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失语症”作为一种病症，指“由于脑损伤导致丧失口语、文字表达和领悟能力的疾病”[1]。在文学创作中，“失语者”的意义与医学术语不同。文学创作中的“失语者”通常因为心理受创、情感压抑、社交孤立等原因无法表达真实想法。他们或是默不作声，不爱与人交流，或是在表达时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完全不能表达；他们经常被忽视和忽略，遭受挫折，无法真正融入社会和人群；他们的内心充满痛苦和困扰，但无法表达，使得他们处于更加无助的状态。
“边缘性”是“失语者”最突出的特征。在主流话语中，他们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但是，“边缘化”只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现象，他们活跃于自己所处的生存区域，以微不足道的发声证明自己的存在。在很多文学创作中，“失语者”最终可能会寻找到自己的声音，重新获得表达自我的能力。从这些形象刻画中，作家试图向读者传达人性的脆弱和复杂，以及人们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到鲁迅乡村题材小说的影响，一批乡土小说作家活跃于文坛。“王鲁彦展示了落后而迷信的浙东乡间，蹇先艾叙述了遥远的贵州山区，许钦文描述了古老的江南乡镇”[2]。而出生于洞庭湖边清溪乡庙背里破落地主家庭的彭家煌则以他生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洞庭湖边闭塞落后的乡村，从社会历史、文化习俗、人的价值等方面充分展示了溪镇人的生存状态。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有一类弱势群体——“失语者”。他们的内心充满痛苦和困扰，但无法表达，使得他们相对于主流话语处于边缘地位，处于更加孤立的状态。通过刻画不同身份的“失语者”，彭家煌展现出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身处困境而无法、无从、无处表达的困局。比如《陈四爹的牛》里，猪三哈受到了愚昧、落后、甚至是反动思想的侵染，人格遭到了侮辱，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最后自杀身亡。《喜期》里的静姑，她原本还憧憬可以自由恋爱，却被传统的封建主义束缚着，只能在痛苦中挣扎，最后被毁灭。
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社会各方面开始转型。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争鸣、集体主义和个人自由的矛盾，使得社会意识更加多元化。文学创作环境自然深受这种氛围的影响：文学不再紧紧与主流意识形态捆绑，文学创作的艺术形象不再局限于“高大全”，新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开始被发现。“失语者”是一种具有异常语言特征的人物形象。他们在小说中所反映的各种生活状况和当前的社会问题，与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关系。探索它们的特点和价值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方向。
2. 彭家煌乡土小说中的“失语者”类型
笔者将彭家煌涉及“失语者”的乡土小说中人物择要摘录，如表1所示：
Table 1. Characters involving “aphasic individuals” in rural novels by Peng Jiahuang
表1. 彭家煌乡土小说中涉及“失语者”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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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人物 |
“失语者” |
《怂恿》 |
冯郁益、禧宝、政屏、牛七、原拔、雪河、枚五老倌、述芳、政屏二娘子、裕丰、贡老爹、旁大、甫松、盛大汉、原拔娘子、小通州、甫森、五婶婶 |
政屏二娘子 |
《活鬼》 |
咸亲、荷生、荷生祖父、蔡氏、荷生母亲、荷生姐姐、荷生嫂 |
荷生嫂 |
《陈四爹的牛》 |
陈四爹、陈四爹老婆、猪三哈(周涵海)、周抛皮、涵海嫂 |
猪三哈 |
《喜期》 |
黄二聋、静姑、黄南田、叔祖母、小三、惠莲、静姑妈、伴娘、吹鼓手、
帮忙的管事的、亮壳子、丘八爷、敌兵 |
静姑 |
《牧童的过失》 |
荷牙子、荷牙子的爹、荷牙子的二嫂、成妹子、细毛、荷牙子弟弟、
成妹子的妈、荷牙子的妈 |
成妹子 |
《喜期》中的静姑一出世就应寿终马桶，但她妈死命地反对她爹“牛婆下了崽，你喜欢，猪婆下了崽，是母的你更欢喜，为的他将来一窝一窝的养，好给你生财，唉，人当不了猪，我，我活什么……”[3]于是静姑在这种慈悲的哭声里被允许活在人间了。静姑因为性别为女，毫无生存的权利，后来因其母亲以畜牲相提并论，才得以幸存，而这只是悲剧的开端。长大成人之后，静姑与一起长大的三儿暗生情愫，但父母的期待与封建婚约的规制，将这段感情无情地扼杀。在十二岁时，静姑便被许配给了一个文盲跛子，她不知怎样表达抗议，只是选择了绝食和流泪作为反抗，但这却是在顽固的封建根基面前以卵击石。最终，在婚礼当天，静姑遭到了兵痞的强暴，之后投水自尽。如果说《喜期》是因父权而造成悲剧的话，《怂恿》中的二娘子的命运就是被夫权所致。
“常人的口白，‘出嫁从夫’，这是天经地义。二娘子虽是响屁都不敢放的贤德女子，标致堂客，本来犯不上做一对死猪的殉殡，但是这幕剧的花旦只有她一个，为着要圆牛七和她丈夫的台，而且可趁此机会以公济私的出出被搂抱的气，她不出马，还有谁告奋勇！因此，在原拔家正午餐时，她援进他家的窗。她单单溜进老盛的房里，在床湾里上了吊。”[3]死又没死成，却由一个人见人夸的贤德女子变成“她自从死过这一次，没得谁见过她一次，真个她被活埋了。”[3]与她们相比，荷生嫂和成妹子虽然也背负着封建礼教的沉重枷锁，但面对人性合理需求时采取了一定行动。荷生嫂与咸亲私通，导致丈夫误以为家中有鬼；成妹子勇敢地和荷牙子在小溪边戏水。但是，女子多男子少的荷生家是畸形的，荷生的祖母、母亲、姐妹都被迫为传递男性血脉努力，荷生嫂被娶进门也是同样的原因。她与咸亲偷情，既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也是为延绵子孙的任务，依然是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成妹子的母亲和二嫂发现她竟然和荷牙子在水边玩耍，用“娼妇”等词语羞辱她。徘徊在礼教的遵守与突破之间的成妹子，只是单纯的孩子，却无法为自己申屈辩解，沦为“失语者”。
《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是一个朴实卑微的农民形象。心地善良的他本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他不仅卑微，而且懦弱，他的房子和财产被他的老婆霸占，最后成为了一个流浪汉。精明市侩的陈四爹趁机雇他照顾自己的牛群。虽然猪三哈兢兢业业，但还是常常被乡里的人欺负。有一次，有两个孩子唱着歌咒骂他，他本要跑去吓他们一跳，可是一回头，却发觉自己看管的那头母牛不知所踪。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法跟陈四爹交代的时候，便决定自尽。在他离开之前，他还是偷偷去看了妻子，却发现她仍和别的男人恩爱。于是他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人世。面对妻子所做的龌龊事，他没有勇气表达愤怒，反而被驱赶；面对雇主陈老爹，他听之任之、任劳任怨，从不敢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要求；面对嘲笑他的乡人，他也不予理会。既因为他在乡土社会的底层经济地位，也由于他自身的软弱、不开化，猪三哈彻底丧失了表达的能力，沦为“失语者”。
上述作品所涉及的“失语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被男权社会压抑的女性失语者；二是处于乡土社会经济底层的失语者。被男权社会压抑的女性失语者有二娘子、荷生嫂、静姑、成妹子；处于乡土社会经济底层的失语者是猪三哈。
3. “失语”原因透视
3.1. 外在的禁锢
中国传统时代的乡土社会男尊女卑，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封建礼教的压迫限制了女性个体的发展和自主性，使得女性的地位一直处于被压迫的边缘。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一直被边缘化。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三纲五常”等道德观念以维护社会秩序，但这些思想却成为封建观念的正当化工具，并深刻影响了国民性。因此，女性在中国社会中通常处于被父权和夫权统治的从属和卑微地位，难以摆脱这种境况。上述作品中的女性失语者也经受着这种令人痛苦的陈旧封建观念和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默默地承受苦难，仍需执行传宗接代的任务，将边缘的位置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乡土社会长天大地的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中，潜藏着中国人的本性特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决定了农民的生活方式。由于资源贫乏，技术落后，生活环境艰苦，农民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他们丧失了抵抗的力量，意志消沉。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他们无法抵御，于是成为了一群默默忍受苦难的沉默者。
前文提到的两类“失语者”在面对乡村社会不合理的压迫时，承受了无法治愈的伤害。他们在这个令人苦不堪言的世界里，承受着来自生存、传统和性别等方面的压力。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尽管各自拥有独特的个性和特点，但普遍存在传统礼教和封建伦常的束缚、权力话语的压迫、文化失语等问题，导致他们被边缘化并反映在他们的生存境遇和人生经历中。
3.2. 失语主体的自我封闭
作为被边缘化的存在，“失语者”的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被旁落，生存状况也糟糕不堪。他们把压迫自己生存空间的封建思想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缺乏表达的意识和能力。在《怂恿》一篇中，二娘子因上吊自杀而被用奇怪的方法治疗，然而其上吊自杀的根源在于对女性“出嫁从夫”的封建观念的顺从。二娘子一门心思想要为牛七和丈夫圆场，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尊严，最终选择给两只猪做陪葬品。她不仅差点丢了性命，还得忍辱负重，接受“上通下气”的治疗。二娘子为了坚守传统女性的身份，甘愿舍弃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的性命。尽管二娘子没有失去生命，但她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换来的结果只是被“活埋”，她再也无法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站在乡亲们面前，只能成为“向湾里的一堆黑影”。二娘子自甘作为丈夫政屏的附庸品，毫无自主意识和表达的自由。她一言不发地为了夫家的权利自杀，却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尊重。当她被以治病为借口羞辱时，也没有丝毫反抗的行为和意识。到最后直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被“活埋”，也是沉默的、无言的。二娘子本人没有丝毫表达自我的意识，也没有人会在乎她的想法。如果他们能够说出内心的痛苦，也许他们所承受的苦难重量就会减轻。但是，由于小农经济的特性，他们的性格呈现出一种内向和封闭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遭遇的悲惨事件越来越多，他们的苦闷会不断积攒在心中。他们有些已经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有些则继续忍受着痛苦。
除了“失语者”自我视角的审视，“失语者”的行为、思想、语言多是不被大众理解、接受、认可的。这种情况导致了“失语者”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理解，产生价值体系的摩擦和碰撞，从而导致失语的发生。《陈四爹的牛》中猪三哈对妻子百依百顺，但由于他的善良和软弱，妻子和她的情人霸占了猪三哈的家，使他失去生活来源，只得替陈四爹卖牛。在临死时，妻子仍在做对不起他的事时，他还对她恋恋不舍。猪三哈的一再退让不仅遭到妻子的侮辱，也被乡人不理解，乃至嘲笑羞辱。但猪三哈面对乡人对他的侮辱、嘲讽，只有一句“娘个大头菜”作为反驳。这无力的辩驳彰显了他本人的懦弱，也揭示了他的无奈、痛苦与沉默。他内心的苦痛和欲望无法表达，无人理解。
4. “失语者”人物形象的文学价值
4.1. 二十世纪的“失语者”形象
“五四”文学重在启发民智，通过对民众“精神的创伤”的描述，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创作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努力。他在小说里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失语者”，如阿Q、祥林嫂、闰土，这些人都是带有国民劣根性和精神伤痕的人。鲁迅希望借此展示“沉默的国民灵魂”，揭开民众的悲惨伤痛，披露封建社会“吃人”的本性，从而唤醒和他们同样处于睡梦中的人们。鲁迅通过作品描述了受过创伤的劳动人民对生活的麻木与无助，在他们的安身立命精神中寻找革命的希望，从而改变污浊的社会现实。
《明天》中的单四嫂带着三岁的儿子靠自己的双手纺棉过活，宝儿给她许下了美好的“明天”：“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4]那时的她觉得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4]不想宝儿却又生病了，在宝儿弥留之际，各色人等的不良居心毫发毕现：庸医何小仙只给了不置可否的诊断，有年纪的王九妈的反应是让人费解地又点头又摇头，蓝皮阿五甚至以帮忙抱宝儿为借口趁机碰了单四嫂的乳房。宝儿的呼吸才停下，王九妈、蓝皮阿五、咸亨的掌柜、红鼻子老拱等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马上就聚集在单四嫂家里：王九妈自发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借了两块银元给帮忙的人备饭；掌柜拿走了她的一副银耳环和一只裹金的银簪去办棺木……又一个“明天”来了，单四嫂总不能死心地盖上棺木，“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他，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4]本来被王九妈派了抬棺木的蓝皮阿五一整天都没到……最后，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吃过饭之后，都回了家……只剩了单四嫂一个人：“四面一看，便觉得坐立不安，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4]单四嫂作为社会底层的妇女，维持生存已经很艰难，她沉默地带着孩子生活，没有发言的空间。当宝儿去世后，周围的人各怀鬼胎地“分食”她仅有的生存资本，她没有丝毫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从头至尾，单四嫂子都不发一言，是这个“吃人”的社会中的“失语者”。
在五四文学创作中，作家为了批判民族的劣根性，唤醒麻木的国民，创作出“单四嫂子”、“祥林嫂”、“闰土”等人物；为揭露和批评社会阴暗面，左翼文学创作出“华威”、“吴荪蒲”；延安时期，为配合、传达和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现了小二黑，水生嫂，白毛女等人物。而新时期文学中“失语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也折射出“失语”现象在现代文学中的出现频率变高，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中边缘化问题的进一步重视。文学不应曲高和寡，而应该与现实对话。关注“失语者”的生存困境，就是展现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造成一部分人必然失语的人类生存困局。
4.2. 彭家煌乡土小说中“失语者”的文学意义
首先，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封建宗法制度进行深刻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存在导致了乡村悲剧的发生，彭家煌在描写这些“失语者”的生活时，突显了封建礼教对他们的迫害。
《活鬼》中荷生家为了绵延子嗣不择手段，竟然要求妻子、寡媳“偷汉”以达目的。更过分的是给十三四岁的孙子娶了大龄媳妇，也是为了完成生男孩的任务。孙媳像家中的长辈妇女一样与外人私通，闹出“活鬼”的喜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封建伦理把女人异化为非人，成为男性传宗接代的“工具”。被物化的女性没有表达正常欲望的权利，也没有生存的自由，只能保持沉默。同时，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剥夺了女性的恋爱自主权和性爱需求，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了婚姻的命运，封建礼教体制中的贞节观更是最残忍恶毒的枷锁之一，彭家煌通过悲愤的笔调描绘了这些女子的悲惨遭遇。成妹子因为大胆与荷牙子戏水而被母亲羞辱；荷生嫂被娶进家门延绵子孙，为此不得不与人偷情；二娘子因为维护夫家的面子而自杀且受到羞辱；静姑不能与心爱之人成婚，被迫嫁给瘸子，还在大婚当天被敌兵强暴。她们的行为没有触犯谁的利益，只是未能符合封建道德观念，遭到了悲剧性的打击。彭家煌关注这些乡下人被传统观念扼杀的不幸命运，对封建传统进行了批判。
彭家煌对被这些传统观念抛入悲剧深渊的“失语者”的不幸命运的关注，有力地表达了他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他在作品中关注人的价值，呼吁现代文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生命价值和思想自由，因此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彭家煌笔下的悲剧主人公大都是平凡人，事件也多是日常生活的琐事。他在作品中，对乡俗民风进行了深刻描写，关注乡民们对本身就是悲剧载体的种种乡俗陋习的麻木无知甚至推崇和欣赏，揭示出乡村文化本体的内部。同时，彭家煌通过揭示封建传统文化对下层人民的精神奴役和人身压迫，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所包涵的合乎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现代观念、进步而开放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强烈渴望与呼唤。
彭家煌在作品中刻画了“失语者”的形象，强调了关注这一群体的重要性，体现了他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借助于对“失语者”生存状态的了解，我们不难发现其作为小说中重要书写对象的地位。但由于他们所特有的“失语”特性，作者或叙述人必须扮演其“代言人”，传达所不能言说的精神内涵和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要理解“失语者”的形象，必须深刻理解他们背后不同原因和意义所折射出的沉默。
彭家煌通过“失语者”的视角，观察并呈现弱势群体的命运，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他创造了“失语者”这个形象，并不是把他们遗忘或遮蔽，而是有意为之，旨在更加深刻地刻画出他们身上的苦难，使之更有实感。这种苦难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存在，因此，残缺就是对苦难的一种表达。“失语者”虽然无从、无力、无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们躯体的残破、精神的荒芜和生存的局限都在向我们诉说着苦难。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苦难是客观的，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也很难逃脱。既然避无可避，那么他就必须要接受并忍耐。当你注定要经历磨难的时候，你的磨难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对每个个体来说契机不同，但他们却都在忍受着“失语”的痛苦和无助，这种迥异的体验，对他们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5. 结语
彭家煌创作的乡土小说，比同时期一般乡土作家的更为活泼风趣，也更加深刻成熟。他善于以细腻而又简练的笔触，生动地反映洞庭湖边闭塞、破败的农村，真实地描绘出这个环境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本文选择其笔下的“失语者”这一弱势群体进行研究，分析他们的内心充满痛苦和困扰，但由于无法表达，使得他们处于更加孤立和痛苦的状态，相对于主流话语则处于边缘地位。此外，将作者笔下的这些形象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分析其失语的原因，并结合同时代的作品分析“失语者”的文学价值。“失语者”作为边缘形象的一种，不仅具有鲜明的外在形象特征，其内在的精神隐喻以及其带来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更值得我们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