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贫困是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中国作为曾经的贫困大国，经过2013到2021这八年的持续努力，达成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深入，我国如今已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来，如何提升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与其拓宽其持续发展的机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语言扶贫作为“扶智”的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语言是贫困地区难以脱贫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语言入手，为扶贫减贫构筑通向知识和机遇的大道，可以助力新时代脱真贫，真脱贫。
2. 何为语言扶贫
2018年1月，由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语委研究共同制定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正式出台，计划提出的“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概念正式将语言扶贫提上议程，语言扶贫也作为一项政策举措在中国全面推行。学者们对语言扶贫这一概念的定义意见不一，有的学者从微观的个人角度入手，强调语言扶贫对贫困人口个人发展的作用，例如杜敏与刘志刚从微观角度对语言扶贫内涵做了深入的解释，认为语言扶贫“具体指对某些因语言因素造成各方面发展障碍的特定群体所进行的帮扶，旨在通过提升帮扶对象的语言能力，克服语言因素对他们自我提升和全面发展形成的阻碍，进而促使帮扶对象逐步提高生产、生活的能力，达到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目的”[1]；有的学者则着眼于语言扶贫的宏观意义，即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如苏剑从语言扶贫的主要措施入手，认为语言扶贫主要包括三部分，即开发利用语言资源，制定优化语言制度，提升国民语言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产出，实现减贫、脱贫的目标[2]。陈丽湘则是对语言扶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义，认为语言扶贫是指以消除语言交际障碍、提升交际效能为目的，通过对贫困个体或群体的语言学习提供扶助，从而提高个体语言能力实现赋能增值，优化区域语言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个体或群体摆脱贫困的措施与行动[3]。
3. 为何语言扶贫
3.1. 推行背景
语言扶贫在当今时代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现在已进入后脱贫时代，二是如今信息社会的大背景。
进入后脱贫时代，扶贫的重点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来，扶贫的目的也不再囿于解决温饱问题，语言发展对脱贫的作用凸显。王春辉指出，在扶贫的整个体系中，语言文字是一个后发因素，其作用与必要性只有在解决绝对贫困后的阶段才逐渐显现，也就是说语言扶贫在后脱贫时代具有适用性[4]。黄少安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掌握的语言知识技能落后，并且这种落后会代代相传，导致贫困不断代际转移。语言扶贫则是阻断这种代际转移的有效举措，语言扶贫所带来不仅仅是贫困人口语言能力的提升，更是其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的提升与职业发展机会的有效拓展[5]。李玉红也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语言扶贫符合时代发展需求，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具有长远意义[6]。除此之外，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减贫实践也反复证明了，物质帮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容易催生惰性和不劳而获的心理，不利于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的形成[7]。在相对贫困阶段，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个体能力对长期有效的脱贫尤为重要，是一种“授之以渔”的帮扶措施。通过对贫困人口扶智与扶志，提高其语言能力，增加其人力资本，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6]，从而实现永久脱贫。
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获取和处理各类信息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发展，也是融入与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而获取信息的首要条件就是可以读懂信息，即可以读和听文字的能力。倘若缺乏这种语言文字能力，则会与各类信息与机会擦肩而过，最终难以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中立足。根据2023年最新发表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的网站数量达到398万个，这些网站涉及各个领域的有效信息，然而如今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才刚刚过半，与城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2020年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已指出，非网民不上网原因包括语言能力(不懂拼音占19.5%)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语言技术(不懂如何上网占51.6%)。这些数据意味着，由于不懂我国目前的通用语，许多贫困人口失去了获取信息的机会。
3.2. 语言具有经济特性
对通用语言的掌握程度是影响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早在1965年，Marschak就创造性地提出语言具有经济和价值属性，即语言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这四方面的经济属性[8]。王春辉也指出，使得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由贫穷转为温饱甚至富裕状态的关键一步是语言能力的提升[4]。李宇明则进一步阐释了背后的原因，他认为，语言与扶贫之所以具有相关性是因为语言与教育、信息、人和互联网、人的能力和机会之间具有密切联系[9]。
语言的经济特性在众多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有力证明。Tang等的一份研究就指出，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教育水平落后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水平受制的最主要原因，但是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们发现普通话能力不足才是真正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发展机会的最重要原因[10]。王海兰等曾对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劳动者普通话听说读写技能与劳动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劳动者的普通话水平对劳动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劳动者的普通话听、说和写的能力提升后，其劳动收入也将提高[11]。此种正向关系也在谢治菊、李强对西部多民族内陆省份的贫困户的实地调研中得到验证，研究结果显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一个人拥有的语言技能与经济地位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普通话技能的提升不仅带来语言能力的进步，甚至能够转变贫困户的思维与认知，从而助力脱贫[12]。卞成林等则是更进一步地将语言与经济的关系精确到了数字，他们在广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普通话普及率存在最低有效规模，在广西这一特定环境中，只有当普通话普及率大于60%时，普通话推广才真正意义上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效应[13]。
4. 如何语言扶贫
关于语言扶贫的具体措施，无论是各类专家还是语言政策研究学者都给出了众多建议，结合学者们的观点与我个人对语言扶贫的理解，我总结出了以下5个我国语言扶贫的重点方向。
4.1. 坚持推普工作
无论语言政策如何变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语言扶贫的重点仍然将放在推普工作上。在进行推普工作前，首先要明确推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即达到什么目标后，推普工作才算是圆满完成。对于大部分青壮年贫困人口来说，推普工作并不仅限于达到可以读或说多少汉字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其终身学习语言与熟练运用语言的习惯。
就具体的推普措施而言，我认为有四个需要注意的方面。首先是加强对语言扶贫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较少被提到，但却对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很大的必要性。虽然我国早已出台了多项有关语言扶贫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贫困人口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不足，守法意识较为淡薄[6]。相较于其他经济方面的扶贫政策，语言扶贫的相关措施耗时较长，大部分贫困人口也早已错过了学习语言的关键期，从头学习普通话是件难度和挑战度很大的事，他们也对完成耗时耗力的汉语学习任务配合度不高，阻碍了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开展。因此要想语言扶贫工作顺利开展，首先要让贫困人口意识到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政策与法规的科普介绍是体现推普工作必要性的最有力方法之一。
其次是因地制策与因群体制策，即制定语言扶贫方案时，要考虑扶贫对象的种族，年龄、文化程度等条件，根据这些因素确定针对性与有效性更强的语言扶贫措施。例如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区，包括贫困人口占比较高的云南边疆民族等，不仅要注意推广汉语，还要注意其原有民族语言的保护传承，双语教育必不可少；针对青壮年贫困群体，应将其作为推普工作的重点对象之一，注重培养其国家通用语能力及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提高他们外出务工、创业的成功率[14]；同时将其普通话学习掌握情况记入贫困人口档案卡，定期回访并制定后续的语言帮扶措施[4]；针对中老年人，可以着重培养其国家通用语的听、说能力，而对读、写能力放松要求。
还有就是重视功能性的语言扶贫，根据贫困人口的职业规划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语言扶贫措施，这也是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条件下最为高效的选择。对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提供语言能力培训时，“职业技能 + 普通话”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性路径[3]。例如某贫困人口有外出务工从事理发行业的需求，那么对其的语言扶贫则可以从理发行业常用的国家通用语言入手，先帮助其具备从事该行业所需的基本词汇与表达，其他表达则可以在后续的实际工作中逐渐积累而得。这种将语言学习与技能培训需求结合起来的措施也有助于促进贫困人口学习内生动力的形成。
最后则是老生常谈的一点：将推普工作纳入基层干部的考核任务，促使其更积极负责地参与到语言扶贫工作中来。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将语言扶贫纳入考核任务固然有其有效性，但同时也会出现因为与绩效挂钩而造成的功利化现象，即“假脱贫”现象或语言脱贫后很快又返贫，这些都与语言扶贫的初衷背道而驰，无法真正达到脱贫目标。因此需要加强监督与考察基层干部的扶贫工作，定期对脱贫群体进行回访等，避免由于功利化现象而产生的短期效应。
4.2. 科技融入语言扶贫
利用现代科技成果进行语言扶贫是一个较为省时省力且高效的方式。一方面，在使用这些电子软件、电子语言产品的过程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可以得到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教授贫困人口如何操作与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也提高了其对语言技术的掌控能力，正如在3.1中提到的，贫困人口不上网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懂如何上网，即缺乏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语言技术。教会贫困人口使用语言学习产品的过程也是一个教会其使用网络与电子产品的过程。
首先要积极开发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学习者群体的电子语言产品，包括各类语言学习软件、实时翻译器、电子书等，内容设计也考虑到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将语言培训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增强语言学习的实用性与功能性，提高使用者的学习意愿与效率。对于与国家通用语言差别较大的少数民族语言，相关的电子语言产品则可以将双语设为软件使用语言。目前已有的语言扶贫APP，Superfish智能普通话互动学习系统迈出了语言扶贫科技化的重要一步，也证明了将科技融入语言扶贫是可行且有效的。
此外，应积极借助发达的互联网开展与推广各类网络课程，形成“互联网 + 语言”的教学模式，减少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资源差距，增加贫困地区群众参加语言培训的机会与提高其语言教育的水平，有助于取得更好的语言扶贫成效[6]。发挥学校在推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语言扶贫嵌入教育扶贫[11]，这与4.1中提到的“职业技能 + 普通话”语言扶贫模式可以配合使用，因为该学习模式个性化程度较高，在基层工作中进行实地教学将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资源，通过线上APP学习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用一个课程满足全国各地的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贫困人口的需求，极大地节省了人力与物力；另一方面，网上课程与指导可以反复观看与复习，符合语言学习的长期性的特征。除此之外，由于该课程与贫困人口的职业发展紧密相关，其自发学习的积极性较高。
4.3. 重视儿童教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想真正打破贫困的代际传播，必须要重视儿童，因为儿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此可见将儿童作为除青壮年群体以外的语言扶贫重点对象具有必要性。二语习得的知识也告诉我们人们越年轻，越容易二语习得。Newport认为幼儿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语言学习能力和效果都处在其他年龄阶段无可比拟的阶段[15]。同时，张洁也指出，贫困之所以代际传递，很大程度在于儿童早期发展不足所造成的能力缺失[16]。冯智文、原一川也认为，帮助民族地区真正摆脱代际贫困，脱贫后不返贫的根本途径是办好基础教育，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抓好中小学阶段的民、汉、外多语教育[17]。然而事实却是，对于广大贫困地区的儿童，学前教育缺失，中小学语言教育质量较低，缺乏体系。冯智文、原一川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英语教育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当地人普遍对小学英语教育的重视不足。偏远地区的农村小学基础外语教育规划缺失，开设英语课的学校寥寥无几，并未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城市小学和乡镇中心完小近几年虽然开设了英语课，但并没有像其他科目一样受到重视，英语由数学和语文老师代上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种对儿童语言学习忽视的现象并非个例，首要解决措施是提高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经费的有效投入[16]，吸引更多的优秀语言人才扎根贫困地区，提供合格优质的语言教学。同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以聘请省内外优秀英语教师进行线上授课，为学生提供一流的线上课程，让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与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17]。除此之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不仅要重视普通话教育，还要利用其学习语言的关键期适时进行英语教育或者邻近国家的语言教育。在当前“一带一路”政策推行的背景下，开展“一带一路”相关非通用语种和跨境语言教育有益于推动边境边疆贫困乡村稳定发展[18]。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学生实际能力水平采取分阶段教学的方式，在语言学习初期可以将少数民族母语或方言作为教学使用语言，随着教学的深入，逐渐过渡到母语或方言与普通话混合的双语教学，当学生可以基本掌握普通话时，则转为单一的普通话教学，要避免过度追求目的语学习而产生的“一刀切”策略。针对学前教育缺失的情况，需要广泛推进“山村幼儿园”“童语同音计划”“学前学会普通话计划”等针对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学习计划，把握好学生7岁前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提升其语言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
4.4. 开发民族语言资源
强调统一语言的重要性与语言多样性并不相悖，统一语言也并不等同于抑制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19]。语言扶贫仅仅停留在普通话的推广阶段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对少数民族语言与方言的保护必不可少。从“推普脱贫”到“语言扶贫”的转变体现的思想是：除了推广普通话是脱贫举措以外，开发贫困地区自身的语言资源也必不可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国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精准扶贫时期，如何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语言与方言，实现语言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从而提升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是语言扶贫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6]。我认为贫困地区语言资源开发的思路应该是让其他地区的人认识到该方言的美丽之处，让方言成为景点一样的具有吸引力的标志物。政府可组织多方力量开展相关语言资源研究和开发，如设计不同程度的语言学习软件、建设语言资源数据库、利用短视频软件制作语言音视频等，促进当地语言产业和经济文化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14]。语言资源的开发很难独立起作用，一般需要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因此需要在贫困地区的文旅开发时，可以编排一些民族语或汉语方言节目等；还可以利用当地语言文字元素设计特产包装、文创产品、导引系统，甚至进行文学创作[18]。
4.5. 加强语言经济学学科研究与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政策研究主要着眼于语言政策的法律性、文化性与教育性，而对经济学因素的研究较少[20]。在我国的语言扶贫实践中，要想使语言扶贫发挥理想作用，首先应认识到语言、语言政策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与运作规律，从而以科学的理论指导语言扶贫实践。目前我国的语言经济学仍然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还未构筑成一个系统的体系。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推行，近些年来的研究和政策逃不出“需要推行普通话，但是也要保留民族语言多样性”这样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遗漏了一些关键点的窠臼。对哪些群体首先进行语言扶贫具有最为经济、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家通用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各占何种比例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语言冲突、贫困地区儿童从哪一年级开始进行二语教学最为合适等问题都是与语言经济学有关，但似乎并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语言经济学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必要性。
5. 结语
语言的力量从来不容小觑，语言扶贫事业作为人类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新时代减贫与永久脱贫的重要有效力量。通过由语言构筑的脱贫大道完成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渡在后脱贫时代显得尤为合适，可以说，语言扶贫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