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研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的脉搏随着相邻学科的发展而跳动。相邻学科凡有新发展，其原理或方法往往引进到翻译研究中来。评价理论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对人际意义的发展，主要关注话语如何通过词汇语法资源来表达评价意义、协调社会关系[1]。其在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它既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为源语语篇所蕴含的评价意义的分析以及在目的语篇中的转换和实现提供了系统的、强有力的工具，也为深入考察和探讨作者、译者的主体性、主体间性以及对读者的操控提供了新的手段。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法，调查分析了2005~2023年间发表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的相关论文，概述了评价理论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本研究的调查焦点是：1) 评价理论视域下翻译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2) 具有代表性的评价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主题与方法；3) 研究特点、不足及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笔者希望，通过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对该领域发展状况的理解与把握，并可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
2. 文献来源与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计量的方法，所调查的时间段从2005年至2023年。在中文文献方面，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上在关键词检索框中分别输入“翻译 + 评价理论”“翻译 + 评价系统”和“翻译 + 评价意义”进行检索，文献来源限定为“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此外，笔者还检索了相关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人工校对删除干扰性期刊，最终得到相关文献37篇，博士论文1篇。在英文文献方面，笔者在Web of Science，Scopus，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中分别输入“translation + appraisal theory”“translation + appraisal framework”和“translation + evaluative language”等作为关键词检索，选取SCI-Expanded和SSCI期刊，经过人工筛选，共获得期刊文献30篇、书籍2本、博士论文2篇。
其次，我们将收集到的38篇中文文献及34篇英文文献，以五年为一个发展阶段进行统计，用趋势图展示在不同阶段中英文期刊所刊载的相关论文的数量变化。
图1显示，国内中文期刊和国际英文期刊呈现极为相似的历时发展轨迹。从2005年起，文章数量逐年增长，国内中文文献数量稳定增长，从2015~2023年间发展势头趋缓；而国际期刊数量在2015~2023年间大幅增加，且在34篇国际文章中，近一半文章(15篇)作者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
就不同期刊对评价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而言，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中，《上海翻译》《外语学刊》和《外语教学》是刊载相关研究数量最多的期刊，分别是6篇、5篇和4篇，其次是《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报》和《中国外语》，均为3篇，其余期刊像《中国翻译》《当代修辞学》等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数量较少，均为1篇，表明这些期刊对评价理论和翻译研究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国际英文期刊中，Perspectives为刊登相关研究最活跃的期刊(13篇)，相比之下，其余期刊像Target，Interpreting，Babel等发表相关论文数量较少，仅为一两篇，表明这些期刊对评价理论和翻译研究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除了比较期刊发文量以外，笔者还考察了不同翻译体裁中评价理论的应用情况。结果显示，在中文核心期刊中，主要的翻译体裁有：文学翻译(29%)，政治翻译(18%)，媒体翻译(13%)，商务翻译(5%)，外宣翻译(5%)，科技翻译(3%)，其他(3%)，还有几篇属于书评或综述类文章，暂不分类。且中文文献中，涉及到口译的文章仅有4篇，其余均为笔译。
Figure 1. Diachronic changes of journal articles
图1. 期刊论文数量的历时变化
在英文核心期刊中，主要的翻译体裁有：媒体翻译(44%)，政治翻译(24%)，文学翻译(15%)，视听翻译(9%)，科技翻译(3%)，书评暂不分类。且英文文献中，涉及到口译的文章有6篇，涉及到手语翻译的有1篇。
通过比较，笔者发现：1) 相对国内期刊，国际期刊中涉及的翻译类型更广泛，如视听翻译、手语翻译等，中文期刊中则没有涉及；2) 无论是国内期刊还是国外期刊，媒体翻译、政治翻译及文学翻译都是应用评价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3. 研究主题
评价理论为识别原文和译文中态度词汇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模型。评价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多用于研究评价资源的重构、译者主体性、译者行为研究三个议题。
3.1. 评价资源的重构研究
除评价资源的重构研究研究主要涉及译者的翻译策略和对原文的评价意义的传达。原文的评价意义在译文中是否表达出来、程度如何，都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价值取向有关。
评价资源的重构研究主要涉及在翻译中如何达到评价意义的对等以及产生评价偏移的原因。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在翻译中译员要实现评价意义上的对等，且只要能达到评价意义上的对等，在译文语篇中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资源而不必拘泥于词对词、评价类型和性质上的完全对等[2] [3]。
在理论层面上，有的学者高屋建瓴地构建了评价理论关照下的翻译过程模型[4]，较为详细阐释了翻译过程中的态度模型、介入模型和级差模型的构建原理，指出评价意义的确切传达要在词汇层、句法层、语篇层等多个层次入手，综合考虑三个子系统，达到系统上的对等。另外，还有学者尝试构建翻译批评研究阐释框架，从语言文本、译者个体和译语社会三个层面探讨评价意义的偏移[5]。这一框架对于确立翻译标准、指导翻译实践和评估翻译质量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实践层面上，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手段，涵盖的体裁有文学、媒体、政治、商务、科技文本等。翻译形式以笔译为主，口译、手语翻译为辅。
在文学翻译领域，研究人员常常关注译者为译者的策略选择[6]-[10]及其对文本中人物形象塑造[11]-[14]以及修辞人格构建[15]的影响。
在媒体翻译领域，研究人员主要关注译者的翻译策略[16] [17]及评价意义的偏移[18] [19]。有时为了保留源文本的主要功能，译者不得不在评价资源上做出调整[20]。译者有时也会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更好地实现翻译目的。Souza [21]提出了语际再实例化的三维模型，将翻译看作是语际间的再实例化过程，这就意味着在语义的重新耦合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到译入语系统的可供性和所感知的读者需求。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情绪对翻译中评价语言使用的影响，Rojo-Lopez和Naranjo [22]采用实验的方法，让学生们翻译对新冠疫情报道持不同态度(乐观或悲观)的文本，结果发现，对新冠肺炎持悲观态度的文本在译本中表现出更大的评价意义变化。
在政治翻译领域，研究者多关注级差资源的重构研究及不同语式翻译(口译和笔译)中级差资源的重构异同[23] [24]。还有学者聚焦于政治语篇中的隐喻翻译，搭建了“基于态度的政治隐喻模型(APMT)”，提出了判定政治隐喻翻译的三种策略——本域映射、换域映射和去域映射，具体采用哪种策略，取决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认知域的重叠度[25]。
在商务翻译领域，研究者多关注商务文本的翻译策略[26] [27]。在科技文本中，研究者多关注评价意义的偏离[28]，出于谨慎和科学性的原则，作者会使用很多认知情态动词来阐述自己的发现，而其翻译版本会在确定性和认知情态上产生不同程度的迁移。
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口译或笔译对评价资源的翻译策略处理，极少数涉及视听翻译[29]-[31]或手语翻译[32]。通过对Twelve Angry Men中四段英文原视频和西语翻译版本的分析，Perez-Gonzalez [30]发现，译员将原文中的评价资源(appraisal telos)转换为译文中的语气资源(mood telos)，因此中和了原对话中的自发发生片段[30]。基于中国国家主席公开讲话的中文及手语译文，Xu和Xiao [32]探讨了手语译员在介入资源翻译上的偏离。研究发现，相比于原文，手语译文表现出更多的多声性(heteroglossic)，通过这样做，手语译者既隐喻性地打开了文本的对话空间，又呈现出与假定受话人不同的价值立场。
以上研究对翻译质量评估产生了积极影响。基于评价理论，可以从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和对译入语习惯、目标读者期待的等角度衡量译文质量。但是，质量评估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即使有时遵循了“忠实”的原则，译者对原文中涉及女性观念、女性形象的评价性语言的重构有时也会被认为是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印象的支持[33]。
3.2. 译者主体性研究
除了评价资源的重构研究之外，另一个研究热点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研究主要涉及翻译活动中不同的社会–文化制约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口译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以及译员的立场和立场选择。
早在2010年，基于威廉·莱尔的《阿Q正传》英译本，余继英[34]就研究了译文如何通过文本的评价意义实现意识形态的操纵，结果发现，实现意识形态的改写机制包括隐性态度评价的“显化”过程，“两可型”介入的明确化过程，以及语势力的加强等。原因有社会文化语境、读者文化期待及译者的文化身份，这些都影响着译者的语言选择。
Jermery Munday是最先将翻译研究与评价理论结合起来的前辈之一，其2012年的专著《翻译中的评价：译者决策关键之处》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新途径，他认为，评价理论帮助我们识别出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关键之处(critical points)”。本书的二到五章及其后续研究[35] [36]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了评价理论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的强大阐释力。
多数研究聚集在媒体和政治翻译领域，评价意义的偏离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尤其是包含其中的权力关系因素，包括政治权力、族群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等。
在媒体翻译尤其是新闻翻译中，译者的调解作用有时是被其服务的机构允许的，即使他们宣称“忠实”是新闻翻译的准则[37] [38]，因为这有助于增强新闻机构在引导读者理解中国的国际形象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所发挥的主导作用[39] [40]。基于《华盛顿邮报》和《参考消息》中的钓鱼岛事件的英文稿和中文译文，王国凤[41]发现，在尊重新闻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译者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会改变评价资源的级差，甚至完全改变它们的态度值，以使语篇态度朝着有利于其所在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向解读。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欧盟构建的理想化身份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凸显或淡化，Constantinou [42]研究了欧盟起草的德语版宣传材料及其希腊语和塞浦路斯语译文，研究发现，希腊语的版本通过删除将欧盟视为家和家人的隐喻等来降低情感公民身份。
在政治翻译领域，研究人员经常关注译员的抉择(decision-making)及其背后的立场表达，这种立场表达的主要动因可归结于他们的机构“口译规范”。作为政府的机构译员，他们是政府的“喉舌”，他们在翻译行为和活动中的立场表达与代表政府的发言人保持一致[43]-[45]。
Van Dijk的意识形态方阵通过强调、淡化的双重过程，将群体内和群体外差别两极化：凸显“我方”的好以及“他方”的不好，同时缓和“我方”的不好和“他方”的好。这个模型体现在翻译研究中表现文译者在译本中构建更积极的“我们”和更消极的“他们”话语[46] [47]，这是译者受“机构身份”的限制，在立场表达上与代表政府的发言人保持一致。然而，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政治语篇(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将源文本中的自我项以降级(downgrading)的方式呈现，他者项以升级(upgrading)的方式呈现，这是出于译者在礼貌原则层面的考量[48] [49]。李涛[50]改进了意识形态方阵，为这种对立的观点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他将意识形态方针细分为两层(表层和深层)，表层是由礼貌原则所圈定和制约，因此在话语层面会呈现出消极自我呈现和积极他者呈现。深层意识形态方阵是由“利己”原则制约，这就意味着，无论意识形态方阵的表层如何在“礼貌原则”内运作，都将受到深层“利己”原则的进一步制约。
3.3. 译者行为研究
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主体性研究都涉及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和角色的探讨，但二者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译者主体性研究更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发挥，而在行为批评的视域下，对于译者的研究回归了理性[51]，更强调对译者行为的客观描述与分析。
在典籍英译中，评价意义的改变可以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到理据，即译者的社会性决定了评价意义的改变[51]。由于译者的社会角色的不同，使他们对原文中许多儒学观点的意见和态度各有不同。
4. 研究特点与展望
4.1. 研究特点及不足
通过对评价理论视域下的中外核心期刊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该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研究主题多元化。随着学届逐步意识到评价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巨大阐释力，评价资源的重构研究、译者主体性研究等主题进入了研究人员的视野。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化层面，而是扩展到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
二是研究方法科学化与实证化：研究多为大规模实证研究，研究人员应用访谈法、实验法等收集数据；利用语料库、个案法、批评话语分析等解读翻译现象及成因。研究以定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为主。
近20年的相关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应用探索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亟待发展和完善的空间，主要表现为四点：
一是已有研究涉及语类广泛，但在探讨偏离的原因时，如何将原因具体到特定语类？这些因素又是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评价偏离？该议题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语类评价资源的功能及译者针对不同语类翻译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是评价理论框架的应用不够充分，多数研究仅局限于其中一个系统，举例也不是很全面。未来研究应将三个系统结合起来全面探讨。
三是研究方法，尤其是评价资源的标注方法在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即使在大规模的定量研究中，评价标准之间的重叠性及有效性不得而知。
四是术语的统一和规范性，综观所有中英文文献，关于“评价偏移”的表达多种多样，如“interpersonal shifts”“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appraisal sources”和“attitudinal deviations”。缺乏术语上的共识就会导致研究的碎片化。术语的可变性和不一致性，以及不同术语的替换使用导致了对这一研究领域认识论地位的关注。
4.2. 发展趋势展望
针对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在未来，评价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至少可以朝着以下两方面进行提升。
第一，扩大选题范围，拓宽研究语对。一方面，深入挖掘其他有潜力的议题，比如研究不同的受众如何影响译者的决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意识形态刺激做出反应；译员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含有意识形态倾向副语言元素的(如韵律、态势语)等等；另一方面，除了关注中英、英西等常见语种的转换，还可以关注不同译向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转换。
注重提升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利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可结合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优势，结合语用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对相关议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分析。
5. 结语
本文对最近20年发表在国内和国际核心期刊的评价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文献及相关博士论文进行了回顾，探讨了其核心议题以及研究特点、不足及展望。研究发现核心研究议题有三：评价资源的重构研究、译者主体性研究和译者行为研究，第一个议题重点关注翻译过程中源语和目标语的评价意义对等情况，而后两个议题重点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性。研究主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研究方法偏科学化与实证化。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笔者也发现了研究的不足，比如评价理论的框架应用不够充分，总是聚焦于讨论态度系统或级差系统，未能将三个系统结合起来，系统地进行分析；术语的使用缺乏共识，不利于该研究认识论地位的巩固。
总而言之，评价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途径，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协调整合不同学科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启发，共同寻求促进评价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发展的良策。
基金项目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语用学视域下我国涉外庭审疑问句口译准确性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L20BYY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