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蒙古族入主中原，西域、中亚诸民族陆续内迁至中原各地，中原大地充斥着多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为了维护庞大帝国稳定的多民族统治，元代统治者推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再加之儒生儒臣的大力宣扬，促使蒙古统治者逐步接受具备强大实用性和包容性的儒学，保障儒学在元代顺利发展。在诸多推行儒学的群体中，畏兀儿人及官员对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元代实行“四等人制”，蒙古人处于最高等级，但畏兀儿人作为色目人的一部分，不仅深得蒙古统治者的信赖，而且其卓越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使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格外器重，他们被要求了解和掌握儒家思想文化，以服务于元代的统治和经济发展。因此，欲完整梳理和论述元代历史及儒学的发展情况，不能忽视畏兀儿人这一重要群体，他们在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元代儒学的传播、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元代儒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蒙古统治者初期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导，但随着统治深入中原，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土和多元的民族群体，急需一种具有广泛适应性和凝聚力的统治思想。为此，元代统治者们不断搜索更为适宜的统治理念，扎根深厚的儒家思想无疑是其中较为瞩目的选项。契丹族耶律楚材在辅佐窝阔台治理汉地时，就曾上书“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元史·耶律楚材传》)。主张长期地起用儒臣去治理汉地，即以儒治国，并通过括编户籍、制定赋税制度、建立太极书院、传播理学及以经义、词、赋、论来科考。1234年蒙古灭金后，窝阔台决定举行“戊戌选试”，允许沦为“驱口”(奴隶)的儒生参加，使部分儒生恢复平民身份[1]。忽必烈建元“中统”后，取《易经》“大哉乾元”改国号为“大元”，一方面显示出忽必烈希望借助儒家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赢得汉族士人和民众的认同，从而更好地治理广大的中原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元朝在建立过程中，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以及在统治理念上的转变，希望通过采用儒家经典中的词汇作为国号，并仿照中原王朝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2]，来彰显自身的正统地位，加强国家的统治象征意义。还将儒学作为元朝皇室儿女自幼修习的必修科目，开府金莲川，尊揽儒士，其中包括正统儒学的代表赵复、许衡、姚枢、窦默、杨惟中等人，由此为后世儒学的顺利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元代儒学发展境地不容乐观。其一便是多元宗教和文化的冲击。蒙古的征服战争导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不同民族在中原地区相互杂居，各民族文化交流碰撞激烈，宗教文化多元并存。藏传佛教在元代地位尊崇，寺庙、僧徒发展最为鼎盛；道教在元代也有重要地位，北方的全真道、太一道，南方的正一道等都较为活跃；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地区的征服来到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景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有所恢复和发展；也里可温教是基督教的另一个教派，在元代也有一定的信徒和活动。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既为儒学创新结合发展提供契机，同时也冲击着某些儒家的思想观念。蒙古统治者质朴少文，对于统治思想理念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有利于统治便予以采用。在总结金朝的教训时，便有“金以儒亡”的经验训诫自身[3]，虽对儒学有所提倡，并不服膺于儒学。其二，汉人儒士地位低下。自汉儒术定尊以来，以儒士为中心的士阶层一直是历代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支柱，地位尊崇。发展至两宋时期，儒士可跻身庙堂核心，和君主共论天下，以致有“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说法，儒士是万民钦慕的对象，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即便是在金朝，儒士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反而，蒙古定中原之初，“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4]，儒学不再有统治地位，儒士地位一落千丈，甚至有“九儒十丐”的说法。郑思肖《铁函心史》：“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无怪谢枋感叹：“嗟呼，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5]虽有考证九儒十丐的实际情况不尽属实，为郑、谢二人的偏激言论，但也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较之前代确有空前卑劣，引得儒士如此激愤。其三，汉儒入仕之道艰难。汉人儒士的入仕之道在元初被斩断，后期虽科举恢复，录取人数每年不过二十三人[6]，远远逊于宋、金两朝。加之元代科举分左右榜，右榜为蒙古人、色目人，左榜录取汉人、南人，人数众多的汉人、南人只占录取人数的一半，可见中原儒士入仕之道之窄。除科举外，儒生儒士只得充任胥吏，胥吏成为元代儒生入仕的主要途径。据姚燧记载，入仕之道有三：“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十之一。由儒者，则十分之一半。由吏者……十九有半”[7]。方孝孺《逊志斋集》对此也有描述：“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生多屈为吏。”但是充任胥吏的儒生如要升任路、府衙门较高一级的官吏，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是故一般元儒“终老无受敕之期”[8]。除此之外，元儒只得出任地方教官，位卑禄少，以至“勇于有为者弃而不受”，隐居不出，游离于政治之外。其四，元统治者对儒生虽有经济优待政策，但往往是一纸空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路文圭：“至元有诏，蠲免儒户身役，州县奉行弗虔，差徭如故[9]。”元代多方面强烈的变动，使元代儒士尤其是汉人和南人的儒士失去了可资立世显名的资本，沦落到“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10]的地步。
因此，元代多民族统一的政治格局、统治者推行宽容的文化政策以及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为元代儒学的发展带来新契机的同时，还带来了严峻的风险考验，呈现出极为特殊的发展特征。何雪芹对该时期元儒发展的特征进行了全面概括，一方面“儒学地位在元代空前高涨，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成为选官择士的准绳”，儒圣先贤的后世追封情况在此时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元代儒学理论发展严重不足，缺少创见，儒士地位低下[11]。形成这一矛盾发展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章试从畏兀儿人及官员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实践的角度，分析这一特征的形成可能。
3. 元代畏兀儿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历史文化传统
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特权地位和统治，根据民族被征服的先后，将全国人口笼统划分为四个等级，即所谓的“民分四等”。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居于最上层，享有最高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色目人属第二等，有较高的地位，常被元朝统治者任用为官员、商人等。据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色目人中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图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31种(书中所载31种色目人中亦有同名重出或异译并存之误) [12]。大德八年规定，除汉、高丽、蛮子外，俱属色目人。第三等的汉人有8种，即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12]。汉人在元朝有两种含义，一是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是指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是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的地区。南人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统治区域的人民。该人种政策导致了民族间社会地位的极端不均衡，蒙古、色目人占据统治和领导地位，对汉人和南人施加压迫性统治。这使得汉人、南人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都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几乎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难以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儒学发展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而那些身居要职、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畏兀儿群体则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回鹘”与“畏兀儿”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然而，“Uighur”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汉语译名，南北朝时译作“袁纥”，隋时作“韦纥”，唐朝称为“回纥”，后改为“回鹘”，即“回旋矫健如鹘鸟”之义，元代聚居于“五城”，即哈喇火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别失八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彰八里(今新疆昌吉市)、仰吉八里(今新疆玛纳斯县北)和焉耆一带的回鹘被称作畏兀儿，有时又译作瑰古、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不同的译名[13]。
畏兀儿人以其卓越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成为蒙元统治者治理国家、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不可或缺的先发优势力量。畏兀儿人的祖先回鹘人，在唐朝时期就曾建立过强大的回鹘汗国，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积累，西迁后，在高昌、别失八里等地区建立长期政权，逐渐形成了独特且深厚的“别失八里——哈剌和卓文明”，即畏兀儿文化。畏兀儿人在宗教、文学、艺术、商业等方面创造的成就，使得畏兀儿人在文化力量相较薄弱的蒙古统治者面前脱颖而出，成为蒙古统治者可靠的首席导师。而且，畏兀儿人主要居住在丝绸之路的要冲，是连接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的重要通道，畏兀儿人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中，对中原文化和周边地区的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即便是在宗教信仰方面，畏兀儿人早期信仰萨满教，后来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在畏兀儿地区都有传播，多元的宗教文化使得畏兀儿人对不同的文化和思想都能有更广泛地接触和理解，从而有着先天的优势可更好地理解中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为统治提供有益的文化借鉴，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在文字方面，畏兀儿人更是蒙古人的启蒙导师。陶宗仪《书史会要》第7卷曾言“元肇朔方，俗尚简古，刻木为信、犹结绳也，既而颇用北庭字，书之皮革，犹竹简也。”可看出蒙古本没有系统文字，用北庭即畏兀儿的文字书写。1204年成吉思汗俘获乃蛮国掌印——畏兀儿人塔塔统阿，“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创制畏兀儿体蒙古文，将畏兀儿体蒙古文确定为官方文字，并将其应用于国家运行的各个领域，并以此为蒙古帝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重要工具。元代为数不多的典籍当中，重要的《辽史》《金史》《宋史》《元史》的编纂和辑录都有畏兀儿人的参与，其中廉慧山海牙、沙刺班分别是《辽史》和《金史》的主笔；鲁明善所著的《农桑衣食撮要》是维吾尔族人民在中国农业科学史上的杰出贡献。此外，元朝建立前后，大批畏兀儿人迁居到中原地区，不断接受和学习中原地区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成吉思汗将畏兀儿人中间有“一材一艺”的人罗织起来，作为蒙古发展势力统治被征服地区[14]。后畏兀儿人在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交战中首当其冲，被察合台汗国攻陷，亦都护(国王)便带着大量畏兀儿人迁居到中原地区。忽必烈建元中统后，又将大批畏兀儿人迁居内地戍屯或者充任中央及地方行政长官。如此，畏兀儿人遍及中原和东南地区，渐次成为元代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角色。据《元史氏族表》不完全统计，畏兀儿人入仕元朝的共有三十三族之多，有不少畏兀儿人担任重要官职，元代仅97年的统治时期内，畏兀儿人仅六品以上的官员有97人，官至宰臣的有15人。此外还有诸多军事名将、儒者、史学家、诗人等，担任重要职务，还有众多出入大都宫廷和贵族府邸的“高昌僧”等。
尤为重要的是，畏兀儿人积极参与蒙古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对蒙古统治者表现出高的政治忠诚度。在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统一蒙古诸部后，出于满足并进一步扩张统治集团的欲望，蒙古统治集团挥师南下，进军中原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最先归附的畏兀儿上层人物，充当着蒙古贵族集团的爪牙与帮凶，诸多的畏兀儿军事将领，比如土坚海牙、月举连海牙、马木剌的斤、阿里海涯、铁哥术、都尔弥势、合剌普华、雪雪的斤、脱烈世官等等，在跟随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等攻打金、西夏和南宋的历次战役中，都分别起过重要作用。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畏兀儿部不仅提供了后勤保障，还派出军队与蒙古军并肩作战。据《元史》记载，在公元1219年的西征中，巴而术阿儿忒的斤带领上万人跟随着一同前行，与皇子术赤共同攻克了养吉干城。这些军事行动中的合作与战功，加深了畏兀儿人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也体现着畏兀儿人的忠诚与可靠。
4. 儒家思想在畏兀儿人群体中的传播
随着数量众多的畏兀儿人大量地向中原地区迁徙，他们直接受到中原地区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和熏陶，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仅开始学习汉字、学说汉语，而且对在中原地区极为盛行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去了解、研究儒家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认同了儒家的价值观和理念，为元代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
畏兀儿人家铉翁“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其学邃于《春秋》”，并且以《春秋》教授弟子多人，深为南宋灭亡而流涕太息，面对元成宗的赐号封赏皆辞不受，誓死不降元，有着古代儒士的风骨与气节。普达实立取汉字仲温，潜心研习儒学。“其夜参半犹篝灯读书，人讶而问曰：‘岂欲穷经作博士耶？’”洁实弥尔以儒家思想要求己身“忠于君，孝于亲，敬以事兄，廉以持己”，教育子女们“兄弟宜和睦，永久毋分异也，儒书宜习读，财利毋耽嗜也”[15]，完全契合儒家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也是直言多读儒家经典，可看出其受儒家文化影响。廉希宪及其家族更是以儒闻名，廉希宪出身于畏兀儿官宦之家，其父布鲁海牙以文人儒士为师友，对子女施行儒家教育，“延明师，教之以经”。廉希宪自幼便爱好经史，“笃好经史，手不释卷”，十九岁时入侍忽必烈王府，因其对《孟子》等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和阐释，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他不仅自己精通儒家文化，还以儒家的理念和价值观为指导，积极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在家庭生活中，廉希宪家族长期重视以儒家思想教育儿孙，廉希宪长子孚好礼重义；三子恂“读书达事体，意远文且质”；四子忱崇学校，绰有政声；六子惇虚心好学、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无不披读研览。(《安藏传》)偰氏家族也是畏兀儿群体中学习儒家经典的代表，留下“一门三节、九进士、两尚书”的科考佳绩。偰文质自幼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学业有成后为官为仕，且教导子孙学习儒家文化；偰逊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广泛涉猎儒家经典，元顺帝至正五年考中进士，任翰林应奉等职，后因政治牵连移居高丽，在高丽传播儒家文化，其家族子孙先后出仕高丽、朝鲜，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著名畏兀儿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研究和普及宣传。畏兀儿大臣安藏“幼习浮屠法，兼通儒学”，兼修并蓄的学习经历下，仍力劝世祖以儒学治理天下，翻译并进献的书主要为《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篇》《资治通鉴》等书，在儒家经典文献中寻找治国方略。(《元史·安藏传》)阿鲁浑萨里深研儒学，曾向元世祖建议“治天下必用儒术”，足以显示他出对儒家学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并积极将儒家的治国理念向统治者传播，努力推动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畏兀儿著名文学家、诗人贯云石从小就在廉氏家塾中学习，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对儒家经典也有深入的钻研和独特的见解，其《孝经直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用白话直解《孝经》，结合少数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进行刻意调整，方便人们阅读理解，促进了儒家经典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传播，也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传播方式的创新和努力。萨都剌精通儒家文化，有着极高的汉语诗词造诣，其诗词作品常常体现出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是儒家文化在文学领域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通过他的文学创作，让更多人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
一些畏兀儿地区专门设立学校，教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培养了学生们的儒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养。这些学校不仅面向畏兀儿子弟，也吸引了其他民族的学生前来学习，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广泛传播与交流。
5. 元代畏兀儿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实践
由于畏兀儿人最先归附蒙元统治者，又有着卓越的文化背景，受到蒙元统治者的赏识与信赖，被任命担任各种重要官职，在其政治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凸显出借鉴和践行儒家思想的痕迹。被元世祖嘉称“廉孟子”的廉希宪自幼生长在汉地，师从名儒王鹗、张德辉、窦默，研习孔孟之道，谙熟儒家经典，《元史·廉希宪传》记载，廉希宪“性廉直，不务生事，笃好经史”，廉洁正直的品质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为官之德。在担任京兆等路宣抚使时，“从名儒若许衡、姚枢辈谘访治道”，向儒者探求治理之道，随后便“首请用衡提举京兆学校，教育人材，为根本计”；在荆南任职时，以粟米二十万斛赈济公安县饥民，缓解百姓的饥饿问题，拯救了众多灾民，践行了儒家“保民”“养民”理念；合剌普华在江南统一后，上疏忽必烈要“却贡献，以厚民生之本”。脱烈海牙在任隆平县达鲁花赤时，“均赋、兴学、恤农、平讼、桥梁、水防备荒之政，无一不举。”畏兀儿人阿鲁浑萨里强调“治天下，必用儒术”，劝谏元世祖“置集贤院，下求贤之诏”，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从垂危边缘被畏兀儿政治家挽救出来(廉希宪在鄂州曾保举五百名汉族知识分子)，成为元朝统治机构统治中原的得力工具。
畏兀儿官员积极推行仁政，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他们劝谏统治者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关注百姓的福祉，布鲁海牙在担任地方官时，大力倡导农业生产，组织百姓修建灌溉渠道，使得当地农田得到有效灌溉，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充分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仁政爱民”的思想。岳柱秉持“民为邦本”之理念，向元朝统治者进言劝诫，强调统治者应当予以百姓充分的关注与体恤。减免赋役，减轻对下层人民的剥削。义乌县畏兀儿人亦怜真担任该地区达鲁花赤，令以“验米之数以受役，户细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15]。关宝任职临安县时，“水旱相仍，而田不减赋，民死道路者相籍”，在其治理下“益蜀之赋，宽之以征”，提高了黎民百姓的生活水平[15]。一些畏兀儿官员还遵循儒家“经世治国”精神，从民本主义出发，关心民生疾苦，竭力赈济饥荒。延祐四年(1317年)，迭里威失出任河间路总管，出俸金、开官库，救活数十万人(《塔本传附迭里威失传》)；著名畏兀儿大臣塔本之孙阿台任平滦路达鲁花赤时，年谷不登，“遇亲戚乡邻贫者，月给米面以周恤之；死之不能葬者，为出棺椁衣被敛葬”，深受下层人民欢迎(《永乐大典·塔本世系状》)。
畏兀儿人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在朝堂之上，学习借鉴儒家的朝会礼仪、奏事礼仪等，朝会的服饰、动作幅度以及程序前后都严格借鉴和执行儒家的礼仪文化。在科举制度方面，元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族人的科举考试，但畏兀儿人却积极参与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他们学习儒家经典，掌握儒家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制度，为元朝的政治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贯云石以及偰氏家族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畏兀儿官员，他们均在文学和政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在官僚制度方面，畏兀儿人注重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强调官员的品德和才能。畏兀儿人主张“以德为本，以才为用”，注重选拔有道德、有才能的官员。在官员考核方面，他们实行“考绩之法”，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以决定官员的升迁和奖惩。畏兀儿官员还参与了元朝的法律制定工作。他们借鉴儒家的法律思想，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例如，在制定法律时，畏兀儿官员主张“以法为本，以情为用”，注重法律的合理性和人性化。
人际交往过程中，畏兀儿人学习并遵行儒家的礼仪规范。见面时行儒家礼节，如鞠躬、作揖等，言语表达上注重谦逊、恭敬，秉持儒家倡导的诚信、友善等原则与他人交往。当一些南宋士人前来拜见廉希宪时，他赶紧起身换衣服，令人洒扫庭院铺设座椅，并且告诫妻妾准备酒食，亲自到大门外恭敬地迎接南宋士人进来，盛情款待并且彬彬有礼，对他们的困难也一一记下并表示会尽快解决。邓文原评价贯云石“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表明贯云石能平等对待寻常百姓，不恃身份地位而傲慢，很好地践行了儒家在人际交往中的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在饮食方面，畏兀儿人同样讲究长幼有序的座次安排；在节庆、祭祀等活动中，有特定的礼仪程序和仪式，家庭成员都要按照相应的礼仪要求参与，通过这些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礼仪行为，强化家庭的凝聚力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重视对子女及后辈进行礼仪规范的教导和培养。以儒家的礼仪规范来塑造他们的品德和行为，让子女从小学习和践行儒家的各种礼仪。
畏兀儿人推崇儒家道德观念。贯云石在1308年担任达鲁花赤期间，认为人之言行最重要的是遵守孝道，于是撰写《孝经直解》一卷，用白话直解《孝经》，结合少数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进行调整，试图“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体现了他对孝道的重视和推广，希望通过对《孝经》的阐释，让更多人理解和践行孝道在家庭生活的各种细节中遵循礼仪规范，子女对父母尊敬、孝顺，听从父母的教导，关心父母的生活和健康，在物质上给予供养，在精神上给予慰藉。夫妻之间遵循夫义妇顺的原则，丈夫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爱护妻子和子女，妻子则贤惠持家，相夫教子，夫妻相互尊重、相互扶持，共同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家庭伦理观念紧密契合。廉希宪之父布鲁海牙在燕京造大宅后，将母亲从畏兀儿国接来奉养，得到俸禄也不纳入私室，而是用于奉养母亲。他幼时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他，占有了他的全部家产，等他显贵后，以德报怨，在住宅旁建房让阿里普海牙居住。对于弟弟益特思海牙因宿怨而说的话，他也常常抚慰劝解，消解隔阂。他还曾因不忍看到奴有罪而被主人专杀的情况，用自己的钱赎回数十名奴隶。这些行为既体现了他对家人的孝悌之情，也展现了他的宽厚仁慈。
6. 元代畏兀儿人认同与实践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畏兀儿人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生活经验来理解和阐释儒家思想，这种不同文化视角的融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贯云石在《孝经直解》中结合本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民族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对儒家经典进行解读，对一些儒家文化的概念和思想进行解读和阐释，使其更符合畏兀儿人的文化认知和心理需求，使儒家思想在传播过程中更具适应性和多样性，为后世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将本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传统融入其中，将畏兀儿人崇尚的勇敢、忠诚、团结等品质，与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正义、礼智等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儒家思想体系，拓宽了儒家思想的适用范围，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和生命力。畏兀儿人在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释读时，还融合了佛教、道教等思想，推动元代儒家思想不断吸收新的思想元素和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和学术观点。
畏兀儿人作为连接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重要桥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畏兀儿人将儒家思想带到了西域地区，并通过与当地其他民族的交流互动，使其在更广泛的地域和民族中传播开来。畏兀儿人在西域各地区兴办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了一批批精通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人才。这些人才又将儒家思想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促进了儒家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畏兀儿偰氏家族在中原时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有着良好的儒家文化传承。家族成员在文学、政治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他们将这种儒家文化底蕴带入高丽，并且凭借自身的才学和儒家修养，在高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吸引了更多高丽人对儒家文化的关注和学习。许多畏兀儿官员在元朝为官，将儒家的治国理念和道德规范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大力推行儒家的仁政理念，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书院，影响深远。同时，畏兀儿文人的文学作品也传播了儒家思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例如，萨都剌的诗词作品在当时就广泛流传，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也随之传播到各地。
畏兀儿人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和实践，有助于巩固元朝的统治基础。畏兀儿人认同儒家思想，积极学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进入仕途，为元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持。这些畏兀儿官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治国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行改革，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廉希宪等畏兀儿官员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积极为元朝统治者出谋划策，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他们的行为起到了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的人认同元朝的统治，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儒家思想注重道德修养和伦理规范，畏兀儿人在实践儒家思想的过程中，积极倡导儒家的道德规范，如仁爱、孝悌、忠信、礼义等。在儒家道德规范的约束下，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的维护。在家庭生活中，畏兀儿人遵循儒家的孝道、夫妻和睦等伦理观念，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
畏兀儿人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实践，为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同时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畏兀儿人在吸收儒家思想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例如，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领域，畏兀儿人融合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特色，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创造出具有多元特色的文化成果。这些文化艺术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也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影响力，畏兀儿人通过学习和实践儒家思想，将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了解与尊重，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尊重也不断加深，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基金项目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元代畏兀儿人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ZFZJX20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