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重要的课题之一。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落后等问题,不仅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障碍,而且也为城乡融合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构建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是应对这一巨变的路径。因此,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重塑城乡融合关系,坚持以农村为基础,以城市为指引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是破解我国面临发展难题的关键,为2035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添砖加瓦。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各地城乡发展水平差异明显。青海省是我国西部落后地区之一,不免出现“一个青海三个世界”的发展失衡的现象[1]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三农现代化带来巨大影响,因此青海省响应国家政策方针,提出了“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应对策略[2]。进而对青海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破解城乡融合困境,为建设美丽文明青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文献综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差距大。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乡村加速发展、协调城乡矛盾、促进城乡发展的基本策略[3]-[5]。关于城乡融合的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和对策建议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快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更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双向互动,这样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最终达到共荣共生的局面。因而,重新构建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和机理。最早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在20世纪初期,我国的传统的“三农”受到现代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巨大冲击,此时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已经成为热点[6]-[8]。虽然我国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相对较晚,但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界定、指标体系评价、城乡融合的空间格局演变以及对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已经有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城乡发展的理论内涵:城乡融合发展指的是将城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保持各自优势功能差异和特色的前提下,为城乡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鼓励城乡要素自由流通,有助于城乡产业间的相互融合和城乡职能的互惠互利,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和区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乡村振兴战略重塑了城乡关系为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并提出了重要的条件。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互为因果的内在逻辑关系,决定乡村振兴必然要推进城乡融合[9] [10]。总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业农村的发展补齐了短板,而城乡融合是我国进入新阶段从城乡单向流动到双向互动的重要途径。
东西部地区各种因素条件差异明显,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众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能够对症下药。从全国区域范围内来研究城乡融合的发展,基于人、地、资本、空间、治理、制度融合,基于“双轮协调”的逻辑机理上,对中国31个省域构建一套兼顾系统和复合论思想的评价指标体系[11] [12]。从地区范围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对于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重庆等地区从城乡经济、社会、人口、社会,空间和生态等维度,利用全面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并通过聚类分析,利用空间相关性,研究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的差异,对此提出建议。对于西北地区的城乡融合的研究。基于6个维度,运用空间格局、中心极化、灰色关联度、BP神经网络和演变对西北地区的城乡融合进行研究。而对于青海省城乡融合的研究,学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和MATLAB软件,通过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等方法,分析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3] [14]。
依据已有理论研究,各位学者得出的促进城乡融合的政策建议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为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提出了实质可行的意见。城乡融合政策的提出不仅要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户籍制度问题,也要鼓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政府要发挥主体作用,不仅要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资本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方面,城乡之间也要合理分配,同时鼓励资本要素下乡盘活农村的生产机制。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城镇是城乡融合的动力源和牵引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业转型升级,打破了传统单向循环模式,促使城乡经济循环。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不仅要推进城乡经济、产业、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的制度保障,更要优化城市和农村的空间布局,充分发挥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效应。而西北地区要改善城乡差距问题不能仅靠政府补贴和城镇的帮扶,农村地区更要发挥自己的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以乡村振兴为抓手,促进城乡融合要注重生态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实施“一优两高”战略上分类实施,并关注少数民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促进城乡融合[15]-[18]。
综上所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从多方面因素考虑,学者们对此研究有诸多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思路。在已有成果中大部分研究对象为全国和发达省份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青海地区的研究只是从收入单方面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科学的测度剖析。因此,本文从城乡经济、社会、生活融合和城乡居住环境4个方面为测度,以青海省城乡融合水平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2020年序列时间数据,对其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测度。在此基础上,对青海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推动青海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 评价指标的选取与建立
3.1. 指标选取
本文依据刘明辉、徐雪、刘融融、谢守红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标选取遵循综合性、科学性、突出重点性、便于实际操作的原则上,突出城乡融合发展特点,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了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活融合、居住环境等4个方面共17个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评级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Table 1.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ating indicator system
表1. 城乡融合评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计量单位 |
变量 |
城乡经济融合 |
城乡人均GDP之比 |
万元/人 |
X1 |
城乡GDP增长率之比 |
% |
X2 |
非农与农业就业比 |
% |
X3 |
城乡人均消费零售总额之比 |
元 |
X4 |
城乡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之比 |
% |
X5 |
城乡社会融合 |
城乡财政教育支出之比 |
% |
X6 |
城乡登记失业率之比 |
% |
X7 |
城乡医疗卫生融合 |
% |
X8 |
城乡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之比 |
人/千 |
X9 |
城乡教育师生比 |
(名/人) |
X10 |
城乡生活融合 |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 |
X11 |
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比 |
% |
X12 |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之比 |
% |
X13 |
城乡交通通讯之比 |
% |
X14 |
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之比 |
% |
X15 |
城乡居住环境 |
农村居民人均农药使用量 |
吨∙万人 |
X16 |
城镇生活无害处理量 |
万吨/万人 |
X17 |
3.2. 指标说明
1) 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经济发展间的差距是城乡融合的基础表现,该类有5个二级指标,选取城乡人均GDP之比反映城乡居民平均的收入水平;城乡GDP增长率之比反映了城镇和乡村的经济收入差距;非农与农业就业之比反映农民就业及农村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程度、城乡人均消费零售总额之比反映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的不同;城乡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之比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能力水平。
2) 城乡的社会融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城乡融合的重要目标。该类有5个二级指标,城乡教育支出之比和城乡师生比反映城乡居民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城乡登记事业率之比、城乡医疗卫生之比和卫生技术人员之比,反映城乡居民享受生活保障间差距。城乡居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虽然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农村地区基础服务设施欠债较多等问题依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建立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构建和完善城乡统筹基础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19]。
3) 城乡生活融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更是城乡融合的标志,该类有5个二级指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比、恩格尔系数之比、交通通讯之比和文化娱乐支出之比反映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20]。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是现实“城乡等值”,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享受的服务应当均等化。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深化改革,经济水平的加速提升,人们的生活更加多样化、智能化,但由于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经济水平发展欠佳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差距较大。
4) 城乡居住环境。生态宜居是提高城乡发展的质量保障,该类有2个二级指标,农村居民人均农药使用情况反映村民对生态环保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城镇生活无害处理量反映人们对爱护环境、珍爱家园理念的实施度。“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新发展理念,使得“绿色、生态和高效”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行为准则。乡村振兴必须以城乡融合为引导,破解城乡对立的难题。
4. 城乡融合水平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数据主要从《青海省年度公报》和《青海省统计年鉴》中获取。本研究选择2000~2020年21年的时间数据,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青海省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
在收集数据时,由于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本文采用了均值插补法对数据进行了补充。由于数据的单位表示方式的差异在进行评价前,首先对数据进行了无量纲的处理,其次用标准化的指标对其进行评价,来客观反映城乡融合的水平。
4.2. 实证分析
4.2.1. 数据标准化及检验
在使用SPSS26.0进行因素分析的过程中,软件能够自动地去除量纲对数据精准度的干扰。之后,再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适应性测试,以此来判定这一组数据是否适合于主成分分析法。将标准化数据输入到SPSS中进行处理,得到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巴特莱球体检验和KMO检验统计值为0.677,大于0.6,同时,显著性为0.000,小于0.005,因此,该组数据适用于主成分分析方法。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2.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
|
0.677 |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
近似卡方 |
560.795 |
自由度 |
136 |
显著性 |
0.000 |
4.2.2. 提取公因子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总方差解释和各指标的公因子得分如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有4个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6.829%、16.12%、8.167%、6.245%,提取出来的公共因子累积贡献率为87.361%,高于80%,表明所抽取出来的4个主要因子可以反映青海省的整体状况,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查。
Table 3. Explanatory table for total variance
表3. 总方差解释表
成分 |
初始特征值总计 |
方差百分比 |
累计% |
提取载荷平方和 |
方差百分比 |
累计% |
1 |
9.661 |
56.829 |
56.829 |
9.661 |
56.829 |
56.829 |
2 |
2.740 |
16.120 |
72.948 |
2.740 |
16.120 |
72.948 |
3 |
1.388 |
8.167 |
81.116 |
1.388 |
8.167 |
81.116 |
4 |
1.062 |
6.245 |
87.361 |
1.062 |
6.245 |
87.361 |
5 |
0.681 |
4.004 |
91.364 |
|
|
|
6 |
0.501 |
2.945 |
94.310 |
|
|
|
7 |
0.419 |
2.463 |
96.772 |
|
|
|
8 |
0.278 |
1.638 |
98.410 |
|
|
|
9 |
0.092 |
0.543 |
98.953 |
|
|
|
10 |
0.079 |
0.468 |
99.421 |
|
|
|
11 |
0.043 |
0.251 |
99.671 |
|
|
|
12 |
0.030 |
0.177 |
99.848 |
|
|
|
13 |
0.017 |
0.098 |
99.946 |
|
|
|
14 |
0.005 |
0.031 |
99.977 |
|
|
|
15 |
0.002 |
0.013 |
99.990 |
|
|
|
16 |
0.002 |
0.009 |
99.999 |
|
|
|
17 |
0.000 |
0.001 |
100.000 |
|
|
|
4.2.3. 计算因子综合得分
根据初始值和累积贡献率得知,可以提取4个公因子即表3中的成分1、成分2、成分3、成分4,分别对应SPSS的输出:F1、F2、F3、F4。根据主成分的计算公式:
。其中,Wij = θj/√λi,表示主成分中各个变量的权重,θj为成分矩阵中每个变量对应的系数√λi为第i个主成分中各个变量的开跟值。计算综合得分:
,αi表示第i个主成分的方差百分比。每个指标的各个因子得分计算方式如下:
在计算出各主成分得分后,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基础,得到其权重,进而计算出城乡融合度的综合值F:
4.2.4. 公因子命名
依据城乡融合度的计算公式,利用SPSS软件对各年度的综合分值进行了计算,并对其进行了排序如表4。根据总方差的解释表3可知,最终将17个原始指标归结为青海省城乡融合的四个主要方面:综合因子F1为城乡经济融合水平、F2为城乡社会融合、F3为城乡生活融合水平、F4为城乡居住环境融合水平。
5. 结果分析
首先,从全局来看,青海省的综合得分由负数向正数转变,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
Table 4. Public factors and composite rating scores for Qingha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0
表4. 2000~2020年青海省公因子及综合评级得分
年份 |
F1 |
F2 |
F3 |
F4 |
F |
综合得分排名 |
2000 |
−4.85 |
1.05 |
−0.41 |
2.6 |
−1.3 |
12 |
2001 |
−3.49 |
1.82 |
−0.13 |
−0.71 |
−2.23 |
18 |
2002 |
−3.37 |
1.64 |
0.02 |
−0.93 |
−2.22 |
17 |
2003 |
−2.75 |
1 |
−0.5 |
−0.92 |
−2.38 |
19 |
2004 |
−2.57 |
0.87 |
−0.52 |
−1.12 |
−2.44 |
20 |
2005 |
−2.63 |
−0.86 |
0.76 |
0.28 |
−0.84 |
11 |
2006 |
−2.49 |
−1.69 |
−0.02 |
0.54 |
−1.37 |
13 |
2007 |
−1.26 |
−0.48 |
−0.06 |
−1.31 |
−1.66 |
15 |
2008 |
−1.22 |
−2.18 |
2.28 |
0.14 |
0.91 |
8 |
2009 |
−0.33 |
−2.74 |
1.56 |
0.93 |
1.22 |
7 |
2010 |
1.25 |
−1.81 |
−2.85 |
0.2 |
−1.78 |
16 |
2011 |
1.63 |
−0.85 |
−2.61 |
−0.05 |
−1.37 |
14 |
2012 |
2.32 |
−1.35 |
−1.2 |
−0.11 |
0.05 |
10 |
2013 |
2.51 |
0.27 |
1.03 |
−2.28 |
0.89 |
9 |
2014 |
2.76 |
−0.91 |
0.48 |
−0.33 |
1.61 |
6 |
2015 |
2.48 |
−0.83 |
0.24 |
0.73 |
1.93 |
3 |
2016 |
2.59 |
−0.4 |
0.38 |
0.13 |
1.8 |
4 |
2017 |
2.77 |
−0.33 |
0.18 |
0.17 |
1.77 |
5 |
2018 |
2.16 |
1.76 |
0.5 |
0.34 |
2.14 |
2 |
2019 |
2.46 |
2.3 |
0.82 |
0.33 |
2.64 |
1 |
2020 |
2.03 |
3.72 |
0.03 |
1.38 |
2.64 |
1 |
说明在近几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在青海农村地区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居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紧密频繁,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图1中的城乡综合得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青海省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呈波浪式逐步上升的,而不是直线式上升的,这主要是因为在1979到1999年青海省的经济发展处于探索阶段,工业化的市场格局处于萌芽阶段、农业化的生产模式大多是传统的畜力、人力为主,因此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差不大。2000到2015年这一时期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青海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城乡政策的不同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差异导致城乡融合的发展水平此起彼伏。到2016年之后青海省的经济开始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经济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高污染高耗能向“特色”资源优势向“绿色循环”、“低碳”转型,使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重点是促进高质量发展、提高效率。政策的转变对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限制,2017年青海省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远低于2016年。从近3年来的数据可以看出,青海省的城乡融合水平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2019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给全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而且给青海省的城乡融合发展带来冲击。
Figure 1. Public factor score and composite score of Qingha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0
图1. 2000~2020年青海省公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
其次,从各个指标来看(如图1),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水平从2000年的负数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其中从2007开始直线上升,这是由于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对“三农”投入、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发展特色农业。青海省在“三农”资金投入32.5亿元,28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了保障,提高农产品质量,打造品牌效应,形成规模化产业链,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从城乡社会融合度来看2004年到2017年融合度在逐渐地下降,主要是因为我国在发展前期由于政策向城市的偏移,无论是在教育上,还是在社保上,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都远远优于农村居民,这极大地影响了城市与农村的融合。2005年之前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状态,说明这段时期的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服务的资源配置处于均等化。但是从2017年城乡融合水平开始明显上升,主要的原因是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所以,在2018年,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基础服务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城乡居民在生活方面的差距总体来看是比较大的,但是在2008年和2009年城乡生活的综合得分却排在首位。这是由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我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政府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给予了农民大量的补贴促进了农村的消费行为,极大推动了农村的消费市场。温铁军曾经说过:农村在“生态海绵社会”中的“海绵”效应,毫无疑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这次危机之后,中国对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农村农业的稳定对促进我国发展经济有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走向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和保障,而推进城乡融合则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步骤。
2000年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城乡居住环境,而城乡经济融合度最低。这是由于发展前期人们认为应当征服大自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对大自然肆意破坏,在受到大自然的反噬之后,人类逐渐领悟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含义,人与自然要和睦相处,保护地球,爱护环境。改善城乡宜居环境是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从2001年到2014年城乡的经济融合度在不断地增大,而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却在逐渐地缩小,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破坏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上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五大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把“五大发展”放在“十三五”及以后的更长时间里,以“五大发展”为主线,坚持“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从以前征服大自然转向爱护敬畏大自然,并且政府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了严格的落实。因此从2015年到2020年,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在向生态宜居、绿色健康的方向发展。
最后,从图2的综合得分排名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出在2010年出现了显著的变化,2009到2010年迅速的增长说明这段时间内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最优状态,2010年之后城乡融合的综合排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城乡在经历过经济危机的重创之后,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得到了迅速地调整和恢复。近四年来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趋于平稳状态,说明青海省在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青海省4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622个贫困村迈向了小康生活,实现了53.9万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1.49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基层、深入了解民情、民事,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建设帮扶产业园发展特色产业如酩馏酒、盘绣、特色种养、休闲农业、农家乐等特色品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吸引外企投资,留住了青年人返乡创业,盘活了城乡间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Figure 2. Composite rating scores of public factor scores in Qingha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0
图2. 2000~2020年青海省公因子得分综合评级得分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青海省为例参考已有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的思路,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活融合以及居民生活环境融合4个维度建立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2000到2020年的城乡融合综合得分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近年来,青海省的城乡融合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城市融合发展的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还相差较大。第二,青海省城乡的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的贡献巨大,但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却给城乡居民居住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第三,前期由于政府政策向城镇的倾斜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融合度较低。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家为农村加强基础设施和农业补贴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因此,农民的经济收入得到了提升,带动了村民的消费水平,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一重大举措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6.2. 政策建议
青海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而自身的资源环境优势并没有充分挖掘一味地效仿发达地区的发展策略,并没有受到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对此提出了以下建议:
1) 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发挥主导作用。首先,各部门的政府工作领导者要充分理解和学习党中央的政策性文件明确党的领导方针,并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指导政策,不可曲解总政策的内涵,更不可违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城乡融合的发展不应该牺牲农村的利益,而应该促进城乡在生态环境上的融合互补,实现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21]。其次,政府部门应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农村地区给予政策补贴和资金支持。深入到农村地区了解农民的实际困境,进行帮扶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最后,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引导企业下乡、市民下乡,促进城乡之间资源互动。
2)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发挥特色优势。青海位于“地球第三极”,尽管它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但它的气候寒冷,自然风光秀丽,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自然植被丰富,阳光充足,这使得青海省成为“四地”共存的一大优势。2021年青海省三江源被评为国家公园。有特色旅游地点的地区应充分发挥其作用,建设旅游项目,并进行宣传推广吸引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和当地的风俗文化相结合,打造独具一格的旅游胜地。青海省的光伏产业丰富多样,不仅有“光伏羊”还有“光伏 + 治沙”“光伏 + 生态治理”“光伏 + 旅游”等绿色产业。因此应当充分利用独特的优势发展光伏产业和绿色产品。绿色是青海的代名词,绿水是青海的未来,更是城乡人民生活融合的基础。
3)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需要因地制宜。青海省地域广阔,除了城镇居民不仅有农民还有牧民。各区域之间的资源环境也相差甚大,因此各地区的领导者应针对农牧地区建立不同的发展政策,不能照搬和效仿发展较好地区的政策。一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需要借助中心地带的辐射带动效应,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自身优势,大胆创新,借助政策优势和科技力量,向发展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靠拢。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应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农业吸引外资。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在农村地区建立符合当地条件的产业让留守在家的农民不仅有农产品收入还有工资报酬,给农户足够的生活保障。
4) 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等,造成城乡之间的差距较大,为缓解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完善农村服务金融体系,鼓励银行放宽农户抵押贷款物,按照规定的法律对农民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济经营权等为抵押贷款融资,让农民在发展农业方面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次,鼓励保险企业下乡,制定符合农产品的保险政策,加强农业金融的保障制度。最后,政府应增对加农机、农药、农用肥、农种等补贴力度,减轻农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