言文字层面，更需要了解、尊重和包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面对国家对复合人才的需求，翻译教育需要包涵必要的行业知识，为学生制定个性化职业规划，强化学生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掌握，推动翻译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建立多主题多语言平行语料库平台，融入专业知识课程，培育复合型翻译人才，能够提高学生进入市场后的竞争力；翻译理论与实践并不脱节，他们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翻译理论可以深入规范并指导实践、描述和解释实践、启发和预测实践[21]。对于翻译理论的学习将加深学生对于翻译行为的理解，指导学生在翻译实践中的策略选择，促成学生成长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复合型研究人才。
6. 结语
语言智能的发展为翻译行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认识到危机的同时，也要看到技术对翻译行业的推动。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译者在当代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与使命。习近平在回复北外老教授回信中指出：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翻译是一项涉及语言、文化、译者的复杂活动，推动翻译事业发展，要以此为导向丰富翻译教育在当代的内涵，同翻译教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实现由翻译教学到翻译教育的理念转变，突出译者自我认知与职业荣誉感，强调对翻译技能与智能技术的习得与应用，培养终身发展的翻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