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文体学视角下的东北方言文学翻译——以葛浩文译《呼兰河传》为例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Northeastern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tylistics—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as an Example
DOI: 10.12677/ml.2024.1210962, PDF, HTML, XML,   
作者: 夏子晴:曼彻斯特大学艺术、语言和文化学院,英国 曼彻斯特
关键词: 认知文体学方言翻译识解葛浩文《呼兰河传》Cognitive Stylistics Dialect Translation Construal Howard Goldblatt Tales of Hulan River
摘要: 本文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识解理论,分析葛浩文《呼兰河传》英译中的词汇误译现象。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其文化背景、语言理解及目标读者定位的影响,导致译文在词汇选择和文化传达上出现偏差,未能充分展现原作的东北地域文化特色。通过认知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本文详细探讨了译本中叠词、拟声词等方言词汇的误译实例,揭示了译者在面对文化差异时的认知挑战。研究结果表明,译者在处理方言文学翻译时需更加注重语言的文化内涵和读者的接受度,以提高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化传达效果。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方言文学翻译的理论探讨,也为未来译者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literacy theory of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 studies to analyse the phenomenon of lexical mistransl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oward Goldblatt’s Tales of Hulan River. Howard is affected by his cultural background,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and target readers’ orien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which leads to deviations in vocabulary selection and cultural conveyance, and fails to fully display the original work’s northeastern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gnitive stylis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in detail the examples of mistranslation of dialectal vocabulary such as superlatives and onomatopoeia in the translated text,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challenges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ranslato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readers’ acceptance when dealing with literary translations in dial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cultural conveyance of the translations. The study in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dialect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future translators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practice.
文章引用:夏子晴. 认知文体学视角下的东北方言文学翻译——以葛浩文译《呼兰河传》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0): 840-84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962

1. 引言

《呼兰河传》是作家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早于1940年9月1日至12月27日见载于香港《星岛日报》,被香港的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的第九位。《呼兰河传》具有鲜明的方言文学特点和民俗叙事特征,带有浓厚的东北地域特色、民俗风情,以及地方色彩的语言习惯。小说中的语言风格、人物对话都充斥着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交流用语,在同时期的东北文学作品中一直处于代表性地位,也对之后的现代东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都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1]。美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汉学家葛浩文于1979年完成《呼兰河传》的英译本,并在2002年进行修订重译。葛浩文的译本在海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萧红的《呼兰河传》走向了国际市场,赋予了东北方言文学以世界文学的生命[2]。萧红是葛浩文最喜爱的中国女作家,与翻译莫言的作品一样,对萧红作品的译介源于葛浩文对原作品的浓厚兴趣和深刻理解。翻译离不开人类的认知活动,识解(constual)则是人类认知的主要方式,对东北方言色彩浓厚的《呼兰河传》的英译,也体现了葛浩文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基于识解理论,探讨方言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地域特征识解机制以及文体价值的再现,对于我国方言文学的对外译介具有独特的价值。

2. 认知文体学下的方言文学翻译:范畴化与识解

认知文体学的概念广泛,叫法也不甚一致。有些学者使用术语“认知文体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使用术语“认知诗学”。另外,有些学者明确将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词,这两个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3]。根据Stockwell在2002年出版的著作《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中所述,他将“认知诗学”定义为一种将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运用于文学文本分析的新方法[4]。所以可以得知,认知文体学就是将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工具,如图形-背景、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应用于文学分析[5]。传统的文体学倾向于使用语言理论来解释或预测文本的解释。而认知文体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将语言分析建立在将语言选择与认知结构和过程联系起来的理论基础上。这为文本与回应和解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系统和明确的说明[6]。下文统一将其称之为认知文体学。

对于汉英翻译而言,由于汉语英语之间的完全对等词不多,词语范畴重合度便不高,而且汉语与英语中词语概括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向[7]。因此经常会在翻译时相互交叉范畴化,需要系统性地进行对照源文本与目标文本[8]。源文本和文本翻译过程最大的矛盾点是译者,因此,译者的认知和识解决定着文本分析、批评认知分析。因此,在语言具有主观性时,用以分析主观性的方案应运而生,即识解理论[9]。1999年,Langacker用“识解”(Construal)一词取代了“意象”(imagery)。识解是认知语法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语义结构与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展现概念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并体现主体的认知能力[10]。识解指的是人们的认知能力,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识解理论是Langacker的识解五维观,即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突显(salience)五个维度[9]。我国学者王寅与Langacker本人提议,将具有重复性的“辖域”和“背景”合二为一,得到了Langacker本人的认可,所以本篇研究将围绕合并简化后的四个层面进行[11]。前景化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指的是文学语言的一种偏离常规的表达。其中,前景化理论(Fore-grounding theory)在现代英美文体学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Mukarovský, 1970),由于与文本解释过程的相关性而被认为是先驱萌芽[6]。前景化识解是多位识解中的一种,用以重新概念化识解,并且在文学翻译方向有着强烈的指导性。因此,本研究将方言文学翻译研究和认知文体学研究相结合,为译者进行方言文学外译提供有益参考。

3. 认知文体学下的葛浩文《呼兰河传》英译

不同的语言在句子结构(句法)、单词结构(词法)、声音结构(音系)、词汇(词汇)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12]。将《呼兰河传》中英文本对比分析发现,该四个方面均有探究点。在Langacker的研究中,识解被划分为了五个核心维度,即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以及想象。这些维度在认知语言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理解人类语言认知过程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五个维度的探讨,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语言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从而深入探究语言与认知之间的紧密关系。

3.1. 音系层面

音系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语言中音素的系统组织。此外,音系学还探讨了异形词素中声音的变化和替代规律,以及音节结构、重音位置、特征几何、声调和语调等方面的问题[13]。词汇并非具有固有的意义,而其意义是与个体的认知角度和突显方面密切相关[9]。分析发现,对源文本的叠词、拟声词,英译本主要通过功能对等法来阐释。

表1所展示的例子显示了不同情境下的拟声词的语义识解方式。在源文本中,萧红所借助的语境和突显手法可能与目标文化背景不符,因此译者在对译文进行选择时需要谨慎处理,避免文化误读的发生。例如,“火辣辣”在源文本中形容强烈的疼痛感,译者通过“searing pain”这一对等词突显,将其意译为“灼热的疼痛”,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感受。“searing”的解释是“very hot and marked by extreme intensity, harshness, or emotional power”或者“(of a pain) having a sensation of intense sudden heat”。几种常见解释都是围绕着“剧痛、火烧一般的疼痛、难以忍受的强烈的痛感和热感”作为释义的。总得来说,在这一文化对等方向上,“像火一样被灼烧”和“火辣辣”本身对等,强调“难以忍受的痛苦”;同时源文本中的人物,也说明了“痛得受不了”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与原文等值,属于一种再现前景化的艺术效果。“喝喝咧咧”在源文本中描绘的不仅仅是鼓声的节奏感,还有人声、乐器的声音。“drumbeat”指的是鼓声,“chants”指的是“吟诵、高呼的声音”,在语意上,葛浩文充分识解目标文化的听觉体验以及文化背景,然而在归化的过程中,译者的语义范畴化成功地传达的源文本的语义,却在形式范畴化上出现了弊端,忽略作者本身希望传达的节调和韵律,失去了拟声词“喝喝咧咧”所传达的复杂域,也就是原文中人物涉及到的宗教色彩和环境描写的感染力,见表1。“吱哇乱叫”在源文本中形容了女孩的叫声和哭声,包含疼痛、羞愧。“squeak”指的是“to utter or make a short shrill cry or noise”,意思是短促的尖叫声或噪音。此处葛浩文没有将具体的声音效果突显出来,运用了语音层面的转换译法,忽略了该拟声词所属的辖域和背景。而“骨碌碌的眼睛”在源文本中形容了眼球的转动。葛浩文选择改译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使得译文在目标语言及其文化中的可接受度上升,然而“eyes that look right on you”指的是“直勾勾盯着你的眼睛”,偏离了源文本想要表达的本意,属于一种文化误读,见表1。在葛浩文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并不是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如“rolling”,但是在英文中,“roll one’s eyes”也有“翻白眼”的意思,可能会因此避免目标语言的误解选择了此种译法,见表1

Table 1. Examples of phonetic misinterpretation

1. 语音误读示例

源文本分类

源文本

源文本语境

语意

识解

目标文本

叠词

火辣辣

闹了好几天,夜里痛 得~地不能睡觉了。这 才去买了二两红花来。

形容经烧伤、烫伤、鞭打后难受、疼痛的感觉

功能对等法,再现前景化

searing pain

喝喝咧咧

……那家喜欢跳大神, 常常就打起鼓来,喝喝 咧咧唱起来了。

拉长声音高喊不停之状,指人声、鼓声、乐器声交杂

归化;语义范畴化

drumbeats and chants often arose from that place

吱哇乱叫

果然,不一会工夫就洗起澡来了,洗得吱哇乱叫。

形容喊叫声、哭声。

辖域和背景不同造成文化对等偏差

squeaking

拟声词

骨碌骨碌

老厨子说:“没见过, 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地转。”

滚动的样子

改译,转换前景化。辖域和背景不同产生的对等词文化误读

eyes that look right at you

从音系层面看,类似于叠词、拟声词等富有方言特色的词语需要译者用意译的方式识解文化对等词从而进行译文处理。然而也有一些拟声词无法对等地用目标语言译出,因此出现了某些偏差。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辖域和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负面信息传达,努力保持原文意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避免出现文化误读导致的负面后果。

3.2. 词汇层面

Langacker认为,所有语言单位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语境,描述语义单位的语境被称之为域[14]。译者在识解过程中,不仅仅要调动认知域、调动文化背景知识,还有及时增损。因此译者对词汇层面的识解主要围绕详略度展开。其中,“详略度”指的是情景被描述的精确程度和详细程度[15]。认知主体对同一情景的观察会产生不同的识解,因为他们对该情景的详略程度有所差异。这种详略度可以体现在句子层面,也可以体现在词语层面。这在葛浩文的识解过程中也是比较显著的部分,体现了他对源语详略度与作者不同处理的方式。简而言之,详略度反映了认知主体对情景描述的精度和丰富程度,这一特点在原作及其译本的词汇选择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在《呼兰河传》的东北方言中,出现过很多社会生活类型的动词以及动词短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表格中的一些。如:“解心疑”原本意思是“自我心理安慰”,常用来形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事情,用以舒缓自身的情绪。在葛浩文的翻译过程中,将这个“安慰自己”的动作突显成“心理安慰”的事物本身,突显了“comfort”一词的舒缓与慰籍,见表2

Table 2. Examples of lexical misinterpretation

2. 词汇误读示例

源文本分类

源文本

源文本语境

词义

识解

目标文本

社会生活类动词

解解心疑

红花就是红的就是了,治病不治病,谁晓得?也不过就是~就是了。

解:解除;心疑:指内心忧虑的事情。

突显;语义范畴化

a little phycological comfort

抹搭着眼皮

……那小驴还是照旧的站在那里,并且还是安安敦敦地和每天一样地麻搭着眼睛。

同“麻搭”,指如同打瞌睡一般的眯着眼睛,似没睡醒一般

突显名词

its eyes covered with blinders

下油锅

拿烙铁烙脚心,这不是虐待,这是什么,婆婆虐待媳妇,做婆婆的死了~。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十八层地狱的第九层叫“油锅地狱”,多罪孽之人受罚。

直译,仅仅涉及一个范畴

be consigned to a vat of boiling oil

专有名词

罢园

……今年后园里的雨水大吗?茄子、云豆都快~了吧?

指的是菜园或果园里的瓜果蔬菜收获期即将结束,人们将其全部采摘

误译

ripe

同样将源文本突显动作转移到突显名词的译法还有“麻搭着眼睛”,指的是半睁着眼睛,眯着眼睛仿佛没睡醒一般。译者将其翻译成“its eyes covered with blinders”,“blinders”的含义是“either of two flaps on a horse’s bridle to keep it from seeing objects at its sides”,意思是“马缰绳上的两个护盖之一,用于防止马看到侧面的物体”,还有另一种解释,是“眼罩”的意思。结合源文本的语境来看,本段描写的是主体是小驴,对应着释义中的“马”的“缰绳护盖”,结合两种范畴来看,译者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误读造成了识解上的困难,因此造成了文化误读,见表2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十八层地狱的第九层叫“油锅地狱”,多罪孽之人受罚。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也均有体现“下油锅”的比喻意向,即“因罪恶受到的酷刑”。在葛浩文版本的译文中,“下油锅”被直译成了“be consigned to a vat of boiling oil”,“consign”最接近目的语言语境的意思是“to give, transfer, or deliver into the hands or control of another”,意为“给予、转让、交付给他人或控制他人”,在此可以理解为“被控制着进入烧得滚烫的油锅”。葛浩文在此译出“consign”有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油锅”有了一定了解,见表2。但由于详略度的缘故没有展开范畴化,因此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目的语言损失。

关于东北地区地理习俗的专有名词,葛浩文的文化误读导致了语义的不对等。“罢园”是东北官话中的地理气候类专有名词,表示菜园或果园中的瓜果蔬菜即将进入收获的尾声。这一阶段,农作物将被全部采摘,随后园主或种植者不再对地里的作物进行管理和采收。在“罢园”之后,其他人可以进入园地并自由捡拾剩余的果蔬。这一过程标志着一个生长期的结束,并且为将来的新一轮种植预留了空间。总体来说,“罢园”是一场复杂的农业活动,其包含的辖域以及文化背景都是复杂的,因此在复杂辖域背景下的误译成“ripe”(成熟)也可以被解释为译者的文化背景相关的问题,见表2

3.3. 句法层面

《呼兰河传》是以东北边陲小镇乡村生活为基地的小说,因此在句法上不仅有很多东北方言的俗语和谚语、民俗气息浓厚的语句,更有长短句交错、省略句等等句法技巧,更加突显了小说东北方言的浓厚特征。

下示与句子层面相关的翻译案例:

1

原文:

“这手是要闹点事吗?这手……”

“这手是要闹点事的吧!”

译文:

“Is this hand going to bring me to grief? This hand of mine……”

“I'm afraid this hand of mine is going to bring me to grief!”

源文本属于反复重复文本,两句话的主体都是“手”和“闹点事”,而且第一句的“这手……”体现了东北方言省略句的明显特征。从方言翻译角度看,“闹点事”均被葛浩文翻译为“bring someone to grief”,意为“遭难、遭遇不幸”,另有英文语境可以理解为“触霉头、无由之灾”。后者与萧红的原文极为贴合,表现出人物迷信的心理,更能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体现了葛浩文对萧红作品研究之透彻。将其从句法角度上看,第一句翻译着重突显“这只手”,该词在句子中成分复用的次数共计三次,并且省略了(我的)人称代词,在翻译时译者有意将人称代词添加回来,更能强调主观性。第二句在第一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相对于源文本而言的人称代词的突显,其中增译的部分为“I’m afraid (我恐怕)”,属于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将主体“手”和人物拉近绑定,也向目的语读者交代了人物心理活动。

2

原文:

“……一定要多浪费两碗包米大云豆粥的。一吃就吃多了,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点辣椒油,再拌上点大酱,那是多么可口的东西;用筷子触了一点点豆腐,就能够吃下去半碗饭,再到豆腐上去触了一下,一碗饭就完了。”

译文:

…requiring at least two additional bowlfuls of corn-and-bean gruel. So the people eat more at each sitting, which is only natural; add a little hot-pepper oil and a touch of bean sauce to the bean curd, and the meal is greatly enhanced. Just a little piece of bean curd on the tips of chopsticks can last a half bowlful of gruel, and soon after the chopsticks have broken off another chunk of bean curd, a full bowlful of gruel has disappeared.

这里的“触”读三声,是东北话中“碰一下”的意思,在原文中指的是用筷子尖尖轻轻碰一下豆腐,并且把一小部分豆腐“夹下来、刮下来”下来的动作行为,传神地体现了人物清贫、节省的生活习性。在译文中,“触”并没有被直接翻译出来,而是被译成了“a little piece of bean curd on the tips of chopsticks”,以及后面的“the chopsticks have broken off another chunk of bean curd”同样注入了译者的理解,即“用筷子尖端夹断一小块豆腐”的行为。这使得人物节俭的行为被更加生动地突显出来。同时,“触”的改译在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是句子中主体视角的改变,原文中描写的是人物操作“筷子”去进行一个动作,而改译之后的文本却是“饭里”加了点东西。另外:葛浩文在进行该语句的翻译的同时也充分考虑的中文中辖域的词语“饭”在不同语境中出现所代表的意义。在此语句中,“饭”指的并不是平常意义中的米饭,而是“碗里的主食”,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包米大云豆粥”,因此葛浩文在处理后文的“半碗饭”和“一碗饭”时,将其译成“gruel”,既指代了上文中的“包米大云豆粥”,又省略了译文的前文中解释过的“corn-and-bean gruel”。

3.4. 语篇层面

小说《呼兰河传》的语篇当中充斥着很多东北特色的元素,这些元素糅杂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篇,并且通过作者朴实无华的叙事,以孩子的视角进行描写,更能直观地展现任务特色和语言魅力。本篇中出现的语篇同样展示了部分东北方言组成的对话特色,体现了其大量使用对话进行叙事的特点,以及独特的修辞手法和叙事角度,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方言语言风格。

在语篇层面,主要聚集详略度和突显角度的识解角度。具体例子如:

3

原文:

“那小人是黄头发,蓝眼珠,跟我相差太远,虽然祖父告诉我,说那是毛子人,但我不承认她,我看她不像什么人。

所以我每次看这挂钟,就半天半天的看,都看得有点发呆了。我想:这毛子人就总在钟里边呆着吗?永久也不下来玩吗?

外国人在呼兰河的土语叫做‘毛子人’。我四五岁的时候,还没有见过一个毛子人,以为毛子人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毛烘烘地卷着的缘故。”

译文: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at little girl with her yellow hair and blue eyes and me were enormous, and even though Granddad told me it was the figure of a maozi ren or “hairy one”, I wouldn’t accept the notion that she was supposed to be a real person. Each time I looked at that wall clock, I stared so long I began to look dazed. I thought to myself “Doesn’t that maozi ren do anything but stay inside that clock? Won’t she ever come down and play? “In the slang of Hulan River, Caucasian foreigners were called maozi ren. When I was four or five, I’d yet to see my first maozi ren, and I thought this girl was called a “hairy one” because she had such curly hair.

详略度在《呼兰河传》中的体现主要是通过译者在针对源文本的同一词汇时识解后用词的不同所体现出来的。从这段话的源文本来看,作者关于“毛子人”的概念有一个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所以需要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手法来译出这个过程。

作者刚开始被告知“毛子人”,并不理解这个词语的含义。这里译者用音译法,“maozi ren”来表达其含义,甚至连“人”都没有进行直译解释,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翻译活动;其次,在作者想要表达“困惑”的过程中,葛浩文依旧采取音译的手法,目的是为了让目的语言读者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和作者同样境遇下感受到的困惑;最后一段是解释,把该名词群体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出来,行文中的“毛子人”共出现了五次,葛浩文对其详略度做出了不同的处理。但是仍旧有一部分空白:为什么作者会认为“毛子人”就是因为头发毛烘烘地卷着?这里面的“毛”是否应该意译出来,并且对详略度的把控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今后其他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需要联系上下文所统筹的问题。

4. 结语

从认知文体学视角来看,葛浩文版本的《呼兰河传》英译基于其对源文本的深入认知与理解,有许多地方都很好地传达了源文本作为方言文学的语言魅力和文化深度。然而,受语言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限制,葛浩文有时对东北方言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甚至出现了文化误读,译文还有待改进地方。这也为提升我国方言文学翻译质量,进一步推动其国际传播和认可提供了思路。具体而言,进行方言研究时,译者应当在音系层面首要注意辖域与背景识解,重视前景化语言,应努力在译文中全面呈现原文的前景化特征及其深层含义,以确保文学作品传播的准确性和丰富性。在范畴化和词语对等方面尽可能地尊重源文本语言所处地区的方言文化特色,尊重源文本中人物视角的同时,深挖隐喻和转喻文化背后的详细含义;其次在突显层面需注意进一步完善在某一部分语境下的修辞手法、人物心理等多种因素,最后在详略度方面,抓住行文线索,并且跟进特殊名词方面的意译要素,谨慎使用零翻译和音译,若非必须,需加入适当注释。在进行前景化语言的转换时,译者不仅应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还需兼顾其意义和功能的对等性。这要求译者具备灵活的模仿和调控能力,以确保翻译既准确又富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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