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诗意的语言风格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喜爱。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湘西地区,描绘了一个小镇及其周边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和人情美德。这种地域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还反映了深刻的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因此,《边城》的英译工作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化,更是对小说内在文化、情感和美学价值的重新解读与呈现。
翻译美学作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致力于探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和传达原文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意涵。在《边城》的英译中,译者不仅需要在语言层面忠实于原作,还需在文化层面上再现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美学体验。这对译者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以及翻译策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分析翻译美学在其中的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2. 《边城》及两个译本的简介
沈从文(1902~1988)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以其描绘湘西乡土生活和人性之美的作品而著称。他的小说充满了对故乡自然风光和人情风俗的细腻描绘,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风格。《边城》是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于1934年首次出版。小说讲述了湘西一个小镇边城茶峒的故事,通过一名少女翠翠的成长经历和她与两位青年男子的朦胧爱情,呈现了一个纯朴、宁静而富有诗意的世界。
《边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情风貌,充满了对故乡的热爱和对人性美好的向往。小说中的语言简洁而富有韵味,充满了民间口语的特色,展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审美情趣。这种对自然、人性和生活的深刻理解,使《边城》成为了一部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文学经典。
金介甫(1948-)作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在沈从文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他翻译的《边城》译本Border Town于2009年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首次以单行译本形式发行,是沈从文作品中被英译的第一个单行译本。金介甫先生基于本人对沈从文作品的深厚研究,与翻译相结合,致力于对乡土区域文化的深入挖掘并在提供背景知识和调和文化冲突等方面发挥了译者重要的纽带作用,使这个译本的可读性大大增强。
《边城》的另一个英译本The Frontier City由翻译家金隄(Ching Ti)和英国作家、翻译家白英(Robert Payne)合译,由金隄完成初译,白英对其进行润色、定稿,于1947年由英国伦敦的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公司出版,收录于其作品集《中国大地》(The Chinese Earth)相较于金介甫译本,合译本作为十四篇作品集中的一篇,尽量省去了对特色民族文化的渲染,强化对现实中国的指涉,采用第一第二人称拉近与读者的距离[1]。
3. 翻译美学理论
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其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流。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审美意识、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跨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有很大影响翻译美学研究的就是运用美学基本原理,在翻译过程中分析、阐释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2]。翻译美学理论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探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和传达原作品的美学特征。它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和审美意象的再现过程。翻译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何在语言转换中保持原作的美感、风格和文化意蕴,以便使译文读者能够获得与原作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
翻译美学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最早可以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看到对美的探讨,杰罗姆)和德莱登倡导的“自然之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美学思想在我国也早有渊源,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到许渊冲的“三美”标准和“竞赛论”理论等等,但翻译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仅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国内的翻译美学理论著作中,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1993)、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1995)被学界广为研究和探讨,前者主要探讨翻译中的美学原则,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和艺术的再创造。书中涵盖了翻译的美学原则、文化背景的影响、实用的翻译策略与技巧,以及具体案例分析,旨在提升翻译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为翻译工作者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后者则“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了翻译的运作机制,构建了现代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讨论了翻译的科学性、艺术性、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以及审美意识诸问题,提出了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和对策”[3]。
翻译美学理论涉及多个层面的分析:首先是语言层面,即词汇、句法和修辞手法的选择;其次是文化层面,包括对原作品中的文化符号、地域特色和风俗习惯的理解与再现;最后是情感层面,译者需要传达原作的情感色彩和意境。这一理论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求译者不仅要理解原作的语言和内容,还要体悟其中的美学价值,并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将其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美学表现。费道罗夫说:“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4]。翻译与语言密不可分,译者对原文进行加工,加工的对象就是审美客体。在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中,原文的审美构成包括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这两个系统中存在的一切形态的美都是审美对象。前者主要是对审美符号集进行解码,主要包括语音层、文字层、词语层以及句段层,后者主要是对审美模糊集进行解密,主要包括“情”与“志”“意”与“象”以及超文本意蕴[5]。他的理论主要包括了译学的美学渊源,翻译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及翻译的审美理想,是中国翻译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
4. 两个译本中对该理论的应用对比
4.1. 审美客体——美学表象要素
4.1.1. 音韵美
语音层面的审美信息是承载审美价值的基本要素,其传达语言审美信息的基本方式是声音[7]。这种再现不仅涉及语言的字面意义,还包括声音的韵律、节奏、音调和其他声音特征对情感和意象的影响。语音层面的美学强调语言本身的声音特性如何与内容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效果,进而引发听众的感受和共鸣。这一过程在译本中以修辞手法予以再现,体现出声音在翻译美学效果中的重要性。
1) 拟声
(1) 远处鼓声又蓬蓬响起来了,黄狗张着两个耳朵听着。
金:The pounding of faraway drums could be heard, and the yellow dog pricked up his ears.
合译本:And then suddenly they heard the distant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 yellow dog listened with his ears pricked up.
金的译本中,一方面,“pound”准确地模仿了鼓的敲击声,通过文字描述,读者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音韵刺激。另一方面,“蓬蓬”和“pounding”的发音都以/p/这个音素开头,使得译者和原文读者能获得类似的听觉刺激,从而产生相似的听觉效果[6]。而合译本只用了“distant beating”只点明了远方传来的鼓声,漏译了“蓬蓬”。缺少了原文中那种直接、生动的拟声感受,减少了对音韵之美的传达。相较之下金译本的处理更为生动恰当。
2) 押韵
(2) 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在汉语中,“i”是哭的生动表达,“ai”与叹气非常相似。这首小曲有一种俏皮、自嘲的感觉,原文的第一行和第二行以“zi”结尾,第三行和第四行以“ai”结尾,即aabb类型。
金:
Sister No. 1 wears a pair of gold hairpins,
Sister No. 2, a pair of silver bracelets,
But Sister No. 3, little me, has no jewelry to be found;
Just bean-sprout earrings, worn all the year round.
合译本:
My eldest sister has a good-pin in her hair.
My second sister has silver bracelets on her wrists.
But I, the third maiden, have nothing to wear,
But a bean-sprout behind my ears all the year round.
金译本用英文单词押尾韵来翻译中文的押尾韵。遵循了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原则。在翻译中,“hairpins”和“bracelets”都有相同的音/s/;“found”和“round”都有相同的音/nd/,节奏是aabb。译者不仅使用押尾韵来翻译,使目标语言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原文的美,而且与原文形式一致,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能够获得与原山歌相近的审美体验[8]。
合译本运用了“hair”和“wear”进行了押韵,节奏是abab,将原文押韵形式变换,优化了目的语言读者的阅读体验。不过虽然翻译保留了原山歌的押韵模式,但在某些地方押韵的精确度不够高。“gold-pin”和“silver bracelets”,虽然传达了意思,但在押韵上不如金译文。
4.1.2. 词汇美
词语是承载审美信息的重要单位。刘宓庆指出,在词汇层面,承载审美信息的基本方式包括用词、语域、搭配、修辞等。恰当、美观和紧凑是对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字的三个要求。具体而言,在原文词汇层面,审美信息的传达手段包括用词和利用词汇的修辞格,用词包括对词的选择、对语域的选择和对词的搭配[9]。
(3) 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
金:Threading through each of the wharves was River Street. Land was scarce, so most people’s houses were “dangling-foot houses,” half on land, half on stilts built over the water.
合译本:Connecting all these docks there is a lane called River Road, where the houses are half on land and half over the water; and it was necessary to build them in this manner because land was scarce and wood was cheap.
在原文中,“吊脚楼”一词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同时也是湘西侗族极具特色的建筑。在金译文中,他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不仅介绍了名字,又采用了注释性的词语来阐释其特点,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品味到原文的美学感受。
但合译本对“吊脚楼”这一建筑未作出特定的诠释,就仅仅译为“houses are half on land and half over the water”,这样处理在阅读时很容易忽视其建筑风格,不利于文化传播。同时也没有做到保证“信”,因此翻译之美也难以实现。对比之下,金译本完美地传达了原文的美感,对“吊脚楼”的翻译也做到了尽实尽美。
4.1.3. 句法美
句子和段落所包含的美学信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句法偏差,通过语法模糊性来产生美感;第二类是使用一些修辞手法和频率来增强美学效果;第三类是功能性句子排列,利用文本整体的形式美来增强美学效果。而《边城》两个译本在保留原文美感同时增强效果主要是通过使用修辞手法达到的,译本对修辞的调用所产生的表达效果也不尽相同。
(4) 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牛皋水擒杨幺时也是水战擂鼓。
金:The boat’s speed had to follow the sound of the drum and gong, so whenever two boats got to the climax of their competition, the thunder of the percussion, added to the encouraging cheers from both banks, recalled novels and stories about Liang Hongyu beating her drum in the historic naval battle at Laoguan River, and the cacophony when Niu Gao fished the rebel Yang Yao out of the water.
合译本:And since the speed of the boat depended on the drumbeats there were times when the sound of the drums and of people yelling exactly resembled continual explosions of thunder.
作者用梁红玉擂鼓老鹳河和牛皋水擒杨幺来类比,突出赛龙舟的激烈场面,表现了边城人所向披靡的无限生命活力。合译本中省略翻译了这两个类比,直接翻译成呐喊助威声非常轰动。而金的译本使用了意译(引用),将这基本过程完整翻译。增添了该句基本的背景知识,同时也让读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内容,也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体现了翻译的美学原则[10]。
4.2. 审美主体——译者
译文的美学再现不仅和译文本身的审美框架和审美元素等相关,和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译者的审美主体会影响其选择词语、表达方式等,从而影响到翻译结果的质量和风格。因而一部优秀的译文作品往往是源文本本身和译者的审美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要充分地调动审美意识,而审美主体的审美条件是: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审美经验[11]。
4.2.1. 译者的文化素养
文化素养是译者对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深刻理解,高水平的文化素养使译者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原作的文化风貌和审美特征,从而实现文化的等值转换。
例1:自然风光
(5) 湘西的水是绿的,山是青的,山脚下的土地是红的。
金:“The water in Xiangxi is green, the mountains are blue, and the soil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is red.”
合译本:“In Xiangxi, the water is green, the mountains are verdant, and the soil at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s is a rich red.”
分析:文化背景的还原:金介甫译本较为直白,直接翻译颜色,而白英和金隄译本用“verdant”和“rich red”,更具表现力,传达出地方的独特风貌。
文化符号的处理:白英和金隄的译本通过词汇选择更好地呈现了湘西的自然美景。
4.2.2. 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美学价值的自觉追求,体现了译者对文本艺术性的理解和再现。审美意识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美学价值的敏感度和追求,促使译者在语言选择和表达方式上进行创造性调整,
例2:修辞手法。
(6) 溪水潺潺,犹如轻柔的丝绸在微风中摇曳。
金:“The stream murmurs, like soft silk swaying in the breeze.”
合译本:“The stream gurgles softly, akin to delicate silk fluttering gently in the breeze.”
分析:语言风格的传达:金介甫译本较为简洁,运用明喻传达出流水潺潺的柔美,而白英和金隄译本则用“gurgles softly”和“delicate silk fluttering gently”,运用较多细腻的传神副词,传达出原文的抒情风格。
修辞手法的保留:虽然都是明喻,但白英和金隄更精确地再现了比喻的意境。
4.2.3. 审美经验
审美经验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逐渐积累的对美学的敏感度和鉴赏力,它包括对不同文本风格的把握、对语言韵律的掌控以及对文学意境的再现能力。这种经验帮助译者在面对不同风格和体裁的文本时,能够灵活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以实现最佳的美学效果。
例3:情感传达
(7) 翠翠站在渡口,眼里含着泪水,看着远去的船影。
金:“Cuicui stood at the ferry, tears in her eyes, watching the boat disappear.”
合译本:“Cuicui stood at the ferry, tears welling in her eyes as she watched the boat’s silhouette fade into the distance.”
分析:白英和金隄译本增加了“welling”和“silhouette fade into the distance”的细节,增加了场景的生动性,有效传达角色的内心感情,从而能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传达出翠翠内心的复杂情感。
4.3. 审美关系——结构上的文雅
4.3.1. 叙事结构
《边城》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故事沿着时间线逐步展开,但作者巧妙地运用回忆和闪回,增加了叙事的深度和复杂性。小说以翠翠的视角开始,通过她对过去的回忆和当前的观察,逐渐展开整个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使得故事层层递进,逐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故事的深层含义。
(8) 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
金:“What she would see in the general store—big piles of thin noodles made from bean starch, giant vats of sugar, firecrackers, and red candles—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her.”
合译本:“The bundles of rice noodles, the jars of white sugar, the fire crackers and the red candles so filled her mind that long after she returned she was still talking to Grandfather about them.”
这段话是从翠翠的角度描写的,这些杂货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翠翠印象深刻。这段话出自沈从文的《边城》,描述的是翠翠对杂货铺中物品的印象。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来看,原文和两种翻译各有其独特之处。
原文通过具体的物象(粉条、白糖、炮仗、红蜡烛)来描绘杂货铺的场景,使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杂货铺的丰富和热闹。通过“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这句话,传达了翠翠对这些物品的深刻印象和情感,增加了文本的情感深度。句子结构紧凑,信息量大,但节奏较快,给人一种直接而生动的感觉。
金介甫的翻译较为直接,基本上是对原文的逐字翻译。例如,“粉条”被翻译为“thin noodles made from bean starch”,“白糖”被翻译为“giant vats of sugar”。翻译中保留了原文中的细节,如“big piles”和“giant vats”都强调了物品的数量和体积,增强了场景的生动性。通过“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her”传达了翠翠对这些物品的深刻印象,与原文的情感表达相一致。金和白的翻译更注重整体的意境和情感的传达,而非逐字逐句的翻译。例如,“The bundles of rice noodles”和“the jars of white sugar”都通过意译的方式传达了杂货铺中物品的形象。翻译中通过“so filled her mind”和“long after she returned she was still talking to Grandfather about them”强化了翠翠对这些物品的印象和情感,使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记忆和情感。翻译的叙事节奏较慢,通过增加一些描述性的语言,如“so filled her mind”和“long after she returned”,使得整个场景和情感的表达更加细腻和深刻。
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来看,原文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和情感表达,传达了翠翠对杂货铺中物品的深刻印象。金介甫的翻译注重细节的直译和情感的传达,而金和白的翻译则更注重整体的意境和情感的强化,通过意译的方式使得翻译更加生动和深刻。不同的翻译方式各有其妙处,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原文的魅力。
4.3.2. 对话语言
翻译的形式美范畴有其本身的特有法则,它必须受到原语形式的约束[12]。不仅要传达原文的意思,还要传递其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和社会语境。《边城》中的对话自然流畅,反映了人物的性格和社会背景。沈从文还巧妙地使用了地方方言,增加了作品的地域色彩。小说中的对话充满了地方色彩,如人物之间的称呼、说话的语气,都带有湘西的地方特色,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9) 一本《百家姓》好多人,我猜不着他是张三李四。
金:I couldn’t possibly guess who he is。
合译本:Who is he? Why he is the Second Master—Nu-sung!
在译本中,金介甫和合译本都没有把百家姓这本书翻译出来,而是直接意译这句话的意思。在翻译这一层面,笔者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这一层面,笔者觉得大众耳熟能详的《百家姓》没有被翻译出来,而是被忽略掉了有些可惜。原句“一本《百家姓》好多人,我猜不着他是张三李四。”是一个典型的中文表达,其中“一本《百家姓》”暗喻了中国姓氏的多样性,而“张三李四”则是中国常见的泛指普通人的代词。这句话表达了说话者对于猜测某人身份的困难。
原句使用了《百家姓》这个文化元素,暗示了中国姓氏的广泛和多样性。使用了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如“我猜不着”,使得句子更加贴近日常交流。通过“张三李四”这种泛指,表达了一种幽默感,同时也显示了猜测的困难。金介甫翻译为“I couldn’t possibly guess who he is”,非常简洁,直接表达了原句的核心意思,即无法猜测某人的身份。翻译的语言流畅,易于英语母语者理解。使用了“couldn’t possibly”这样的表达,加强了说话者无法猜测的语气。
合译本翻译采用了对话的形式,通过提问“Who is he?”引入了一种疑问和好奇的情感。通过“Why he is the Second Master—Nu-sung!”这样的表达,试图在英语中复现原句中的文化元素和幽默感,但可能对非中文背景的读者来说难以理解。翻译中的“Why”和“Second Master—Nu-sung”增加了一种戏剧性和惊讶的语气,这与原句中的幽默感相呼应。
原句通过使用文化元素和口语化表达,传达了一种幽默和猜测的困难。金介甫的翻译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而合译本的翻译则尝试通过对话形式和特定的文化指涉来复现原句的情感和语气。两种翻译各有其妙处,金介甫的翻译更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简洁性,而合译本的翻译则更注重情感的传达和文化元素的保留。不过,金和白的翻译可能需要读者有一定的中文文化背景才能完全领会其含义。
4.3.3. 节奏与音韵
小说的语言节奏感强烈,通过句子的长短变化和音韵的运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性。小说中的语言节奏变化,如在描述景色时使用长句,在描写人物动作时使用短句,形成了一种韵律感,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10) 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个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段话用三个名词的堆叠,读起来琅琅上口,有节奏感,也用简短的语言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一些主要的人物。
金:“By a narrow stream on the way to town was a little white pagoda, below which once lived a solitary family: an old man, a girl, and a yellow dog.”
合译本:“Near the river you will find a white pagoda and a small isolated cottage, where there once lived a family which consisted of an old man, a girl and a yellow dog.”
对于这个“一户单独的人家”,金介甫的处理是:“a solitary family”一个孤独的家庭,但笔者认为这与原文的“单独”有一定的区别,孤独可能更偏向于感情方面孤独,而这个“单独”,应该还要有一种与世俗相隔很远的感觉,就像茶峒乡在原文中就是湘西的一个偏僻的,宁静的小村庄。合译本的处理是把这个家庭的具体住所表现出来——一栋孤零零的小木屋,然后再具体解释住在这个小木屋的家庭成员的组合。“isolated”也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但原文中“这个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有一定的强调家庭成员组成的作用,金介甫用冒号解释说明,合译本用从句来修饰前面的“a family”,笔者认为强调的意味减少了。
4.3.4. 象征与主题
《边城》中的象征手法贯穿始终,如白塔的倒塌象征着传统价值的崩溃,而翠翠的爱情故事则象征着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失落。
(11) 在《边城》中,白塔的倒塌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事件,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迁,白塔倒塌是在一场大雷雨之后发生的,老船夫也在那个夜晚去世了。原文中描述的情景是这样的:“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这段描述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情节在故事中的意义和影响。
金:Observing that the bluffs in front of the house had not collapsed, after all, Cuicui at first failed to notice that the ferryboat had disappeared. But as she looked up and down for it, she involuntarily turned around, and the white pagoda behind the house was gone.
合译本:The cliff which lay in front of the house was still standing, but the white pagoda had entirely disappeared.
雷声象征着不幸的事情的发生。
通过这些具体的文学技巧和修辞手法,沈从文的《边城》不仅构建了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学世界,也展现了他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
5. 结论
本论文通过对沈从文《边城》英译文本的分析,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再现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美学特征。研究发现,译者在传播《边城》浓厚的湘西地域文化时,不仅面临语言转换的挑战,更需深入理解和把握原作的审美意蕴。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如意境的再现、文化意象的传达、修辞手法的保留等,直接影响了译文的美学效果和读者对原作意图的理解。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及其对原作精神的感悟能力,决定了其在翻译中的选择和取舍。通过对比不同译本,我们可以看到译者在应对地域文化翻译时的多样化策略,这些策略不仅体现了对原文美学价值的理解,也展示了译者在二元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创造性再现。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的英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挑战,更是文化和美学层面的复杂再现过程。对《边城》英译的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翻译美学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也为未来中国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借鉴。这种跨文化的对话和理解,将有助于更好地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