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3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不再成为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合国，2023)。过去的三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疫情不仅颠覆了大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模式，也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攻击行为的发生造成了一定影响(朱小林等，2020)，这从2022年“取消毕业典礼事件”(网络热搜词条)中可见一斑。在部分高校出于安全考虑而取消毕业典礼时，多数毕业生表示理解，但也有部分同学不能接受，尤其是对临近毕业典礼举办时间而突然被取消的情况。他们通过邮件、交流群等平台进行语言暴力宣泄不满，带有明显的攻击性，经由网络迅速蔓延，造成了激烈的话题讨论。不仅给校方声誉及其教育管理部门造成不良影响，也给受攻击对象(尤其是学校领导层)带来工作与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文献综述
网络攻击行为(online aggressive behavior)可以说是传统攻击行为在万物互联的当下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主要指个体在虚拟空间利用信息传播媒介对他人进行有意伤害，从中获利或达成某种目的的行为(Grigg, 2010)。因为假借了网络的外衣，其攻击行为呈现出隐匿性、重复性、超时空性等特点，致使被攻击对象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身心创伤，是大学生攻击行为中较为普遍采取的表现方式(Gahagan et al., 2016; 陆桂芝等，2019)。《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年)显示，在我国10.79亿网民中，大学生这一年龄群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可见，无论从行为隐患还是群体数量上，都有必要关注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网络行为，及早对潜在问题进行引导、教育，避免其走向违法犯罪(Hamm et al., 2015)。如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塑造教育的趋势2022年》中提议，知识和认知技能不应是学习的全部，21世纪的教育应该重视“全人视域”下学生的情绪健康发展以及面对不确定性所具备的理性能力等(OECD, 2022)。因此，讨论突发事件下的大学生行为，不仅符合适应当下的现实需求，也具有面向未来的教育意义。
在疫情这一充满突发性、不确定性甚至生命威胁性的不利环境中，其产生攻击行为的因素与内在机制会是怎么样的？Kay等(2009)的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对此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释视角，即，个体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的缺失。作为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控制感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Erikson, 1963)。若原本由自己掌控的生活被打乱，甚至自身安全遭受威胁，个体将陷入失衡、失控的状态中。对此，个体会表现出对具有秩序性、确定性以及可预测性的事物的偏好，通过多种途径来“补偿”内在的“失控”，重建“平衡”，实现补偿性控制(Lachman & Weaver, 1998)。按其控制源不同可分为三类，其一，增加自身的知识、能力等进行个人控制；其二，借助他人的帮助、支持获得外部控制；其三，泛化结构确认(nonspecific structure affirmation)，可以理解为个体感受到外部世界在有序地、可控地运行着，强调个体的控制感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结构、规律、秩序，而不受个体或外部的主导，获得补偿的领域也不一定与当前失衡的领域一致。
这三种路径通过恢复个体秩序的方式来重塑个体的控制感，既有外部层面也有内部层面，较之过往的观点对攻击行为的探讨更加全面深入。饶婷婷等人(2022)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因果秩序、信息秩序、内在秩序和价值秩序四类表现方式。其中，因果秩序(Sullivan et al., 2010)是个体想要寻求事情的起因，以抵御失控感所产生的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van Prooijen et al., 2015)；信息秩序(DiFonzo, 2010)则强调对发生事件的当下或未来走向的科学解释、预测以及相关信息发布的即时性等，比较依赖外部官方/权威的力量以及个体不信谣、不传谣的自觉；内在秩序指个体能够冷静审视内在诉求，做好自我管理，避免盲目从众。而价值秩序主要表现为在失控情境下的个体对道德客观标准的维护、自我信念系统的尊崇(Stanley et al., 2020; Ponce de Leon & Kay, 2020)。Landau等人(2015)对55项有关补偿性控制效应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控制感缺失引发对秩序需求效应结果无显著差异，国内学者也支持该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跨文化一致性(王艳丽等，2016)。可见，补偿性控制理论对于理解突发事件中个体的心态与行为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也为各类组织思考和布置如何应对突发性事件带来深刻的启发。具体如图1所示。
Figure 1. A framework diagram for analyzing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nsated control theory
图1. 补偿控制理论视角分析网络攻击行为的框架图
当我们回到突发事件本身，需要注意的是在个体控制感缺失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个体没有采取理性的补偿路径来重塑控制感，而是直接进行攻击性行为？经典的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 aggression hypothesis)认为，挫折经历会让个体感受到挫败感，在负性情绪状态下的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下降，会丧失理智进行攻击(Leith & Baumeister, 1996)，不良情绪成为影响攻击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Dollard et al., 1939)。Berkowitz (1989)则强调认知在受到挫折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作用，如果个体对自己遭遇的认知唤醒了愤怒的情绪体验通常会引发个体的攻击反应。这也为攻击行为的调整提供了可操作的方向。Anderson和 Bushman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他们将引发攻击行为的因素划分为社会环境(如，不利的环境刺激(王晓萍等，2022)、负性生活事件(戴汶珂，2021))与个人因素(如，自我控制(辛自强等，2007；陈容等，2012)、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两类(Berkowitz, 1989)，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生理唤醒三个方面影响个体当前的攻击准备状态，而这一状态将用以解释所经历的事件并指导后续或否引发攻击行为。该理论对于理解攻击行为的诱发因素与发展机制提供了系统的思路(Anderson & Bushman, 2002)，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如果个体的负性情绪得不到有效缓解，那么很可能会升级为群体的负性状态，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Shigemura et al., 2020)。但在个体或群体发起攻击性行为后，其消极状态并不一定会得到有效调节(刘宇平等，2022)。并且长期处于威胁性的刺激情境中，还会给个体带来认知上的撤离困难，情绪上的过度卷入以及行为上倾向于选择即刻满足等消极影响(熊明瑞等，2021)。
总之，在研究变量上，控制感是一种心理需求，个体在失去控制感时选择理性路径还是攻击行为等非理性方式是受到个体情绪体验、认知评价、攻击准备状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值得具体探究。而在研究方法上，过往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研究以量化研究居多，较少通过定性手段来挖掘“为什么”的内在影响机制，也鲜有从理论的视角来探究如何应对类似的突发事件。基于此，本文以江苏省X高校因疫情“取消毕业典礼事件”导致部分个体控制感下降，造成毕业生“失衡”的状态为逻辑起点，采用个体访谈的方法，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成因进行深入探究，并从补偿视角提出应对框架；以丰富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理论研究，并为高等教育领域学生工作者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参考方案。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基于知情同意的原则，选择X校11名因“取消毕业典礼事件”而进行网络攻击的当事人作为访谈对象，包括9名本科毕业生，2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其中，男生8人，女生3人，年龄在21至24岁之间(M = 22.45, SD = 0.89)。
2.2.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提纲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学历类型等。第二部分主要了解“取消毕业典礼事件”发生后当事人的认知、感受与行为。具体包括：一是，访谈对象在收到“取消毕业典礼”通知时的情绪情感体验；二是，对这一通知的态度与反应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应对；三是，访谈对象现在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以及对自己当时所采取的行为的看法。在访谈提纲中的问题初步形成后，本文作者邀请两位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的博士生进行审阅，并根据其提出的意见做出修改。
2.3. 操作程序
首先，在微博、微信以及纸片APP (以高校为单位的大学生校内匿名社交平台)等社交平台上，就X大学“取消毕业典礼事件”的回复中筛选出明显具有攻击性的留言30条。然后，通过系统私信功能与这30名学生进行联系，最终确定愿意接受匿名电话访谈的同学共11人。根据访谈提纲，对访谈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每位学生的访谈时间约为30~60分钟。
访谈结束后，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对录音资料进行转录、校对，以保证研究资料的准确性。本文完成转录的原始访谈录音资料11份，共计15.68万余字。
2.4. 资料分析
本文采用协商一致的质性研究方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CQR)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资料分析的小组成员共4人，另设2名核查员负责核查研究小组的讨论结果，力求研究结论与解释的客观性。分析主要分为三部分：1) 对数据进行逐句分析，确定不同的主题；2) 针对每个领域的内容提炼出核心观点；3) 进行交叉分析，将核心观点综合起来，形成不同类别(Hill & Corbett, 1993)。
结合11个访谈案例，根据Hill等人(2005)的标准，研究者对各分类的代表性进行划分：① 若此类结果能代表所有个案或仅有一个个案例外，则该类别的观点被认为具有普遍性(general)，在本文中为10~11个；② 典型的(typical)类别需要此类结果能代表一半以上个案的观点，本文为6~9个；③ 部分的(variant)的类别则要求此类结果能代表至少两个且少于一半个案，本文有2~5个。
3. 研究结果
面对“取消毕业典礼”的突发性事件，部分学生表现出失衡和失控的状态，并通过选择网络攻击的方式来应对；其原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带来个体的失控感，二是重要事件的仪式缺失导致个体的低幸福感和焦虑感，三是沟通不畅引发学生个体有自尊受挫感和失控感，四是特殊群体身心发展不成熟造成个体行为的冲动性等。四个方面(见表1)。
Table 1. CQR findings on the causes of cyber attack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1. 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成因的CQR研究结果
主题 |
核心内容举例 |
代表性 |
案例数量 |
外部环境 |
新冠疫情导致学生的生活、学习不可控 |
T |
6 |
毕业在即，面临升学、就业的多重压力 |
T |
7 |
重要事件 |
毕业典礼对于毕业生属于重要事件，学生对其充满期待 |
G |
11 |
沟通模式 |
毕业典礼的安排以通知形式传递给学生，缺乏双向沟通 |
G |
10 |
学生对毕业典礼安排的反馈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复与重视 |
T |
8 |
特殊群体 |
毕业生群体的身心发展尚不成熟，情绪与行为容易冲动 |
V |
4 |
注：N = 11；G = general，10~11个个案；T = typical，6~9个个案；V = variant，2~5个个案；R = mere，1个个案。
4. 讨论
4.1. 外部环境
新冠疫情的危险性、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导致人们的安全感急剧下降，引发了公众的焦虑情绪(熊明瑞，周晨琛，赵嘉路，2021)。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个体的情绪以及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需要一个平台或出口来宣泄、化解心中的焦虑与不安。“本来就是疫情嘛，每天都关在家里，人就很压抑，想发火(F01)”。这种不确定性在本文中具化为学生接收毕业典礼安排信息的临时性：在毕业典礼举办前三天，根据属地政府下达的疫情防控要求，X大学紧急通知师生取消线下毕业典礼。这种疫情导致的突然变化，打乱了很多学生的既定安排，使得学生丧失了对其生活的控制感。有学生表达：“我和家人提前从外省赶过来，在这边接受隔离，就是准备参加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结果就这样突然取消了，要取消为什么不早取消，我父母都请了假过来了，什么都被你们打乱了”(F03)；“早不说晚不说，在这么近的时间点说，搞砸多少事！”(F10)。不确定的信息情境中，个体无法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导致个体的失控感、焦虑水平变高(张国华，戴必兵，2012)，在补偿性控制理论看来，个体会通过寻求秩序感来降低其焦虑水平，在该过程中个体可能更容易采用负向的方式进行信息加工。例如，当个体认为自己与社会中的他人存在竞争关系时，若他人占用更多的资源，自己则意味着更多的损失，便可能会采取一些非理性行为，以攻击性方式做出反应，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资源(Crick & Dodge, 1994)。同时，对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来说，他们刚完成当前的学业，还面临就业或继续深造的未知选择，承受着比其他年级学生更大的压力(石书敏，2012)。“就要毕业了，怎么有那么多事，压力超大，主要是我申请的学校到现在也没有落实，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学上”(F03)。压力越大，体验到的幸福感越低，个体也就越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戎渊，2012)。
4.2. 重要事件
毕业意味着分离，在经历疫情之后，毕业生们除了想借助这样一个仪式来表达对彼此前程似锦的祝福，更希望在活动中与朋辈、师长相聚，体验世界重归于好，秩序井然的确认(Moustakas, 1956)。在毕业生看来，学校直接取消毕业典礼而未给出任何替代性解决方案或补偿措施的做法，无疑打破了这一期待，让学生失去对于“毕业要有毕业典礼”的因果规律的秩序感，成为引发学生焦虑的导火索。“就这？这就毕业了？！没有毕业典礼，我都还没来得及跟朋友道别，你说火大不大”(F05)。在这一情况下，部分学生采取了网络攻击行为，无形中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校方对当前的结果给出合理的解释，并且，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一行为的内在动机其实是对秩序感和确定性的追求。
4.3. 沟通模式
关于取消毕业典礼的决定，校方通过邮件、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以通知形式传达给学生。作为毕业典礼的利益直接相关者，当只能被动接受“冷冰冰的文字通知”(F02)时，容易产生一种“你不在乎我”，不被尊重的负面情绪。加之学生对此事的各类咨询和情绪表达也因为周末休班的缘故未得到及时反馈。这种延迟沟通如同催化剂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负面情绪，导致不被尊重感演化为自尊受损，激化了本可能在沟通中进行调和的矛盾。“你们不觉得离谱嘛，两天都不回邮件！还不如延期呢，我们这届毕业生不配拍毕业照、不配参加毕业典礼吗？(F09)”；“毕业了就不理我们了吗？真不知道学校是怎么干事的”(F06)。面对突发事件，多数人最为急迫的往往是想了解与该事件相关的(如，发生了什么？)、与自我相关的(如，我需要怎么办？)内容，以恢复“信息秩序”。此时，校方并未带给学生及时的、权威的、全面的信息，帮助“失衡”的个体达成外部控制的补偿，反而造成了“信息差”。以致于学生通过网络上碎片化、情绪化的“捕风捉影”造成了更为消极的情绪体验，致使那些具有不稳定高自尊的个体借助攻击他人来化解自己的焦虑、失控(Pyszczynski et al., 2004)。
4.4. 特殊群体
除了外部环境、重要事件以及双方沟通中表现出的问题外，大学生自身生理与心理发展上的阶段性特点，也为攻击性行为的产生带来潜在的可能。从生理发展角度看，大学生群体的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发育尚未成熟(Yurgelun-Todd & Killgore, 2015)，作为情绪调节的关键脑区(龚栩，黄宇霞，罗跃嘉，2010)，这使其在面对消极信息时，容易情绪失控，难以保持理智(Milad & Quirk, 2002; Zald et al., 2002)，更容易在寻求内在秩序感时采取非理性的方式。并且，人体激素(如，肾上腺素、雄性激素、5-羟色胺等)也会因自身感受到威胁、失控或生气等调节分泌水平，通过准备或发起攻击来释放内在的焦虑，以获得安全感、控制感，达到心理的再平衡(Fernàndez-Castillo & Cormand, 2016; Montoya et al., 2012)。“其实我当时也知道这样在网上开骂不好，我知道冲动是魔鬼，可是我当时真是控制不住自己(F11)”。而在心理层面上，大学生正处于成年早期，心理发展存在着成人感与不成熟之间的冲突，当自己不被足够尊重或公平对待时，容易造成自卑或自负，外在表现为对他人或事物的指责、攻击(Kernis et al., 1997)。
此外，心理不成熟还体现在通过不良模仿进行网络攻击行为，以期在表达自我个性的同时寻找同类，获得群体认可。信息社会中，网络上的暴力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网络语言暴力已成为攻击性行为中比较典型的语言攻击方式，尤其是论坛、微博、公众号等渠道，成为匿名化扩散的温床。一方面，大学生俨然是这些新媒体应用的主力，另一方面，学生的自我属性愈加明显，这些现象对其在处理压力事件的应对方式上造成了不良示范。“其他小事同学们都在骂，取消毕业典礼这么重要的事件我为什么不能开骂？(F10)”经由从众(conformity)效应，无形中泛化了他们的“个性化”表达，加剧了他们的攻击倾向(宋官东，1997)。当群体内的多数都对校方权威人物表现出攻击的态度、言语或行为倾向时，为了保有其群体成员的身份，显示出对所在群体的忠诚感与合群性，他们也必然会顺应群体，做出同样的选择。“你看看网上，很多人都在骂，我们又不是没有道理；即使有不妥的地方，那么多人骂，学校又能把我怎么样？法不责众对吧。(F02)”这种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行为，使得责任分散，从而减弱了学生对于这件事的负面结果的理性思考与判断。个体跻身在群体背后，既保存自己群体属性，掌握秩序感，又避免了个体惩罚，因而更容易表现出冲动性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或行为。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auses of cyber attack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图2. 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成因示意图
综上所述，“取消毕业典礼”是引发学生生活失衡的导火索，由于外部环境、沟通模式以及群体特点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学生在采用补偿性控制时，选择了网络攻击的非理性方式。那么，以攻击性行为获得补偿性控制的效果如何呢？个体是否就此获得了平衡？正如前文所述，补偿性控制理论的核心是寻求某种秩序性来进行补偿控制：生活的平衡被打破后，个体借由个人控制、外部控制以及泛结构化确认的方式获得某种秩序确认，形成对控制感缺失的补偿。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补偿是指向内在秩序的重塑，也因此个体在获得补偿性控制后能够重建生活的平衡状态，实现“平衡–失衡–再平衡”的闭环。而攻击性行为借由对外的“恃强”，来试图掩盖内在的“无序”。这种“外强中干”的方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的不确定性焦虑，但对他人、对学校甚至对自身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获得的补偿缺乏秩序性、确定性，最终达成的只能是一种“情绪修复”掩盖下的“虚拟平衡。”具体如图2所示。
5. 补偿控制视角下的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应对方案
“平衡–失衡–再平衡”，本是生活常态，也是个体控制感“缺失–补偿”的自洽表达。应对因为丧失控制感而引发的网络攻击行为和舆情事件，工作核心是深刻理解个体控制感丧失的背后原因，并通过合理的补偿路径，帮助个体实现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转化；从而化解个体情绪，引导正确行为规范，确保疏导策略的有效实施，消除舆情。在建立应对网络攻击行为的框架中，本文通过对补偿理论中的三种控制路径的理解和运用，形成系统且有针对性的方法策略和行动路径，来帮助学生实现动态平衡和补偿性控制，从而做到秩序的恢复和形势的稳定。
5.1. 个人控制视角
1) 个体认知层面。首先，学生需要认识到突发事件具有难以预测性，尝试接受生活的“无常”是一种“正常”，培养平稳的心态，迎接未来可能的不确定。其次，还要认识到事件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情境性，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能支持个体建立因果秩序、信息秩序，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培养辩证客观的认知方式，看到事件的两面性，更要注意对信息，尤其是网络信息的筛选与判断，避免被碎片化的、情绪化的不良信息误导，做出非理性行为(如，网络攻击)。
2) 个体自我层面。作为个体内在变化的反映，情绪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中，学生表达观点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鼓励学生能在社会生态(包括教育)中，学会自我管理，尤其是情绪管理，在不确定性情境中以恰当方式展开情绪源识别、情绪处理。并从内在层面思考自我的真实诉求，不受他人左右，不盲目从众，进而培养独立自主的意志，筑牢内在力量，建构内在秩序。
3) 个体关系层面。面对突发性事件，学校及相关部门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多方考量、统筹全局，这期待学生能够学会换位思考，尊重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对此给予基本理解和充分信任(如，认为事情能被处理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赋予个体内在秩序感。在等待“官方反馈”的同时，学生可以主动通过多渠道与学校、老师等方面沟通，建构信息秩序，并尝试以问题解决为出发点，积极理解自我与他人与外部(事件/世界)的关系，协商解决方案，调整内在控制感。
5.2. 外部控制视角
1) 做好预防预警工作。在突发事件面前，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是学生赖以相信的存在，对学生获得外在的补偿控制具有重要意义。突发事件带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不可抗力，难以人为干预，却极易诱发学生非理性行为，产生舆情风险。比如，对学校、对学生工作的失望。这提示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教育工作者，虽然网络攻击等舆情事件是概率问题，但要注意观察其“潜伏”和“发生”的特殊生态环境，要有充分的预警心态，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借助外部有序性维护个体内在秩序感。
2) 尽早披露官方信息。在事件突发后，相关部门应尽快让更多准确的、科学的信息占据信息“高地”，或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权威人士”(比如，校长或高校管理层领导)尽可能地澄清缘由，预估事态走向，回答各利益相关者关心的“为什么”以及“怎么办”，满足控制感缺乏的个体对因果秩序、信息秩序的需求。从而避免传谣之后再辟谣的舆情混乱，将可能的“攻击性行为”或“潜在风险”扼杀在摇篮中。
3) 优化学生沟通方式。信息秩序不仅强调信息内容的科学性、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也反映在当事人参与到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因此，校方在发布相关通知或资讯时，注意传递确定信息的同时表达同理心。暂时不确定的信息需要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截点，让学生对其确定性有所期待，以及注意文字表达的温度与关怀，必要时进行电话反馈。另一方面，在涉及学生事务的重大决策中，学校可通过适当方式让学生参与讨论。比如，推行学生代表与学校高级别管理人员的对话设置，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出有效直接回应，尊重学生的合理诉求，避免信息模糊、沟通不畅可能造成的“误会”。
4) 尊重学生发展诉求。结合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发展特点，广泛开展并鼓励学生参与各项校园活动，帮助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消耗剩余精力，合理宣泄不良情绪。特别是增加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模拟、演练，让学生通过切身体验建构认知经验，以致于在突发事件来临时不会茫然无措。同时，重视迎新晚会、毕业典礼等极具仪式感的活动，提高学生对自己生活节奏、成长节点的把握。此外，注意在活动形式上提供线上、线下等多元化、可替代性的选择，从而让学生产生“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地内在秩序确认。
5) 设置学生工作底线。突发性事件下，部分学生的非理性反应展现出学生对规则、甚至对法律的漠视。因此，学校除了要开展数字公民教育外，还需要将“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渗透到学生常规工作中。对日常班级管理、各项考试赛事等活动，强调规则，划定底线，让学生明确是非观，约束自我言行。并且，对于违纪违法的行为及时教育，必要时给予适当惩罚，避免造成不良群体事件。以外部的力量稳定学生内在秩序。
5.3. 泛化结构确认
个人控制、外部控制的补偿路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相比较而言，泛化结构确认更多强调外部环境、世界的运行秩序。该路径需要个体转移当前的关注焦点，感受到在失衡、失控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相对稳定有序的力量，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可以说，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等各项事务在可控范围内的“常态化”，就是学生抵抗“缺失感”，恢复内在秩序的潜在支持。此外，突发事件下个体的心理在不同时间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诉求与特点，高校对学生的关注也需要拉长时间轴，针对性、长效性地给予支持，缓解其不良情绪固着、行为失范等问题。
6. 结论
补偿控制理论为解读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攻击行为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揭示了大学生在不确定性背景下引发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并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应对方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网络技术的发展无形中加剧了不确定性的风险，未来需要更加深入探索各利益相关者的功能与作用，维护内外世界秩序，满足个体的控制感诉求，学习理性的补偿路径，从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相对确定的内在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