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对马克思“自由王国”理论的通常解释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耗费较少的时间就能生产出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生活资料和维持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从而获得更多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进行自由的活动，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相互对立、此消彼长。人类的活动也相应被划分为了两个对立的领域，在必然王国的领域内，人们为了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不得不从事与个性无关的被动活动；在自由王国的领域内，人们可以脱离物质需求，从事科学、艺术等实现个性的主动活动。但是，由于人始终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定，因此不管生产力有多么发达，必然王国即使被压缩得再微小，也不可能被完全消灭，人类始终不得不耗费一部分时间用于物质生产。甚而，由于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都会引发“新的需要”的产生，必然王国甚至还会发生反弹，必须由新一轮的生产力发展才能再次压缩必然王国的空间。因此，即使人类已经进入了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一部分活动也依然处于必然王国的领域内，而人在必然王国领域内的劳动是不自由的，自由王国永远无法完全实现。
那么，在理应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何以仍有一部分劳动是不自由的？这一部分劳动是否可能既是自由的，又的确能生产出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当我们回到马克思对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讨论中，将看到对必然王国内容和范围的重新定位，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改变。
2. 马克思对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对立关系的扬弃
2.1. 对立关系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建构了两种对时间的划分方式。第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马克思提到“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1] (p. 199)，首先区分了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并指出两者在物理时间上的此消彼长。同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任由人们支配这一自由时间，而是始终趋向于“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 (p. 199)，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因此，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领域里，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也呈现出彼此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区分的语境是资本主义社会，区分的目的是批判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意义，即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这种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关系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幻想，这一意识形态的现实来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劳动活动的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的劳动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被迫进行的强制劳动，因此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于自身、与自身相对立的，工人只能在劳动之外的自由时间里才能进行自由的自我实现活动。这造成了两重后果，一方面工人“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 (p. 159)，将劳动看作是外在于自己、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活动，另一方面，自由时间被认为是非劳动的、休息的时间，工人的自我实现只能通过在自由时间中进行消费，而这正是资本增殖的必要环节。资产阶级经济学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看作是永恒的，马克思则看到了它的历史暂时性，指出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现实基础的消失，劳动不再是与自由对立的负担，而将直接成为人的自我实现方式[3]。
2.2. 扬弃对立的哲学路径与实践可能
对于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提出了第二种时间划分的方式，即必要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1] (p. 200)。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于工人可以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因此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就不再是对立关系，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里是否从事劳动。但是，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依然存在，人们只是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压缩劳动时间，以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这与前文所述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关系的理解具有同构性。
同样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批判了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称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1] (p. 203)。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不再对立，而统一于“人的生产”。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1] (p. 203)人在自由时间中只是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但并非与物质生产无关，而是通过自由时间中的个人充分发展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生产力促进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是最高效的，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榨取相对剩余价值而提高生产效率的促进方式。自由时间中的活动虽然并不与物质生产直接相关，但间接地且必要地参与了物质生产，同时劳动时间中的物质生产也通过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实现了人的再生产，因此两者都属于人的生产。
进一步地，劳动也不再是人的负担，而是自由时间中活动的来源和实现方式。一方面，自由时间活动的需求和原料都来自劳动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提到，活动的产品、为活动而创造的生产工具会引起新的需求。这一需求来自人通过对对象性活动产品的直观，由于人在这一直观中发现了自身对象性本质力量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改变旧的劳动方式，而这一改变并不完全隶属于直接生产过程，人必须暂时地跳出直接生产过程、进行一些与物质生产并不直接相关的活动，例如科学发明、艺术创造等，然后再回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只有在劳动时间中，自由时间的活动才得以真正实现。“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由于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1] (p. 204)马克思用农业劳动中的身体锻炼来比喻这一关系，指出了直接劳动在人的自我实现方面的重要意义。自由时间的活动虽然不是观念家的玄想，但毕竟不是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活动，而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到直接劳动中进行锻炼，要确证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就必须在直接劳动中将这一力量对象化为产品，这才是人实现自身的现实途径，由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需要的描述，即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4] (p. 435)。否则，自由时间的活动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缺乏现实意义，认为可以从劳动之外的休闲娱乐中获得自我实现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统一也是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在自由时间的领域，人就是与自然相脱离的精神性存在者或者只是单纯的消费者，而劳动则成了对自然的征服和榨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在自由时间的活动中依然以人的自身能力展开的方式在场，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活动都隶属于整个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时就是自然界的生成即人的生成。这种劳动与自由的统一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关系，也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准确理解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关系的基础上，再观照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不难看到，两者同样不是纯粹的对立关系。
3. 自由王国完成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重叠
3.1. 自由王国的内涵与特征
自由王国，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一个超越了物质必然性和劳动异化的社会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摆脱异化状况而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可以兼具满足需求和自由这两种属性。这种劳动不仅生产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全部产品，同时参与劳动的人们也将其视作自身作为人的实现。实现这一未来的前提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它意味着人能从自然中获得自由，另一方面是社会可以自主调节劳动者与劳动之间的匹配关系，即自觉分工，它意味着人能从社会中获得自由。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生动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 (p. 537)即使每个人的劳动兴趣和实现个性的方式会频繁变动，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具有完善的协调机制，可以使得每一个人都能从事实现自身个性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同时也是为全人类提供物质生活基础的生产性活动。
3.2. 必然王国的现实基础
与自由王国相对立，必然王国是现实社会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状态，其现实基础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往往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人们虽然也在生产自身的物质生活基础，但由于人们是按照地域、教育、工资等偶然因素来选择工作岗位的，因此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与自己个性无关的劳动，而只能在工作之外的领域实现自己的个性。这种劳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却造成了人的异化，使得劳动成为外在的、被迫的、与自由相对立的活动。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自觉分工的实现，为劳动摆脱异化、成为人的自我实现活动提供了可能。必然王国的劳动因此可以兼具满足需求和自由两种属性，成为连接自由王国与物质世界的桥梁[5]。
3.3. 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重叠逻辑
正如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关系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对立关系同样如此。一方面劳动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必然王国领域的劳动对人来说是不自由的，人们只是被迫进行劳动以满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自由王国领域的活动与满足物质需求无关，并且正由于这一无关，方才是自由的。
但是，如果人们在必然王国领域内也能实现自身的话，那么自由王国领域指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仍然将两个王国视为生活两个部分，那么自由王国领域就只能包含所谓精神性的活动了，例如科学、艺术。然而，即使是这些看似只存在于头脑中的活动，依然是对象性的。首先，这些精神性活动都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作为基础，活动着的个人是带着其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积累的情感和观念进行精神性活动的。其次，迄今为止的精神性活动都以一定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构建与改变，间接地影响了物质生产活动。最重要的是，这些看似只局限于个人之内的活动，往往以某个他人为对象、通过他人才能真正完成。人的所有对象性本质力量都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力量也是在交往活动中实现和发展的，即使是精神性活动，如果只是个人的自我娱乐而没有任何他人作为活动的对象和目的，那么进行这项活动的人就不是实现了社会性的现实个人，而是还未实现社会性的抽象个人。
因此，即使是这些最符合自由王国性质的活动，也能归入必然王国的领域，这也意味着一种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统一性理解。在共产主义社会，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不再指两类互相分离、对立的活动领域，而是指同一个活动的两个维度，必然王国指向活动满足人类需求的维度，而自由王国指向活动的非异化性质。自由王国的实现，就不再是对必然王国的压缩和否定，而是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重叠。两者之间不是量的互斥关系，而是指向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是质的平行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理论中，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并非一对此消彼长、互相排斥的概念，而是相互重叠，指向了同一个社会生活。如果必然王国仍与自由王国有所对立，那么自由王国就还未真正实现[6]。这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 (p. 53)，落实到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时间中，我们就可以说，个人每段生命时间的自由是其一切生命时间自由的条件。如果还有一段生命时间不得不进行不自由的“必然”劳动，那么个人的生命时间本身就不能被称为自由的。而体现在具体的活动中时，马克思则超越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说明了生产过程中间接生产过程与直接生产过程的相辅相成。这两种时间虽然在物理时间上是分离的，但共同隶属于生产过程整体，而且互为对方的基础和条件。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共同隶属于生产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必然王国方面，两者都作为人的自我实现活动，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由王国方面，这也再次印证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关系。
从这样的“自由王国”理论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实际上也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进与限制自由王国的双重作用，并探索自由王国突破这一限制、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而人与自然的对立、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的冲突，也将在这一自由王国的实现中得到真正的解决。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由王国的双重作用及其自我扬弃
4.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由王国的推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打开了自由王国的空间，这是马克思一直予以肯定的，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封建生产方式的积极意义之一。在西欧封建社会，社会人群按照等级进行划分，土地和劳动人格化为贵族与农奴，而他们同时也是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人格化。由于农奴将全部时间都用于直接物质生产、并将一部分劳动产品交予贵族，贵族才能不进行直接劳动，从而拥有大量自由时间。在这部分自由时间中，一些贵族就能从事自由王国的活动，例如科学、艺术等，马克思也从中看到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只是当时这种自由发展只限于部分贵族，而且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为代价。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等级被打破，似乎每个人都拥有了自由时间，但其分配依然不平等。从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比例来看，土地所有者、银行资本家由于仅靠地租或利息就能满足自身生活所需，因此其生活可以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贵族，几乎所有时间都是自由时间，但其闲暇建立在产业资本家和工人的忙碌之上。产业资本家虽然参与了利润的分配，但其往往也需要参与一部分组织劳动，因此只是拥有部分自由时间。随着职业经理人将组织劳动功能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剥离，产业资本家将最终在现实层面分离为金融资本家和组织劳动者。而对于工人来说，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占据了其大部分活动时间，但仍能残留小部分自由时间，因为资本主义要求工人有自由时间来消费商品，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更快陷入生产过剩危机[8]。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封建生产方式，使每个人都拥有了一定的自由时间。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断增加着社会总自由时间的潜在量。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家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其本质要求，而这将客观地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进而积累更多自由时间的物质基础。虽然自由时间的增加量可能被剩余劳动时间占据，但毕竟增加了潜在的自由时间，为未来的自由王国实现奠定了基础。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工人能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潜在的自由时间就能现实化为人们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
4.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由王国的限制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了自由王国实现的条件，但它也通过各种方式限制着自由王国的发展。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的出发点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因此其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所增加的自由时间并不会成为真正的自由时间，而是会成为剩余劳动时间，从而为资本家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会加剧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失衡，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走向生产过剩危机。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增殖为其根本动力，因此其更倾向于提高能带来高利润的产业的生产效率，一些人类必需但利润较低的产品可能长期得不到投资甚至停产，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更是会导致所有产品都难以得到提高生产效率的投资。
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由王国的推进和限制中，人与自然的冲突也在加剧。虽然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使人们提高自然资源转化率，可以只消耗少量原料就能产出大量产品，但是这种产出是以资本的无限增殖为目的的，因而也是无限增长的，一旦自然资源转化率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原料需求的增长速度，那么人们就会越来越感受到自然的限制，进而陷入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以及与自然界本身的冲突之中。另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增殖的追求过程中，更多的自然资源被隐性地消耗。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在消耗端考虑对自然的影响，具体呈现为原料成本和辅料成本，但很少顾及产出端对自然的外部影响，其所生产的产品回收成本以及副产品处理成本都不在其计算范围内。虽然一些国家已经能通过限制排放、治污税等方式来减少产出端对自然的影响，但无法彻底消除这一问题，且资本还能通过产业转移将产出端影响转移至不发达国家[9]。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们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刺激，人们所消费的产品种类数量和产品更新频率都不断增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率越来越低，而生产的产品也会通过降低耐用性来缩减成本，这就造成了消费端的巨大浪费。当生产端在不断提高技术以提高自然资源转化率时，消费端却在不断降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化率，即每个产品都越来越难以实现其全部的使用价值，一些产品甚至在其使用价值尚未被开启时就被丢弃、销毁。从自然资源到使用价值的总体转化过程来看，即使生产力在发展，但其总转化率甚至可能是在下降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们将耗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与自然进行对抗，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也会越来越困难，自由王国似乎永远无法实现。
4.3. 自由王国的实现途径
正如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所揭示的，当资本主义推进和限制自由王国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否定，并最终产生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条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规模的扩大和自然冲突的加剧都提示着人们现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发达生产力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潜在自由时间让人们看到了自由王国实现的可能，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则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基础。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发达的物质转化能力使人们能够在直接劳动时间就生产出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产品，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则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符合个性的直接劳动中去，在其中确证和实现自身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在这一意义上，自然就不再是外在于人、与抽象的人相对立的质料，而是作为人的自我确证和自我表达的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说的需求无限性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只是假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人类对自身的需求已经达到完全自觉，因而从对活动结果的直观中所提出的新需求不会超过当前活动的能力范围，而由于这一过程是历史性的，因此人类能力全面展开的空间是无限的，这正是需求无限性这一观念背后的感性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将秉持着对这一历史规律的自觉继续展开人类历史，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人与自然也将在自觉的实践中实现统一。
基金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意蕴与时代价值研究”(21VZX004)；新疆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培育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研究”(22CPY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