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村干部作为数字乡村治理主体中的“关键少数”，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1]。村干部的数字能力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的重要推动力，对数字技术扎根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增强领导干部的数字思维、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2]；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继续增强领导干部在数字化时代的履职能力，提升其学网、懂网、用网的能力[3]。这表明数字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干部的必备本领[4]。在作者有关乡村“数治”实践的调研中发现，随着数字技术和工具的大量置入，村干部无法有效应对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全过程，这直接影响数字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探究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根源，成为解放村干部自身数字桎梏和激发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突破口。
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从传统治理观念[5]、年龄问题[6]、教育水平[7]对村干部数字能力问题进行解释说明。然而，数字能力水平并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孤立地分析各影响因子并不能解释治理主体在实践中衍生出的各项矛盾。重新审视村干部数字能力问题的底层逻辑，系统剖析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素，对有效化解数字乡村治理难题、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深度访谈的扎根理论方法，将村干部置身于数字化治理情境，自下而上追溯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根源，探索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素及其逻辑关系，构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目前国内外关于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相关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尚不完善，本研究尝试构建的结构模型，可为村干部数字能力提升方案制定提供参考；二是在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中，为评价村干部数字能力本身提供了可选视角，以助力数字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能力相关研究
数字能力源于Paul Gilster提出的数字素养一词，他认为数字素养是理解和使用各种信息源和信息的能力[8]。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人们需要凭借一种积极的素养有效地参与和融入社会活动，可见素养已然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生存技能[9]。而随着社会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素养正在向更高级的数字能力转变。2006年欧盟把数字能力界定为使用计算机检索、评估、储存、生产、呈现和交换信息以及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和参与协作的能力。2013年，欧盟联合研究中心进一步阐明数字能力是能够自信地、批判地及创造性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涵盖信息能力、传播能力、内容创造能力、安全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五个维度。2018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技能参考框架4.4.2》在原有的五个维度上新增“设备与软件操作”和“职业相关的能力”维度[10]。国内学者王佑镁等[11]认为数字能力相比素养是更高阶的能力，包含工具性知识与技能、高级知识与技能、知识与技能的应用态度三个维度。关于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李发戈[12]认为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既包括了公民数字素养技能要素的共性特点，又体现出明显的职业角色特征，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构建数字思维、数字决策、数字执行、数字创造、数字安全和数字伦理等6个能力域的领导干部数字能力体系框架。根据已有研究对数字能力的界定，本研究对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内涵概括如下：村干部依托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以捕捉、整合、利用信息资源为路径开展“三农”工作，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职业能力。
2.2. 村干部数字能力的相关研究
当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能力建设的意义、现实困境和提升策略三方面。关于对村干部数字能力建设意义方面，研究者认为提升干部的数字化能力既是治理之需也是时代之势[13]，村干部数字能力的高低不仅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而且对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意义[14]，同时在优化数字治理体系突破[15]、农村人才振兴瓶颈[16]等方面意义重大。关于村干部数字能力的现实困境方面，研究者发现部分村干部表现出数字治理意识薄弱、数字认知不足[17]、网络治理能力缺失[18]以及缺乏数字知识[19]等问题。研究充分认识当前农村干部数字能力的不足，但对于以上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入剖析。针对以上困境，研究者从实践角度提出对策意见，比如通过加强宣传和组织培训，提升建设数字乡村的理念[20]，完善农村数字治理基础配套体系等[21]。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研究探究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已有研究多从外部视角探讨村干部数字能力发展现状问题，从主体视角挖掘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鲜见。基于此，本研究以川渝地区村干部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收集一手资料，并分析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以构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方法开展研究。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22]，后经发展形成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三个主要学派[23]。扎根理论强调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以此建立理论。在国家一再强调领导干部数字能力重要性的情境下，“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相关内涵在此之前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和发展，而基于扎根理论的调查方法能够使得研究扎根到现实实践情境中去，通过深度访谈了解村干部实际工作，并深入把握村干部数字能力问题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研究选择该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访谈所获得的原始资料进行实质性编码，首先通过精读原始资料并初步分解和定义，将标签概念化并形成初始化范畴；其次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抽象化处理，将资料维度化并聚合形成主范畴；再通过选择性编码来挖掘出核心范畴，找到各范畴间所隐含的联结关系，作为构建影响因素模型的理论基础。在完成编码后，还需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以证明理论达到饱和状态，最终完成理论构建，见图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grounded theory coding
图1. 扎根理论编码示意图
3.2. 数据来源
访谈样本的选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确保样本对数字能力及其特征有充分理解，以保证观点的可靠性并满足定性研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二是本研究对样本的性别、从业年限和岗位分布进行平衡，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有效性。据此，本研究选取来自川渝地区的20名村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包括8名市区城郊地区、7名偏远农村地区和5名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占比为6:4，受访者从业年限均在2年以上，最高有20年，并涵盖村书记、村主任、村文书等多个职位。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方法获取一手资料，访谈提纲以村干部自身工作经历为核心，最终形成开放式访谈题目：“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谈谈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正式访谈前，选取2名村干部进行预访谈并对访谈提纲进行调整与完善。正式访谈共整理获得6万余字的访谈记录，抽取18份访谈记录并通过Nvivo 12软件进行编码分析，其余2份访谈记录用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4.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作者与一位具有相同研究背景的博士背靠背编码的方法进行，两位编码者均对本研究编码要求和Nvivo 12软件编码操作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在正式编码前，两人先对同一份访谈文本进行了试编码，并通过深入讨论明确了标签和类属信息，从而确保正式编码过程中的内部一致性达到良好水平。
4.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整个编码过程的第一步，首先通过对原始语句的逐字分析以提炼概括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标签，用Ln表示；其次去除含糊标签，合并相似标签，将确定的标签整合成初始概念，用Tn表示。最终提炼出126个标签和60个初始概念，定义标签和初始概念的编码过程列举见表1。
Table 1.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results
表1. 开放式编码结果列举
提取的原始语句列举 |
定义标签(Ln) |
初始概念(Tn) |
如果网络无法到达我们这些乡村地区的话，一些数字工具就很难得到正常的一个运用和运转。这硬件设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首先必须有这个网络数字环境。 |
L1网络基础设施 |
T1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
L3数字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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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网络技术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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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村干部即将退休了，你现在说让他用这个东西，他自己个人认知上也接受不了，然后他也觉得这个没什么，以前的方法也行得通，他觉得不重要。 |
L23年龄 |
T2年龄 |
L24个人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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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5办公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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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个不增强领导干部的数字化意识的话， 那么在互联网思维上的跟不上啊，信息知识储备不够啊，或者是信息能力不强的话会导致领导在做业务的时候在数字领域方面难以开展工作。 |
L73数字意识 |
T20信息知识储备 |
L74互联网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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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5信息知识储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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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6技术应用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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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府整体办公方式在慢慢得就开始往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式转变，所以基层的工作人员也会受到影响，也会倒逼他们去学习数字化的办公方式。 |
L89工作内容 |
T36政府政策 |
L90政府办公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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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2办公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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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比较有责任心的人，要担起身上的责任，这是我的底线，我对上面要求的任务工作都要做好。 |
L13乡土情怀 |
T41职业认同感 |
L115工作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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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互联网非常方便，想买票、买生活用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在以前要想找一个人落实(村务)，太难找了，现在的话可以用手机电话、微信联系，非常方便。 |
L86便捷性 |
T22数字有用性 |
L111办公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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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编码的最后一步是将获得的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通过对访谈文本的进一步梳理，不断对比初始概念下原始语句之间的联系，将含义类似或同属一类的初始概念进行整合，最后归纳出13个副范畴，用An表示。初始概念范畴化编码列举见表2。
Table 2. Initial conceptual categorization
表2. 初始概念范畴化
副范畴(An) |
初始概念(Tn) |
A1个人素养 |
T29教育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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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数字认知 |
A2政府支持 |
T35政府数字化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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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7政府政策 |
A3战略环境 |
T36数字乡村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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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宏观环境 |
A4数字技术应用 |
T6数字技术使用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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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数字技术使用广度 |
A5乡村数字基建 |
T24办公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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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乡村网络设施建设 |
A6社会组织支持 |
T45数字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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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社会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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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社会资源 |
A7身体状况 |
T3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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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2健康状况 |
A8心理因素 |
T19工作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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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自我效能 |
A9乡土特性 |
T9地域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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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传统农耕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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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0乡村环境 |
A10数字态度 |
T16数字技术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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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网络安全意识 |
A11群众支持 |
T12村民数字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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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村民对数字化的响应力 |
A12技术接受力 |
T21数字易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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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数字有用性 |
4.2. 主轴式编码
主轴编码是根据不同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其进行归纳提炼，抽取更具概括性的理论维度，最终归纳出4个主范畴，用Sn表示，分别是主体条件、技术感知与应用、支持可供性、发展环境，主范畴编码结果见表3。
Table 3. Spindle encoding results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Sn) |
副范畴(An) |
概念与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
S1主体条件 |
A1个人素养 |
主体表现出教育背景、数字认识和知识的综合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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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身体状况 |
主体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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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心理因素 |
由主体工作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引发的心理反映 |
S2技术感知与应用 |
A10数字态度 |
对数字技术及应用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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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技术接受力 |
对数字技术的易用性和有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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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数字技术应用 |
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的深度和广度 |
S3支持可供性 |
A2政府支持 |
数字政府转型要求及组织的社会培训等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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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社会组织支持 |
高校、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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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群众支持 |
村民对乡村数字技术融入的态度和回应能力支持 |
S4发展环境 |
A3战略环境 |
数字乡村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等宏观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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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乡村数字基建 |
农村宽带、数字平台、5G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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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乡土特性 |
不同乡村的民俗、生活、经济发展特征具有特殊性 |
4.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编码的最后一步，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主范畴进行分析、整合，根据一定的层次和逻辑关系提炼出更高级的类属即核心范畴，并分析核心范畴和主范畴以及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最后初步搭建能够准确反映整体研究现象的结构模型。本研究的编码过程主要围绕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素进行展开，因此核心范畴为“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围绕这一核心范畴的逻辑线条可以概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主体条件和技术感知与应用，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支持可供性和发展环境。其中主体条件包括个人素质、身体状况和心理因素；技术感知与应用包括数字态度、技术接受力和数字技术应用；社会支持可供性包括政府因素、社会技术支持和群众支持；发展环境包括战略环境、乡村数字基建和乡土特性。由此，构建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结构模型”，其中实线部分代表内部影响因素及范畴，虚线部分代表外部影响因素，见图2。
Figure 2. Structur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 cadres’ digital ability
图2. 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结构模型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研究通过对预留的2份访谈文稿进行逐字逐句的编码，反复对比编码结果，没有发现新的类属关系。由此，本研究认为编码范畴已达到了理论上的相对饱和状态，有关抽样和访谈工作至此可以结束。
5.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结果与讨论
5.1. 内部因素
5.1.1. 主体条件
主体条件是考察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基本出发点，主体的个人素养、身体状况和心理因素是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基本因素，对村干部数字能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个人素养的高低决定了村干部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发生变化时，是否能更快吸收数字信息和技术并做出反应。访谈发现，村干部素质各异，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接受能力的程度也不同。具备良好个人素质的村干部，往往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掌握更丰富的信息知识，从而达到理解数字相关概念和把握数字背后逻辑的基本条件。
当前全国村干部年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24]，但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的村干部老龄化依然明显[25]。在访谈过程中发现，部分地区村干部由于年龄较高，身体机能随之下降，这直接影响村干部对数字技术的学习和使用。
心理因素包括工作动机和自我效能两个方面。工作动机是行为的原动力，受村干部的职业认同感和工资收入影响。村干部对工作是否充满热情，是否认同自己的职业，直接影响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意愿。而工资收入则是现实条件，这会成为影响工作效率和积极性的障碍。自我效能是村干部在乡村数字化情境中，能否调动自身能量、处理数字工作和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目标的能力的信念。
5.1.2. 技术感知和应用
技术感知和应用表现为数字技术感知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数字技术感知表现为主体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数字技术应用则是指在工作中对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两者涵盖了数字态度、技术接受力和数字技术应用三个层面。
数字态度蕴含着村干部对数字事物的主观评价，而这种主观评价往往受村干部的安全意识和对数字技术的信任度等方面的影响。数字技术接受力本质上是数字接受模型的运用，指用户对信息技术所能接受的程度，是由感知数字的易用性和有用性决定的[26]。感知数字技术的易用性反映的是主体在主观上认为使用数字技术的难易程度。感知数字技术的有用性反映的是主体认为使用数字技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及生活便利性的程度，对村干部接受数字技术有正向强化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涵盖数字技术应用深度和数字技术应用广度两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深度强调熟练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广度则指在多个相关领域内技术的了解和应用，体现在将数字技术融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广泛能力，这更全面反映村干部的数字综合能力。
5.2. 外部因素
5.2.1. 支持可供性
支持可供性从外部向村干部数字能力发展提供保障，分别包括政府支持、社会组织支持和群众支持三方面，既着力于“物”的层面，同时也注重“人”在支持体系中的影响。
政府支持主要来源于政府政策引导以及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政府制定的乡村数字发展规划，为乡村的数字化建设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政策引导下提供的资金、人力支撑对干部数字建设信心起到重要驱动作用。此外，政府数字化转型促使基层干部采用数字化办公方式，并提升其数字技能，如网络化、电子化、数字化的办公方式转变要求学习使用电脑和上传表格，从而影响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能力。
社会组织支持指涉农高校及相关企业等社会力量对乡村数字建设方面的帮扶和支持，其中包括技术研发、培训服务等方面，从“物”的层面为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机会。一些社会企业致力于开发适合乡村的信息化平台，以助力乡村数字发展。而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基地，同样为乡村的数字化建设输送人才和技术服务。
群众支持强调以“人”为核心，主体是指参与乡村治理的村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民的数字认同，二是村民数字回应。村民的数字认同表现出村民在面对村务数字化过程中的态度和意愿，这也会影响村干部对数字工作的认知和工作积极性；数字回应是指村民在数字化时代，村民对数字化村务参与、民生服务等活动做出的一些系列反馈行为和举措。他们的数字回应受自身的数字素养限制，其产生的无效的反馈行为和抵触情绪也影响着村干部的数字工作的积极性。
5.2.2. 发展环境
发展环境是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外部客观因素，本研究从社会整体环境到独立的乡村环境视角，探讨外部环境对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影响，从战略环境、乡村数字基建和乡土特性三方面进行阐述。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推进对村干部的数字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这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村干部肩负着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重任，而作为乡村建设的“总负责人”，这不仅要求村干部具备扎实的数字技能，还要善于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村生产生活和治理等方面。而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也为乡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迎来契机。
在探讨影响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因素时，必须首先回答乡村数字基建“有没有”的问题，即乡村是否具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狭义上说数字基建是指乡村工作场所中需配备的网络设施、信息化设施和数字设备等，没有数字基建，乡村数字建设和村干部的数字工作就无从谈起。乡村数字基建与村干部的数字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基础设施到位，村干部才能开展数字工作。
乡土特性通常是指在乡村地区，由于其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和风格，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地域性。村干部数字能力正是内嵌于这一环境之中，但由于长期习惯于乡村生活，导致他们缺乏数字化思维以及使用数字信息等能力。例如有偏远地区的村干部表示“我们这一生几乎没有走出这个村镇的，现在生活好有机会走出去，但也不愿意出去了。”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的自身条件与数字技术的感知和应用因素，这决定了村干部是否具备接纳和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能力，外部因素包括支持可供性和发展环境，这为村干部提供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条件和机会。内外部影响因素相互支持，共同构成村干部数字能力影响因素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表现出动态特征，即随着数字乡村发展阶段的变化，该体系内部各构成要素也在不断变化的，这种能力动态性也说明村干部的数字能力不仅是必须具备的，而且还要不断地迭代升级。
6.2. 展望
未来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更应注重从内、外视角提升村干部数字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从内部视角出发主张村干部主体价值回归。乡村的数字化建设在国家行政强制力的有力推动下，现有政策多依循资源灌输式逻辑，乡村处于被动接受数字技术的一方[27]，大多村干部在数字行动过程中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未把握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本质与内核，这与村干部主体价值意识的缺失密切相关。未来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有机融合发展，必须依赖于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并依托数字环境的巨大潜力，改变主体的感知和认知[28]，以此实现主体价值回归。
从外部视角出发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本研究的多元主体即政府、社会组织、乡村群众三方。具体而言，乡镇政府应厘清自身角色，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要充分整合各类资源，积极引导和支持各主体参与治理实践。社会组织在提升村干部数字能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高校等社会组织在领导干部技能培训上起到显著作用。村民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主力军”，村民对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态度深刻影响着村干部数字工作和能力建设，注重村民参与数字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培养，发挥村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核心主体地位。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数字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24ycx1165)；西南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具身认知视域下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能力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22sx711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