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和城乡关系等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城市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生着危机。以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等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下重新探讨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主要分析了驱动城市空间生产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以及城市化与全球化等内容，阐释了资本主义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新发展和新矛盾。这一理论为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进入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价值。
2.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
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学者，最早比较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城市空间领域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后继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城市空间问题产生了极大影响。
2.1. 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最早阐释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
亨利·列斐伏尔是最早阐释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进行的开创者。他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从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走向空间生产批判，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空间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在传统意义下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空间，城市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成为一个重点和焦点，其快速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和秩序，原有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时空观念难以解释当下的社会生活，这可以说是列斐伏尔开始转向空间研究的动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与空间规划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实践，这一新的社会实践激发了列斐伏尔对城市和空间的思考，使其开始反思城市规划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对城市研究的延伸促使列斐伏尔进一步转向空间研究。
列斐伏尔曾表明：“有人选择其他梳理现代复杂世界的方式，比如文学、无意识或者语言。我选择空间，我的方法前后一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概念之中，我要努力揭示其全部的内涵。”[1]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建立于对“空间”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展开了空间维度的深刻批判。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首先对空间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界定，指出空间既不是仅局限于几何学、地理学或是建筑学的单纯自然哲学范畴的空间，也超越了康德将空间归属先验意识领域的局限。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2]，他着重强调了空间的社会属性。首先，社会空间是以自然空间为基础，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生产、加工出来的。随着人们对自然社会的改造，空间不断地与人类活动、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由客观存在的纯粹自然空间转向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其次，社会空间中存在着包括生物性生产关系和物质性生产关系在内的两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社会空间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治阶级通过社会空间巩固并维持现行制度，同时也会孕育出反抗现有生产关系的力量。因此，历史继承性是社会空间生产的显著特征，每一个社会形态都生产具有其自身特点的社会空间。再次，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同时必然产生新的空间，以空间视角、依据社会空间的不同性质可将人类社会空间历史划分为绝对空间、神圣空间、历史空间、矛盾空间以及差异空间六个形态。最后，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作为劳动产品，社会空间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之上，列斐伏尔对“城市”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生产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物质载体，同时也作为资本主义实现自身发展的载体。城市不再是仅有物质属性的社会关系的载体或容器，城市空间本身就能够实现再生生产力和孕育社会财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知识直接介入物质生产活动，生产正在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转向空间自身的生产。
在完成对人类社会空间的历史划分之后，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以及表征性空间三位一体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并在认识论维度将空间实践对应为感知空间、将空间表象对应为构想空间，将表征性空间对应为生活空间。空间实践是指人们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对具体场所和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现实的空间具象，其产物是可感知的空间形态。空间表象是指将空间看作是脱离具体空间形态的精神表象物，利用精神表象解释物质现实，与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利益，通过空间表述利用语言符号构想概念化的空间，并以此控制空间知识的生产，影响和支配现实空间的建构。表征性空间是指真实反映人们日常居住和使用的生活空间，是人们亲历体验的空间，突出了表征性空间的实践意义。而表征性空间也存在着语言符号，且多数并未脱离其指称实物，同时也与社会生活的神秘一面紧密相连，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此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他们通过反抗空间统治以谋求解放和自由，表征性的生活空间为社会底层群众提供了争取空间正义的场所，新的空间形态在其革命斗争下得以产生，因此列斐伏尔认为表征性空间的实践意义远重要于其象征意义。表征性空间的生活空间结合物质现实和精神想象，既是感知的又是构想的，是对前两项的超越和发展，亦是前两项的辩证与综合。“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三元辩证关系主要体现为：其一，空间表象主导空间实践，统治阶级控制下的空间表象介入并改变人们进行空间实践的过程，空间表象不仅解释着空间实践，更支配着空间实践；其二，表征性空间反抗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在象征意义上为空间实践描绘出未来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在实践意义上使人们获得真正的日常生活空间。列斐伏尔通过诠释“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三元辩证关系，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空间置于三者的辩证统一之中，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凭借资本空间生产延续其自身生存的奥秘。资本主义将空间视为政治性的工具，通过空间生产将生产生活的空间实践转换成具有功能导向的空间表象，将工具性、统治性隐藏于意识形态和语言符号的迷雾之下，以此实现延续资本主义生存及维护其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
2.2.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围绕集体消费研究城市社会运动
曼纽尔·卡斯特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在阿尔都塞学派的框架下，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机融合，试图构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体系，并以此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新领域。在此过程中，卡斯特构建了自己的城市系统，并将其概念归结为生产、消费、交换、行政和符号等要素。他认为构成城市系统的一系列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并通过空间结构将各要素联结起来。除了对城市系统进行结构性分析之外，卡斯特还十分重视城市政治的实践领域，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从生产领域为出发点研究社会问题，卡斯特更关注消费领域并由此出发研究当代城市社会。他认为在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交换、消费环节中，消费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在卡斯特看来，集体消费过程是城市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因此集体消费概念成为他构建城市理论的核心范畴。而消费领域中存在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则导致了城市社会运动。
所谓集体消费，卡斯特解释为其性质和功能只能由集体组织和管理实现而无法通过单独个体间的交易实现的特殊类型消费，主要指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得以实现的社会公共消费，如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等。由于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得私人资本无心生产社会消费产品，以及自由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由于个人消费不足而引发的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受经济危机冲击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步介入消费过程，由政府提供大部分的公共消费产品，消费由此日益呈现出集体化的特征。集体消费在表面上体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福利，但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国家间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国家干预集体消费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基本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通过政府投资保障私人资本的总利润率维持在基本平稳或是小幅增长的水平，为资本积累创设条件。然而，国家越多供给集体消费产品，各级政府收支就越不平衡，财政危机必然产生。在财政过度赤字的情况下，国家必然减少对集体消费的开支。一旦集体消费减少，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水平即会下降，劳动力再生产受到影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一系列城市社会运动。卡斯特认为，城市社会运动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紧密联系，若能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并以工人阶级斗争为基础，则能激发出极具革命性的潜在力量。
2.3.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大卫·哈维延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认识空间，其关于城市化的理论直接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之后，哈维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将不同学科进行整合的能力，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建构起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这一进程的科学而全面的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哈维逐渐从实证主义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转变。在他看来，地理学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之中，社会因素必然对其产生影响和形成制约。因此，哈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之基，将空间批判融入至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中，构建了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思想，从空间的视角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解释了空间如何进行生产并将空间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矛盾相整合，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之间的内在联系。
哈维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在空间视域下发现了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理论为哈维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中哈维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将通过投入资本到特定空间以创造地理差异、产生差异性空间，并由此塑造出不平衡地理环境，制造出不同区域之间的利润率差异，为资本创造盈利空间，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在遭遇危机时往往会利用不平衡地理环境，通过地理扩张与空间转移来获取超额利润。在哈维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积累在空间布局下必然呈现的结果，既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的城市现象，又是缓解资本过度积累所引发的危机的解决途径。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存在既有空间的危机和障碍只能通过新的空间生产来克服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选择通过城市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进行空间转移，并在新的空间内实现新一轮的资本积累，这种方法被称为“空间修复”。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还会选择将资本投入到长期项目中进行时间转移，通过延长资本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来缓和资本过度积累的趋势，这种方法被称为“时间修复”。这两种推迟和缓和危机的方式被哈维统称为“时空修复”。不平衡地理发展在通过时空修复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危机的同时，又进一步在更广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为资本自身的积累制造了矛盾和危机。这一矛盾主要体现为城市化进程中频繁恶性地改造城市空间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不平衡的空间结构引发的反全球化运动。哈维通过揭示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3.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核心观点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探讨了驱动城市空间生产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以及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等核心问题，旨在揭示城市化进程的动因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指明城市化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空间视角下的新的表现形式。
3.1. 城市空间生产关键的驱动因素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分析城市空间的生成，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重点考察了城市空间生产关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两大关键的驱动因素。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在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同时导致了同质化的空间表象生成，空间表象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下主导和支配空间实践，因此城市底层居民必须通过表征性空间的阶级斗争反抗空间统治，进而产生新的空间形态。卡斯特则认为集体消费作为资本过度积累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介入并干预消费过程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群众为满足需要和保障权益而进行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反馈，是政府对群众抗议和反抗的应对之策和安抚之计，以此来缓解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维系和保障资本主义所需劳动力的再生产。哈维强调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之间的相互矛盾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他认为目前阶级斗争主要围绕对城市空间的占有和支配问题展开，不同阶级在如何利用和控制城市空间问题上的不断冲突、争夺、协商和妥协的过程推动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住房和交通在内的城市建筑环境既为满足劳动力基本生活需要和劳动力再生产存在，又作为固定资本发挥其价值，因此其在内在逻辑上包含着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哈维指出“资本积累的产物以及地理空间中展开的阶级斗争反过来从根本上塑造了它们的动力学”[3]。
3.2. 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
由于城市危机日益严重和城市社会运动逐渐广泛，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分别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批判。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在对城市空间进行扩张和重构的过程中，满足人的需要与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之间存在着矛盾，集中体现在社会需要与资本要求对城市中心区域的需求和角逐之中。从促进人的发展的角度而言，城市中心应该是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文化中心，但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盘踞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却是各大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城市居民反而被驱逐至城市边缘生活。资本主义的城市发展牺牲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为夺回对空间的使用权和对日常生活的掌控权所做的斗争则形成了城市危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危机。资本逻辑下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反映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即“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4]。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的剖析理路为卡斯特、哈维对城市危机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卡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城市危机主要表现为集体消费危机。资本进行投资的首要目的是获取利润，而由集体消费的公共产品属于非盈利性的产品，其生产者是无法从中获取收益的，所以保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集体消费产品出现供给短缺。为了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维护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开始介入消费过程，对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进行干预。随着国家越多地供给集体消费产品，政府陷入日益增长的公共债务和财政危机。为应对此情况，政府只能通过削减社会公共开支以缓解当下危机，这又将再一次导致集体消费供给短缺，从而引起群众的抗议和反抗。因此，国家干预集体消费无法解决城市危机，而是将城市危机陷入了循环之中。
哈维则指出，城市危机是资本开拓新的空间进行积累必然产生的结果。首先，在资本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城市中心区域无法再吸纳相对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以创造新的价值时，资本会将目光转向城市边缘的郊区建设，城市中心区域的就业机会因此减少，从而导致城市居民的抗议和反抗，进而引发城市危机。其次，频繁恶性地改造城市空间，不断地重建城市，实则是对城市进行建设性的“摧毁”，或说是创造性“破坏”。城市建筑环境等长期的固定资产的贬值将对固定资产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进而波及到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城市危机。此外，城市空间生产离不开金融资本和信贷体系的支撑，由此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具有极大的风险性与投机性，城市的命运几乎任由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商业楼建筑商和金融资本的摆布。
综上所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几乎都认为城市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城市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注定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
3.3. 城市化与全球化
全球化的浪潮使得资源在更广的范围内流动、交换和整合，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城市化进程则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消费市场，为全球化提供了动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通过全球化的特征和现状分析了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首先，全球化导致城市规划和建设向同质化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扩散至全球，地方性差异消失。在金融资本和信贷体系的支持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如出一辙的空间形态，丧失了其地方特性。其次，全球化导致城市发展呈现不平衡的态势。这种不平衡既体现于城市间，也呈现在城市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工业资本由发达工业区向新兴城市化区域转移。此外，不断重构城市空间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导致城市中心区域聚集各种经济政治权力机构以保证资本的流通顺畅，居民则被排挤到城市边缘。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同时，工业和服务业也在向郊区转移，城市内部空间不断重构。最后，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信息化成为了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城市化发展在信息化的驱动下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总的来说，城市化和全球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研究城市化就离不开研究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全球化的区域化的研究。
4.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5]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新矛盾、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特征具有启示意义，为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进入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价值。
4.1. 应重视从空间视角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空间视角切入，通过将城市问题与生产方式相结合分析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鲜明特色。这一理论为分析中国城市发展和变迁现象拓展了空间角度，为建构和丰富新型城市化理论具有参考价值。在中国过往的城镇化理论当中，空间一直被视为城市发展的空间载体，即背景性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城镇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城市空间生产来理解，“土地财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公共事业的主要来源。在此过程中，空间逐渐资本化，城镇化被误解为土地的城镇化或是物的城镇化而偏离人的城镇化。因此，从空间视角分析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的实践过程是有必要的，建构和丰富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应当重视空间视角。
4.2. 以创新驱动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大多都认为，社会空间生产部门具有调动社会生产力、吸纳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以维持社会稳定等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将过剩资本引入固定资本和消费领域，通过供给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在表面上虽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实质上却使得城市居民生活状况陷入恶化–改善–再恶化的循环之中。由此总结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应发挥其自身的制度优势，实现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动力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在鼓励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要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发展动能。此外，也不能忽视资本对城市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应在政府加强对资本管控的条件下，继续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促进作用，使资本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
传统城镇化的观点认为，城镇化就是人口的转移、土地规模的扩张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城镇化速度快但质量却不佳，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空间扩张使得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和生活质量在不同程度上的问题层出不穷。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着重强调经济政治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忽视包括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多样性及其独特性等其他因素，由此被质疑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在反思和吸取传统城镇化重物轻人、重速度轻质量的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核心，坚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维护劳动者的根本权益，使劳动者公平共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4.3. 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认为，城市问题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全球化生产、国家政策战略以及区域间协调合作等其他空间维度的社会空间生产问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源浪费以及城市间发展失衡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与全球生产网络接轨，城市化高速发展也曾导致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大中小城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都存在明显差距，大城市规模扩张达到甚至超过了地理空间绝对扩张所能承载的上限，而中小城市与城镇则面临人口规模缩减、发展动力不足的挑战。因此，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应发挥制度体制机制优势，统筹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空间布局，破除城乡二元机制、减少城乡间的空间阻隔、畅通城乡要素相互流动，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振兴方面通过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在新型城镇化方面继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协同建设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