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在现代哲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帅巍在《源于生活世界的判断：胡塞尔的判断发生论探微》一文中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探讨胡塞尔的判断发生论。帅巍强调生活世界是判断发生的源泉。这表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并非脱离实际生活的抽象理论，而是与人们日常的判断行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窦绪凯则通过文章《“生活世界”与“四重一体世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面对科学和技术问题所作出的不同思考及比较》指出：在面对科学和技术问题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强调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远离了生活世界，这与超验现象学中对现代科学危机的批判相关。胡塞尔认为需要通过先验还原回到生活世界的原初意义，从而克服科学危机带来的人性危机等问题。张怡怀的文章《普遍人类学的先验构建与实践定向——对胡塞尔晚期“现象学人类学”体系的重构》关注了胡塞尔晚期的“现象学人类学”体系，探讨其普遍人类学的先验构建与实践定向。在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发展到晚期时，对人类学的关注反映了其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先验构建是超验现象学的重要方法特征，而实践定向则体现了超验现象学与人类实际生活和行为的联系。谢利民在《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论胡塞尔的原事实形而上学》中探讨了胡塞尔的原事实形而上学与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问题。原事实形而上学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文章分析了它与超验现象学的关系，指出超验现象学在处理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如存在、事实等)时的局限性以及原事实形而上学对这些问题的独特思考。这种对边界的探讨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超验现象学的内涵和范围。了解超验现象学的边界，可以避免对其概念和方法的过度或不当解读。同时，通过与原事实形而上学的对比，能够更深入地挖掘超验现象学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独特性。
多篇文献都强调了生活世界在胡塞尔超验现象学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作为判断发生的源泉，还是与海德格尔概念比较中凸显出的对科学和技术问题思考的基础，生活世界是理解超验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反映了超验现象学对现代科学发展导致的人类与世界关系异化的反思，以及试图通过回归生活世界来重新构建这种关系的努力。不同学者从生活世界、现象学人类学、原事实形而上学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超验现象学的理解。同时，这些研究也反映出超验现象学在解决现代哲学问题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审视“人性危机”的必要性。
2. 何为“人性危机”
胡塞尔在他的《危机》一书中谈到了欧洲人所面临的根本的生活危机——即科学危机。而危机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它的真正科学的特征，它提出的任务和为之建立的方法论，竟成了问题”[1] (p. 3)。而这一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哲学，因为哲学也有屈从于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但精密的实证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具体的精神科学的后进发展，却向世人暗示了科学危机似乎并不存在。可是胡塞尔认为“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不再与人的生活本身发生关联，恰好是科学危机的真切表现。现代人的世界观因受实证主义的支配，由此丧失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人生有无意义，我们能否作为自由主体的人，人能否自由地塑造其自身连同其周遭的世界等等)。所以我们不但要批判科学的真正意义，同时也要对寓于人之主体的主观性之谜进行追溯。而析明科学危机的意涵势必又导向对人性危机的审视。就此，胡塞尔指出“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 (p. 7)。科学危机同时又关涉着人之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的危机，它们在逻辑理路上依次为：“科学危机、文化危机、哲学危机、真理危机、人性危机”。因此，“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1] (p. 16)。欧洲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以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态度为向导的理论体系，其中实证主义又是一种注重事实与试验的工具理性思维。而正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思维荡涤了“人应该怎样活”、“人是目的”等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并压抑了人们对于根本问题的思考。
欧洲科学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也是人性的危机。在当时的欧洲学界，自然科学诉诸于物理现象的研究，而精神科学则诉诸于心理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在追求一种客观的、实证的真理。但是，人不能被定义为简单的物或事实，因为人具有形而上学的向度，所以应当被视为“理性的存在者”。科学无法回答理性的问题，也不能解释我们能否作为自由主体的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抛弃了那种中世纪的生存方式，而是延续了古希腊罗马人的根本生存形式——即根据纯粹的理性，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它们自己[1] (p. 10)。那种中世纪的神学认知，是建立在以认识神并荣耀神的基础上的，神这一绝对者被当作了外在于人的认识客体，世界也因此仅被视为了一团毫无生气的造物。人们依中世纪的生存方式而生活，就是去摆脱世俗与外在对象的影响，将目光转向独一的真实存在——神。而胡塞尔所谈到的古希腊罗马人的生存形式则是在世界本身中去发现它的内在理性与绝对原则(神)。在这一前提下，理论哲学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并且实践的自主性紧跟着这种理论的自主性。同时新的自主观念要求人按照自由的理性，由一种普遍的哲学观念来塑造人的生活世界、政治与社会的存在。这种普遍的哲学要求我们去认识真理，并认识到存在与存有者的关联。如此说来，哲学就是究明普遍本性的科学，而理性是人之本性。所以，在这一维度上，存在论与价值论是统一的，但实证主义认识论使得哲学的统一性偏狭化了，实证科学成为了研究存有者的学科，人的价值与意义及其精神维度都被清除了。在胡塞尔心目中，怀疑主义的泛滥造就了理性信仰的崩溃，因此他意图挽救人性的危机并实现普遍哲学的道路。由于人性是在追求普遍哲学的理想中逐步发展形成的，所以人性的危机实质上就是理性的危机。理性与一切存在者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1] (p. 18)。理性精神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人的意义问题。现代人在怀疑论的裹挟中沉沦下去，并因失去对真理的确信，乃至对我们自身的确信，而陷入到了真正的人性危机之中。故而，近代哲学必须返回开端去追问自身的素朴性，只有通过说明人性的历史统一性才能获得关于人性的自我理解[1] (p. 19)。在哲学的最初奠基中，古代哲学将追求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当作自己的任务。可见，欧洲人的人性与存在的意义，本质上根植于哲学史之中，我们应在哲学史之中找寻其根源。
3. 胡塞尔对“危机”根源的分析
在古希腊人那里，理性给予了一切存在者以价值、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赋予了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因为人对于理性的信仰是与对自己真正存有的信仰相联系的。人只有在真正为真理而斗争的过程中，将自己作为真正的人才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存有。胡塞尔是在揭示哲学的存在方式之上来证明何为欧洲人的人性，可以说欧洲人的存在意义是以理性为基础。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残缺不全的，它舍弃了形而上学的最高和最终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及一切被排除在外的问题，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在胡塞尔看来，理性是真正的认识论，它包含着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善的行为。并且，在这里，理性是“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的”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称号[1] (p. 11)。如果人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的哲学问题，那么人在其中一定是作为理性的生物，他所涉及的必然是历史中的意义和理性。世界的起源、自由、不朽等问题都超越了纯粹的事实，它们涉及理性自身的观念问题，而且一切事实问题的序列都处于它们之下。由此可知，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形而上学应该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1] (p. 12)，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正是发现了理性能力所能构造的那种真正普遍的方法，这是推动一切科学事业的原动力。在作为哲学之世纪的十八世纪，人们相信存有的统一性这一基本观念是不可分的。所有从事哲学或哲学分支的研究的人都在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并试图在科学之野中建立稳固的“千年王国”。但到此为止，人们起初进行理论探索，希冀在世界之中发现普遍原则的动机仍未得到澄清，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与科学的严格性仍无法确证，包括世界的本质、人生的意义等在内的问题也仍旧是悬而未决的。
实证主义解构了哲学的终极诉求，所有关于人性与文化的问题也随之消散。但这种对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怀疑，反倒成了造就人性危机的一大根由。欧洲人性危机的根源就是近代实证科学所坚持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它们只将科学的客观“事实”当作真实存在，并且仅从现成之物的角度来思考世界的意义，这恰恰表现了人们缺乏一种从根本上为世界进行奠基的理性信仰。人从可感知的，极富价值与意义的生活世界抽身而去，而面对的却是匮乏主体性且毫无生机的实证科学的世界。实证主义所表征的单向度的理性进一步肢解了哲学的统一性，那在“希罗时代”提倡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重的真正理性精神被狭隘化为了单一的科学理性，那建立在人之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科学也演变为了抽象符号的学问。在这种理性观的影响下，价值与意义被当作“空洞”的问题而加以排除了。人在纯粹事实的生活中丧失了建构自我目的的能力，在事实世界中丧失了主体性而成为了异化的人，与此相应的是，人在工具的影响下变为了只见事实的人，世界的直观丰富性被简化为了逻辑抽象性。所以，哲学与科学并未能够揭示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而且一种前后一致，按照必真的认识与方法来为自己制定规范的普遍哲学也因此被掩盖了。
近代哲学的斗争是在已崩溃的人性和为寻求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在这之中，经验论和唯理论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经验论始终会导向怀疑主义，这一点在休谟那里走到了极致，因此胡塞尔认为经验论并没有实行哲学的任务。而唯理论是在为真正的人性而奋斗，其本身就饱含生命力。只有通过对理性的探索，理解人类自身的理性，进而理解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才能去判定古希腊哲学所诞生的“理性人”这一论断是否合法。这是哲学应该做的任务，哲学和科学应该是揭示人类本身与“身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尽管理性主义本身具有朴素性，它尚有需要检讨反思的地方，但我们绝不能抛弃理性主义的真正意义。胡塞尔认为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了，自伽利略开始，数学符号的世界就取代了真实的世界。之前的几何学在应用于世界这方面还是有限的，但到了伽利略这里，他进行定量化，为运动提供公式。依据于因果性这个原则，感性世界的原因必然能在理念化的世界中找到，两者一定是有对应的，即便无法直接数学化，仍然可以通过提供新的假说、发现新的公式进行间接的数学化。由此，伽利略做出了两种划分：一是普遍的和绝对纯粹的物体世界，二是作为数学东西的纯粹思想事物。而笛卡尔二元论的思想根源就由此而来。之后是胡塞尔对笛卡尔及其后面哲学家们的批判思考。笛卡尔和康德在胡塞尔看来是两个转折点，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悬搁”这一重要的方法以及没有被明确道出的“意向性”，虽然笛卡尔把“自我”当成了心灵，导致经验主义，但通过之后的哲学发展，经验主义必然走向怀疑主义[1] (p. 120)，客观主义一定会被动摇。而同时笛卡尔也开出了另一条道路——理性主义，也正是在这条路上，胡塞尔看到了深藏在其中的“超越论”，特别是在康德这里，胡塞尔甚至认为康德体系就是进行真正普遍的超越论哲学的第一个尝试。康德以及其后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们都有一个共识：即自然科学的自明性是成问题的，而这个自明性其实是建立在主观性根据之上的。康德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转折点，我认为主要是康德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他把有效性的裁决者设定为人自身，设定为主观性，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但康德仍然是有限的，胡塞尔在第三部分从生活世界这一角度会对其进行详细的阐明。简单来说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康德没有看清自己哲学的前提——即有效的生活的周围世界；二是缺乏直观显示方法；三是没有区分超越论的主观性与心灵。
在胡塞尔看来，一切过去的哲学是内在地趋向这种新的哲学的意义的(自明性的哲学传统)，近代心理学的悲剧性失败就是其一方面通过历史积累而渴望成为哲学的本质科学，另一方却又无法避免“心理主义”的诟病[1] (p. 25)。就此，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可以看到的是，人性危机来源于普遍哲学信仰的崩溃，也就是理性信仰的崩溃，并且实证主义的大行其道也消解了存有与存有者的根本统一性。科学丧失了其自古希腊开始的就本有的生活意义，而成为了纯粹事实的科学。当作为人性底色的理性出现分裂，发生内部解体之时，人性的危机因而也就产生了。而在第二部分之中，胡塞尔认为自“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开始以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的世界来偷偷地替代那个唯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的给予的、总能被经验到并且也能够经验达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 (p. 231)。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依赖于自然态度的奠定，数学与几何学的发展一方面极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数学的无限性却代替了生活本身的无限性，数学的世界凌驾于真实世界之上，人生存于一种依靠抽象符号来确定自身价值的处境之中，这是人性危机的另一大根源。
4. 胡塞尔解决“危机”的途径与回归“生活世界”
胡塞尔采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对之前的哲学进行考察。哲学家们一直都在为哲学寻求奠基，胡塞尔也在做这个工作。他看到了当时科学出现的危机，便意图究其根本，寻找最初的动因。他发现在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后，因果性规则便统摄着整个世界，人们忘却了原初的生活意义。这种意义的丧失和事实科学的统治，使得人们迷茫、痛苦。胡塞尔面对这一情况，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带我们还原到原初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源泉处，为哲学、科学奠基，为人性奠基。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胡塞尔同样致力于去探讨几何学的原初意义，正是这种原初的生活世界意义，几何学才得以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的探讨是一种历史性的目的论沉思，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其中蕴含着内在统一的历史的先验结构。胡塞尔对历史意义追溯到了测量技术，之后是在伽利略那里发生了世界被数学化的转变，这种思维态度影响了后面的许多人。再通过对笛卡尔、康德的批判与思考，胡塞尔寻找到自己的哲学，即超越论的现象学(超验现象学)。胡塞尔的哲学思想重点是在第三部分，阐明如何通过生活世界和心理学两条道路来达到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近代科学家们没能发现潜含在科学的前提中的东西，因此也就没能揭示出科学自身所包含的超越性内容。倘若我们稍加思考便会发现，“客观的科学方法建立在一个从来没有被提问过的、深深隐藏着的主观基础上，在这一基础上的哲学的说明将第一次揭示实证科学的成就的真正意义，以及相应地揭示客观世界的真正的存有意义”[1] (p. 139)。这就是要去实现作为超验的——主观的意义的客观世界之存有意义。而在胡塞尔之前，没有一种哲学，曾将这种主观事物的领域当成主题，并因而真正发现这个主观领域[1] (p. 136)。要想克服由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所造成的科学危机乃至人性危机，只能由科学还原到生活世界，而且重中之重还在于对诱发危机的自然态度进行反思(悬置)。
所谓“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后期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到的世界，是一个前科学、前理论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所感知到的事物、他人、社会环境等，是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生活世界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每个人的生活世界都是独特的，因为它是由个人的经验、视角和兴趣所构成的[3]。同时，生活世界也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对科学的批判与反思。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远离了生活世界，陷入了抽象的理论和技术之中。科学世界是对生活世界的抽象和简化，它忽略了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强调生活世界，胡塞尔试图唤起人们对科学的批判意识，使科学回归到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基础。传统哲学往往追求超越生活世界的绝对真理，但胡塞尔认为这种追求是不现实的。生活世界是哲学的真正基础，哲学应该从生活世界出发，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主体间性。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构成世界的重要因素[4]。胡塞尔通过生活世界的概念，强调了主体间性在哲学中的重要性，为后来的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然而，自然主义的态度将生活世界视为“不证自明”的事实，而胡塞尔认为哲学家们必须对这种自然态度进行悬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现成世界的客观存在性中解放出来。但对以往自然态度的悬搁并不是简单地终止对世界的自然态度的信仰，而是要进一步对世界进行先验还原。即胡塞尔要关注的是世界包括其中的事物是如何在主体自身中显现的，而主体又是如何构造出超越的事物的。胡塞尔的先验还原要终止所有对于存在的设定，并只剩下流动着的意识生活本身。如此，在生活世界在经过先验还原之后，就再也不是自然态度中那种不言而喻、现成的经验实在了，而是先验主体的精神世界中的一种存在，即是一种“纯粹先验的现象”[5]。胡塞尔先是借助主体“消除”掉一个现存的经验实在世界，然后又借由主体重新构造出主观现象的生活世界，所以从根本上而言，胡塞尔是要革新人们关于现实世界存在的信念，这是他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遥相呼应。最后，我们还应当看到生活世界与科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可以说科学本身就是欧洲人的生活世界中的一项特殊成就。因为科学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科学理论对于生活的那种质朴观察也就引发了对于科学本身意义的忽视，以致产生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的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1] (p. 1)。所以，我们只有通过主体对生活世界进行赋意，才能克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从而达到超验的主观主义。
先验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方法之一。它的目的是通过排除一切自然态度和科学理论的预设，回到纯粹的意识领域，揭示意识的本质结构和先验条件。先验还原的具体步骤包括：悬置自然态度、进行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悬置自然态度是指暂时停止对外部世界的存在信念，将注意力集中在意识现象本身。本质还原是通过对意识现象的直观分析，揭示其本质结构。先验还原则是进一步追问意识的先验条件，即意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先验还原的方法受到了很多批评。一些哲学家认为，先验还原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它无法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先验还原所揭示的先验条件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也存在争议。先验还原的方法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如何准确地悬置自然态度，如何进行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不同的哲学家对先验还原的理解和操作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先验还原的方法缺乏统一性和确定性。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康德的先验哲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先验条件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性，都试图通过对先验条件的分析来揭示知识的本质。康德的先验哲学是一种二元论的哲学，他将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两个领域。胡塞尔的现象学则试图超越二元论，通过先验还原回到纯粹的意识领域，揭示意识与世界的统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与存在主义哲学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主义哲学也强调人类存在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关注人类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状态。存在主义哲学更加强调人类的自由和责任，关注人类在面对困境和选择时的存在意义[6]。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更注重对意识结构的分析，试图揭示意识的本质和先验条件。总之，胡塞尔的思想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生活世界”概念的分析、先验还原方法的探讨以及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比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胡塞尔思想的内涵和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局限性和争议之处。在胡塞尔看来，在返回那个先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本身的前提条件下，一方面自然的素朴态度面对当下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先验还原体验到“自然的客观的世界生活”[7] (p. 213)。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生活在自然态度之中，又要时刻警醒那不过是可能的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我们的人性危机从而回归“生活世界”。
5. 结语
如果把科学比喻为一座大厦的话，那么胡塞尔所要批判的就是建造这座大厦所使用的结构方法，但身处其中的科学家们却浑然不知。一直以来，尽管实证科学自身带有暧昧不清的因素，但其具备的令人信服的自明性是毋庸置疑的，科学家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本身坚定不移，因此这些科学家对于胡塞尔提出的科学危机这一说法内心最初一定充斥着不满和抗议。胡塞尔选择从文化危机这一角度出发对科学的科学性进行批判：从《危机》全书的标题来看，胡塞尔所要阐发的内容也就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以及这二者之间所存在着的因果关系。纵观本书，不难发现在实证主义这种讲究事实科学的思维态度之下，人们的生活意义被掩埋起来了，科学在这一问题上无能为力。我们应该去思考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科学的危机性以及人性的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人们处于一种生命凋零的状态，但科学却无法为其提供什么，人们像是饱经摧残的无头苍蝇，迷茫、无奈、渴望拯救，最后发展出敌对情绪。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这种世界只是虚幻的繁荣和痛苦的失望。可以看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具有伦理学的倾向，他关注人的生存。同时，他反对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所以，在胡塞尔的指引下，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世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真实的世界，并力图维护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性与人性化特征。
在胡塞尔的观点中，理性是人之本性，与一切存在者有深刻本质联系，是赋予世界意义的源泉。但实证主义的大行其道消解了存有与存有者的统一性，科学丧失生活意义成为纯粹事实科学，理性信仰崩溃，进而引发人性危机。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对“人性危机”的克服与超越围绕着对现代科学发展及其背后哲学思想的批判展开，其核心是重建理性信仰和人类与世界的正确关系。生活世界是这一重建过程的关键出发点，先验还原则是手段，通过这些试图解决因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泛滥导致的人性危机，恢复人类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和对理性的信仰。胡塞尔的思想反映了现代哲学在追求科学理性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即科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哲学根基的动摇。他的超验现象学是对这种现象的深刻反思，试图在科学与人性、理性与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具有伦理学倾向，关注人的生存。那么它如何具体地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在改善社会结构、促进人类福祉方面发挥实际作用，我们可以深入研究胡塞尔超验现象学与现代心理学的联系。例如，如何将现象学对意识结构的分析与心理学中的认知、情感研究相结合，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心理现象中的先验因素，进而探索解决人性危机在心理层面的表现。另外，也可以加强胡塞尔超验现象学与东方哲学(如儒家、道家、佛教哲学等)的比较研究。探讨东方哲学中关于人性、理性、生活世界(如儒家的日用伦常世界、道家的自然世界等)的观念与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异同，寻求跨文化哲学交流中的共鸣和互补之处。最后在现代科技(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如何与时俱进。例如，探讨超验现象学对理解人工智能的意识模拟、基因编辑对人类本质的影响等问题的启示，以及如何在新的科技语境下重新审视人性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的应对策略。总而言之，只有深入探究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当代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分析从胡塞尔时代到当代，社会、文化、科学等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超验现象学的内涵和意义，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才能持续地为解决当代人性问题提供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