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重点探讨自尊在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在四川省某市招募青年男性农民工347名(有效回收336份数据，平均年龄25.17岁)，采用成人相对剥夺感问卷、Rosenberg自尊量表、Buss和Perry攻击问卷对被试进行调查，采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结果：1) 婚姻、学历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有显著影响；2)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与自尊(r = −0.525,
P < 0.001)以及攻击性各个维度(r = 0.455~0.531,
P < 0.001)均显著相关；3) 结构方程与Bootstrap检验均证明，自尊能够部分地中介相对剥夺感对攻击性的影响，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6~0.24)。结论：相对剥夺感与自尊均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攻击性有关，自尊能够部分地中介相对剥夺感对攻击性的影响。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self-esteem, and aggression i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gg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347 young male migrant workers (336 valid respons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5.17 years) from a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They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nd Buss & Perry aggression scale. The collected data was then subjected to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of varia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Results: 1)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relative deprivation, self-esteem, and aggression among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2) Relative deprivation showed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esteem (r = −0.53, P < 0.01)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ll dimensions of aggression (r = 0.46~0.53, P < 0.01). 3) Bo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Bootstrap testing revealed that self-esteem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ggress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had a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0.06 to 0.24.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oth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elf-esteem play a role in the aggression of young male migrant workers, with self-esteem acting as a partial mediator in this relationship.
1. 引言
我国的农民工群体，是随着农村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中，逐渐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进入到城市从事第二、第三非农产业，也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规模庞大、身份特殊的社会劳动工作群体(刘丹，雷洪，2020)。而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户籍在农村，在城市工作六个月及以上的青年人(刘传江，2010)。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还存在一些障碍，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相比，承受着城市排斥、价值否定、融入困难等，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其阅历浅，但价值诉求、融入意愿强，该群体的以上特点注定其心理状况不容乐观(魏孟等，2023)，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犯罪。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蓝皮书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吴鹏森，2016)。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或群体在与参照目标比较时，对自身弱势地位的感知，以及体验到的愤怒、不满等负性情绪(高峰强等，2017)。大量研究显示，流动人口会体验到较强的相对剥夺感(Liu et al., 2019；朱平利，刘娇阳，2018)。相对剥夺感被证明与抑郁、自杀意念、焦虑等负性心理健康指标高度相关，并能够显著预测越轨、成瘾、暴力行为等，还是群体性事件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孙灯勇，郭永玉，2012；马皑，2012)。攻击性是指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故意伤害被攻击对象，被视为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良好的预测指标(Yates, 2010)。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的关系。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挫折会导致攻击行为(Rodriguez, Baker, & Pu, 2017)。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体验到自身社会经济相对弱势地位，会造成挫折感，可能进而降低其对自我的评价，即低自尊，最终导致攻击行为。因此，我们提出假设，相对剥夺感能显著预测新生代农民工的攻击性，并且自尊能够中介相对剥夺感对攻击性的影响。前人研究显示，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孙灯勇，郭永玉，2012；Rodriguez, Baker, & Pu, 2017)，为规避性别因素的干扰，特别是考虑到攻击性障碍以及暴力犯罪等问题主要存在于男性，因此本研究仅招募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2024年3月~6月在四川省某市快递公司与家具制造工厂招募被试347人，要求被试户籍在农村，且在城市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年龄不超过30岁。采用传统纸笔测验的方式，利用被试午间休息时间采集数据。发放问卷347份，有效回收336份，有效回收率为96.83%。有效回收样本中，被试年龄19至30岁，平均年龄25.17岁(SD = 2.98)，其中220人未婚(65.48%)，116人已婚(34.50%)；110人学历为初中及以下(32.70%)，121人具有高中学历(36.00%)，105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31.30%)。被试回答完问卷后，将得到5元人民币的报酬。在开始本研究之前，所有参与者均收到了一份详细的书面知情同意书。参与者在充分理解研究内容后，通过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名表示同意参与。
2.2. 研究工具
2.2.1. 成人相对剥夺感量表
采用彭嘉熙等修订的的自我相对剥夺感量表(马皑，2012)，该量表包括三个项目，如“当我将我所拥有的与那些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有一种被剥夺感”，“当我看到和我差不多的人却如此富有，我感到怨愤”。采用6点量表评分(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三个项目收敛于一个因子，解释方差总变异的72.50%。各项目得分均值作为问卷总分，分值越高说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强烈。后续研究证明了该量表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2.2.2. Rosenberg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中文版自尊量表包括10个项目，如“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杨烨，王登峰，2007)。采用4点量表评分(1，“很不符合”；4，“非常符合”)，其中5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各项目得分均值作为问卷总分，分值越高说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2.2.3. Buss和Perry攻击问卷(Buss & 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PAQ)
该问卷由Buss和Perry编制，李献云等将其翻译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李献云等，2011)。中文版BPAQ包括30个项目，分为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愤怒、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性五个分量表，项目例如“很烦躁时我会想到伤害自己”，“我比别人打架稍多一些”，采用5点评分(1，“不符合”；5，“完全符合”)，五个分量表重测信度在0.57~0.81之间。在本研究中，中文版BPAQ五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至0.86。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8.0对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采用AMOS17.0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对研究中使用问卷的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6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为21.76%，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3.2.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的人口学特点
F检验显示，未婚男性农民工相对剥夺感(F = 9.012, P < 0.001)、攻击性(F = 8.203, P < 0.001)均显著高于已婚男性农民工，自尊显著低于已婚男性农民工(F = 5.778, P < 0.005)；不同学历的男性农民工在相对剥夺感存在显著差异(F = 7.017, P = 0.001)，LSD事后检验表明，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最高，初中以下与大专以上无显著差异(见表1)。
Table 1. Relative deprivation, self-esteem, and aggression scores of new generation male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1. 不同人口学变量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评分
项目 |
分类 |
相对剥夺感 |
自尊 |
攻击性总分 |
婚姻状况 |
未婚 |
3.334 ± 1.310 |
2.929 ± 0.363 |
2.781 ± 0.482 |
已婚 |
2.899 ± 1.171 |
3.025 ± 0.326 |
2.622 ± 0.485 |
F |
9.012** |
5.778* |
8.203** |
学历 |
初中及以下 |
2.879 ± 1.196 |
2.990 ± 0.376 |
2.646 ± 0.465 |
高中 |
3.496 ± 1.272 |
2.911 ± 0.341 |
2.803 ± 0.450 |
大专及以上 |
3.146 ± 1.301 |
2.993 ± 0.339 |
2.723 ± 0.543 |
F |
7.017** |
2.043 |
3.012 |
注：*P < 0.005，**P < 0.005。
3.3.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与自尊显著负相关，与攻击性的各个维度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攻击性的各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见表2)。
Table 2. Correlation (r)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self-esteem, and aggression scores among new generation male migrant workers
表2.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得分的相关性(r)
|
自尊 |
身体攻击 |
言语攻击 |
愤怒 |
敌意 |
自我攻击 |
相对剥夺感 |
−0.525** |
0.455** |
0.501** |
0.531** |
0.475** |
0.463** |
自尊 |
|
−0.407** |
−0.410** |
−0.424** |
−0.427** |
−0.442** |
身体攻击 |
|
|
0.660** |
0.530** |
0.495** |
0.587** |
言语攻击 |
|
|
|
0.711** |
0.549** |
0.519** |
愤怒 |
|
|
|
|
0.571** |
0.511** |
敌意 |
|
|
|
|
|
0.607** |
注：**P < 0.001。
3.4.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自尊在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的中介作用分析
以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攻击性(潜变量)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数据，各拟合指标均符合统计学要求：x2/df = 2.02，CFI = 0.99，RMSEA = 0.06，SRMR = 0.03。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设重复取样1500次，计算相对剥夺感→自尊→攻击性这一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6~0.24]，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24.45 (见图1、表3)。
注：图中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P < 0.0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the impa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aggression among new generation male migrant workers
图1. 自尊中介相对剥夺感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攻击性的影响
Table 3. The mediating model effect value analysis of self-esteem
表3. 自尊的中介模型效应值分析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BootCI上限 |
BootCI下限 |
效应量(%) |
直接效应 |
0.167 |
0.019 |
0.130 |
0.205 |
74.55 |
间接效应 |
0.057 |
0.018 |
0.026 |
0.096 |
25.45 |
总效应 |
0.224 |
0.017 |
0.191 |
0.2583 |
|
4. 讨论
研究显示，未婚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均显著高于已婚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与Callan等的研究发现被试年龄越大，社会比较倾向于相对剥夺感更低的结论类似(Callan, Kim, & Matthews, 2015)。可能的原因是已婚者往往年龄更大，思维更成熟，更能理性地看待自身社会经济的相对弱势地位，而未婚者往往更年轻，会进行更多的社会比较，更容易冲动，进而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更强，攻击性也更强。不同学历的男性农民工在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均存在显著差异，高中学历的男性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最强，可能是因为初中及以下学历者更容易因为自己学历低而接受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则拥有相对更好的工作岗位，对当前工作及生活更满意，而高中学历者虽然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地位，所分配的工作往往与更低学历者并无差异，因而心理落差更大，体验到更高的剥夺感和挫折感，攻击性也更强。
本研究发现，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与自尊显著负相关，与攻击性显著正相关。相对剥夺感与自尊负相关，这与前人结论一致(孙灯勇，郭永玉，2012；Osborne, Sibley, & Sengupta, 2015)。尽管这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很多重视，但是由于其教育程度以及缺少系统的职业培训等，这不仅会让他们在竞争就业机会时失去优势，同时也会造成他们的自卑心理(尹家欣，2024)。新生代农民工以城市同龄人为参照物，在比较中会感到自身在社会经济地位、就业机会、福利保障等诸多不平等，产生不满、怨愤情绪，进而低估自我的价值，对自己持消极的评价(Liu et al., 2019)。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性正相关，可以基于挫折–攻击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挫折会导致攻击行为(Rodriguez, Baker, & Pu, 2017)，相对剥夺感会造成个体体验挫折感，进而导致攻击行为与暴力行为(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7)。本研究发现，自尊能够部分地中介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对攻击性的影响，相对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消极地自我评价，社会连接理论认为低自尊者会减少与社会的联系，缺乏问题解决能力，导致他们更倾向于以攻击行为与暴力行为解决问题(Donnellan, Trzesniewski, & Robins, 2005)。
本研究探讨了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本研究的结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降低流动人口犯罪，首先需要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如减少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市市民福利待遇的差异，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等。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首先，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样本不一定能很好地代表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并不能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