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外宣翻译是由翻译发起人、译者、读者、译文使用者、源语、译语等元素组成的多维交互共同体，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原文和译文的二元对立格局，相互影响，相互牵制”[1]。白皮书是由国务院发布的，用以阐述政府的政策立场、治理方针或对某些重大议题的观点和态度的官方文件。白皮书英译目的是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外宣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对原文进行调整，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思维和认知，从而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因此，翻译需要译者平衡好原文交际意图与译语读者期待之间的关系。在特定场域下，变译是为译语读者服务的，允许译者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鉴于此，本文以《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为例，探讨外宣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以及变译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
2. 文献述评
2.1. 外宣翻译的特质
与文学作品不同，外宣文本存在一定特性。首先是跨文化性，“外宣翻译的实质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外宣工作者有责任站在受众立场通过‘释 + 译’并举的翻译策略提高信息传播的清晰度”[2]。“译者不仅是文化的协调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3]，在翻译时，译者需要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寻找融合点，尽可能地使译文的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其次是意图性，外宣翻译的特殊性在于“要向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和观念、不同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国家和民族宣传和介绍中国独具特色的国情风貌、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政治主张、社会现状等”[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宣翻译实际上都是坚持本国所持政治立场与方向，服务本国利益与形象建构的政治表现行为与意识形态传播活动[5]。另外，外宣翻译具有一定的读者导向性。纽马克[6]认为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属的信息型文本，注重读者的理解与反应，因此译文在表达方式和措辞方面应更加符合译语读者的期待。“译者在翻译决策过程中既要坚持国家站位，又要胸怀目的语受众，让目的语读者阅读译文时能够感受到原文话语的精神力量”[7]。译者应该以目的语为归依，设法化解英汉差异引起的理解上的困难，对信息进行变通处理，压缩、解释或两者兼而有之[8]。
这些特质决定了外宣翻译需要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黄友义[9]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针对外交翻译，杨明星[10]提出了“政治等效”的翻译观，认为“外交翻译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相对于“政治等效”，赵祥云，赵朝永[7]提出了“政治特效”，是指“译者为实现政治话语的异域传播，根据受众期待所采用的不同于常规操作的翻译策略”。他们认为译者在进行翻译决策时，需要基于中西方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差异探索实现“政治特效”。以往学者对于外宣翻译的探讨都强调了外宣翻译中对于读者接受的考量。故笔者认为，基于外宣翻译的特质，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提高译文可读性，实现最大的传播效果。
2.2. 外宣翻译的“变译”理据
以往的翻译理念强调忠实于原文，不主张对对原文进行增减。变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观念，黄忠廉[11]认为，变译是相对于全译而言，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变译，是对原语语篇某种形式上的再造，是针对特定类型语篇而定的翻译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形式对等[12]。“因读者而变，由译者来变，对原作施变”反映出翻译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11]。“变译”的主体是译者，总的标准是它是否满足了特定条件下读者的特殊需求。也就是说，译者要站在译语读者角度，对原文有选择、有取舍的有效翻译，尽可能减少译文的模糊或误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根据读者理解能力、文化差异以及文本功能需求，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和表达效果。
3. 变译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
“政治话语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翻译行为，译文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当国家利益与目的语文化和受众期待相矛盾时，译者应当首先考虑如何维护好国家利益，其他因素居于次要地位”[7]。他们认为“当译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与原文差异较大时，在保留原文核心信息的前提下，根据英语表达的需要重新构建译文”。因此，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文内涵，选择译语读者最能够接受的表达形式。
黄忠廉[11]基于七种变通手段提出了十一种变译方法，即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释、译写和参译。翻译外宣文本，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文，把握原文内涵与交际意图，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地改动，从而最大程度再现原文的暗指含义。基于本研究语料特点，本文主要考察“缩译”和“阐译”方法在译本中的应用。
3.1. 缩译
缩译是“浓缩性的变译，采用浓缩性的语言传达原作的重要或主要内容”[11]。汉语政论文中多用修饰语和同义词，而英语却与之不同，更强调语言的简洁性[7]。如果一味强调保留原文表述，很可能造成译文的冗余，降低译文的可读性。因此，翻译时需要适度删减、整合，直截了当地传递核心信息。
例(1)：实现贫困人口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为贫困地区发展夯实基础、积蓄后劲。
译文：The goal is to guarantee impoverished people access to education, medical services, elderly care and social assistance, so as to support develop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例(1)原文存在一定的语义重复，译者对原文中重复部分进行了缩译，没有逐字对应原文，在保持核心内容和主旨不变的前提下，有效减少了译文的长度，使其更加简洁、易懂，更加符合读者预期，同时仍然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主要信息。
例(2)：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原有扶持政策保持不变，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监管，留出缓冲期，确保稳定脱贫。
译文：A “grace period” is allowed for previously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villages and counties, during which tim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re continued until their status is secure.
原文重复了四次“摘帽”用以强调脱贫后政府对公众的承诺。译文中省略了重复部分，将其语义进行整合，提炼出核心信息，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保留了原文的核心信息，同时显著提升了译文的简洁性和可读性。
3.2. 阐译
外宣翻译的目的是将中国的文化、政策和观点准确且有效地传递给国际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对语言、文化和信息的理解方式各异。汉语表达常有生动的典故或修辞，但这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语读者而言相对晦涩难懂，单纯的直译不仅可能引起误解，还可能导致信息的丧失，使译文不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黄忠廉[11]提出的“增”的变通手段分为“释、评、写”，是指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信息，使译语读者能够读懂原文话语所表达的内涵，避免误读。因此，译者需要根据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与认知，对这些内容进行解释，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
例(3)：经过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条件明显改善，既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译文：Through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n the incomes and welfare of the poor. The Two Assurances and Three Guarantees (This refers to assurances of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 and guarantees of access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basic medical services and safe housing for impoverished rural residents.) have been realized; education, healthcare, housing and drinking water supplies are much improved. These provisions have covered all basic need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例(3)中“两不愁三保障”是中国特有的政策术语，在译语没有直接等价物的情况下，译者不仅保留了原文的表达风格，译成“Two Assurances and Three Guarantees”，还加上了括号中的解释，明确说明了术语的具体含义，即“不愁吃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问题”。通过阐释，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这一政策背景，不会因文化差异导致困惑。
例(4)：减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译文：China’s battle against extreme poverty had entered the toughest stage.
原文中的“啃硬骨头、攻坚拔寨”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比喻性表达，形象地描绘了减贫过程中的艰难与挑战。这种比喻在中文语境中非常生动，但在英语中如果直译为“gnawing at hard bones, and attacking the village”会显得突兀且难以理解。并且“冲刺阶段”本身便有全力以赴完成任务的含义。译文翻译为“the toughest stage”，避免了生硬的直译，有利于消除译语读者的阅读障碍，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例(5)：960多万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
译文：As a result, more than 9.6 million people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have shaken off poverty through relocation.
原文中的“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是中国特色话语，指的是那些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导致生活困难的地区。译文将其翻译为“inhospitable areas”(恶劣环境的、不宜居住的地区)，这种翻译解释了原文所传递的核心意义。通过阐译，译文能有效地传达原意，同时避免了比喻表达可能带来的理解障碍。
4. 结语
变译理论跳出了传统译论“等值”的束缚，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强调实现原文的交际功能以及满足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并且认可为实现这一目的，译者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删减、改动。此外，外宣翻译注重传播效果，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兼顾内容的准确性和表达的流畅性。外宣文本的目的不仅是传递信息，还要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因此，译者需要在翻译中考虑到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偏好，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本文以《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为例，考察了变译理论在政治外宣翻译中的应用，验证了变译理论在指导外宣翻译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外宣翻译和变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案例参考。
基金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概念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