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现代汉语中的“数 + 量 + 形”结构(下文简称“数量形”或“数量形结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田文玉(1985)分析了“一 + 量”结构充当状语修饰谓词的现象。他认为“一 + 量”状语修饰形容词，在语义上并不表示确实的数量，而是与形容词一起具备共同描写主语的作用[1]。这里的主语通常由表物的名词，表地点的名词，或表方位的名词、结构来充当。陆俭明(1989)也关注到了量词修饰量度形容词这一现象[2]。刘焱(2004)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一 + 量 + 形”组合的认知基础[3]。两个相似认知范畴间的“投射”(mapping)构成了隐喻的发生机制。譬如，人的基本情感与特定表情、生理变化具有对应性，像“一脸茫然”、“一脸紧张”等组合的认知基础，就是心理情感“茫然”、“紧张”与脸部表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转喻的认知框为“范畴–特性”，如“一身白”中的“白”其实是指“白颜色的衣服”，这里用“白”这一颜色特性转指范畴“衣服”。何晓霞(2007)对“一 + 量 + 形”结构做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4]。包括量词与形容词的双向选择，“一 + 量 + 形”结构的句法、语义问题，“一 + 量 + 形”结构的衍生动因等，并且制作了常用量形搭配表。余瑞雪(2009)注意到了“数 + 量 + 形”结构中数词的选择和语义差异，并且对“数 + 量 + 形”结构的基本语法功能及相关分布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分析，同时还就该结构的修辞特点进行了阐释[5]。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汉语学界不少学者关注到了“量词修饰形容词”的现象，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目前仅有何晓霞(2007)、余瑞雪(2009)等少数学者简单列举了“数 + 量 + 形”结构能够出现的句式[4] [5]，但没有充分说明该结构与典型数量结构“数(任意) + 量 + 形(可分析性)”的语义差异，也未关注到“一 + 量 + 形”结构使用频增，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构式，越来越凸显出形式和意义上的独特性。以及新的“一 + 量 + 形”结构生成的修辞动因、生成机制、生成过程等均没有深入的探讨，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此作出进一步探讨和解释。
2. 非常规组合“一量形”的构式性
本文认为“数 + 量 + 性”结构一般存在两类：一类是用来度量的，如“一人高、三尺长、五斤重”等，这是一种具有汉语类型特征的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一类不是用来度量的，如“一丝凄凉、一片光明”等，这种偏离规约性计量使用的“数量形”结构大量运用于语言系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推导性，其语义语用特征呈现出某种特异性。例如：
(1) 忽然他的心一翻，一阵惊恐袭来，思索着，回忆着那从小抚养他长大成人的鞠县长。(曲波《林海雪原》)1
(2) 康妮显得有一丝紧张，“既然你累了，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卫慧《上海宝贝》)
(3) 岂知傻姑浑浑噩噩，向来并没甚麽愁苦烦恼，须知情由心生，心中既一片混沌，外感再强，也不能无中生有，诱发激生。(金庸《神雕侠侣》)
(4) 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例(1)~例(4)中的“一阵惊恐”、“一丝紧张”、“一片混沌”、“一段坎坷”虽采用了“数 + 量 + 形”结构的形式，而与一般的“数 + 量 + 形”结构，如“一人高”、“三尺长”、“五斤重”等相比，具有浓厚的修辞色彩，包含着特殊的非常规量形搭配形式。
根据刘大为(2010)对构式系统的区分[6]，常规“数量形”结构属于语法构式，而以上诸例例示的“一量形”结构属于修辞构式(rhetoric construction)。这种非常规的量形搭配结构与语法构式“数量形”相比，在构件(construction component)和构体(construction body)特征上都存在着差异。就构件特征而言，作为修辞构式的“一量形”，其构件“数”局限于数词“一”。而语法构式“数量形”的构件“数”不受限制，对数词具有开放性。基于此，为叙述方便，下文将这种修辞构式径称为“‘一量形’构式”。就构件关系而言，“量”“形”之间的搭配关系在语法构式中是规约性的，而在修辞构式中是临时建构的。就构式整体性意义而言，语法构式“数量形”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修辞构式“一量形”多用以对“形”进行形象的描写和意象的勾勒，使其实体化、形象化、生动化。
由此可见，“一量形”虽依托于语法构式“数量形”，但已经结构化为一个具备新的形义匹配关系的构式，形成了具有图式性结构并呈现出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构式，即作为一个修辞构式而进入构式库中。如上例，“惊恐”、“紧张”、“混沌”、“坎坷”这些抽象无形、难以捉摸的性状通过“一 + 量”的修饰而形象展露、具体生动，从而在表情达意的同时传递出一种真切的形象。
可见，它的性质已跨出数量构式的范畴。根据构式语法理论，构式即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我们把上述结构称为“一 + 量 + 形”构式。而这一构式是如何在数量构式“数 + 量 + 形”的基础上逐渐走向质变并加以定型化、构式化的？促成其质变的修辞动因及其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又是什么？本文试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3. 修辞构式“一量形”的修辞动因
3.1. “一量形”构式的主观性计量
根据李宇明(2002)的量范畴理论，语言世界的量范畴可区分为主观量(带有主观评价的量)和客观量(不带有主观评价的量) [7]。在语法构式“数量形”结构中，“一 + 量 + 形”结构表示的是性状的客观量，因此，数词“一”是真正的计数单位。根据计量的需要，数词“一”可以自由地替换为其它数词，构成“N + 量 + 形”结构，表达客观实际的量性。比如：“一块红~两块红”，“一米高~三米高”，“一指宽~四指宽”。因此，表客观计量的“一 + 量 + 形”结构只是同类“数 + 量 + 形”结构中数词为“一”的特殊一类。与语法构式“数量形”的客观计量不同，“一 + 量 + 形”结构表示的是性状的主观量。此时，数词“一”仅是占据了数词的位置，而不是真正的计数单位，不代表实际确切的量性。在结构中，“一量”整体已经融合成为一个量词性结构，而不再是一般的数量结构。因此，主观计量时一个突出的形式标志就是数词仅限于“一”，不能被替换为其它任何数词。
首先，“一量”语义表现为主观大量，例如：“一肚子烦闷”、“一屋空虚”、“一辈子愁苦”。因为“一”在认知上可以被看作为“一个整体”、“整个”，所以“一量”就具有了“满”的意思，如：“一脸”表示性状占据全脸的范围——“一脸无奈”。
同时，“一量”语义也能表现为主观小量，例如：“一抹忧伤”、“一缕惆怅”、“一丝哀怨”。“一”又代表了自然数中最小的一个数值，因此又可以代表“极少”的量，如：“一丝”表示性状极少或极小——“一丝恐慌”。可见，此时的“一量”整体具有了“满”或“少”的语义特征，所以不再允许有“两脸”、“三丝”这样的结构出现。
综上，“一 + 量 + 形”结构语义区别于语法构式“数量形”结构，“一 + 量”短语多表示对形容词性状的主观计量。此外，主观计量中渗入了说话人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对性状全量或微量的判定，都是主观情感作用于认知判断的结果。可见，“一 + 量 + 形”结构在计量功能之外，还能够使说话者的情感表达得到增容，达到修辞化的语言表达效果。
3.2. 性状空间化——形象化和具象化
根据王文斌(2013)指出，汉语大部分的量词在发挥对事物进行计量功能的同时，还对接受计量的事物进行形状及其离散型方面的描述，而事物的形状及其离散性则是事物空间性的典型表征[8]。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语法构式“数量形”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修辞构式“一量形”多用以对“形”进行形象的描写和意象的勾勒，使其实体化、形象化、生动化。
量性特征是形容词的突出特征，“一量”短语通过凸显量词的空间性特征实现对形容词的计量功能。“空间化”一方面使计量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还暗示了空间本身的特征和内容。空间形体是具体的，数量范畴是抽象的。因此，用物体所呈现出的空间形体来直接指代“数量”，给予物体量性上的范围，是符合基本认知思维的。许多名量词都具有这样的空间性，其中以摹状量词和器官量词为典型代表。它们在修饰名词时往往是通过赋予名物以空间范围来间接计量的，如“一块布”、“一脸灰尘”。虽然形容词性状是连续的，没有明确的关节点，因而相对于离散的名物来说，空间性较弱，但还是同样可以获得相对模糊的空间性。比如我们不能说“一个红”、“一只红”，但可以通过说“一片红”、“一抹红”、“一树红”，赋予“红”这个性状以具体的空间性。因此，“空间化”过程在使性状获得量性特征之外，同时通过这种“取象”过程将性状的量性特征以空间形体的方式外显化，有助于我们直观地认识和把握性状。对于具体性状来说，“空间化”旨在凸显性状自身的形态特征，使性状由平面转为立体形象化。对于抽象性状来说，“取象”本身就是通过隐喻途径认识性状的必要手段，它将性状由抽象转为具象化，使其成为具体的、可感知、可描述的对象。例如：
(5) 而为了促销，经常是折扣战打得一团混乱。(1994年报刊精选06期)
(6) 听到这些话，我又泛起一缕哀伤和一份感动。他这么偏爱写稿，却没有一丝有关稿件的事情。(贺小钢《“虚荣”而朴素的愿望》)
在例(5)和例(6)中，量词“团”和“缕”通过空间化为分别为“混乱”和“哀伤”这两个性状赋予了形象性和具象性——团状和细长条状，使它们具有了直接的可感可及度，形成了虚拟的意象图景。较之于没有量词修饰的单一表达，这类意象图景使我们在认知的过程中，仿佛真正体验、经历到了那种混乱的场面一人、货物等团成一团的景象，也仿佛真正看到了哀伤像丝线般一缕一缕难以理清和剪断的样子，在获得原始认知体验的同时，加深了对性状的把握。
4. “一量形”构式的生成机制
4.1. “一量形”构式的转喻生成机制
毛帅梅(2009)从转喻的规约化程度角度提出“常规转喻–即时转喻”连续体分类模式[9]。他认为，顺应当时语境所产生的临时性转喻表达属于即时转喻，位于连续体的一端；而已经完全在语言或认知上约定俗成了的转喻表达划归为常规转喻，位于连续体的另一端。本文依照毛文标准，探讨修辞构式“一量形”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类转喻机制。
4.1.1. “一量形”构式的常规转喻生成机制
根据语义一致性原则，构件“量”最好能体现出构件形容词的语义指向，在生成“一量形”构式时，语言使用者主要发挥常规转喻机制的作用使得量词与形容词的语义主角发生关系。例如：
(1) 说到夜莺，曹桂林一脸兴奋。
(2) 那小丫头哭得一脸伤心，听了落依稀的话，意识到自己似乎失态了，立马擦干眼泪。
例(1)涉及到“整体——部分”的转喻关系，“脸”是主语“曹桂林”的一部分。Lakoff & Johnson (1980)认为，以脸部转喻人的整体是一个最自然的认知策略[10]。也就是说，由于脸部是人最重要、最凸显的特征，情感性状的呈现在脸部是最容易被人识别的。因此在“一量形”构式中，语义起点是形容词“兴奋”，将这种主观感受借助器官量词“脸”展现出来，即“整张脸都充满某种情感”，达到一种强调主观大量的表达效果。
例(2)中小丫头因为伤心而哭了出来，主语的情感“伤心”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哭”也构成了“原因——结果”的转喻关系。因为人产生了情感，当其需要在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表现出来时，这个身体部位便借用为量词，反映出情感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某个面部表情)。
4.1.2. “一量形”构式的即时转喻生成机制
基于即时转喻生成的“一量形”构式是言语使用者为顺应当时语境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应变性语用策略它们应语境而生，其识解也较大程度地依赖于语境，即它们往往需要以一定的语境或故事场景作为认知背景。因此，构件“量”的那些原修饰对象往往会出现在这个认知背景中。此外，“一 + 量”短语所要修饰的形容词必然有一个宿主，就是该场景中的某一人物。例如：
(1) 少女(人物)在心情凄凉(情感)时看到微弱的灯火(原修饰物)。
(2) 农民伯伯(人物)看到丰收的庄稼(原修饰物)使心情更为愉悦(情感)。
在物理关系上，这个人物与原修饰对象在空间关系上一定是处于邻近状态的，在心理关系上，人物的内心情感必然与原修饰对象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系联一对象引起或加重了这一情感体验。因此，人物的情感性状与原修饰对象之间就建立起了转喻的基础：空间上的邻近关系和心理上的因果关系。基于这两种邻近关系，我们可以进行认知关系的重组，转借原来只修饰特定名物的量词来修饰人物的内心情感，使之成为新的修饰对象——形成“一盏凄凉”、“一排喜悦”这样的表达，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这种转借主要是基于特殊语境、依赖即时转喻模式，从而改变认知关系来实现的。
4.2. “一量形”构式的隐喻生成机制
在修辞构式“一 + 量 + 形”中，量词的搭配特征会传导给新的修饰对象，强制性地使性状具有了原修饰对象的一些特征——这其实也是一个新的隐喻过程的建构。不是直接建立隐喻，而是由于共有量词的中介作用，间接地为抽象性状与具体实物之间建立隐喻关系，使我们经历一个“蒙太奇式”的动态的认知过程。根据刘大为(2001)，在隐喻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不会把本体和介体的形象完全等同起来，那种把两者完全分开的还原式的理解也是不可取的[11]。最好的理解方式是一种“蒙太奇式”的认知过程——即意识存在于两种形象的碰撞交融中，在两种经验之间摆动游移。事实上，这种蒙太奇式的认知体验也就是一个通过经历具体经验来获得抽象经验的过程，更是陌生化审美效果的集中体现。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例：
(1) 码头上打死人的事倒是常有的，说与平常不一样，大概因为这次是工人闹的事。不知道是之前受了什么样的罪，那工人在扛米上船的时候，猛一转身就将一袋愤懑砸向了肥耳的工头。(林一娟《谁的故事》)
例(1)中，“袋”原是修饰可袋装实物的容器量词，在上下文中出现的这个原修饰物是“米”，即“一袋米”。码头工人在扛米上船的过程中，原先一直对工头存在的“愤懑”之情被激发加重，于是就将一袋米砸向了工头。通过隐喻机制，形成了“一袋愤懑”这样新奇的表达。紧接着，我们在“蒙太奇式”的认知体验过程中，仿佛看到米袋里真的装了一袋子“愤懑”——沉重、强烈、无处释放，至此全部发泄在了工头身上。这种奇特的认知体验给了我们陌生化的审美愉悦，同时这种创新的表达完全能够接受逻辑和理性的解释。
4.3. 概念整合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在意义的建构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属于不同认知域的心理空间，可称为输入空间(input space)，通过并置、融合或整合形成一个新的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同时，整合空间并不仅仅利用输入空间，它本身也表现为新的、动态呈现的概念结构，形成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原输入空间的概念结构[12] [13]。
本文认为，修辞构式“一 + 量 + 形”也能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其中量词和情感形容词形成两个输入空间，“一 + 量 + 形”结构是对二者概念的合成。如：
(1) 当看到本子上记载的人名后，张吉兆的心情不是充满了案件突破后的喜悦，而是更加感到沉重、痛惜，并掠过一丝不安。(1994年报刊精选)
(2) 说完两眼低垂，一脸悲伤的样子，显得十分自然。(莫泊桑《漂亮朋友》)
例(1)“一丝不安”中的量词“丝”，是由名词转化而来的，其作为量词的本义是把计量对象形成的形状(细线状)作为计量单位，原本是计量物体在某种状态下所形成的形状，如“一丝头发”“一丝西瓜”等。“丝”构成的量词空间中保留了形状义以及少量的特性。由“不安”构成的形容词空间提供一种表示人的消极情感特性，是发自于人的内心感受。两个输入空间原是修饰不同的空间域，经过空间压缩后形成一个整合空间，合成一体，用来形容人情感上不安的程度，见图1：
Figure 1. Network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a trace of unease”
图1. “一丝不安”整合的网络图示
例(2)“一脸悲伤”中的量词“脸”表示人的身体器官，这里借用为名量词，通过转喻构成量词空间，具有表主观全量的特性。“悲伤”构成形容词空间，表示发自于人内心的情感体验。显然，两个输入空间源自不同的地点，为了克服它们的空间分离，这两个输入空间就被压缩，形成一个新的整合空间。这个整合空间使我们将人的内心情感与反映在脸部的表情联系起来。见图2：
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a face full of sadness”
图2. “一脸悲伤”整合的网络图示
概念整合反映人类的思维活动，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认知活动。这种由两个以上的空间整合并产生新空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概念化过程，是利用旧知识、旧经验形成并理解新概念、新经验的过程。现代汉语中“一量”修饰情感形容词，概念整合机制发生了一定作用，通过隐喻、转喻以及跨空间映射，形成了新的概念，从而构建新意义。
5. “一量形”构式的生成过程
在修辞构式“一量形”的生成过程中，一方面受到语法构式对构件的框定作用，具有框架依赖性(frame dependence)，语法构式“数量形”为修辞构式“一量形”提供了一个语法框架和背景性意义、功能，框定了构件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基础性语义要求，对能够进入的构件进行了一定的条件限制[14]。另一方面在特定的语境中，语言使用者可以调变构件与构件之间的关系，打破语义条件限制，在线性序列上实现为超常组合关系，当调变事件不断地重复发生，便有可能影响构式形义匹配关系的变化，从而概括出新的图式性修辞构式。整个过程存在构体对构件的“招聘”和构件向构体“求职”的双向合力互动机制[15]。
基于以上修辞构式“一量形”的语义认知与生成机制，我们将“一量形”构式的生成过程描述为：
A) 汉语语法系统中存在语法构式“数量形”，对形容词进行计数和分类。其中量词(名量词)和形容词之间存在规约性的搭配关系。→
B) 提取“数量形”语法构式。→
C) 语言使用者由于“主观性”修辞表达需求，选择数词“一”进入数词槽位，而依托于“数量形”语法构式的型式框架和功能，调变构件“一 + 量”短语来实现主观性计量功能。→
D) 受特定语境因素促动，在线实现量、形的语义组合，创造出“一量形”修辞构例投入交际使用。→
E) 不同“一量形”修辞构例的结构化重复使用，抽象化成宏观构式“一量形”。
可以看出，这类修辞构式的生成过程路径鲜明，依托于语法构式，充分调动百科知识、上下文语境等，发挥人类认知机制的作用，调变语法构式，实现创新使用。
6. 余论
“一 + 量 + 形”结构既具有语言单位的句法分布特征和结构规则，又能体现修辞性语言结构的运用方式和表达效果。修辞构式“一 + 量 + 形”是在语法构式“数 + 量 + 形”的基础上，随着“量”被主体认知衡量时其主观性的增强，最终在特定修辞动因——增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和具体性的促动下而走出语法构式的范畴并加以定型化、构式化的。可见，语言描绘形象的功能正是促成语言中某些语法结构和语法范畴得以形成的重要修辞动因。当然，语言的“主观性”和“一 + 量 + 形”构式各组成部分的语义特征为这一修辞动因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和语义基础。
NOTES
1本文例句来自前人文献、BCC语料库、CLL语料库和网络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