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走出去”背景下，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行销售。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色，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的快速变化和不同地区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其中，陕西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并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冯正斌、吴康明(2021)统计分析了陕西作家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指出贾平凹的作品译介数量最多，影响力和知名度都高于其他作家，路遥、刘青等作家的作品英译本也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由美国学者Chole Estep翻译的首部《人生》英译本收获了较大范围的积极反响，弥补了路遥作品英译本的历史空白[1]。申朝晖(2018)对路遥作品的海外译介历程进行了梳理回顾，指出虽然路遥作品的译介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官方组织翻译的《人生》法语译本在西方社会引起的反响有限，民间组织的《人生》英译一直搁置；而另一方面，西方学者表现出对路遥作品的关注，但缺少路遥作品的英译本支持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路遥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和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以及东西方对文学功能认知和阅读习惯的差异，都给路遥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带来了困难[2]。而2019年由Amazon Crossing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的学者Chole Estep翻译的英译本Life自出版以来获得了广泛关注，在亚马逊官网收获了4.2分的评分(满分为5分)，全球范围内有2140名读者参与了打分，156名读者撰写了书评，有77%的读者给出了四星及五星以上的评价。冯正斌、唐雪(2022)借助情感分析工具对《人生》英译本的读者评价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小说基调、小说主题与叙事、译者评价与贡献和作者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多数读者认可译者的作用，再现了原作中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风貌，也有少数读者认为译者造成了原作文化色彩的部分缺失，尤其是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给读者理解带来了困难[3]。这些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中，需要考虑作者、译者、读者、出版商等多重要素，从而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谢天振(2014)提到中国文学的译介需要解决时间差与语言差的问题，在“怎么译”这一问题之外考虑到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读者习惯、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诗学观念等多种因素，译入语国家的译者在用语习惯、文字偏好和审美品味的处理上更具优势，推广中国文学需要加强同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合作[4]。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译文语言性与译者社会性的关注既讨论了“怎么译”的问题，也考虑到译入语社会与读者对于翻译的影响，本文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研究《人生》英译本中的方言与修辞翻译，说明译者是如何实现“求真”与“务实”之间的平衡的。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翻译研究
周领顺(2010)将“求真”定义为“译者为实现务实于读者/社会的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将“务实”定义为“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并认为“求真”和“务实”之间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原文的形式、内容、表达效果和译者、赞助人、译文使用者对于译文的期望都会对“务实”行为产生影响[5]。在译者行为研究中，译者处于“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的连续体中，既要关注语言层面的真实性和真实程度，也要关注译者的社会性行为和社会化程度，并对社会动因进行解释(周领顺，2014：pp. 14-16) [6]。在译者行为理论建构中，周领顺(2014: pp. 24-25)讨论了翻译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就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译者身份差异带来的译者行为差异，以实例分析了在文化传播中译文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在语言上做出的调整[6]。周领顺(2014: p. 106)提出的译者行为准则包括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用(上)，务实兼顾求真，译者需要考虑翻译的交际需要，但不能完全摆脱求真[6]。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单个译者行为和群体译者行为、乡土语言研究(周领顺、高晨，2021) [7]、译者身份研究(戴文静，2017) [8]等方向得到广泛应用，结合语料库等工具其研究方法也进一步扩展。目前就路遥作品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的研究较少，而英译本的出版时间较晚，相关研究少有涉及，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对俄译本和日译本的研究，如吴少华(2021)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人生》日译本中的词语、修辞和文化翻译策略进行了评析，并结合翻译实例讨论了“务实性求真”“求真性务实”和“务实为用，兼顾求真”在词语、修辞和文化翻译中的体现[9]。
3. 方言英译的“求真”与“务实”
钟敬文(2010: p. 6)将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和语言民俗，该部分主要讨论与这四种民俗文化相关的方言翻译[10]。
3.1. 物质民俗类方言英译分析
物质民俗主要包括生产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服饰民俗等。“炕”是一种由砖垒成的北方特有的卧具，译者将文中的炕翻译为brick platform of kang bed、kang、brick kang，选择了音译 + 解释说明，将“炕”作为异国元素引入到了译文中，同时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炕”的属性，又增加了“brick”说明了炕建构材料，用“bed”说明“炕”和西方的床作为卧具的共同属性，既保留了中国的民俗特色，又考虑到让西方读者理解的需要，在求真中兼顾务实。
3.2. 精神民俗类方言英译分析
精神民俗如民间信仰、民间巫术和民间哲学伦理观念等，在路遥笔下，中国乡村在城镇化背景下尚未摆脱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庄稼人的语言也带有一定中国式的宗教和迷信色彩，虽然一些方言中的宗教意味在今天已逐渐淡化，但译者还是选择在英语中寻找对等的表达，保留中国的文化特色，如对菩萨心肠(the heart of bodhisattva)的翻译，“菩萨心肠”在中国文化中用于形容某人很仁慈，就如同菩萨一般，译者选择用佛教中的bodhisattva来翻译“菩萨”。文中对玉皇大帝的翻译也是如此，巧珍说，“是玉皇大帝告诉我的”。译者也选择将玉皇大帝翻译出来，译为“jade emperor in heaven”，体现了译者在语言上的求真态度，对这类元素的直译策略也能真实地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有一些精神民俗类方言没有办法在英语中找到意义和功能完全对等的表达，如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王法”“天理”和“老天爷”和西方并不完全相同，这三者是中国封建社会下的特有产物，和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和“国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由于译作需要服务于对中国了解有限的大众读者，而且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在语义和文化层面完全对等的表达，译者更倾向于务实为用，兼顾求真，牺牲部分忠实性，即用英语中的laws of heaven作“天理”的翻译，将“老天爷”译为“God”，将“犯了什么王法”淡化为“What did you do?”让译文首先满足可读性的要求，而不是强调中西方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如：
(1) “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呀……”(路遥，2009：p. 5) [11]
“What did you do? My God!” (Estep, 2019: p. 14) [12]
(2) 你做这事伤天理哩！老天爷总有一天要睁眼呀！可怜我那苦命的娃娃呀！(路遥，2009：p. 7) [11]
“This violates the laws of heaven. God will open his eyes and see what you’ve done! My poor, unfortunate child!” (Estep, 2019: p. 15) [12]
3.3. 社会民俗类方言英译分析
社会民俗例如社会组织民俗、社会制度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和民间娱乐习俗等。《人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由乡村到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部分社会民俗类方言反映了小农文明和传统儒家思想，如“求功名”是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士农工商观念的体现，在句(3)中译者进行了显化，指的是读书带来的荣耀，译为“pursuit of scholarly honor”，如果直译“功名”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显化内涵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的理解，同样，“刨挖”指的是种地，但对农业文明并不了解的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刨挖”对于庄稼人的意义，译者也进行了显化，译为“work the land”。因为书中的多数角色受教育程度有限，译者的用词也倾向于口语化和非正式语言，句(4)中的“位置高了”和“区区老百姓”对应翻译为bigwig和common folk，用词既口语化，也形成了人物地位之间的鲜明对照，让小说中的城乡代表的不同文化冲突更加明显，达到求真与务实兼顾。句(5)中译者将“副”翻译为“assistant”，也是忠实于原文，表现了职位的高低差异，同时也不会给读者理解造成困难。
(3) 他们老两口都老了，再不像往年，只靠四只手在地里刨挖，也能供养儿子上学求功名。(路遥，2009：p. 7) [11]
They were old now; it wasn’t like before, when their four hands could work the land and support their child’s pursuit of scholarly honor. (Estep, 2019: p. 14) [12]
(4) “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路遥，2009：p. 26) [11]
“Well, you’re bigwigs now. We common folks wouldn’t dare to climb so high!” (Estep, 2019: p. 34) [12]
(5) “高升了！当了门市部主任！不过，前面还有个副字！”(路遥，2009：p. 25) [11]
“He got a promotion! He’s the director of sales! Even though there’s an assistant before the word director!” (Estep, 2019: p. 33) [12]
句(6)“耍红火”是指在重大节日劳动人民的各种欢庆活动，寄托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在这里德顺老汉是为了安慰加林父亲，虽然高明楼和刘立本现在凭借自己的不光彩手段过得风生水起，但是加林凭借自己的能力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绩来。如果直译为民间的庆祝活动则弱化了原文的讽刺意味，而译者在这里的译法的感情色彩更强，将耍红火译为cause a stink，在英语习语中，cause a stink表示cause trouble and make people angry，使用这一习语让原文作者的情感态度更为明显，凸显了作者的讽刺态度，虽然淡化了文化色彩，但也让原文的批判性更加明显，让外国读者更能意识到这两个人物的负面性，更能理解小说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
(6) 别看他明楼、立本现在耍红火哩，将来他们谁也闹不过加林的世事！(路遥，2009：p. 71) [11]
“Don’t worry about Minglou or Liben causing a stink; soon no one will be able to stop Jialin from making good!” (Estep, 2019: p. 85) [12]
3.4. 语言民俗类方言英译分析
语言民俗有俗语、谚语、歇后语、黑话、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民间说唱等形式。该部分主要分析译者在翻译俗语和民歌时使用的翻译策略。
二杆子在北方方言中用于形容做事莽撞、脾气火爆的人，译者根据语境的变化对“二杆子”的译文进行了调整，在句(7)中，加林妈对加林说“二杆子”是觉得他没有照顾好自己，让他在失去公办教师工作后振作起来，译者基于这一情景译为so headstrong，是不希望他不知冷暖，固执己见。句(8)中则是德顺老汉在加林在从县城回到农村后置气干了许多农活，自己承受不住，所以让加林不要发脾气，在这两个语境中，“二杆子”表达的和加林亲近的长辈对他的关心，所要发挥的交际功能不同于骂人的訾语，并不表达责骂的意思，译者也结合具体的语境对译文进行了调整，而不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的翻译。
(7) “二杆子，操心凉咧！”(路遥，2009：p. 4) [11]
“So headstrong!” she chided him. “You’ll catch your death of cold!” (Estep, 2019: p. 11) [12]
(8) “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唉，你这个犟脾气！”(路遥，2009：p. 54) [11]
“Jialin! You can’t lose your temper like that again. You’ve just started this work; you must get into a rhythm. The days ahead will be long. Oh, you stubborn ass!” (Estep, 2019: p. 65) [12]
在小说中，高明楼作为村里的管事人，被称作大能人，刘立本因擅长做生意投机钻营被称为二能人，两个人一个在官场上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一个深谙生意经营之道，如果按照字面意义将“能人”翻译为有本事的人，译文会流于平淡，译者使用了“ace in the hole”这一英语习语，意为“秘密王牌”，这一表达更贴近西方读者的用语习惯，拉近了译作与西方读者之间的距离。
(9) 高明楼虽然是村里的“大能人”，但在经济战线上，远远赶不上“二能人”。(路遥，2009：p. 15) [11]
Even though Gao Minglou was the village’s “Ace in the Hole,” on the economic front, he couldn’t measure up to Double Ace. (Estep, 2019: p. 22) [12]
句(10)的“好一阵”和“心焦死了”是十分口语化的说法，带有一定夸张效果，译者没有完全直译，将“好一阵”译为for ages，对时间进行了夸张，而worried sick虽然和“心焦”不构成完全的语义上的对等，但是具有相似的表达效果，而且语言也很简洁，表现了加林父母对加林外出久归的担心。对于句(11)，“乖人”用于形容脾气好的人，译者使用的meek准确地体现出这类人的性格特点，在句式处理上，译者采取了顺句驱动直译策略，三个简洁的分句准确地呈现了原文的意思，而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并不像英语会明确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译者通过but明确了原文的逻辑关系，也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既体现了译文对于原作的求真性态度，无意识地调整译文让其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也体现了对英语读者的务实态度。
(10) “怎才回来？天黑了好一阵了，把人心焦死了！”(路遥，2009：p. 46) [11]
“Why are you so late? It’s been dark for ages, and we’ve been worried sick!” (Estep, 2019: p. 56) [12]
(11) 乖人不常恼，恼了不得了。(路遥，2009：p. 67) [11]
Meek people rarely get angry, but once they’re angry, they lose control. (Estep, 2019: p. 80) [12]
句(12)中译者对俗语“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翻译采取了归化策略，译为“a new boss must crack the whip”，在英语中表示“act with authority to make someone work harder”，虽然损失了原作中的文化与历史特色，但表现出了原文中马占胜圆滑和见风使舵的性格特点，使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表达也更能满足出版社向更多西方读者推介中国文学作品的需要。
(12) “新官上任三把火！咱烧不起来火，最起码得按时给人家应酬嘛！……”(路遥，2009：p. 29) [11]
“A new boss must crack the whip! If I can’t light a fire underneath ’em, I should at the very least say a few nice things.” (Estep, 2019: p. 38) [12]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虽然有在中国的生活工作经历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由于路遥的小说语言浓厚的乡土特色与口语化特征，也出现了一些误译，如在黄亚萍和高加林发生争执时，译者将“平顶子老百姓”译为“a regular person living in a modest house”，其实是误以为平顶子指的是普通的屋顶，其实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平头老百姓”这一说法引起的，对原文的误译既损害了译者翻译的语言性，也给西方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难题。
(13) “我那时黄尘满面，平顶子老百姓一个，你们哪个城里的小姐来爱我？”(路遥，2009：p. 161) [11]
“I was just a regular person—living in a modest house with a face covered in yellow earth. How could I have thought a city girl like you would love me?” (Estep, 2019: p. 176) [12]
除了俗语的翻译，译者在民歌的翻译上也表现出求真性务实的特点。信天游作为陕北的一种民歌形式，译者将信天游译为xintianyou folk song，一方面是保留了这一民俗文化对于西方读者而言的异域感，通过音译让西方读者意识到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加上了folk song，说明这是一种民歌形式，便于西方读者理解，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异国文化带来的隔阂。小说中两首信天游的翻译也体现出作者在处理原文–作者问题上的求真态度和对读者–社会的务实倾向。在巧珍的出场部分，巧珍所唱的信天游寄托了她心中对于爱情的渴望，如果将鸭子和鹅直译为duck和goose，会给西方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扰，鸭和鹅两个不相关的意象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译者为了翻译出民歌成双成对的美好意愿，将鸭子翻译为goose (母天鹅)，将鹅翻译为gander (公鹅)，将“一对对”处增译了lovely，让信天游的抒情意味更浓，即一对天鹅目目相对，就像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一般。译者也试图保留民歌中的韵律特色，gander和brother押尾韵，更显得译文朗朗上口，再现了民歌的音乐性，体现了译者在求真的同时实现“务实”需要，努力向读者与社会靠近。在信天游《走西口》的翻译上，译者也试图在英语中再现民歌的音乐性，如译文的每一小节都是以when……分句开头，排比重复的结构让译文富有韵律与节奏感，并且语句简洁，节奏明快，虽然不像原作押尾韵，如“口”和“手”，“瞅”和“久”，但是译者通过个人在修辞上的创造性处理，让译文富有另一种音乐感。同时，译者误译的一个地方是对哥哥和妹妹的翻译，“哥哥”和“妹妹”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年轻恋人之间的亲昵称呼，直译成elder brother和sister并不能完全体现少男少女之间的亲密，反而可能会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但若用英语中的恋人称呼，又损失了原文中民歌的淳朴特色，需要译者在体现原文文化特色和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之间做出取舍，也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题。
(14) 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路遥，2009：p. 18) [11]
Upstream a goose and downstream a gander
A lovely pair, she gazes bright-eyed at her brother (Estep, 2019: p. 26) [12]
(15)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略)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交下的朋友多，你就忘了奴——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两眼瞅；哪能比上小妹妹我，天长日又久……(路遥，2009：pp. 98-100) [11]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Western Pass, Elder Brother,
It’s hard for Little Sister to remain;
Her hand in your hand,
With you until the main gate.
(略)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Western Pass, Elder Brother,
You mustn’t make any friends;
For if you make too many friends,
You might forget me.
When you have money, they are your friends,
When you don’t, all they do is glare;
How can they compete with me?
Who will be with you till the end. (Estep, 2019: p. 115) [12]
4. 修辞英译的“求真”与“务实”
文学修辞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明喻、暗喻等修辞的翻译既能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同时也为目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意象，促进了文化传播。周领顺和高晨(2021)讨论了翻译中明喻与暗喻修辞之间的转换，以及保留、替换、深化和淡化意象在平衡“求真”与“务实”之间发挥的作用。该部分主要分析译者对原文中隐喻的翻译策略，译者主要采取直译，将原文中的喻体如实翻译到译文中。句(16)“头梢子”和“盖满川”都是用来形容巧珍的出众美貌和品质，把满山的花都比下去了，译者保留了原文中的喻体，将头梢子译为 “first green shoot”，盖满川译为“the pretties flower in these mountains”保留了原文的特色比喻，再现了原作的风格，体现了对原文-作者偏向，译文的表达也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并且译者在语言意义层面忠实的同时，也对译文进行了无形调整，使其更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如句(17)将“感情的潮水”直译为“wave of emotion”，保留了潮水的意象，“暖流”直译为warm current，生机勃发译为a new force blossom，将汉语中的动词译为带有动态含义的名词，如blossom便是指植物的盛开绽放，用词特点上也更贴合英语重名词，汉语重动词的语言习惯差异。句(19)中的a piece of gold和a clump of dirt在语言结构上也具有相似性，虽然译者本人具有一定学术背景，但考虑到服务多数西方读者的务实需要，并没有在翻译中使用过于正式书面的表达，而是贴合原文的语言特色，用词简洁且口语化，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让译作向西方读者靠拢，同时又没有背离原文的风格与表达意图。
(16) 那你这把川道里的头梢子拔了！你不听人家说，巧珍是“盖满川”吗？(路遥，2009：p. 14) [11]
“You’ve plucked the field’s first green shoot! Haven’t you heard everyone say that Qiaozhen is the prettiest flower in these mountains?” (Estep, 2019: p. 21) [12]
(17) 巨大的感情的潮水在高加林的胸膛里澎湃起来。爱情啊，甜蜜的爱情！它像无声的春雨悄然地洒落在他焦躁的心田上。(路遥，2009：p. 60) [11]
An enormous wave of emotion rose in Jialin’s chest. Oh love, sweet love! Like the silent spring rain sprinkling the fretful field of my heart. (Estep, 2019: p. 72) [12]
(18) 爱的暖流漫过了精神上的冻土地带，新的生机便勃发了。(路遥，2009：p. 60) [11]
A warm current of love flowed over the cold tundra of his spirit, and he felt a new force blossom. (Estep, 2019: p. 72) [12]
(19) 我现在也知道，我本来已经得到了金子，但像土圪塔一样扔了。(路遥，2009：p. 213) [11]
“I know that I had a piece of gold and that I threw it away like a clump of dirt.” (Estep, 2019: p. 227) [12]
5. 结语
从对《人生》英译本的方言和修辞翻译看出，译者高度重视对原文的求真和再现原作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并凭借英语母语者的语言优势让译作更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与表达偏好，总体表现为“求真为本，务实为上”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也面临着平衡原作文化特色和译入语文化的难题。而这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考虑到如何减弱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陌生感，又彰显作品中的民族风貌与时代特色，是需要国内外译者、学者和赞助人等多方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