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过程与译者的认知密不可分。译者需要理解原文的含义，领悟原作者的意图，并用目标语言准确表达，以便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阅读体验。近年来，认知翻译学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机遇，认知翻译学主要从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展开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对翻译过程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心理学、认知学等多个领域[1]。语言和思维息息相关，语言是反映思维的一面镜子，每种语言都反映了本民族自身的认知思维。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体现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也深刻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2]。人用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由隐喻构成的。我们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且概念系统的核心直接建立在人类的感知、身体运动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换言之，语言不能离开思维认知独立存在[3]。英国语言学家约翰逊·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概念隐喻”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的思维过程都是隐喻性的，书中将修辞学中的传统隐喻与概念隐喻作出了区分，不再在词汇层面讨论隐喻，而是从认知视角出发[4]。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红楼梦》已经被译成英、法、日、汉、俄、德等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上百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译本流传在世。《红楼梦》自18世纪末传入俄国，直到20世纪才受到俄罗斯汉学界和翻译界的广泛关注。1958年，俄罗斯汉学家帕纳修克(В. А. Панасюк)翻译出版了《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这是首部完整的俄语《红楼梦》译本，一经问世就得到了俄罗斯读者的喜爱。1995年，帕纳修克对1958年俄语全译本中的错译、漏译进行修改后再次出版。1958年和1995年《红楼梦》俄译本的诗词部分都分别由缅什科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和戈卢别夫(И. С. Голубёв)翻译。两部俄语全译本使这部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得以在俄罗斯广泛传播。尽管俄罗斯译者们在翻译《红楼梦》时努力做到尽善尽美，但由于认知差异的存在，翻译作品与原文始终无法完全等值，原文的丰厚底蕴也在翻译过程中有所流失。本文将从认知视角出发探讨《红楼梦》中俄译本的结构隐喻，通过对其翻译方法和策略分析中俄两国认知的差异。
2. 《红楼梦》中的结构隐喻分析
隐喻就是通过一个概念域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域[5]。在认知视角下探讨的隐喻主要是指概念隐喻，但概念隐喻并非等同于语言隐喻。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1980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它的出版标志着隐喻研究从修辞学转向认知语言学。在此之前，众多学者从修辞的角度研究语言中的“隐喻现象”，认为隐喻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表达手段。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家昆提良认为隐喻是一种替代表达。到了20世纪，里查兹和布莱克又提出了“隐喻的互动伦”，互动论的观点将隐喻和思想联系起来，认为隐喻能够影响人的思维和理解[6]。而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只是语言现象，还与人类的认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莱考夫将概念隐喻划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三种类型。结构隐喻是通过一个概念来构建另一个概念，例如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就是将旅途的出发地、目的地隐喻成人的出生和死亡，人生是源域，旅程是目标域。概念隐喻来源于认知系统，由于两个国家、民族的语言世界观、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认知取向和文化历史等因素具有差别，所以俄汉两种语言对概念隐喻的理解有着相同或不同的理解。隐喻渗透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传统意义上的隐喻有所不同，概念隐喻不仅体现在语言中，还体现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在翻译中，译者不仅需要准确地理解源语言文本中的各类隐喻意义，尽量将其用目标语转述出来，且需要在译文中传达给读者[7]。
《红楼梦》中的结构隐喻丰富多样，曹雪芹通过形象化的语言，传达了书中角色复杂的情感变化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贾宝玉是书中最具反叛精神的角色，他身处封建社会却反对封建礼教，他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隐喻具有鲜明的反男尊女卑意识，贾宝玉对性别差异的深刻认识，以及他对女性纯真天性的赞美和对男性被世俗污染的批评，不仅反映了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体现了《红楼梦》对性别问题的深刻洞察。
曹雪芹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结构隐喻，不仅借此描写贾宝玉自由不拘的个性，还隐喻大观园中颜色各异的女性角色。“花”是《红楼梦》故事情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黛玉葬花”“湘云醉卧”“海棠结社”“花签令”等浓墨重彩的经典剧情都与花有关。通过分析《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与花的关系，可以看到《红楼梦》如何通过结构隐喻深刻地描绘女性角色的内在世界和社会地位，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
3. 《红楼梦》中爱情隐喻的俄译分析
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但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情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种复杂的感受与人的认知有着紧密的联系。爱是快乐和痛苦的混沌体，也是诗人作家灵感的来源，爱因其复杂性有着众多的隐喻含义。西方的文化环境大胆热烈，西方人在表达爱情时也更加开放直白，而中文语境偏向含蓄内敛，对爱的表达也更加迂回婉转。即使民族所处不同的文化环境，也对同样的情感有相似的感触。情感是基于人自身体验的一种感受，即使人处在不同的环境，还是有相似的感触。
爱这种抽象的感受不能直接被感知，只能通过触觉、视觉、味觉等痛感的隐喻来感受。爱的痛苦让中国诗人柳永写出“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同样也让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感叹“Тем неизбежней и вернее, Любя, страдая, грустно млея, Оно изноет наконец… (它爱得越深，越感到苦痛。终至悲伤，麻木，心怀积郁)”，这种对爱的相似认知源于中俄两个民族的人对“爱是疼痛”这一概念隐喻的相同理解，爱不但是对肉体的折磨，还是对精神的摧残。在被所爱之人拒绝、伤害的时候，在饱受怀疑和嫉妒折磨的时候，这种复杂的情绪如同被尖刀刺伤、被火灼烧、被水淹没的痛苦。不同民族因其相似的认知而对爱情隐喻有着相似的理解，也因其认知的差异构建了不同的爱情隐喻[8]。《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对爱情的描写有很大篇幅以结构隐喻的形式呈现。
①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9]
“Все это верно, – подумал Баоюй, прочитав надписи. – Только не совсем понятно, что значит ‘чувства древние, новые страсти’ и ‘долг, оставленный ветром с луной’. Надо подумать”. [10]
“月亮”是以景抒情的重要客体，月亮的“阴晴圆缺”用来形容爱情的圆满或遗憾，《红楼梦》中有许多“爱情是月”的象征，。“馒头庵”别名“水月庵”，书中更是多次提到《风月宝鉴》，也时常用“风月”代指人物通晓情事，“风月”原本指美丽的景色，在文人骚客的诗文中逐渐成为“情爱”的代名词。“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将“风月”与情挂钩是古代诗人借景抒怀的一种手段，“风月”也就隐晦地代指爱情。俄罗斯与中国有着不同的认知体系，斯拉夫文化中认为“月亮”是“太阳”的对照组，但却没有“爱情是月”的认知。此处却将“风月之债”进行直译，没有翻译出“爱情”的深层含义，也就无法让读者理解“爱情是月”这个概念隐喻在《红楼梦》中的多次出现。
② 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将门掩上自去。[9]
Она объяснила Баоюю, что такое «тучка и дождик», втолкнула в комнату, закрыла дверь и ушла. [10]
“爱情是水”的概念隐喻常常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水”与“爱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水时而汹涌时而潺潺，如同情感的千般变化，时而热烈时而平静。爱情是一种复杂的整体体验，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紧密交织在一起，激情和感官欲望是爱情的一部分。情欲一体，水也时常隐喻“欲望”，“鱼水之欢”就是通过描写水和鱼代指阴阳交合。从“水”这一概念衍生而来的“云雨”更成为男女情事的隐晦代名词，早在战国时期的《高唐赋》中就写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红楼梦》中多处用“云雨”代指男女间的缠绵情事，巫山云雨被译者译为“тучка и дождик (云和雨)”，这种直译无法给读者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也没有传达出源语背后的概念隐喻。
4. 《红楼梦》中颜色隐喻的俄译分析
色彩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在语言使用中往往具有联想意义。不同民族的人对色彩词汇有着基本的认知概念，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都由视觉反馈给人的大脑。黑色总是让人联想到黑夜，所以人们将黑色与“恐怖、恐惧”联系起来。但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因此颜色隐喻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总会受到地理、历史因素的影响，还会因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11]。比如，“红白事”就隐喻中国人人生中的两件大事——喜事和丧事。红色在中国象征着“热闹、喜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革命”的含义；白色则是丧葬场合的主色之一，白灯笼、白幡在中国有一层“死亡、不详”的底色。在西方国家，红色则是“恐惧、血腥”的代名词，红发更被一些国家认为是低贱人种或女巫的后代；白色则是纯洁和高贵的象征，白婚纱是婚姻圣洁的代名词。黄色在俄罗斯向来是拥有负面意义较多的颜色，俄罗斯人认为黄色拥有“不忠、背叛”的含义。在中国，黄色不仅有“淫秽”的含义，还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封建王朝用颜色将人分为三六九等，“黄袍”是帝王的衣服，平民则是“白丁”。
《红楼梦》的“红楼”泛指华美的楼房，一般指富家女子的居所，贾家是钟鸣鼎食之家，是富裕殷实的大家族，故事也与富贵乡中的金陵十二钗有关，红楼也代指豪门贵族，白居易诗中就曾写到“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红色成为权力的象征，“红是富贵权力”这个概念隐喻直到现代社会还在沿用，现如今政府的官方印章、抬头都依旧是红色，“红头文件”指代象征权威的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
③ 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9]
– Ну и тупица же ты! – возмутился Цзя Чжэн. – Тебе бы только богатство да роскошь, разве ты способен понять утонченную простоту?! А все потому, что книг не читаешь! [10]
“赤”“朱”“丹”同样都是红色，“朱楼”原本是用朱红色装饰的华丽楼房，由于朱红色与皇室和贵族的联系，“朱楼”隐喻地代表了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这种颜色在古代中国常用于皇宫和贵族的建筑，象征着权力和财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用“朱门”指代贵族。贾政在此处用“朱楼画栋”批评贾宝玉喜欢华丽奢侈的东西，对宝玉不求上进功名的思想观念十分失望，两代人的价值观在此发生碰撞，贾政代表更为传统和保守的价值观，宝玉则拥有更自由、个性的反叛精神。俄罗斯读者并不理解“朱楼”背后的隐喻，译者在此处将“朱楼”译为“богатство да роскошь”，传达了此处概念隐喻要表达的含义，读者也能直观感受到贾政和贾宝玉这两代人之间的矛盾。
④ 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9]
Пройдет еще время, опадут листья, и ветви останутся голыми. Волосы Сюянь, черные, как вороново крыло, посеребрит седина, румяные щеки поблекнут, а сама она станет старой и дряхлой. Печальный стоял юноша, глядя на абрикос, и тяжело вздыхал. [10]
“红颜”“红妆”“红娘”都隐含“红是美丽”的隐喻，“红颜”通常指代年轻女性的美丽容貌，“红”象征着年轻女性红润的面色，通常与健康、美丽和青春活力相关联。“红颜”易逝也与红色有关，红色虽然鲜艳夺目，但往往难以持久，隐喻青春美貌的短暂和无常。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有深厚的象征意义，不仅代表女性的美丽，也是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颜”常常与诗词歌赋中的美女形象相联系，是对女性美的一种文学化、理想化的表达，“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未老恩先断”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俄罗斯同样也有“红是美丽”的概念隐喻，“красная девица”直译为“红色的女孩”，但真实含义是“漂亮的女孩”或者“害羞的女孩”。
5. 《红楼梦》中动物隐喻的俄译分析
“人是动物”的概念隐喻在任何社会环境的语言文化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这是语言中最有力的表达方式之一，用动物隐喻人类，通常目的是对人进行贬低或夸赞，带有鲜明的评价色彩。人和动物作比较以强调人类的某些特征、性格或者出类拔萃的才能。猪是一种杂食动物，体格肥胖，是人主要食用的肉类，在大多数国家都有饲养，中俄对“猪”有相同的认知，猪不仅邋遢不爱卫生，还很肥胖。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认知系统造就了语言文化隐喻中的差距，动物在思维系统的不同认知体现在语言中概念隐喻的差异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中国特有的成语，通常用来形容人没有自知之明，有过分的野心或欲望，想要得到自己配不上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癞蛤蟆通常被视为地位低下、外表不雅的动物，而天鹅则象征着高贵、纯洁和美丽，这种对比隐喻了地位的巨大差异。牛的体格健壮，是小农家庭的重要生产力，农耕国家对“牛”的褒扬程度体现在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俄罗斯却对“熊”有着独特的情怀，“熊”在俄罗斯文化是“强壮、智慧”的象征。
动物的隐喻意义可以追溯到久远的部落时期，原始部落崇拜动物形象的图腾，这些动物往往与部落所在地理位置有关。海边部落遗址多是海龟、海豹、海豚等与海洋有关的生物，草原部落的图腾与蛇的形象相关，熊、鹿、狼形象的图腾在森林地区的部落更常出现。原始时期的人类认为这些图腾是自己的祖先，这些动物形象也就成为部落的图腾。人的力量、敏捷度、速度都不如动物，只有依靠智力才能在原始社会存活，弱小的人类不仅要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还要将生存知识传授给后代，随着语言文化的演变，动物隐喻被人类赋予意义明确的品质。蛇是智慧的象征，同时也是狡猾和奸诈的化身，狮子和熊都是力量的代名词，动物形象的隐喻反映了语言文化中整个民族的价值观，隐喻意义最能反映每个民族的观点、传统和习俗。
⑤ 一言未了，早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9]
Не успела она это произнести, как Баоюй подбежал к фонарю и затараторил, высказывая свои суждения о загадках, какая хороша, какая не совсем удачна, а какая вообще никуда не годится. При этом он так размахивал руками, что был похож на обезьянку, спущенную с привязи. [10]
“猴子”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聪明、调皮的形象，神话故事、寓言故事中猴子往往也是捣蛋的角色。“开了锁的猴子”描述了宝玉的行为充满了活力和情感的投入，不受传统礼节的约束，如同一只不受束缚的猴子，表现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环境的好奇。在翻译和跨文化交流中，隐喻需要适应目标文化的认知框架。俄文翻译中的“обезьянку, спущенную с привязи (从束缚中释放的猴子)”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境，也与俄罗斯文化中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产生共鸣。
⑥ 宝玉因问：“哥哥不在家？”薛姨妈叹道：“他是没笼头的马，天天逛不了，哪里肯在家一日。”[9]
–А где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 спросил Баоюй. Тетушка Сюэ вздохнула:
–Он как конь без узды – целыми днями бегает, никак не нагуляется. Разве он способен хоть день побыть дома? [10]
“笼头”就是套在骡马头上的东西，用来系缰绳或挂嚼子。“没笼头的马”就是脱缰野马，指不受拘束的人。薛藩这个纨绔子弟整日不受管束、四处厮混的画面感呈现在读者眼前。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都对脱缰的马有相同的认知，并且将其隐喻意传达给了读者。
6. 结语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俄语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深刻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认知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隐喻的传达。本文从认知视角出发，探讨了《红楼梦》中结构隐喻的俄语翻译问题，揭示了跨文化翻译中隐喻理解的复杂性，强调了认知视角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指导意义，为《红楼梦》在俄语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还为其他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交流和翻译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