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亲密度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timacy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摘要: 为探讨家庭亲密度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学校归属感和拒绝敏感性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问卷法对20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学校归属感在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 拒绝敏感性在家庭亲密度和学校归属感之间起调节作用。与拒绝敏感性水平较高的青少年相比，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拒绝敏感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中更强。本研究揭示了家庭亲密度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对预防青少年抑郁具有启示意义。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mily intimacy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the role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0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sing a questionnaire metho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School belonging serves a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family closenes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2) Rejection sensitivity mod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loseness and school belonging. Compared to adolescents with higher level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family closeness on school belonging is stronger among adolescents with lower level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losenes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offering insight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1. 引言

在青少年群体中，抑郁症已成为最为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其预防与辅导工作已跃居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地位(俞国良，2022)。抑郁是一种典型消极心理，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和无价值感等(Beck & Haigh, 2014)，不仅会引发睡眠障碍、食欲减退等生理反应，还可能诱发严重的自我伤害乃至自杀倾向(沈友田等，2018)。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体成长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从儿童向成人的转变。此阶段，身体与心理发展的非同步性，加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因素交织作用，共同构成了抑郁症高发的原因(张晓鸣等，2020)。抑郁症发病率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显著攀升，提示关注青少年抑郁症的紧迫性与全球性(Wilson & Dumornay, 2022)。

在探讨青少年抑郁的成因时，家庭因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点。家庭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第一环境，与其他家庭变量如家庭教养方式、亲子互动等相比，家庭亲密感更能衡量整体家庭氛围(魏灵真等，2021)。家庭亲密感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具体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接纳、相互支持等(张玥，2019)。依据情绪安全理论，一个缺乏成员间紧密联系的家庭环境会削弱个体的情感安全感，进而诱发包括抑郁在内的负面状态(Davies & Cummings, 1994)。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家庭亲密度对青少年抑郁有重大影响，家庭亲密度低的青少年抑郁程度往往更高(Lin & Yi, 2019)。家庭亲密关系对心理健康很重要，它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纽带，能够有效降低青少年群体中的抑郁症状程度(王鉴等，2020)。也有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高的青少年往往拥有更强的心理韧性和更少的心理问题(Wang et al., 2019)，包括抑郁。鉴于此，本研究假设一：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呈正相关。

学校作为青少年成长历程中仅次于家庭的关键微观生态系统(Bronfenbrenner, 1979)，对青少年个体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不仅关乎其短期的学业成就与社交能力，还对其长远的心理成熟与人生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Crosnoe & Benner, 2015)。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学校不仅是家庭之外的核心生活与学习空间，更是他们获得归属感的关键场域(Baumeister & Leary, 1995; Slaten et al., 2016)。学校归属感，这一概念通常被界定为学生在学校社群中感受到的接纳度、尊重感与支持氛围的集合体现(Allen et al., 2016)，它不仅是衡量学生校园生活与学习质量的重要标尺，还是人类基本心理需求体系中的核心一环。依据Maslow (1964)的需求层次理论，归属感的满足被视为实现更高层次追求的前置条件。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深层次的归属体验对抵御抑郁情绪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Baskin et al., 2010)，而归属感的缺失则往往映射出人际互动的失调状态，进而显著提升了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刘勇等，2021)。研究发现，更高的学校归属感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功能(Vaz et al., 2014)，拥有强烈学校归属感的学生往往展现出更高的幸福感水平(Arslan, 2018)，其心理健康状态更为稳固，积极情绪体验更为丰富(Oberle et al., 2011; Tian et al., 2015)。反之，较低的学校归属感则与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紧密相关(Carpiano & Hystad, 2011)。同时，已有研究表明，高家庭亲密度能正向预测学校归属感的形成(赵占锋等，2017)。基于此，提出假设二：学校归属感在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拒绝敏感性是一种在社会互动情境中体现出的心理特质，具体表现为个体倾向于预先持有消极观念，将来自他人的信息解读为潜在的拒绝信号，进而对这类暗示拒绝的线索展现出异常的敏感性与过度反应倾向(张雯等，2021；郑沁怡等，2020；Ding et al., 2020)。相较于儿童或成年人，青少年群体更易表现出高水平的拒绝敏感性(张莹瑞，李涛，2013；Sebastian et al., 2010)。拒绝敏感性理论认为，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倾向于将中性和模糊的社会线索一同理解为有意的拒绝，因此产生消极情绪状态和消极人际关系(Kraines et al., 2018; Norona et al., 2018)。相比之下，那些对拒绝持低敏感态度的个体，在遭遇社交排斥时，能够展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与行为反应，他们往往拥有更高的自尊与自信水平(张莹瑞，李涛，2013)。据此可以推测高拒绝敏感性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在家庭和学校中感到被排斥和忽视，从而导致他们对家庭亲密度和学校归属感的感知降低，这种感知的降低进而削弱了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的正向影响；而低拒绝敏感性的个体不易将信息误解为拒绝，能够更客观地理解他人的行为和言语，所以他们更能感受到来自家庭与学校的温暖与支持，从而增强家庭亲密度和学校归属感的主观体验，进而增强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假设三：拒绝敏感性在家庭亲密度与学校归属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来深入探讨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学校归属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拒绝敏感性的调节作用。以此探究青少年抑郁产生的内部机制，为有关部门或团体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抑郁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Figure 1. Results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图1.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初一至高三的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14份，排除缺失性作答或规律作答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93.46%。被试平均年龄15.66岁(SD = 1.48)，其中男生83名(41.50%)，女生117名(58.50%)；城市57名(28.50%)，农村143名(71.50%)；独生39名(19.50%)，非独生161名(80.50%)；初一20名(10.00%)，初二19名(9.50%)，初三31名(15.50%)，高一42名(21.00%)，高二71名(35.50%)，高三17名(8.50%)。参与者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

2.2. 测量工具

2.2.1. 家庭亲密度量表

采用由费立鹏等人1991年修订的中文版FACES量表中的家庭亲密度分量表，此量表共16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依次代表1~5分，其中13题至16题反向计分，分值相加即为家庭亲密度总分。学生所获得的总分越高，则表示家庭亲密度越高。该量表总体的克隆巴赫系数α值为0.916。

2.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 (1977)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该量表共包含2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代表1~4分，其中4、8、12、16题反向计分，总分得分范围为20~80分，得分越高反映被试的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中文版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数α值为0.899，信度良好。

2.2.3. 学校归属感问卷

采用徐坤英(2008)中学生学校归属感问卷，有24个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代表1~5分，其中21至24题反向计分。分数越高，学校归属感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数α值为0.939，信度良好。

2.2.4. 拒绝敏感性问卷

采用李霞修订的拒绝敏感性问卷(2007)。量表共18题，采用5点计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依次代表1~5分，其中1、2、4、9、10、17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拒绝敏感性越高。拒绝敏感性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80，信度较好。

2.3. 程序与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3.0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皮尔逊相关法来分析４个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Process程序的Bootstrap法来检验中介和调节作用(Bolin, 2014)，设置抽样5000次，采用95%置信区间。同时，在我们的分析中将性别(0 = 女性，1 = 男性)作为协变量处理，控制了性别可能对青少年抑郁产生的影响。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发放的问卷均由中学生进行回答，考虑可能具有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判断。结果显示，共有19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解释了73.471%的变异，且第一个因子仅仅能够解释20.631% (<40%)的变异量，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不存在明显的数据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

3.2.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显示了本研究中关键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矩阵。家庭亲密度与抑郁(r = −0.299, p < 0.01)呈负相关，与学校归属感呈正相关(r = 0.502, p < 0.01)。青少年抑郁与学校归属感呈负相关(r = −0.352, p < 0.01)，与拒绝敏感性呈正相关(r = 0.504, p < 0.01)。此外，家庭亲密度、学校归属感、拒绝敏感性和抑郁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3.845 (SD = 11.509)、81.670 (SD = 17.052)、56.680 (SD = 8.867)和40.382 (SD = 9.761)。

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tudy variables (N = 200)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N = 200)

项目	M ± SD	1	2	3	4	5
1) 性别	1.59 ± 0.49	-
2) 家庭亲密度	53.85 ± 11.51	−0.10	-
3) 学校归属感	81.67 ± 17.05	−0.15*	0.50**	-
4) 拒绝敏感性	56.68 ± 8.87	0.32**	−0.09	−0.02	-
5) 抑郁	40.38 ± 9.76	0.21**	−0.30**	−0.35**	0.50**	-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 = 0，男生 = 1；*p < 0.05，**p < 0.01，***p < 0.001；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下同。

3.3.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采用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4 (简单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学校归属感在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控制性别之后，家庭亲密度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β = −0.30，t = −4.41，p < 0.001，95% CI [−0.43, −0.17]；家庭亲密度通过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抑郁的间接影响也是显著的，β = −0.16，t = −2.10，p < 0.05，95% CI [−0.31, −0.01]；家庭亲密度可以显著预测学校归属感，β = 0.48，t = 7.88，p < 0.001，95% CI [0.36, 0.60]；并且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抑郁也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25，t = −3.28，p < 0.01，95% CI [−0.40, −0.10]。同时，对学校归属感的中介效应进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结果表明学校归属感在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到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0.1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47%，且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上、下限均不包含0 (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ool belonging

表2.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变量	效应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学校归属感	总效应	−0.30	0.07	[−0.43, −0.17]
	间接效应	−0.14	0.05	[−0.23, −0.05]
	直接效应	−0.16	0.08	[−0.31, −0.01]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下同。

3.4. 拒绝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采用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的Model 7 (中介模型前半段受到调节)检验拒绝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在控制了性别之后，将拒绝敏感性纳入回归方程模型，家庭亲密度和拒绝敏感性的交互项对学校归属感的预测作用显著(见表3)，β = −0.13，t = −2.54，p < 0.05，95% CI [−0.23, −0.03]，说明拒绝敏感性调节家庭亲密度通过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前半路径。

此外，我们绘制了简单斜率图(图2)来解释拒绝敏感性的交互模式。结果表明，对于低拒绝敏感性的青少年，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61，t = 8.01，p < 0.001；而对于高拒绝敏感性的青少年，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35，t = 4.19，p < 0.001，但正向预测作用相较于低拒绝敏感性减弱。综合来看，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的预测作用随个体拒绝敏感性的提高有降低的趋势，即对于不同拒绝敏感性水平的青少年而言，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的影响效应不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ests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1：效标：学校归属感			方程2：效标：青少年抑郁
预测变量	β	SE	t	β	SE	t
性别	0.23	0.13	1.76	−0.32	0.13	−2.42*
家庭亲密度	0.48	0.06	7.88***	−0.16	0.08	−2.10*
拒绝敏感性	0.04	0.06	0.70
家庭亲密度 × 拒绝敏感性	−0.13	0.05	−2.54*
学校归属感				−0.25	0.08	−3.28**
R²	0.29			0.17
F	19.83***			13.28***

Figure 2. Rejection sensitivity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timacy and school belonging

图2. 拒绝敏感性在家庭亲密度与学校归属感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图

4. 讨论

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力，即家庭关系越亲密，青少年罹患抑郁的风险越低，这一发现与情绪安全理论不谋而合(Davies & Cummings, 1994; Roley et al., 2014)。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首要微观环境，其重要性无可替代。一个亲密的家庭氛围，能够积极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有效减少其面临内外化问题风险的可能性。

研究显示，学校归属感在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而言，家庭亲密度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水平，还通过学校归属感这一间接路径，对抑郁产生影响。在中介机制的前半路径，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一发现与前期研究结论相吻合(孙小玉，2014)，进一步印证了家庭环境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学生若拥有较高的家庭亲密度，其在学校环境中展现出的主观体验往往更为积极乐观；而在亲密度较低的家庭环境中，成员间关系显得疏离，缺乏温情，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孩子更易形成孤僻的性格特征，并在学校生活中体验到较低的归属感。在探讨影响机制的后半段路径中，我们发现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与先前研究的结果相一致(Carpiano & Hystad, 2011)。具体而言，较高的学校归属感伴随较低的抑郁倾向，而低归属感则可能加剧其抑郁症状。

研究还发现了拒绝敏感性在“家庭亲密度–学校归属感”这一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拒绝敏感性可显著调节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的影响，即相较于具有高拒绝敏感性的青少年，家庭亲密度对低拒绝敏感性青少年的学校归属感的预测作用更强。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倾向于将模糊信号解读为拒绝信号，且在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遭遇困难，这导致他们在社交互动中更易采取消极行为，并积累负面经验(Romero-Canyas et al., 2010)，面对相似情境，他们更可能采取回避与退缩策略，从而加剧情绪上的困扰(Casini et al., 2022; Schunk et al., 2023)。既往研究显示，高拒绝敏感性常与低自尊并存(Bungert et al., 2015)，过往的拒绝经历可能引发自卑感，使个体认为自己难以被他人接纳，进而展现出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以及更为强烈的自我困扰与自我否定倾向(李志勇等，2019；孙晓玲，吴明证，2011；周海明等，2014)。因此，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很难感受到较高的家庭亲密度和学校归属感。由此，要提高青少年的家庭亲密度和学校归属感从而预防青少年抑郁，降低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是非常必要的。

本研究也确实存在一定局限：其一，在样本选取上，我们采用了方便抽样法，样本范围有限，样本数量也不是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样本的广泛代表性，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纳简单随机抽样策略，扩大样本范围、增加样本数量，以增强样本的普遍性与说服力。其二，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难以严格确立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的因果联系。为此，后续研究应探索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设计等手段，以更确凿地验证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症状的因果效应。最后，测量工具量表是基于自我报告的方式，因此可能受到被试主观感受、记忆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测量结果存在主观性偏差。为了减轻这种偏见，未来的研究应该采用多种评估方法，例如家长和教师的报告。

5. 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1) 家庭亲密度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 学校归属感在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拒绝敏感性在家庭亲密度和学校归属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即与拒绝敏感性水平较高的青少年相比，家庭亲密度对学校归属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拒绝敏感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中更强。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