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临国内外的经济压力，中共急需调动民众建设热情，增强政治制度认同。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抽象的，其灌输形式必须通过实例来实现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这一时期，一个政权用来投射和灌输自己认同的意识形态手段之一“英雄形象”的建立就变成一个新闻宣传的突破口。
对于英雄人物，目前学界的目光大都聚焦在“雷锋”与“焦裕禄”等人的身上，笔者在查找相关研究时发现，“英雄小姐妹”的相关研究几近空白之势，目前查阅到的相关资料只有焦欣波《从“事件”到“图像”——“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跨界构建及其意义》及乌·额·宝利格《Models and Moralities: The Parable of the Two “Heroic Little Sisters” of the Grassland》两篇文章。前者认为通过文本及图像的多途径传播，彻底“脱离”了原先的“本真”状态，构建了某种“乌托邦”式的符号性“图像”谱系，构建了新的日常审美消费方式，策略性地强化了政治话语的文化功能与宣教效果[1]。后者则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角度，试图以“谁拯救了英雄”为切入点，分析内蒙古“民族边界感”[2]。针对此研究空白之势，本文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相关报道作为分析对象，将英雄形象的塑造过程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宏观角度中考察，意在为推进当下党的“英模新闻报道和宣传”提供进一步的学理支撑，揭示马克思主义宣传理论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改进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出贡献。
2. 各像与群像的图像塑造：引领正确价值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内蒙古大草原上的两名小牧民为保卫集体财产被冻伤，随后，在中央报刊、地方媒体、及文艺创造的合力挖掘之下，“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形象被不断丰富，层级性地完成了由单一的“原始形象”到生动的“次生形象”再到丰满“伴生形象”的构成图景。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通过英雄的形象塑造，调动了民众的巨大生产热情，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宣传任务。
2.1. “热爱集体，不怕困难”的充要关系——原始形象的形成
1964年2月9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生产队的小牧民龙梅玉荣为保护生产队财产，在暴风中追赶羊群被严重冻伤。同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两千字的人物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记英勇保护公社羊群的蒙古族小英雄龙梅和玉荣》，引起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3月13日，时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主席的乌兰夫前往医院探视龙梅玉荣，并称其为“草原英雄小姐妹”。3月20日，共青团中央写信表扬了龙梅和玉荣的高尚行为，祝贺她们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一时间，龙梅、玉荣成为保护集体财产的典型英雄人物，她们的感人事迹相继被改编成话剧、电影、京剧、连环画、年画，并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主义精神”的代名词。
通过梳理，我们似乎不难发现，“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原始形象最初便是由《人民日报》报道定性的，赵琦的这篇人物通讯不仅详细地叙述了龙梅和玉荣与暴风雪搏斗一夜、保护公社羊群的感人英雄事迹，而且认为龙梅与玉荣“由于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才“敢于舍己为公，表现了无比的勇敢”[3]。这种评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受到集体教育是无比勇敢的充分条件；第二，“热爱集体”的程度与“勇敢”的程度出现了正相关。在这样的政治定性下，两个月后，著名草原作家玛拉沁夫以极具文学色彩的语言讲述了英雄事迹形成的过程——报告文学《记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应运而生。此篇文章开篇便点明了英雄行为的历史来源路径：两姐妹“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全民公社化，所以她们“没有受过私有制观念的沾染”，从小就是在“严格的劳动教育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中生成的”。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公社的”和“我们的”自然是同一个概念——“这是公社的羊，就是冻死了也得把羊皮交给公社”[4]，继而挖掘了“将死羊背在身上继续走”的故事情节。其次为了进一步丰满热爱集体的程度，文学报告进一步凸显了“自然条件的极端恶劣”“小英雄的不怕困难”——这其中典型就是“打鹰护羊”情节的渲染。《草原英雄小姐妹》京剧台本更是用极具热血的革命性语言描述了这一情节，“老恶鹰趁夜来显威风，觅食盘旋在上空，你看它猛扎下来多凶狠，吓得羊羔炸了群。我怒火填胸举羊铲，打得它脑浆飞溅雪染红”[5]。
揆察英雄事件肇始阶段，小姐妹的原始形象是被《人民日报》主流媒体确定，经过文学艺术层层加工，着重凸显了其“热爱集体，不怕困难”的特色。究其原因，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内蒙古牧区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制度，人民公社既是畜牧业生产经营单位，也是国家政权单位的组织形式。热爱集体财产在此时等同于热爱国家，彰显了牧区人民对于新制度的高度拥护；而不怕困难的形象一方面加剧了热爱国家的程度，另一方面也隐喻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局面。
2.2. “热爱劳动，建设国家”——次生及衍生形象的形成
如果说原始形象是由中央媒体塑造定性并丰满的，那么“热爱劳动”这一次生形象则是由地方政府构建的。1964年3月21日，内蒙古团委号召青少年除了学习两姐妹俩“藐视困难，敢于向大自然搏斗的顽强精神，热爱人民公社，奋不顾身地维护集体财产的集体主义”之外，还应该学习她们俩“从小热爱劳动，坚守劳动岗位的高尚品质”[6]。自此之后，文学创造开始挖掘其“热爱劳动，坚守岗位”的优良品质。1964年《内蒙古日报》发表长篇报告文学《最鲜艳的花朵》率先提到了小姐妹之所以会去放牧，是因为其父亲“帮助别的牧民粉刷房子去了”，1965年《内蒙古日报》刊登了《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草原小姊妹龙梅、玉荣二三事》一文，对小姐妹的家庭成员进行了更丰满的描写——“爸爸吴添喜，是个勤勤恳恳的劳动人，修棚、搭圈，打草、放牧，一年四季不着闲，妈妈达呼古拉在家里，为一家大小做活，烧饭、煮茶，整天忙碌着”，在这种家庭环境中，两姐妹“从小就爱劳动”。随着伤愈出院，姐妹们在入学后“爱劳动、处处节俭、热心助人、刻苦学习”——“龙梅、玉荣在开学第一天上完课以后，就拿起抹布，把教室里一排一排的桌櫈擦得干干净净”。“常在厨房里帮助炊事员叔叔倒灰、拉风箱；放学后，就帮助别的同学打扫教室和宿舍，处处勤劳节俭。”[7]同样的形象在京剧文本里表达得更明显。京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守幕开头，其父乌日图亮相的时候就提着“吉庆有鱼”“畜牧业大丰收”的两个灯笼。这种宣传形象的隐喻，显然是同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热潮息息相关。
随着小姐妹事迹的广泛传播，全国上下很快报道了很多“龙梅玉荣式的模范英雄”(见下表1)，通过比对，我们会发现这种“伴生形象”基本没有个性宣传，不论从英雄事迹本身还是媒体宣传角度都与1964年的“小姐妹”形象高度吻合，以《人民日报》重点报道的乌敦格日勒为例，其保护羊群的初始原因都是极高的责任感——“因为要找好草场，赶着羊群多走了些路”，其父母亲同样是“解放前给牧主当牧工，一贫如洗”的形象，在平时的生活中，都受到毛主席的教导“常听人念讲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这就致使她“越来越爱护集体的羊群，越来越关心公共利益”，所以在暴风雪面前，都做出了“保护集体利益的选择”，当被群众救治之后，对前来慰问的人提出了“我不想家，就是想我的羊群”的询问[8]。
Table 1. Model teenagers of Longmei and Yurong style [9]
表1. 龙梅、玉荣式的模范青少年[9]
姓名 |
年龄 |
性别 |
报道时间 |
娜仁高娃 |
15岁 |
女 |
1965年11月28日 |
巴拉玛和乌尤玛 |
11岁、14岁 |
女 |
1965月12月13日 |
乌敦格日勒 |
11岁 |
女 |
1966年2月22日 |
额尔敦其其格、武桂英 |
60岁，不详 |
女 |
1970年6月18日 |
萌根花 |
13岁 |
女 |
1972年2月23日 |
阿米娜 |
12岁 |
女 |
1986年4月18日 |
旭仁花 |
22岁 |
女 |
1964年11月27日 |
伴生形象与原生形象高度吻合有两种新闻宣传意图的贯彻：一是丰富饱满“原生形象”，向读者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两姐妹只是“千千万万建设者”的一员，完成英模形象“共性”及“个性”的统一；二是向读者隐性构建了“保护集体利益，成为英雄”的荣誉感，进一步加快“爱护集体财产”的世界观的由“他律”转换成“自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主流媒体选择的保护羊群的客体大抵都是“女性青少年”，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原因：女性青少年相对于男性壮年，趋于弱势群体。这种宣传形式同样有两种智慧蕴藏其中：一方面，可以彰显出全民建设的制度自信，另一方面，也向人们传递了“作为体力不占优势的少女都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如此之大的力量，那么作为男性壮年，自然更应该卖力”的暗示。至于这种暗示宣传效果如何，我们或许可以在地方报刊的采访找到回应。《内蒙古日报》就此事迹采访公社社员，有的人“感到惭愧”，有的人在采访中表示了“我们大人真不如小孩子”，有的人决心“一定学习小英雄的精神”，社员们普遍认为“应当以社为家来爱护集体”。这之后“全队社员积极投入生产劳动，使全队生产呈现出一片新气象”[10]。
同样的，我们可以内蒙古各地的旗牧业先代会中看到龙梅和玉荣的身影，由于受到其感人事迹的鼓舞，其所在的新宝力格公社“仔畜成活率由百分之七十八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大小仔畜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八”[11]。广大牧民“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投入了接育工作”，这致使“全区投入农牧林副业生产的劳动力，声势和规模之大，是近几年来没有的”。“内蒙古的农业和畜牧业，获得了近几年来少有的好收成”，掀起了“以农田基本建设和保畜过冬为中心的生产高潮”[12]。种种迹象表明，通过中央地方报刊，文学艺术渲染，“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雄形象已经彻底形成，并对被宣传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感恩与斗争的符号隐喻：彰显时代的方法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草原英雄小姐妹”初始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紧紧围绕“热爱集体，不怕困难，建设国家”构建的，一言以蔽之，属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宣传范畴。事实上，通过“小姐妹事迹史前史”的发掘，构建“英雄模范教育成长路径”——力图塑造民众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也是这一时期宣传动员的侧重点。
3.1. 家庭教育：身份符号的途径来源
在1964年，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报道肇始阶段，地方媒体报刊上就对其家庭教育展开了适当描绘——“龙梅和玉荣是长工的后代，是劳动者的孩子……家庭的教导下，逐渐懂得了牲畜是牧民的命根子”，接下来，马拉沁夫在报告文学中突出了“她们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是很严格”的事迹——龙梅放羊不小心丢了一只羊羔，爸爸狠狠地批评她，并呵斥她“你放的是公社的羊，集体的财产，怎么能马马虎虎？回去找！”面临爱人呼达古拉提出要陪女儿同去找羊的请求，父亲吴添喜当即阻止说：“让她一个人去找，这样对她有好处。”[13]如果说《内蒙古日报》只是简要叙述“两姐妹”在家庭教育中所受到的洗礼，那之后的文艺媒体叙述则深层次地丰满了其父亲“无产血脉”，并通过对这种刻画的描述，给与小姐妹一定的“政治”身份正当性。例如《中国妇女》发表的新闻报道就生动逼真地叙述了吴添喜与龙梅的对话——“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妈妈、奶奶早都死了！你爷爷在老家辽宁阜新给地主当了三十年的长工，吃不饱，穿不暖，有条白布裤子穿就好了。后来爸爸让人家抓去当劳工，下煤窑，受的罪吃得苦就更数不清了”[14]；文艺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京剧唱词里将这种阶级压迫进一步用戏剧性的语言加以强化“旧社会是地狱天日不见，压得穷人喘气难，有怨无处诉，有理无处辩，王爷、地主狗赃官，好似那算盘珠同在一个杆上穿，一条黑皮鞭，咱穷人的血肉往上粘，人人都说毒蛇狠，旧社会比毒蛇狠万千”[5]。
同样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在“小姐妹”伴生现象报道中找到——乌尤玛小姐妹俩的母亲向孩子们讲述了她在旧社会的悲惨情景：“在旧社会，我给牧主放羊时还不如一条狗，牧主的狗不缺肉，我连这硬牛肉的味都不曾闻到。”[15]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受罪”与“享福”的鲜明反差，道出了父亲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认可，从而给与了其子女热爱公社思想的合理路径；正是通过父亲的“新”与“旧”的对比教育，小姐妹集体主义思想的重要依据及合法来源被构建；正是经由“控诉”与“翻身”的强烈冲击，被宣传者的政治意识被启发，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感也得到了加深。
3.2. 榜样教育：身份符号的正式确立
如果说家庭教育的发掘，是赋予“小姐妹”政治身份符号的正当性，那么挖掘榜样教育对其的影响，就是“小姐妹”政治身份的正式确立。
早在1964年3月乌兰夫的题词“龙梅、玉荣小姊妹是牧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就将“小姐妹”这一英雄事迹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上，两天后，《内蒙古日报》公开认定两姐妹是“成千上万的雷锋式的青少年”中的“典型”，号召全区的青少年都要向其学习[16]。但遗憾的是，在之后的媒体宣传中，“接班人”——政治身份并没有被找到宣传突破口。1965年《草原英雄小姊妹》彩色动画片构建了龙梅在山坳避风时向玉荣讲“雷锋叔叔的故事”以及姐妹俩在饥寒中互相鼓励的情节，自此之后，草原英雄小姐妹脱离了家庭教育，成长为了“革命接班人”，雷锋教育的引入是毛泽东教育的一个具化代表，这是因为“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17]，因而雷锋精神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功能与实践意义，也囊括了政治伦理及其革命的自觉。就像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那样，两姐妹也表示要做“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7]。而后，《中国民族》刊登了名为《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一文，文中刻画了“龙梅和玉荣最爱听革命英雄故事——黄继光、雷锋叔叔的英雄事迹和模范行为，刘文学、张高谦大哥哥的斗争事迹，都牢牢地记在她俩的心里，成为她俩学习的榜样”的形象。受到榜样教育的政治形象被构建之后，也就完成了一定的政治自觉，例如当作者问道“你们将来长大了做什么”的时候，小姐妹坚定地回答道“党让干啥就干啥”[18]。除了媒体叙述，文艺宣传上也着力构建这种政治自觉，比如京剧形象中，两姐妹在遭遇风雪的唱词“狂风横卷羊群跑，大雪会把羊埋掉，学习解放军把阵地保，不下火线战斗到明朝”便是典型的代表。
1966年，即英雄事件发生的两年后，《人民日报》最终对其定性，认为正是“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鼓舞着她们完成了这样的英雄业绩”[19]，同时，中央党报也正式提出了“姐妹俩从小就是在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思想的教导下，从小就受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崇高英雄形象的鼓舞，从小就受到了劳动牧民勤劳勇敢品质的熏陶，从小就生长在集体劳动中，因而热爱集体、维护集体财产的高尚品质正在她们的身上逐渐成长起来”这样的政治定性[20]。
3.3. 友爱教育：身份符号的合理诉求
上述可以看出，小姐妹的英雄形象通过家庭教育以及榜样教育的宣传，同时具备了“人民群众”及“人民代表”的双面属性。显而易见的是，深谙宣传策略各中堂奥的主流媒体也意识到了这点，并通过文本描述进一步弘扬了各民族的统一友爱，在这过程中，也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自身政权正当性的再确认。
人民群众的属性的表达路径主要体现在“感恩”之中，1964年8月，小姐妹伤愈出院，其母在感谢政府救治的时候表示“若在旧社会孩子早就冻死了”，“龙梅、玉荣党教养，党的恩情似爹娘”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更加爱护公社的羊”[21]，我们可以看到，小姐妹向领袖诉说恩情时，“民意”已经通过英雄所代表的“人民”之口得以自然表达，感恩结构加强了人民对新生政权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确认；为了使这种正当性具象化，感恩表述随即进行了迁徙——从“抽象的社会制度”扩大到了“具象的民族友爱”。典型的例子是蒙汉联谊群像的塑造——当牧民找不到龙梅玉荣，万分焦急之时，是公社书记党委书记“骑马赶来告诉大家消息”，随后，也是矿区党委领导“几次派汽车”将“她们的父母接来医院探望”，而龙梅醒来问：“我的羊还在不在？您知道吗？”的对象也是矿区党委书记[22]；随后在医院中，媒介文本渲染了矿区职工争先献血的场面“抢救龙梅、玉荣小姐妹，不但忙坏了我们全院的每个同志，就是阿塔山脚下矿区的矿工；钢铁包头的工人，乌兰察布草原的牧民，甚至祖国各地的人民都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心意”，最终出现了“经过具有高度共产主义风格的包头市白云鄂博铁路、矿区职工的全力抢救，小姐妹治愈出院”的描述，在京剧塑造中，也有“蒙汉人民心连心。共产主义新风尚，齐心抢救小英雄！”“蒙汉人民是一体”的话语表达。《内蒙古日报》最终定性这次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在友爱中得到重生”，其英雄事件的本质是“在毛泽东思想年光辉照耀下，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不断加强的一个反映”[23]。
4. 结语及启示
对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宣传意义，内蒙古日报曾刊登了一段总结性的陈文，“龙梅、玉荣热爱集体的高尚品质的成长，是牧区广大劳动牧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精神面貌日新月异的具体反映。广大劳动牧民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通过集体化的道路，迅速地发展了畜牧业生产，显著地改善了物质文化生活，并为支持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光荣贡献。广大牧民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切身体验到人民公社制度的无比优越，大大地增加了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更加激发了他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23]。
这段总结性的陈文完美的概述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宣传意义：如果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模范形象塑造放置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国内全民建设高涨的现实需求之下，如何通过媒体宣传、加强制度认同、调动建设热情、构建精神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亟需解决的课题。而此时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事迹宣传，成为了党改造群众、巩固执政地位、塑造自身形象的工具——在国家党报与地方报纸的合力之下，“草原小姐妹”成为了经由“父权式的家庭教育”“雷锋式的毛主席教育”“民族间的友爱教育”成长为“榜样英雄”，向人们传达了“热爱集体，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层级递进式价值观及方法论，进一步构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的宣传话语体系，增强了民众的爱国情感及主人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