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共同富裕既不能忽视绝对数量众多的老年人群体，尤其是居住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更不能忽视农村老年人群体精神生活的富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老年物质保障的日益完善，老年人的精神保障问题逐渐超越物质保障问题成为老年问题和老龄事业的主要矛盾。
2. 精神贫困与老年精神贫困
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贫困现象就一直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中。最初“贫困”被认为是物质贫困状态，即一种人们基本生存需要无法被满足的物质贫困状态，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存需要的变化以及对贫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逐渐将贫困的定义从单一的物质贫困维度扩展到包含经济收入、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能力高低等多层次的贫困维度[1]。也就是说，贫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仅仅包括物质经济层面的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
关于精神贫困的概念，学者们给予了多种定义。有学者认为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一个概念，例如学者余德华就指出精神贫困是指群体或个人由于受到某种发展障碍或制约因素，导致该群体或个人在思想、文化水平、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处于落后状态，从而影响其获取有关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相关的精神生活需求[2]；也有学者站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将“精神贫困”描述为由于主观因素而影响个体脱离贫困的现象，将“精神贫困”定义为穷人缺乏上进心、消极信念和不理性行为决定的行为表现[3]。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是紧密关联的，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贫困的确会对精神上的贫瘠产生一定的影响，精神贫困也可以看作是物质贫困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现，相较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的程度会更加难以测量和描述。
老年精神贫困作为精神贫困在年龄维度上的体现，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农村老年人由于受到传统思想和恋旧的心理影响大都会选择在农村老家生活。许多老年父母与其子女的联系和陪伴越来越少，有些老年人还需要承受老伴离去的悲痛。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缺少子女陪伴，心理上难以得到慰藉，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都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就会容易出现精神贫困的现象。
3. 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表现
老年人精神贫困是老年人精神生活状态的一个总体性概念，是精神生活的一种不良状态，有着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
3.1. 社会交往空间受限制
身体机能的退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闲暇生活的活动内容和方式较单一，家庭娱乐活动较少，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大多都为久坐或轻度活动。
资料显示，大部分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子女长时间不在身边、缺少关怀和陪伴的问题，同时农村公共空间的缺乏和活动范围的受限也导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乏味。老年人精神上的贫困会带来生理机能上的潜在风险，而这种失能风险也同样会反作用于老人的身体和心理，降低老年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感等，损害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3.2. 不良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在人类步入老龄期后，个体的身体机能和思维方式在生理层面会呈现逐渐退化和迟缓的趋势，经济层面的个人收入逐渐减少，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也发生着转变。多方面的因素变化和影响下，老年群体在心理层面会更容易出现孤独、抑郁等负面状态。
第一，孤独感是农村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状态。孤独感是一种负面的、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孤独感通常是由于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交往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而形成的主观心理感受。由于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薄弱，且重塑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也不断下降。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会逐渐减小，难以与外界社会重新建立起新的高质量的支持网络系统。由此当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需求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老年群体就容易出现“孤独感”。
第二，部分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倾向。老年人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同时抑郁也是数据量化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尺之一。抑郁是一种负面的、不愉快的情感氛围，通常以情感低落、失望、悲伤、食欲减退、活动能力减退以及大脑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4]。老年抑郁症是指存在于年老时期(通常该时期以大于等于60岁来界定)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老年抑郁症在老年群体中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老年抑郁会引发许多不良的后果，损害老年人的社会功能，导致老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抑郁症会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经济上的负担，除此以外，还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功能。有抑郁倾向或者症状的老年人容易产生无能感或内疚感，对于生活和工作提不起兴趣，对自我的评价比较低。严重的老年抑郁患者甚至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老年自杀。大量研究表明，自杀和抑郁是紧密相关的。尽管非抑郁症患者也会有自杀的念头，但在抑郁症患者中，自杀的现象更为常见。
3.3. 消极迷茫的价值取向
价值世界是指导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系统，它从根本上影响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命质量。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认同会使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为正向，反之，贫瘠的精神生活容易让老年人出现有偏差的价值观念，从而影响老年生活质量。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价值取向，或称为体现在价值理想目标上，人在进入老年之后，失去了事业的依托，这对于他原有的人生价值观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5]。
第一，自我价值感低下。自我价值感一词源于拉丁文，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估计。自我价值感是一种对自身正向情感的肯定体验，而消极生活事件对于群体向社会适应的影响程度由自我价值感作为传导介质。在中国农村，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老年人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遭遇了解构和重建，老年人对于自我价值的意义出现了困扰。农村老年人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知陷入了危机，也因此变得空虚、无聊和绝望。除此之外，由于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减弱，社会角色的转变，老年人自身容易出现无能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知不到生命的意义，出现自我价值的迷失。调查数据显示，20.5%的老年人表示自己符合“我觉得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另外33.0%的老年人表示有时觉得自己符合“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其中男性占比19.7%，女性占比21.2%，女性的比例会较高于男性。
第二，部分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求得精神慰藉。当老年群体在精神层面得不到安慰和寄托，面临生活中的孤独寂寞、被漠视和冷落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向宗教求得精神慰藉，于是宗教活动便成为农村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精神需求满足方式。据上海市对新信教的老年人调查显示，约70%的老年人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而信教的[6]，浙江省的农村老年人信仰宗教的比例为41.53% [7]。有研究显示，当控制城乡、经济状况、代际关系等因素之后，宗教信仰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产生显著影响[8]。
3.4. 单调低质的休闲娱乐
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期生活质量和自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生产中，老年人由于个体的衰老等主客观因素逐渐退出了生产的领域，随着工作和劳动时间的缩短，老年人的闲暇生活大大增加。可以说休闲娱乐活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充实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赋予其新的生活意义。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老年人的休闲娱乐生活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农村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满意程度不高。休闲娱乐活动对于老年生活质量和感知生命意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缺少休闲娱乐的机会和多样性的选择，会使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出现贫瘠的现象，加剧老年人出现社会隔离、孤独无助、乏陈无味等负面生活情绪的产生。农村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调查显示，3.7%的老年人表示对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表示很不满意，仅有7.6%的老年人表示对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很满意；在对老年生活很不满意的群体中女性老年人比例占4.5%，男性老年人比例占2.7%，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9]。
第二，老年人的闲暇活动内容单一。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在空闲时间做得最多的闲暇活动主要是聊天，和家人聊天的比例达16.6%，串门与邻居聊天的比例达22.9%，看电视或听广播的比例达到31.3%，还有8.9%的老人在空闲时间里选择休息，什么也不干[10]。
第三，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有限。老年人社会参与是维持老年人与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关系着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情感生活、人际交往甚至自我实现，这是老年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农村老年人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所欠缺，且参与创造精神生活的环境和机会常常受到更多限制。尤其以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文化参与环境苛刻较为突出。农村老年人社会文化参与障碍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农村社区社会文化人力支持资源缺乏以及组织资源的不足共同形塑了农村老年人社会文化参与的不友好环境。
第四，亟待弥合的数字鸿沟。相对于其他群体，农村老年人由于受到社会快速转型、家庭结构原子化、青壮年劳动力城乡流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变迁因素影响而逐渐被边缘化的程度愈演愈深。其中最为突出的时代表现便是老年“数字鸿沟”问题。当前，新媒体产品、大数据技术悄无声息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被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所规范。从国家治理到民生生活，无处不需要使用数字技术。然而，数字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并未考虑到农村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面对数字产品与技术服务的接入沟、使用沟和信息沟[11]，这就使得农村老年人在当前数字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程度更深。
4. 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生成机制
精神贫困现象有可能出现在社会各个群体之中，但由于老年人的生理功能逐渐退化、社会角色层面发生转变、缺乏固定收入来源等原因，会使得农村老年群体较容易处在社会群体中的弱势地位，从而导致精神贫困现象的出现。当然，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复杂的生成机制。这就需要从多维角度，而不是单一的角度来看待老年精神贫困这一社会现象。
4.1. 社会结构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逐渐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摒弃传统的农业社会，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尽管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可置否的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仍然有着影响作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不平等体制，它对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农村居民及其过渡发展中造成的不公正、不正义的消极影响是及其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必须终结其存续，促进其转换[12]。
就养老服务方面而言，户籍制度拉大了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养老服务水平差距，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城市地区能够获得更集中的养老服务资源，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不足。当城乡养老资源不平衡，农村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状况发生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养老水平较城市地区的老年人也会更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精神养老和精神慰藉方面自然也仍然存在着发展不足的现象。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部分农村老年人会面临着老无所依的情况。老年人和子女会面临长时间的城乡分离情况，家庭养老的功能就会大大削弱，子女很难及时向父母提供直接情感关怀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精神支持，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比城市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服务严重不足[13]。同类调查也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活动范围极为有限，大多数空巢老人的生活单调，相比较拥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的城市老人，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普遍偏低[14]。这就导致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贫困较城市老年人更为突出。
4.2. 社会人口政策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国策开始推行，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行了三十多年，这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家庭结构的改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少子化、空巢独居化的特点。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使得大部分老年人在老年期会面临与配偶同住或独居的情况。有研究表明，独居对于老年人来说，难以及时获得配偶或子女的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其生活满意度会处于最低状态，生活成本也更高[15]。有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村独居老人贫困发生率更高，更容易陷入健康和心理贫困[16]。目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责任仍主要依靠家庭和子女，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的情况下，子女的养老负担会比较重，对于力不从心的子女来说，也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需求，老人的精神赡养严重缺失。
4.3. 社会保障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经济因素是影响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能够付出的劳动能力也有限，在生理和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下降。
在中国，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社会保障性收入，包括养老金、退休金等，占比约为老年人总收入的62.7%。若以地域分城乡看，城镇老年人收入中保障性收入的比重占到73.4%，而在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性收入仅占51.2%。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有21.0%是工作收入，还有15.2%的收入来自农业生产劳动[17]。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老年人养老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普遍偏低。偏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农村老年人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能力，导致其精神文化生活质量难以提升。
4.4. 社会文化环境与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孝道观也逐渐在发生着变化，孝道对于个体的约束已经逐渐减弱，个体的孝道也自不如前。许多家庭认为对老年人提供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就已经完成了赡养的责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老年人逐渐被看作是“老而无用”的人。调查显示，在关于“是否觉得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中，有29.35%的老年人支持该看法，认为自己符合越老越不中用；有33.49%的老年人则觉得有时会有认为自己越老越不中用的看法[18]，这说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到了老年阶段容易出现无能感。
5. 缓解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的实践路径
在实践层面，缓解农村老年人精神贫困，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老年人个体、社会及国家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具体可从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三个层面进行探索。
5.1. 强化精神追求：加强农村老年人精神教育
老年教育是缓解精神贫困，强化农村老年人精神追求的可行路径。当代农村老年人群体在文化知识素养、健康素养、道德素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及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为农村社区老年教育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老年人精神教育可从思想政治教育、生命意义教育、闲暇教育、数字教育、健康教育等方面入手。
通过农村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重构农村老年人价值系统。通过生命意义教育，建构意义世界，让老年人识别过去的成就与冲突，并保持一个平和心态，整合生活经历中的所有方面，有效地减轻老人的自卑、恐惧、焦虑和悲伤情绪，并且帮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晚年生活的尊严和意义，从而真正地享受晚年生活。
加强农村老年人闲暇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技能，改善闲暇生活质量。加强农村老年人数字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整体数字素养。农村老年群体必须与时俱进、融入数字社会。加强农村老年人健康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具体而言，农村老年健康教育的实施场域应当以社区为本。因为社区是老年人长期居住和生活且最熟悉的基本单元，具有相似的文化及需求背景，是开展健康教育最便捷有效的基础场域。就健康教育的实施主体来看，应以社区为核心，整合企业、国家及社会等多方力量。健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则应超越具体健康知识和技能的传播等基础层面，而应综合健康责任理念、健康知识技能及健康生活行为，围绕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权能展开。
5.2. 参与精神创造：促进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
摆脱老年人精神贫困需要以老年参与为基础，在社会参与中创造精神财富，是促进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路径。
第一，农村老年人自身应具备社会参与的积极主动意识。全社会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有利于促进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提升。一般来说，具体可通过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老年人从事照料活动等适合农村老年人从事的再创造实践活动来实现生活性老龄化。
第二，家庭支持和同辈支持等非正式支持网络是促进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路径。中国社会是一个注重“孝传统”及“家本位”的伦理社会。相对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参与意愿，可能来自家庭的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更能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会和频率。
第三，国家及社会应为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支持性环境。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大爷、大妈被贴上碰瓷、扰民、低俗等污名标签[19]，进而导致其在公共空间、社会网络中受到无端歧视；家庭及社会创造给农村老年人的支持性不足也是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因此，应重视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发挥农村老年人力资本的创造作用，通过鼓励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老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5.3. 共享精神财富：探索农村精准养老实践模式
关于精准养老服务的实践策略，芬兰精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精准养老的核心在于加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的精细度，最终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20]。农村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庞大，留守、空巢农村老年人特殊性将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共同富裕进程不可忽视的因素。无论是从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绝对总量，还是农村老年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认知与追求、参与精神创造的机会与频率、享受精神成果的权利，以及老年群体的人口红利价值来看，农村老年人富裕都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6. 结语
我国当前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多重发展困境成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短板。一方面，我国农村老年人因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不乐观、“银色数字鸿沟”形势严峻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虚”与“物化”等原因而形成农村老年人整体被边缘化困境；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差异化、层次化特点以及农村老年人社会文化参与供给不足导致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缓解老年人精神贫困需要综合施策，应从加强农村老年人精神教育，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推动农村老年人参与精神创造，探索精准养老实践模式，促进农村老年人共享精神财富等路径来提升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农村老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老年人个体、社会和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