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哲学归根结底总是作为本质意义上的人学，其终极追问都是在为人的存在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在探究“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更加直接、彻底，它揭示了资本关系的实质，进而以全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旨趣。行至二十一世纪，尽管时代变迁，但资本原则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建制没有变，主体性危机在资本的扩张进程中不断加深。因此，仍有必要接续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理论研究，在马克思的指引下找寻走出困境的光明大道。
2. 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觉醒与主体资本化实质
近代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与探寻自身定位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动社会制度与哲学革命纵深演进。启蒙理性推动主体性原则在哲学上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启现代社会的大门，它们互为“盟友”是资本主义形塑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物质力量。
2.1. 理性：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科学理性的结果，同时作为理性的强大物质力量展开对宗教迷信和政治权威尖锐进攻，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之风已悄然形成。理性与主体性的“羁绊”就此展开，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通过演绎或实验，内在反思与外在实践后的理性结果，肯定了人的某些确定性观念为知识的普遍形式，并以此建构起客观世界的形式与意义。正如培根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理性确证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理性”向内确证了人的存在理由和主体性意义，这在笛卡尔哲学中得到了清晰的影像。“我思故我在”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第一次正式表述，对来源于感觉的外部世界普遍怀疑的思维活动，恰恰证明了“我”是存在的主体。怀疑与反思的启蒙理性祛除了上帝和信仰的存在意义，确证了“我”的主体地位。此后，黑格尔哲学更是把主体性原则推向“绝对”的地位，基于“实体即主体”重新建构了理性主义的世界图景。人是作为抽象的自我意识的人，事物、客体则是由自我的意识通过外化而设定的物性。“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 (p. 523)。”
人的理性对自然宇宙的神秘性与宗教礼法的权威性的祛魅，彻底将人性从物性和神性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于任何异己的力量，人作为主体被重新认识。
2.2. 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共谋”
理性作为一种现代精神特质，重新定位了人在世界的位置。但当启蒙理性作为一种“理性中心主义”规训着现代社会生活各领域时，就已然丧失了质疑与反思的精神内核，成为压制异质因素的专制话语。“启蒙理性在破除迷信的同时确立了对自身的迷信，在反抗权威中确立了自身的权威[2]。”理性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绝对力量。“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3] (p. 269)。”为实现增殖，资本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当生产目的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商品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存在都通过价值被磨平和同质化。资本作为这种价值抽象的最高点，一种同质化的抽象力量就生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商品揭示了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3] (p. 88)。
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注定了二者的“共谋”关系是历史的必然。双方彼此支撑、互相拱卫。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共谋”，建构起了一张巨大的同一性织网，一切物和人都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抽象统治而不自知。
2.3. 资本僭越为主体性存在
资本逻辑与绝对理性的联姻形成了一股无形的抽象力量，这种抽象力量通过“交换原则”和同一性的社会规则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马克思尖锐地揭示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 (p. 46)。在这里，资本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以此，资本将自身建构为“大写的主体”，一切存在都只是资本主体统治的对象客体，包括主体的人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沦为消极的、羸弱的、异己的客体存在。资本关系统治着人的关系，人的逻辑被淹没在资本逻辑的总体发展之中，人的主体性再度失落了。
3. 审视人的现代生存境遇：资本主体统治与人之主体消解
作为特定经济关系反映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目的，绝不是同古典经济学家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而是深入研究资本的实质，并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资本与人的矛盾。
3.1. 虚假主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得益于资本对一切社会关系的重塑，资本将人从以往强调血缘、地缘的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把人从对共同体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普遍承认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但是，当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关系的尺度时，人对以货币、生产资料等以物为表现形式的资本的追逐和迷恋程度就加深了。
首先，是资本与劳动的悖反逻辑下的劳动异化。劳动原本是个体自由可支配的活动，通过劳动可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和实现个体的发展。但当劳动与劳动资料分离，成为资本关系交易场景中的可变卖的商品时，劳动结果表现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5] (p. 158)的事实。劳动不再是对劳动者的人的本质的确证，反而作为一种奴役和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其次，资本关系下是人不得不接受物化的事实。尽管工人意识到了劳动异化的事实，但也不得不被继续当作工具。因为工人只有在生产并不断加强资本这一敌对力量，才能勉强活下去，如果资本家的工厂倒闭了，工人也无法存活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人就是处于越是生产得多，越是得到更少，越得要加强对资本依赖的状态。随着劳动力受支配于资本，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日益沦为劳动客体，呈现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的颠倒现象。最后，资本与科技的联姻使得人彻底沦为机器的附庸。“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 (p. 580)机器的自动化运作大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繁琐程度，但却是把工人固定在了某一生产环节上，单调、枯燥的去技能化的劳动方式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现代社会的人终于摆脱了传统社会对人的依赖，却又陷入“物”的驱使与奴役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境况与主体性实质。
3.2. 生存危机：资本主体对生命体的宰制与漠视
当资本僭越为主体，就实现了按照不断增殖的本性意志盲目地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资本把劳动者视为同生产资料一般的纯粹客体，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实际上是资本逻辑的具体规定，这是对生命体的人的宰制。
首先，资本主体对作为生命体的人的生存需要的漠视。劳动的界限不是以劳动者恢复正常状态所需时间，而是由达到劳动量的极限消耗来确定。资本完全漠视了人的生存作息、生长发育以及维持健康的基本需求。“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5] (p. 160)。”在资本面前，人的类特性被降格为动物性，人的作为人的生存、发展条件遭到威胁。
其次，资本主体对作为生命体的人的生存时间的侵占。当劳动量被用以劳动时间量化，资本与人的生命就因时间关联起来。工资的模糊界定、生产过程与增殖过程界限的隐匿，资本得以用剩余劳动时间篡夺劳动者的生存时间。机器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昼和夜的界限，24小时持续不间断生产成为可能，这极大地侵占了人的生存时间。时间的自然属性和属人性逐渐沦为资本属性。特别是现代社会的非物质劳动更加模糊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的界限。当劳动的形成变成抽象的脑力劳动，工作时间就会趋向于扩展到整个生活时间之中。一个主意或一个想法不仅会在你的办公室里出现，而且也会在你洗澡或做梦的时候出现。资本的压迫和剥削不再仅是瞄准了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而是企图侵占人的整个生命时间范畴。
最后，资本主体对作为生命体的人的生存空间的蚕食。空间是人的生命活动形式，不断扩大现有的生存空间得以丰富生命活动的开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空间只是服从资本逻辑的劳动场所。人长期局限于工厂或写字楼的空间范围之中，形成“劳动场所–生活场所”两点一线的固定活动轨迹。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曾详细记录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居住空间的悲惨境况，基本的卫生健康、伦理道德都无法得到正常保障。空间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影响致使“贫穷”代代相际。人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深深地打上“资本”的烙印，空间的属人性被消解了。
3.3. 主体意识危机：资本主体的隐性规训方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更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过程。意识形态的运行是资本主体隐性规训的方式，通过宣扬和建造平等自由的社会表象，使绝大部分人成为归顺的存在。
首先，资本主体以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观念粉饰社会物化的实质，个体面临主体意识丧失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宣扬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克服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人普遍以个体身份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活动也应验了人与人之间以平等地位和自主状态开展交易。但是，卢卡奇揭示了实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6]”。当劳动产品普遍化地成为商品时，就意味着人类劳动取得了等同的价值对象性的物的形式。人与人之间劳动的交换关系被蒙上了“物”的神秘面纱，仿佛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是独立于人的、商品自行主导的一场交换。拜物教的物质观念成为了社会关系的主导理念，普通个体深陷复杂的物相漩涡，在物化现象中逐渐形成的物化意识将主体的人推向主体危机中心。
其次，资本主体以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观念调和阶级对立，个体面临革命意识丧失的危机。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鼓吹的现代社会理想状态的政治口号，亦是用来调和阶级意识矛盾的工具。从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对于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面临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还很混沌，如恩格斯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中提到，“如果能够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7]。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意识形态谎言拉拢工人阶级，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温柔地调和阶级利益。与此同时，尚未形成彻底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在稍有一点好处和安逸的糖衣炮弹攻击下就缴械投降，盲目轻信资产阶级并深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漩涡，屈服于统治，将无产阶级推向革命主体的边缘。
最后，资本主体以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观念正在对个体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统治。在世俗化过程中，抽象统治并没有随之结束。丧失批判的精神内核的理性神话，联合资本以同一性原则对他者进行思维与现实层面的抽象统治。这种同一性观念压制着人们原本存有的批判性思维，使之成为肯定性思维的单向度的人。一味地接受现实、潜移默化地屈从现实的后果就是思想的空间被拉到同现实同一水平的位置，“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8]。消磨了个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磨灭了人的丰富个性。生活方式、需求爱好以及价值意识的同质化，每个人如同工厂流水线上按照特定标准加工出来的产品，作为人的丰富的个性差异消失了。
4. 共产主义愿景：资本主体的终结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称为“人类史前时期”，是由于这段时期的非主体性因素颠倒地居于主导地位，而人在其对象性活动中以不同形式发生和存在着“物役性”的历史现象。这是一切史前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狭隘性和历史性。与同时期哲学家的批判相比，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将形而上学批判统一于资本批判，并最终诉诸于革命的实践。换言之，批判的根本目的是建构，建构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在那里，将实现人的主体性重建与人的全面解放。
4.1. 主体重塑：现实困境中人的主体意识觉醒
当资本压迫与剥削到达一定限度、社会两极分化的鸿沟再无法弥补时，将首先迎来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之伴随的则是，革命阶级的意识觉醒与崛起。
第一，剥削的加重和生活的苦难激发工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反抗。土地私有化、封建手工业解体后的流浪时期，统治者和资本家以处罚和立法的方式强迫流民进入工厂手工业劳动。长达几个世纪的规训后，工人阶级逐渐麻痹在资本统治之下，好像生来就应该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压迫的程度只能是愈发加重，与资产阶级所享有的社会满足程度差距愈发显著、直观。届时仅仅是基于最直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差异，工人阶级便会开始质疑发问，思考自身的处境。当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意识逐渐觉醒，日益形成反抗斗争意识，他们便会开始频繁地组织运动以反抗资本过度剥削。暴力砸碎机器、捣毁工厂的“卢德运动”席卷资本主义各国，且持续了两百多年。这种自发性反抗活动是意识到作为主体的人的工人阶级表达对现实生活不满、期望改善生存困境的最直接的手段。
第二，经济斗争的挫败和阶级形势的洞悉激发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意识觉醒与崛起。事实是，能同时印出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经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更为完善的浆纱机诞生。工人的反抗事实上促进了机器的改良与大工业的发展，而改良了的机器又成为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周期性暴动的强有力武器。以经济斗争为目的的运动失败，警示工人阶级必须以阶级意识洞悉到经济结构的限度，紧张的劳资关系下是阶级利益的摩擦，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9]。革命斗争的紧迫性唤醒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将矛头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基。无产阶级不是天生的革命组织，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过程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的建构过程，需要阶级意识的觉醒、斗争经验的积累以及科学理论的指导。当工人阶级“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本身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3] (p. 493)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4.2. 动力重塑：资本的自我否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要求在生产量上的扩张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为此它设法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同时通过改进机器争分夺秒地开展生产。可以预见的事实是，“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比例。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内运动”[10]。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趋近于零的趋势下剩余价值递增率只会越来越少。同时，资本的自由竞争会形成不断消除超额利润的利润平均化趋势。另一方面，资本生产的盲目扩大与资本剥削的程度递增造成商品生产阶段与流通阶段的脱节，在全社会形成“生产过剩的瘟疫”。当资本能够实现增殖的比例已经很小时，资本似乎也就不再是资本了；当因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时，资本离彻底消亡也就不远了。资本增殖的本性最终带来资本自我否定，资本的内在矛盾隐含着最终灭亡的历史结局。
“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 (p. 557)。”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丧失了控制社会生产的能力，作为资本的对立面——劳动的无产阶级充分发挥革命的主体能动性的时机就到来了。社会秩序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统治才是工人运动的根本目的。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治联盟、无产阶级联盟等组织，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在恰当时机发动政治革命，用暴力夺取统治政权，打碎旧有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4.3. 社会重塑：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重建个体所有制
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资本原则的根本目的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从内部解构这个社会的存在方式，消除资本原则确立的历史根基，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资料的资产者私人占有，是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强行分离开来的经济体制；是劳动者将劳动力作为商品让渡给资本家后，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就不再是以劳动为基础，而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是资本家可以支配和统治物与人的资本所有关系。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要求。只有“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 (p. 47)，才能真正地消除剥削劳动、奴役他人的现象。
共产主义社会将重建个体所有制，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一方面，真正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又重新结合在了一起，从根本上消除了奴役与剥削的可能。另一方面，切实保护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个人参与劳动后都能占有社会总产品中个人产品的部分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体所有制既顺应了生产的社会化事实，又尊重了劳动的历史主体需求，是完全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经济体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将还人真正的独立、自由与平等，复归人的主体性。
5. 结语
现代社会资本僭越为主体性存在成为一切存在的原则与意义。马克思最先洞察到资本的虚伪性与自反性，他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度。资本主体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体的统治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否定和不断消解，在逐渐去主体化的过程中彻底沦为资本统治客体。为此，马克思通过对彼时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揭示，批判资本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确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愿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理论蕴含重建人之主体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和终极追求，根本目的是为救赎人类探索一条直抵更完善的社会形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