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1]，称谓语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称谓系统，每种称谓系统都是这个民族内部社会交际的产物，反映出该民族的风俗文化[2]。称谓语作为交际的纽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英汉两种称谓系统的差异凸显了英汉文化的差异。译者或跨文化学者在翻译英汉称谓语时，应始终牢记英汉语言差异，采取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本文通过对英汉称谓语进行简要概况和比较，并对文学作品中的称谓语翻译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后续英汉称谓语翻译提供一点见解，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
2. 称谓语的定义与类型
“称谓是称呼方式，《现代汉语词典》对于‘称谓’的解释是：人们由于亲属或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3]。从理论上讲，称谓语着眼的是人们彼此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所拥有的身份、职业等在词汇中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说，称谓语可以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交称谓语两大类型[4]。
2.1. 亲属称谓语
亲属称谓语用来称呼有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的人。由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英亲属称谓语有很大不同。中国的亲属称谓语系统相当复杂，中国人重视亲密的家庭关系，以及性别、辈分、血缘和亲缘关系。而在西方社会，人们注重个人自由。因此，西方亲属关系的称谓语系统相对较简单，亲属关系的称呼也较少，有些则多义模糊，如英语中的“cousin”指代“堂表兄弟姐妹”，不区分男女，而中文中会有“表哥”、“表姐”、“堂哥”等八种明确性别的表述方法[5]。以下是亲属称谓语的差异比较分析。
中国的亲属关系用语深受父系氏族制度影响，人们通过亲属关系的称呼来区分父方和母方的亲属。例如，父亲的父亲是“爷爷”，而母亲的父亲是“外公”，“外”通常用于称呼母亲或女儿一方的亲属。当今中国的亲属称谓语中仍存在带有“外”的亲属关系用语。而英语中的“Grandfather”既可指“爷爷”，也可指“外公”或“姥爷”。在中国，亲属关系有两种：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相应也有两种类型的称呼；在英语称谓语系统中，没有辈分的区分，“brother”可以指哥哥或弟弟。而在中国的称谓语系统中，“brother”应明确翻译为“哥哥”或“弟弟”。在英语国家，人们可直呼兄弟姐妹、父母甚至老师的名字，有时孩子们可以不用敬语来称呼父母或长辈，而这在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2.2. 社交称谓语
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和亲属称谓语一样繁杂，而英语称谓语则相对简单，等级性较弱[6]。
在汉语中，社交称谓语主要指关系型称谓语，如“老师”“同学”“老板”“医生”等。这些词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是这些词反映了被称呼者和称呼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例如，一个学生称呼他/她的老师。另一种情况是，这些词并不反映真实的关系，例如，学生父母称呼老师为老师。在英语中，关系称谓词的使用要少得多。诸如“boss”，“father”，一个病人可以称他的医生为“doctor”等等，但实际上这些词并不经常作为直接称呼语使用。此外，在汉语中，只有受人尊敬的职业才能被用作称谓，例如，老师、医生等。不太知名的职业如司机、理发师等，则不能作为称谓词使用。在农村，像木匠、铁匠这样的职业有时也被用作称呼语。然而在英语中，可以作为称谓词的职业非常有限。只有医生、服务员等称谓语会被直接称呼。
3. 文化差异对称谓语的影响
作为语言体系中的一个分支，称谓语深受文化的影响。英汉称谓语系统之间的差别，折射出英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7]。通过比较中英称谓语的差异，可以发现其背后中西文化的不同。
一、社会背景与伦理思想
中华民族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熏陶，有一套独特的道德规范，制约称谓语的使用。在汉文化的礼仪规范与伦理道德的支配下，称谓语表现出明确的人际关系。而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倡导个性解放。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并发展，高举理性大旗，宣扬自由平等。西方人普遍信奉基督教，倡导通过救赎解放个人，尤其是人人平等观念。如：在美国晚辈或下级可以直接称呼长辈或上级的名字以表示亲昵。甚至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探访幼儿园时，小孩子都可以直呼其名。
二、家庭结构与血统观念
中国封建社会推崇封建大家庭的结构形式，强调宗族血缘关系。在复杂的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家族内部的等级制度，使得汉语亲属称谓繁多，显示出人们心目中因血统不同而形成的等级亲属制度和亲疏关系。与上述情况相反，西方人血统亲缘观念较为淡薄，绝大多数家庭是由两代人所组成的小家庭(nuclear family)，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区别亲属称谓中的直系，父系、母系的亲属关系都是等距离的。
三、社会制度与价值取向
中国封建制度下的礼仪规范，强调“自卑而尊人”，由此产生的诸如“卑、敝、鄙”等自谦词和“尊、贵”等敬他词数不胜数，要求人在交际时尽量表现的谦卑恭顺。而在西方，私有制一直在社会制度中起领导作用，人们强调个人主义，看重独立精神，淡薄亲族观念，在言语交际中少用谦语。
4. 称谓语翻译策略对比
译文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理所当然都应当尽量替他们考虑，为不同的读者群架起跨越文化鸿沟的桥梁[8]。归化策略注重目的语读者，采取其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递原文内容，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译文通俗易懂，易被读者接受。而异化策略则是译者在翻译工作中，尽可能向原文作者靠拢，保留异国情调。
中国文学巨著《红楼梦》[9]，包含大量人物角色，称谓复杂繁多，通过分析不同译者处理书中称谓语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有助于学习其中蕴含的文化特色，了解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本文拟采用《红楼梦》的两个著名译本中称谓语的翻译为例，来探讨归化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下文中，杨宪益夫妇的译本简称“杨译”[10]，霍克斯的译本简称为“霍译”[11]。
例1. 如海道：“天缘凑巧，因贱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
杨译：“Since my wife’s death, my mother-in-law in the capital has been worried because my daughter has no one to bring her up.”
霍译：“Since my poor wife passed on, my mother-in-law in the capital has been worried about the little girl having no one to look after her.”
“贱荆”，旧时对人谦称自己的妻子的称谓语，中国乃礼仪之邦，古代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有许多规矩，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免不了互相称呼，也免不了在谈话中涉及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对对方或他人的称呼上有很大的讲究，通常有“尊称”和“敬称”之分，对自己则使用“谦称”。此处是句中黛玉父亲的自谦之语，霍克斯并未意识到此处的文化差异，将“贱荆”译为“poor wife”，“poor”形容人是“贫穷的、可怜的”，原文只是自谦，并没有这层含义，所以杨译更胜一筹，将其处理为“my wife”，简明扼要点出人物身份，清晰易懂。
例2. 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杨译：…“Dear heart! Flesh of my child!”
霍译：…“My pet!” and “My poor lamb!”
原文“心肝儿肉”这一称呼，折射出贾母初见外孙女时对其的无限怜爱，杨译用“dear heart”和“flesh of my child”，指出黛玉是贾母女儿的亲生骨肉这一内涵，同时“heart”对应心，“flesh”对应肉，“dear”又传达出亲爱的这一含义，将原文的信息忠实地传达出来；而霍译采用归化策略，选择“pet”及“lamb”这两个单词，更符合英美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lamb”作名词时，大部分时候意为“羔羊”，而又因为羔羊温顺的性格，所以“lamb”也就有了“(慈爱或怜悯地描述或称呼某人)宝贝，乖乖”的意思，感情色彩上与原文的心肝儿肉相比较轻，但从效果来看更为流畅自然。
例3. 当下贾母一一的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
杨译：“This,” she said, “is your elder uncle’s wife. This is your second uncle’s wife. This is the wife of your late Cousin Zhu.”
霍译：Grandmother Jia now introduced those present. “This is your elder uncle’s wife, Aunt Xing. This is your Uncle Zheng’s wife, Aunt Wang. This is Li Wan, the wife of your Cousin Zhu, who died.”
原文珠大嫂子是已亡贾政长子贾珠之妻，名李纨。杨宪益作为中国人，注意到原句中的内涵事实与委婉语气，将“先”翻译为“late”，“late”作形容词，意思为“已故的、已逝的”，符合原文信息；而霍克斯在翻译时，使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对其进行修饰，使用了“die”这个动词，虽然也点出了其去世这一事实，但是译文较为生硬，不够委婉，与原文情境不符。
例4. 水溶(北静王)见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维”。
杨译：The clarity and fluency of Baoyu’s answers made the prince turn to observe to Jia Zheng, “Your son is truly 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x.”
霍译：Delighted that everything Baoyu said was so clear and to the point, the prince observed to Jia Zheng that “the young phoenix was worthy of his sire.”
原文中，北静王夸赞宝玉，称呼其为“龙驹凤雏”，既表达了对宝玉的肯定，又赞叹了其父贾政。在中西方文化中，“凤”有好寓意，在中国，凤凰是百鸟之王，古代以龙比喻皇帝，以凤凰比喻皇后；在西方文化中，凤凰是传说中的一种鸟，可以复活重生。而龙的寓意就不尽相同，中国人认为“龙”象征祥瑞和皇权，比如皇帝也称“天龙真子”，杨宪益采取异化策略，把“龙驹凤维”译为“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x”，但在西方，“dragon”——龙被描绘为邪恶的象征，因此，霍克斯在译文中仅仅保留了“凤”这一意象，舍弃了易让西方读者误解的“龙”。
例5. 你替我告诉他(指林黛玉)的阴灵：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只为有了个亲疏。你是我的外孙女儿，是亲的了；若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
杨译：“Tell her spirit from me, it’s not because I’m heartless that I’m not coming to see you off, but there is someone closer here whom I have to see to. As my daughter’s daughter you are dear to me; but Bao-yu is closer to me even than you.”
霍译：Give her spirit this message from me. Tell her: “It’s not because I am hard-hearted that I have not come to bid you farewell, but because my grandson needs me here. You are my daughter’s child, I know, but Bao-yu is a Jia, and I cannot leave him now.”
古人受父系氏族制度影响，通过亲属关系的称呼来区分父方和母方的亲属，原文情境中，贾母倾向于把属于亲缘内部的孙子和亲缘关系外部的外孙女区分清楚，黛玉仅是她的外孙女，而宝玉则是亲孙子，这就是她不来送黛玉的原因。英语语言中的“grandson”或“granddaughter”这两个词不能区分汉语亲缘关系中的“内外”，杨译将“外孙女儿”处理为“daughter’s daughter”——“女儿的女儿”以表明黛玉来自亲缘关系外部，是“林家的女儿”，但宝玉与贾母亲近得多的原因并没有被指出；而霍克斯通过“my daughter’s child”和“Bao-yu is a Jia”两句话，诠释出“宝玉是贾家的孩子”这一内在含义，生动传达了原文话语内涵。
5. 结语
从古至今，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称谓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生动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征，在对其进行翻译时，难度也非常大；在世界各国文化彼此激荡的今天，不同国家之间都在进行文化交流，以谋求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翻译活动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者令作品跨越语言的界限，将作者的思想如实传达，为读者开拓了眼界，作为翻译活动中的关键角色，译者应担起责任，提升自身水平，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更多优秀的翻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