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南宋政权偏居江南一隅，深受金朝、蒙古的军事威胁，因此这一时期兵学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翠微北征录》南宋华岳所著，是一部重要的南宋兵书。《翠微北征录》现存十二卷，分为《平戎十策》与《治安药石》。《平戎十策》是华岳面对南宋政权所处的不利局面而提出的国家自救政策。《治安药石》，华岳详细记述和议政策，围绕当时的当世利益，边关要事，破敌方，以帅修为谋略，兵器装备，侦察敌情，招兵买马，运粮饷等内容，详细记述了华岳的治军方针和政策。《翠微北征》是华岳为抵御外敌入侵而创作的，所有文字都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在历史资料和军事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是针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而编写的[1]。
《翠微北征录》对南宋彼时的军事现实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体现出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华岳认为“盖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是宜道家者流，更相授受无靳也”([2]: p. 189)，体现出华岳秉持黄老之学好生恶杀之说。同时，华岳通过对南宋对外战争经验的总结而提出针对南宋军队改制的相关办法。华岳所处的时代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关系。自南宋建立以来，宋廷中便一直存在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之间相互倾轧、争斗，进而导致南宋官僚队伍处于分裂的状态。华岳主张军事力量是议和的重要后盾，面对南宋与金朝的关系，他认为“南宋军事失败往往在于士大夫妄图和议。和议失败又因为朝臣往往羞耻于将军队作为后盾”([2]: p. 194)。目前学界内对《翠微北征录》中所体现的军事思想之研究已有研究成果，刘斌认为华岳《翠微北征录》中所记载的南宋治边军事策略是具有前瞻性的，并对宋元对峙时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3]；王建帝以《翠微北征录》为中心入手，探讨南宋“以步制骑”的战略战术[4]；《中国古代情报史》一书中对《翠微北征录》中的情报思想进行探析，但是对于间谍招募、用间之法、情报传递之内容尚无讨论[5]。
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于《翠微北征录》的关注仍然稍显不足，主要集中于对华岳生平的探讨以及对《翠微北征录》治边思想的稽索，其研究成果较《孙子兵法》等传统兵书研究而言，稍显不足。《翠微北征录》作为一部兵书，其中蕴藏着深邃的军事情报网络建构的思想，但是目前学界鲜有成果。因此，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成果之上，系统梳理此书中记载的情报问题、用间方式以及信息传递等问题，并且对其中内含的情报观进行探析。
2. 《翠微北征录》中的情报保密方式
华岳认为军事情报的泄露具有多种方式。首先以“跳河者”“两来者”([2]: p. 169)为主。淮河是南宋与金朝的分界线，其中从“跳河者”“两来者”定义来看，一为间谍，另一为奸细，此二者均为从金朝跨境盗取南宋北部边境地区重要军事情报的敌方军事人员，华岳将二者视为“沿淮之凶恶”，而且位居前两者，说明南宋的边境军事情报大量流入金朝，并使得南宋对金的战争屡屡战败。其次，在进行军事战争中，切忌孤军深入。一旦孤军深入，军队无法获得友军支援，一旦敌军切断运粮道路，或者斩断行军队伍，己方的军事情报则会从己方士兵的口中泄露，进而对战局的走势产生影响。要之，军事情报的外泄，在必要的情况下，成为南宋边境安全的重要掣肘。华岳遂在《翠微北征记》中，为应对情报外泄，提出了密防奸情的方法。
首先，在战争中，受伤士兵不能遗留于荒野，逃散的士兵不能让他们靠近敌人，防止敌军将其俘获，将己方军队情报外泄于敌国的情况。在屯军扎营的过程中，“将之所居，固宜与士卒咫尺也”([2]: p. 170)，将领的住所本应该靠近士兵，便于管理。但是按照古人在战争中总结的经验，军队在外扎营亦需要做好分区管理，“必围以重幕，而颜色之不相睹，严以阃阈，而声音之不相闻者，惧其夜出别营，以行闪误之谋；潜归幕府，以白请乞之事，恐其事机之易泄，而勿使知也”([2]: p. 170)，以防士兵作乱，而使机密情报泄露。同时每晚的口令也需要及时更换，防止士兵将机密的情报告于外人。由此可以看出，《翠微北征录》中认为要加强将领对士兵的管理，防止士兵被敌军捕获造成的情报泄露，同时在驻军扎营时对机密机构进行保护，防止重要军事情报从中泄露，造成军队的损失。
其次，在军队中推广密辨法。华岳认为，“候望之法之弊有二：其一曰掠候。二曰误候”([2]: p. 243)。其中掠候意为信号被敌人所消除。即将烽烟熄灭，将旗号拔掉，把金鼓盗走，破坏消息传递的路径；误候意为信号被敌人所改变，混淆消息传递的内容，使军队无法获得正确的情报。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传递军事情报方式易于敌军掌握，不利于重要军事情报的保密。因此，华岳主张传统的军情传递方式需要革新，“烟火则三隐三见、三聚三散，敌不知其数；旗号则三高三低、三展三卷，敌不知其节奏；金 鼓则三击三止、三急三缓，敌不得以效学”([2]: p. 243)，规定烽火三隐三现、三聚三散，使敌人无法知晓烽火数量；规定旗语采取三高三低、三展三卷，使敌人无法掌握旗语节奏；金鼓则采取三击三止、三急三缓的办法，使敌人无法快速掌握，借此保证重要军事情报不会泄露。
华岳还提出了当军事情报泄密时的反制措施，即反泄法。据《翠微北征录》载，“一日号召。谓昔以青旗而招将佐，今以青旗而招士卒；昔以白旗而招统制官，今以白旗而招队、部将。二日旗帜。谓昔以青为左、白为右，今则以青为白，使敌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昔以青为直、黑为曲，今则以黑为青，使敌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势。三日金鼓。谓昔闻鼓而进，今则闻鼓而反止；昔闻金而止，今则闻金而反进。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为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2]: pp. 214-215)，即重新构建传递信息的密语，如口号、旗帜信息、金鼓声音代表的含义以及点燃烽燧数量所代表之含义，借此避免军事情报进一步泄露。
要之，若不保守与利益有关的秘密，则是兵家之患也。根据《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加强对士兵的管理、密辨之法可以有效地防止军事情报的泄露，维护军队及国家的利益。
3. 《翠微北征录》中的探求情报方法
华岳认为，“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2]: p. 237)。兵家需要收集和侦探情报，就如同人体需要有耳目一样。耳目不具备，就会成为废人。收集和侦探情报的系统不设立，就会成为不健全的军队。黄纯艳认为，宋朝通过内外使节、间谍等搜集境外信息[6]。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辽夏金等与自身安全直接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一些重视边境地区海外情报收集的宋一代，掌握的情报是全面而深入的。
宋人使金语录中多有金朝域内军事城址以及军事防御设施方面的记载，实为一种军事情报。比如洪皓于建炎三年(1129)使金，行至宾州时对这一地区的辽朝时期的军事城址进行记载，“契丹自宾州……所存者数十家耳”([7]: p. 314)。《辽史》载“宾州……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事”([8]: p. 470)，从中可以看出，辽圣宗迁徙兀惹户于宾州用以充实人口，逐渐成为辽朝防御女真人的军事重镇。洪皓行至宾州后载“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说明在金朝初期，宾州的军事防御城址已经被废弃，女真人并没有将此地作为重点军事防御区域。楼钥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十月作为书记官跟随其舅父汪大猷使金贺正旦，期间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城址以及军事防御措施进行细致记载，“过丰乐镇，居民颇多，皆筑小坞以自卫，各有城楼”([9]: p. 373)“自河以北，每五里许，必有小舍，或在古冢上，每夜轮保甲十人宿其中，以伺察行者”([9]: p. 375)“又七十里，宿保州。城壕、瓮城皆三里，城约厚十余丈，门曰‘鸡川’，负郭为保塞”([9]: p. 376)“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车行，四十五里，至安肃军……二城之间有壕堑，水柜积冰甚多，方取以入窖”([9]: p. 377)。从楼钥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楼钥对金朝丰乐镇、滹沱河流域、保州、遂城县地区的军事防御情况进行记载，上述区域均在现在河北境内，毗邻金朝国都金中都，实为拱卫金朝国都的战略缓冲区。在上述区域的军事部署中，女真政权依靠当地居民筑造坞堡进行军事防御；同时也施行保甲制度用以加强巡逻、观察之强度；还会利用天然的自然资源，利用堑壕并引进水源，提高军事防御能力，说明金朝与南宋签订《隆兴和议》以后依旧对南宋保持较强的军事防御措施，女真人利用现有资源构筑军事防御区也体现出金人就地取材、依托自然环境的军事环境意识。据此可以看出，南宋初年宋廷有着较为系统的情报采探之有效途径，并通过出使金朝的官员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
但是根据《翠微北征录》载，南宋宁宗时期“诸将例皆庸驽不材之士……收拾遗逸以资听闻者”([2]: p. 238)，南宋军队将领多为平庸之辈，上到坐镇中枢的官员，下到提兵打仗的将领，都没有利用间谍、隐士探取消息的能力。甚至边境地区的边铺都已经破败，军心涣散，士气全无，多在战争初期误事。一旦有将领整治边境防务，就被指责为招惹边境战事。战时讨论军事形势，又被说成泄漏军事机密，因此边境情报搜集工作趋向荒废。进而造成“故士不出境……鸡犬之声朝昏相闻，而不知敌国之虚实”([2]: p. 238)。因此华岳《翠微北征录》认为，“惟能依此置铺……有事不至窘束”([2]: p. 238)。
4. 《翠微北征录》中的间谍使用方法
间谍是利用各种手段调查目标国家的军事秘密，并将情报内容回报给被委任国家的特殊专业人员。《说文解字》载：“间、隙也，从门从月，会意成形。”徐锴注曰：“闭门夜，闭而见光是有间隙也”([10]: p. 101)，有秘密窥探之意，此亦间谍的特征之一。“谍，军中反间也。谓佯为敌国之人，入其军中。伺候间隙，以反报其主人”([10]: p. 589)。可见，“间”与“谍”虽字形字音不同，但是意思相近。《大戴礼记》又载，“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11]: p. 873)。进一步可以看出，窃密行动较大者为谍，窃密行动较小者为间。《六韬·王翼》载，“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并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12]: p. 141)，视为中国古代间谍一词的首次出现[13]。
华岳还在《翠微北征录》中讨论了有关谍报人员选拔的问题，也讨论了有关谍报人员使用的问题。在间谍人选来源问题上，华岳主张“豪杰为间”，“盖豪杰之士致之于朝廷……则适以资奸究之策”([2]: p. 149)。间谍人员的铨选需要看重胆气，在敌国获取情报是一个危险的过程，时刻都会面临被抓捕的风险。尤其在中国古代，无法通过现代科学技术通过网络获取情报，多为依靠人力深入敌国实地获取，风险极大。因此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镇定的心态、勇敢的胆气是不会变节的重要保障。因此，华岳建议朝廷“自今宜令二三大臣广行招致……求备吾之采择矣”([2]: p. 149)。
在间谍的纳选方式上，《翠微北征录》载，“硬探，谓遴募胆勇材士，远出贼境，必要探知贼人虚实。谓如安丰硬探，直至龙湾、颍口等处；盱眙硬探，直至临壁、青阳等处。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空阙去处，必要探知贼人消息。谓如安丰游奕小探，常出没于花靥、渊口、夹淮等处；盱眙游奕小探，常往来于龟山、栅口、夹淮等处”([2]: pp. 242-243)。据此可以看出，华岳认为招募间谍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硬探，此种间谍需要深入敌境腹地，并千方百计探知敌人虚实，获取价值较高的敌国情报，因此此种间谍需要有胆量的人材。第二种为游奕小探，此种间谍是在两国边境地区真空地带获取情报，毋须深入敌境腹地，因此需要灵活的机动性，故此类间谍招募轻捷骁勇的马军为主。
在间谍管理方式上，《翠微北征录》载，“硬探则差出之日，重借资赏，日帮五券；合千、头自人又加倍支。候其探伺得实，即令正补，仍令添支钱银，买觅间谍，招募奸细。其有贼将至而不知姓名，贼军至而不知多寡，并依军令。游奕小探则差出之日，亦借资赏，日帮三券；头目、合千人又加倍支。候其采探得实， 即令正补，亦令添支钱银，以助其用。其有误事，并依军令。如此，召土豪则有其资，买间谍则有其具，被邀劫则 可以赎躯，遇关河则可以逃命”([2]: p. 243)。由此可以看出，华岳认为硬探、游奕小探在出发获取情报之前需要给予一定的金钱奖赏，振奋人心，保证间谍可以诚信地去敌境获取情报。当间谍带回来的情报为真实情况，则正式委任他们专管情报事项，并再次大量地赏赐金钱，作为获取情报之活动经费，以便雇用间谍，招募探子，组织情报组织。但是如若敌军有新任将领到任而不知姓名，新驻敌军人数不知多寡，则一律按照军令处置。由此可以看出，间谍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利用金钱进行拉拢的同时，也有用军法进行限制，以保证间谍的忠心，不会在敌国因利益诱导而反水出卖本国利益。
在间谍探取秘密情报的问题中，华岳认为，“独力所胜，不如兼力之为轻；假目于人，不如亲见之为审。事之出于独力之所成就者，有不若兼听集视之为易得其真”([2]: p. 241)。在获取情报过程中，一个人的能力能胜任固然很好，但是如若从多方面共同承担情报的获取，则会事半功倍。由此可以看出，华岳认为组织成体系的间谍情报网是有利于边防安全的。其中就宋金交界地区组织间谍情报网的问题，其中华岳就宋金交界地区组织间谍情报网的问题进行阐述，具体如下：
旧法，惟令安丰有警，则特令安丰之兵传报花靥、霍丘等处；盱眙有警，则特令盱眙之兵传报招信、淮阴等处。不知安丰之人，视霍丘、花靥外戍为不足恤。兼安丰受敌，方自顾不及，奚暇恤其所谓花靥、霍丘之事？盱眙之人，视招信、淮阴别军为不切之务。兼盱眙受敌，方自顾不暇，奚问其所谓招信、淮阴之事？此断递之患每见于边铺，死铺之患每闻于边探也。况入探不远，方见尘埃，贼已邻境，急报本戍已为稽缓，复何责其能报他所之营壁？是皆立治不良，为谋不审，临敌之际多至误事([2]: pp. 241-242)。
华岳认为，边铺为边境地区的驿站，亦有搜集情报之功效。但是安丰、花靥、霍丘、盱眙、招信、淮阴等处的边铺相互之间缺乏协作，谍报信息传递缺乏互通，造成某些地区因谍报信息缺失而在面对敌人时往往误事，在战局初期陷入弱势。基于此，华岳认为应当在宋金边境地区建立起系统的、成熟的间谍情报网，具体方法为：“谓如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2]: p. 242)通过此举，可以革除以往边境地区缺乏消息共享的弊端，保证各边铺之间消息共享，可以从容有效地应对敌方的进攻。
5. 《翠微北征录》中的情报传递方式
在战争中，信息传递是己方军队之间加强相互协作的基础，但是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发生情报泄露的情况。华岳认为，战场上传讯的老办法，以烽烟日用、烽火夜战为主，而新办法，则以金鼓旗帜、金鼓夜战等为主要传讯方式。但是上述四种方法均具有不足之处，受烟雾、暴风、雪雨、尘埃、地远、风逆、暴雨、贼鼓、溪涧影响较大([2]: pp. 238-239)。但是在行军过程中，这四种方式又是最便捷的传递情报之方式，因此上述四种办法，行军用兵时刻不能废弛，一旦度驰军队就会被敌人所偷袭，不仅会对国防力量造成损失，还会导致情报泄露。
华岳为弥补四种情报传递方式之不足，同时也为避免造成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情报泄露情况的出现，提出两种方法。首先是名递法，“谓如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 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所乞之事，此名递之法也”([2]: pp. 170-171)。又担心往来书写文字容易被敌军找到规律，遂提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2]: p. 171)。由此可以看出，名递之法是采用密语来传播情报信息，数递之法是将军事情报隐藏于不同字数的词语之中，不同的字代表不同的军事情报，凭此便可以将重要的军用情报进行隐藏，用隐秘的方式将军事情报表达出来，并防止在情报传递过程中被敌方获取，在军事上造成损失。
6. 《翠微北征录》情报观评析
华岳通过对先贤军事思想的汲取逐渐形成自己的情报观，并将其内化于《翠微北征录》之中。从《翠微北征录》中既可以看到华岳对先贤情报观的继承，也能看到华岳情报观的创新之处。
首先，《翠微北征录》中体现出华岳对《孙子兵法》中情报观的继承与发展。华岳在《平戎十策·取士》中载：“臣尝读《孙子》一书，至十三篇之末”([2]: p. 150)。其中可以看出，华岳在孙子“上智为间”思想的基础之上，发展出“豪杰为间”的思想。孙子“上智为间”强调重视“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4]: p. 242)，需要采用智力超群之人，方可成功获取情报，完成间谍任务。但是智商超群并不意味着胆识超群，而且获取情报是一项危险的任务，需要深入敌方境域，因此华岳在孙子“上智为间”的基础之上提出胆识是间谍人选的重要依据，不仅是对《孙子兵法》中情报观的补充，也是在彼时特定环境下华岳情报观的发展创新之处。
其次，由于南宋周边民族政权林立，尤其深受金朝的军事威慑。而且金朝频繁间谍深入宋境获取情报，其中以秦桧和刘蕴古尤为出名，因此南宋情报频繁流向金朝，使得金朝军队进攻南宋犹如无人之境。因反对开禧北伐，上疏弹劾韩胄，华岳被贬官驱逐。金朝在开禧北伐之前便获取情报，金章宗获悉南宋“将谋北侵”[15]，遂做出应对措施，及时抵御南宋军队北上，维护金国领土的完整。由此可以看出，如此重要的对外作战情报还能流入敌方，说明南宋对情报的保护存在严重问题。基于此种情况，《翠微北征录》中体现出华岳情报欺骗的情报观。杜阿强认为，《翠微北征录》中军事反情报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6]。华岳通过密辨之法、名递之法、数递之法对需要传递的军事情报进行加密，防止敌军轻易破获。
最后，《翠微北征录》体现出了当情报泄露以后积极弥补的情报观。在一般的兵书中关于保护情报的论述多以预防泄露为主，比如代凌风、魏长春认为，明末清初问世的《兵经》便多以防御性保密措施来保证情报的安全[17]。华岳提出的反泄法便体现出情报泄露后军队需要积极地弥补情报传递信号，保障情报传递不会因为传递途径的破坏而停摆，造成死报情况。
7. 结语
《翠微北征录》在中国兵书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体现的情报相关问题尤为重要。《翠微北征录》的情报观既有对前人的继承，更有自己的发展，是代表南宋军事思想的重要兵书。虽然目前对《翠微北征录》情报问题的研究不够完善，对于一些理论的论述也仅是浅尝辄止，还需要更深入地挖掘。但是从中依然可以认识到，一方面，《翠微北征录》中间谍情报网的建立仍适用于当今的情报工作；另一方面，《翠微北征录》中所体现的华岳情报观既有对前人的继承，更有自己的发展，不仅丰富完善了中国古代情报观，还对当今情报工作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