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目前正处于养老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同期人口出生率屡创新低，科技日益进步后带来的人均寿命的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逐步演变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性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地方财政能给予的帮助存在较大出入，中央政策与财政转移支付帮扶的力度不一致，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聚集地，养老机构享受的政策及资金扶持力度与以传统汉族为主的省份存在较大差异。
在农村层面农民的养老更多的是依赖劳动而自食其力与子女的资助。经年累月，原本从事苦重农事的传统农民，在进入风烛残年后，其通过自身的劳作换取等价报酬的机会与途径日益减少。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产生变化，逐渐适应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来自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现实压力，陡增接济父母的经济负担，对农村老人养老的赡养能力及生活质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综上各方面的合力作用，共同限制了农村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在形式上更多的则表现于农村养老机构现实出现的困境，地域分布的差异、人文环境的迥异，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现有农村养老机构的布局与内部结构。
考虑目前我国养老性机构普遍存在叫好不叫座的客观现象，市场供给与实际需求矛盾相当突出，政策监管及扶持有待加强。本文将试图从导致现实养老机构陷入困境的原因为契机，尝试探讨突破现实困境的可能性。
2. 现阶段养老机构困境的原因分析
2.1. 支付机构的养老费用老人没有决定权
目前农村养老机构的经营主体以民办及公办养老院为主，公益性养老院是由政府或集体组织为责任主体，以提供基础的养老服务为目的为非营利性性质。而民办养老院则是以市场化需求为主导，以个人或公司为责任主体，在市场化经济规律下运行，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责任主体。由于公办养老院其主要的社会职能更多倾向于对诸如：孤寡、三无、五保户、残障等社会特定的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故而在户籍、身份、身体健康状况等多个准入门槛的设置上更为严苛[1]。同时，由于公办性养老院普遍存在管理方式简单粗放、缺少弹性；工作队伍管理难、专业技巧上不去等诸多因素，致使老年群体对其逐步形成“地狱化”“监狱化”的认知，使其对公办养老机构望而却步。反观民办养老机构从入住条件、硬件配套设施、居住环境、服务态度等综合服务质量上更能满足老年人对品质生活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差异化的生活需求，使其能够享受舒适又贴心的服务。
民营机构由于非公共物品，在没有财政补贴下，资金渠道单一地依赖于对养老对象收取的床位费、餐费和护理费。以北京市为例，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北京市老年人月平均养老金收入为3456元。根据养老信息网中披露的北京地区民营机构收费标准，按能自理、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三个生活自理程度区分，其收费标准平均为3007元/月、3541元/月、4559元/月；其退休养老待遇较收费标准而言明显相形见绌。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所接收的群体更多的是年龄大、大多生活不能自理的半失能老人，平均年龄均在80岁左右，其子女也一般都是40至60岁的农民工，其入住费用由于基本没有固定来源，基本是子女之间均摊的形式进行承担，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放缓、中国进入大基建中后期转型提升阶段，机械化、智能化的水平得以提高，人工智能的实现逐渐普及。对单纯依赖于体力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形成冲击，失去了就业岗位。高年龄的农民工群体被迫返乡，更多的老人子女考虑现实的经济压力与自身时间的充裕，主动将老人接回家进行赡养，较大部分老人考虑减轻子女负担，即使再中意机构养老，仍然会配合办理出院[2]。
2.2. 机构鱼龙混杂，行业管理混乱
由于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与农村老龄化加剧导致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现实矛盾，供给总量短缺与结构性不足的现实状况未能有效缓解。部分养老机构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迎合老年人需求、通过赠送小礼品等手段，赢得老年人信任从而建立虚假的亲密关系、失实吹嘘、过度营销，通过一系列虚假手段的策略和“高大上”包装迷惑老年人。以旅游、养生、家政服务等为噱头私设资金池；有的针对不同老年人精准“设局”，引诱老年人入局。在养老服务领域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榨取老年群体的“养老钱”。
新开业的养老机构为解决眼前收入无法覆盖支出的困境，实现可持续运营，开始寻求各种办法与其他养老院实行“抢人”大战。通过养老中介市场，以支付中介佣金的方式定向寻求家庭经济条件好、自理能力强的优质养老客户群。但近些年以来，由于国家鼓励加大民营养老院的投资，并出台相关政策定向减免相关税收，较多市场经济主体涌入养老市场，承办养老机构[3]。优质养老客户群体一时出现“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部分养老机构为实现短平快的投资效益，通过于市场中恶意哄抬手续费的不良竞争手段，扰乱养老中介市场。同时，以远超养老机构的市场平均水平的薪资待遇，整体引进原市场上成熟稳定的管理团队的同业互挖墙脚，管理团队带着老人“集体跳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2.3. 投资成本高、资产负担重
首先以经营的硬件条件分析而言，为满足老年人日常起居及卧床照料，需要在每个房间单独设置卫生间、设置无障碍通道，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要，部分养老机构还需配备阅览室、活动室、康复室、亲戚参观会议室、厨房、餐厅、浴室等相应配套设施，对于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还要有专业的洗澡床。在外部环境布局方面，为考虑老年人适当户外活动空间，还需留有一定的户外健身场所及锻炼设备[4]。
从软件条件层面分析，占据经营成本较高的主要是人力成本。以一线实操员工为例：一般而言一个护士可以照顾6~8个老人，但是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至少需要两个班倒，也就是说一个护士可以照顾3~4个老人。还需要管理人员、安保人员、食堂服务人员等。如果提供医疗服务，至少要有2名全科医生和4名专业护士。如果能容纳50名老人，工作人员要达到20人。其次是经营管理中的中高层决策人员。目前薄本微利的养老行业，本身对有一定管理能力以及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吸引力就十分有限。以经济较发达的江浙沪地区的农村养老机构为例，中高层管理人员正常薪资也仅仅是在1.5万~2万/月。但这样的工资待遇让原本就是处于盈亏边缘的养老行业底层的农村养老机构更加捉襟见肘。如此往复，形成了恶性循环：薪酬福利待遇低–专业人才流失–服务质量降低–老人入住意愿不高–经营亏损。
3. 现阶段突破困境的优化路径
3.1. 用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以钱袋子撑起腰杆子
让老人真正在养老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就要从根本上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收入，针对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农村老年群体，可以尝试以社保统筹与财政补贴相交叉的形式，以不低于低保标准的50%~60%为目标，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同时从认知上改变固有的农村养老消费观念，尝试通过统一支付媒介、规范收费标准、完善服务主体的方式方法，多维度培育和引导老年群体及其子女合理的老年消费观，拓展其养老必需品的认知范畴，促动家属群体对养老服务的消费理念、鼓励养老消费。再者要从政策上加强建立困难老人兜底的保护机制，积极联动市场有经济实力的养老保险主体机构，推动建立健全全域长护险，整合叠加各类养老服务和护理费补贴政策，补足低收入农村老年群体尤其失能老年人与退休企业职工的支付能力差距，确保农村老人住得起养老院，失能老人请得起护理员[5]。
3.2. 强化准入管理、筑牢资金底线
民政部门加强对从事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的监管，切实落实行业监管职责，要求未获备案、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机构不得从事开展与养老服务有关的任何经营性活动。对以“投资养老”为噱头实则进行欺诈吸收养老资金的不法群体及黑机构所开展的涉老诈骗活动，及时联动公安机关对其实施调查处置。并将其有关人员列为行业从业人员“黑名单”。同时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信息查询和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的信息联网平台建设，及时对国家的养老的相关政策做好宣传，对养老机构实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及星级评价机制[6]。
关心老年群体的心理状态，树立起正确的消费思想和理念。让老年人打消“天上能够掉馅饼”“小投资、大回报”的贪念，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借助利用现有的新闻媒体、社区黑板报、宣传栏、标语等宣传手段，加强各类反诈骗识别能力。
对陌生机构主动赠送小礼品、免费团建会及免费体验等经营活动增强防范意识。
3.3. 加强政策扶持、保障生存发展
加大新办养老机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等税种以及减免不动产登记费、住房交易手续费、环境监测服务费等事业性收费的征收力度。对其日常经营生产中的水、电、气、互联网、通讯等费用的加大优惠补贴政策，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调动市场经济主体主动参与市场化养老机构建设的积极性。加强对当地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的合理性规划，量入为出、因地制宜；通过专项支付的手段加强对机构用于日常运转和改善老人生活质量的财政补贴，多方面发力以保障民办机构的稳健经营。提高民营养老机构的存活率[7]。
3.4. 积极尝试探索交叉式养老新业态
3.4.1. 不离乡不离村的互助式养老
中国式的农民群体有着强烈的安土重迁思想，几千年来的农事生产构建了相对封闭的乡土文化与人文情结，基于熟人社会与熟悉生活环境下的“互助式养老”，能在满足其基本养老需求的同时，给予老人更多的安全感与亲切感，大量农村闲置的资产资源也能够被最大化加以利用，闲置的房屋、抛荒的土地、陈旧的公共设施，稍加改造后便可以成为互助养老设施。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熟悉的环境，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既减轻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又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发展和和谐，助力乡村社会的发展。
3.4.2. “适老化”改造后居家式养老
和中年人、年轻人群体相比较，农村老年群体的身心及精神状况存在天壤之别，绝大多数留守的农村老年群体患有多种慢性病，需要更多关注，原有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差、功能性差、舒适度差等缺点均成为传统的居家养老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居家适老化改造在以满足老年人安全便利、舒适健康为主要需求的同时，根据实际需求，对老年群体的居家环境关键区域或部位进行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及老年用品配备。这种养老模式依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在做好照顾的同时能够兼顾老年成员的日常照料，负担小、成本低，同时兼有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势[8]。
3.4.3. 医养结合的复合式养老
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预计11年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我国将全面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阶段。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全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约9000万人。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近70%。老年慢性病若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将给社会的整体养老带来巨大负担。客观地讲，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总体水平尚不够发达，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加剧，医疗服务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医疗供给发展不平衡与人民群众之间日益增加的养老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新业态模式应运而生[9]。
壮大“医”的力量。通过“养老院+互联网医院”的创新模式打通养老机构老人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建立互联网云诊室、移动诊室等新型在线问诊平台，帮助老年人在院享受远程医疗服务，形成“老人院内远程就诊，线上看病送药到院，线下转诊便捷服务”的全流程闭环服务模式。并通过该创新模式实现老年人配药、常见病的诊疗等便利，使院内老年人足不出院即可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使其慢性病、常见病的管理与治疗更加规范、便捷、高效。同时注重加大专业护理人员的培养。在全国各大院校开设了医养类专业，并与相关医养企业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从人才储备上让老人有“医靠”。
丰富“养”的形式。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试点“在家疗养、医护随诊”的交叉模式，为每一位老年人建立专属“医护档案”，医护人员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通过在线平台实时了解老人身体健康状况，通过定期上门体检、日常护理等手段，为老人提供差异化、专属化服务方案。同时对重症、高龄、瘫痪等护理难度大的群体，通过专业家庭设计，为其改造设置特殊护理区域，并配置专用康复护理床位。免除老人就医不便的烦恼，同时帮助其在不离家的情况下，尽快得到专业医疗服务，省时又省心。
4. 结语
随着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农村养老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伴随着社会老龄化，我国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旺盛。鼓励和发展养老服务业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也是可以深度挖掘行业潜力实现可持续经营发展的朝阳行业。通过对造成当下农村养老机构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突破其发展瓶颈。摸索创新各类养老模式，是完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实现路径、合理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新时代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