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拖延是一种自愿地、非理性地延迟执行预期的活动，即使拖延者意识到推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而非理性之处在于，没有任何重要的因素会阻碍预计任务的执行，而拖延者仍然选择拖延。睡眠拖延这一概念最早由荷兰学者Kroese提出，是指个体在没有外部原因阻碍的情况下，习惯性地推迟其预定上床时间的行为[2]，而我国学者许宴青研究表明，使用“睡眠时间拖延”比“上床时间拖延”定义对我国大学生普遍睡眠不足的情况有更好的解释力，本文睡眠拖延沿用许宴青对其定义，即个体在没有外部原因阻碍的情况下，习惯性地推迟其预先设定的入睡时间的行为[3]。睡眠与机体的学习记忆、免疫功能、情感认知、生物节律等密切相关[4]，充足的睡眠是一种健康促进行为，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然而，《2024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居民平均睡眠时长6.75小时，51%的大学生在零点后入睡，更有19%的人入睡超过凌晨两点[5]。研究生群体由于学习任务重、科研难度增大、心理压力、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睡眠现状不容乐观，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6]。相关研究表明睡眠拖延是导致睡眠时长不足、睡眠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7]，睡眠拖延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A型行为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心脏病学家Friedman和Rosenman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8]，该行为性格的个体具有高度时间紧迫感、急躁、情绪不稳、争强好胜、做事效率较高、缺乏耐性等特征。不同的行为模式会影响个体的应激反应，其中A型行为被普遍认为与拖延相关，A型行为性格的人由于其时间匆忙感和竞争性、充满敌意的性格特征较其他人更易发生睡眠障碍[9]。压力知觉是指个体对环境中的危险性刺激经过认知评价后产生的心理反应，反映了个体对一般压力事件的感觉和处理压力的能力[10]，面对同一压力源，不同个体感知到压力并不一定相同。
拖延可能是人们应对压力时的一种反应方式，三“A”理论(Appraisal-Anxiety-Avoidance Theory) [11]认为压力源会使个体产生担忧、焦虑、压力等，为了逃避压力源，个体会做出一定的拖延行为。当代研究生经过一天的学习后，常常会选择在睡前选择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进行压力的释放，独享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这可能会导致睡眠拖延的发生。A型行为模式的2个主要特征是强烈的竞争性和持续的时间紧迫感，这会导致A型行为的研究生会有更高的压力知觉水平。韩含[12]等人的研究发现，学习压力与A型行为呈正相关，A型行为对压力知觉有一定的预测作用，A型行为人群的压力知觉明显高于B型行为人群。
由此可见，行为类型、压力知觉、睡眠拖延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其中，压力知觉与行为类型密切相关，并且对睡眠拖延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过往的研究很少将三者联系起来探讨其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在2023年11月以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基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睡眠(就寝)拖延行为量表(CBPS)、A型行为类型评定量表(TABP)、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开展行为类型、压力知觉、睡眠拖延行为及三者关系研究，了解研究生群体行为类型、压力知觉、睡眠拖延水平情况，探讨睡眠拖延行为的影响因素，尝试构建压力知觉在行为类型与睡眠拖延之间的中介模型。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选取重庆某大学在校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于2023年11月对该校596名在校研究生发放电子问卷，删去无效问卷后，共回收563份问卷，问卷回收率94.46%。其中，男性139人，占比24.69%，女性424人，占比75.31%，平均年龄26.2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班委干部等人口学特征。
2.2.2. 中文版睡眠(就寝)拖延行为量表(CBPS)
本研究采用马晓涵等人[13]根据Kroese [2]等编制的睡眠拖延行为量表(BPS)修订的中文版睡眠(就寝)拖延行为量表(CBPS)，该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1到5代表“几乎从不”到“几乎总是”，其中项目2，3，7和9须反向计分。该量表为单因子结构，选用9个项目平均得分作为量表得分，得分范围为1~5。得分越高，代表睡眠拖延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5。
2.2.3. 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
杨廷忠等人[14]根据压力知觉量表(PSS)编制了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此量表用于评估被试近1月内感受到的压力程度，该量表由14道题目组成，其中7个项目是反向计分，包括紧张感和失控感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法，其中4、5、6、7、9、10和13题是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压力知觉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0。
2.2.4. 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
该量表[15]一共包括TH (时间感和紧迫感)、CH (争强好胜、竞争性、暴躁和敌意等性格)和L (测谎题，相关分值不计入总分)三部分，CH与TH部分共50题，L部分10题，每题1分，L ≥ 7分，则视为无效问卷，TABP ≥ 29为A型行为类型，TABP ≤ 27为B型行为类型，TABP得分在27~29为中间型，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9。
2.3. 统计学方法
将有效问卷数据录入SPSS27.0软件，采用一般情况描述、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相关性分析，Haye编写的Process宏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16]对样本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一共有18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5.53，小于40%，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基本情况
在完成调查的563名研究生中，睡眠拖延的得分为(3.17 ± 0.69)，压力知觉得分为(25.35 ± 6.99)，其中检出中高压力知觉研究生134名，A型行为类型评定得分为(22.77 ± 7.86)，其中检出A型行为研究生130名。
由表1可知，不同性别研究生的行为类型、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班委与非班委研究生的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班委的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的严重程度小于非班委同学，班委与非班委研究生的行为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研究生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1. Each variable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statistics and T-test findings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t检验结果
项目 |
A型行为问卷 |
压力知觉问卷 |
睡眠拖延问卷 |
总分 |
22.77 ± 7.86 |
25.35 ± 6.99 |
3.17 ± 0.69 |
男 |
23.34 ± 8.33 |
25.28 ± 6.06 |
3.22 ± 0.71 |
女 |
22.58 ± 7.70 |
25.37 ± 6.90 |
3.15 ± 0.69 |
t |
0.99 |
−0.14 |
0.95 |
p |
0.32 |
0.89 |
0.36 |
独生子女 |
23.99 ± 7.77 |
25.51 ± 6.15 |
3.19 ± 0.68 |
非独生子女 |
21.71 ± 7.79 |
25.21 ± 7.15 |
3.15 ± 0.70 |
t |
−3.48 |
−0.52 |
−0.66 |
p |
0.00 |
0.60 |
0.51 |
班委 |
22.46 ± 8.46 |
22.72 ± 6.64 |
2.89 ± 0.52 |
非班委 |
22.79 ± 7.82 |
25.54 ± 6.67 |
3.19 ± 0.70 |
t |
−0.25 |
−2.55 |
−3.04 |
p |
0.80 |
0.01 |
0.00 |
3.3. 不同行为类型研究生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情况
在本研究中，A型行为类型的研究生130名(23.09%)，其中男性37人，女性93人；B型行为类型研究生417名(74.07%)，其中男性98人，女性319人；中间型行为类型研究生16名(2.84%)，其中男性4人，女性12人。本研究对不同行为类型研究生在压力知觉和睡眠拖延方面是否有差异进行了单因素ANOVA检验(以行为类型为因子，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为因变量)，行为类型在压力知觉(F = 30.80, p < 0.001)、睡眠拖延(F = 6.20, p < 0.01)中效应显著，具体结果见表2。在事后比较中，A型行为类型研究生在压力知觉、睡眠拖延上的得分均高于B型行为类型研究生(p < 0.01)。
Table 2. Stress perception and sleep procrastination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ehavior types
表2. 不同行为类型研究生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情况
|
A型行为 |
中间型 |
B型行为 |
F |
p |
压力知觉 |
28.48 ± 5.69 |
31.50 ± 7.47 |
24.13 ± 6.52 |
30.80 |
0.00 |
睡眠拖延 |
3.34 ± 0.64 |
3.39 ± 0.75 |
3.11 ± 0.70 |
6.20 |
0.00 |
3.4. 相关性分析
采用Spearman秩相关进行数据处理，将问卷中年龄、是否为班委、行为类型、压力知觉与睡眠拖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Table 3.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r)
表3. 相关分析结果(r)
项目 |
1班委a |
2年龄 |
3行为类型 |
4压力知觉 |
5睡眠拖延 |
1) 班委a |
- |
|
|
|
|
2) 年龄 |
0.128** |
- |
|
|
|
3) 行为类型 |
0.011 |
0.202*** |
- |
|
|
4) 压力知觉 |
0.107* |
0.036 |
0.412*** |
- |
|
5) 睡眠拖延 |
0.111** |
0.054 |
0.202*** |
0.395*** |
- |
(注：班委a是班委的虚拟变量，班委 = 0，非班委 = 1；*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下同)。
3.5. 压力知觉在行为类型与睡眠拖延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PROCESS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以行为类型为自变量X，压力知觉为中介变量M，睡眠拖延情况为因变量Y，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构建中介模型(见图1)。具体结果见表4，在第一步的检验中，行为类型对于睡眠拖延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160, p < 0.001)，说明总效应成立。在第二步的检验中，行为类型对压力知觉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352, p < 0.001)，在第三步检验中，行为类型对于睡眠拖延的影响效果不显著(β = 0.037，p > 0.05)，压力知觉对睡眠拖延存在显著影响(β = 0.350, p < 0.001)，压力知觉的中介效应为0.155，95% CL (0.109, 0.205)不包括0，压力知觉在行为类型与睡眠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并且为完全中介。
4. 讨论
4.1. 一般情况
经过分析后发现，行为类型、压力知觉、睡眠拖延等问卷得分在不同性别等人口学特征中的差异无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behavior type, perceived stress and sleep procrastination
图1. 行为类型、压力知觉与睡眠拖延中介模型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s are tested for relevant statistics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相关统计值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LLCL |
ULCL |
总效应 |
0.160 |
0.033 |
0.000 |
0.096 |
直接效应 |
0.037 |
0.033 |
−0.029 |
0.103 |
间接效应 |
0.123 |
0.020 |
0.085 |
0.165 |
统计学意义，这与徐沛阳[17]过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但田妮等人[18]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行为类型问卷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生的得分更高，即男性中A型行为者更多，这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研究生群体主要压力来源是学业压力，学业压力较本科生明显增大[19]，虽然不同性别研究生所受到的压力来源有所差异，但总体压力差异不明显，更大的压力更易导致A型行为的出现，所以在本研究中行为类型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并不明显。在是否为班委这一人口学特征上，压力知觉与睡眠拖延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班委较非班委的同学表现出更低的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水平，通常班委在班级里面的表现会突出一些，更具有沟通交流的倾向，能取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相比非班委的同学来说自信心更足，焦虑水平等更低[20]，对生活有规划、执行力更强，所以压力知觉及睡眠拖延行为水平相对来说更低。
4.2. 行为类型对压力知觉与睡眠拖延的影响
本研究中研究生行为类型与压力知觉、睡眠拖延呈正相关，A型行为者压力知觉得分比B型行为高，即越为典型的A型行为者，压力知觉水平越高，越容易发生睡眠拖延行为。以往研究表明，行为类型与其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1]，这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A型行为者有更强的竞争感和时间紧迫感，容易感知到压力水平更大，反过来，更大的压力水平也会影响行为和态度朝向A型行为发展[12]。A型行为者相对来说有较高的成就目标和完美主义倾向[22]，做事情追求尽善尽美，这也导致了A型行为者更容易感受到较大的压力。
过往相关研究表明，行为类型与拖延行为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A型行为者与拖延行为的发生呈正相关。但目前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类型与学业拖延、工作拖延之间的关系研究[23] [24]，研究认为A型行为者较B型行为者更易发生学业拖延。睡眠拖延是近十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对于行为类型与睡眠拖延的研究较少。在本研究中，行为类型与睡眠拖延呈正相关，A型行为者睡眠拖延得分比B型行为高。A型行为者较其他行为者更容易发生焦虑，抑郁，产生更大的压力[25]，而这些不良的情绪体验以及更大的压力会让A型行为者更易产生睡眠拖延行为，发生睡眠障碍。
4.3. 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压力知觉得分与睡眠拖延得分显著正相关，即压力知觉水平越高，睡眠拖延行为越严重。相关研究表明[17]压力知觉能够正向预测睡眠拖延行为。当个体感受到压力时，由此产生了回避态度，采用拖延行为来反抗压力。研究生个体存在着日常的负面情绪、学业压力、科研压力等，经过一天忙碌的学习和科研后，个体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娱乐放松时间，可能通过使用互联网的等媒介，获得安全感、社会支持、情感宣泄等从而缓解个人压力，这也就导致了睡眠拖延行为的发生。
通过PROCESS进行压力知觉在行为类型与睡眠拖延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压力知觉在行为类型与睡眠拖延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行为类型对睡眠拖延的影响中，压力知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往研究认为[26] A型行为者睡眠质量更差，因为A型行为者有更强的竞争意识，高度的时间紧迫感、紧张感，更易产生焦虑等不良情绪体验，也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24]。睡眠拖延相较于学业拖延其他拖延行为来说，睡眠拖延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拖延行为，以往的拖延都是指个体对不愿做的学习或工作等任务进行拖延，但是睡眠不仅不是个体不愿意做的事，而是个体进行身心放松，补充精力的过程[27]。对于A型行为者来说，睡眠并不是一个任务，所以不存在更强的时间紧迫感，但是压力知觉水平相对更高，所以会产生更强烈的娱乐放松需求，从而导致睡眠拖延产生。因此，A型行为者其自身压力知觉水平会更高，睡眠拖延就更易产生，因此，行为类型是通过对压力知觉的影响进而对睡眠拖延产生影响。
4.4. 研究的不足之处
睡眠拖延行为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新概念，相较于失眠等睡眠疾病，睡眠拖延的存在更为普遍，对于睡眠拖延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人群睡眠不足的问题[28]。本研究首次将行为类型、压力知觉、睡眠拖延行为三者结合起来探讨分析，为相关睡眠拖延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本研究还是存在以下的不足，未来的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 研究存在局限性，数据收集仅在一所高校进行，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未来的研究可选择多所学校进行调查，避免抽样所带来的误差，且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设计一些纵向研究调查，进行纵向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
2) 丰富完善研究中的中介模型。可以将行为类型各维度和压力知觉的各维度纳入到中介模型中，进一步地探讨和分析行为类型、压力知觉与睡眠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采用AMOS等软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探讨对于睡眠拖延行为的影响。
3) 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措施降低个体的压力知觉水平睡眠拖延行为的发生。我们可以通过干预压力知觉来减轻研究生群体睡眠拖延行为的发生，过往的相关研究也进行过团体辅导等方式降低睡眠拖延行为的产生，未来还可基于降低压力知觉水平，来改善A型行为者睡眠拖延行为的方向进行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A型行为类型评定量表TABP》《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中文版睡眠拖延行为量表CBPS》共调查了596名研究生(其中有效人数563名)，使用SPSS27.0、PROCESS插件等工具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验证，得出了以下结论：
1) 睡眠拖延得分与是否任班委存在相关。行为类型、压力知觉、睡眠拖延三者两两之间存在相关。
2) 行为类型得分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压力知觉水平。压力知觉水平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睡眠拖延行为水平，在行为类型对睡眠拖延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2021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1SKGH026)、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CSTB2023NSCQ-MSX0431)及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一般课题(K23YG2040466)的资助。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