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角色”一词最早出现在戏剧领域，后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德首先提出了“角色”概念，认为自我是在自己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学习扮演他人的角色而发展起来的，扮演角色是人与人之间实现相互作用的必要条件([1], p. 4)。以角色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适切性。首先，每个人都是角色的集合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蕴含了角色扮演多样化的过程，通过较为清晰的角色定位，为儿童厘清不同角色与共同体意识间的关系提供思路；其次，角色扮演有差异，相应的角色责任也有不同，但是积极主动承担角色责任应当是角色个体的首要义务，因此，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觉”走向“自为”需要角色个体发挥主动性；最后，各民族儿童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往往需要通过相应的角色行为表现出来，即从认识共同体转向树立共同体意识，进而产生维护共同体的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角色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2. 角色理论的蕴涵
2.1. 角色是建立和深化互动关系的工具
角色具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解释向度。心理学意义上的角色强调个体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感知他者的思想、情感和态度，进而促进自我道德品格的发展，是指向提升角色扮演者社会知觉水平和丰富其社会经验的目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是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比照主体角色行为与角色期待的一致性，完成个体的社会化，以此构建更和谐的社会关系。综上，角色首先由人扮演，是处在一定社会位置上的人，根据社会对扮演角色的期待，结合个人选择做出适切的角色行为。
角色是社会和个人的中介[2]，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角色的解释都强调了“互动”的重要性。个体间的互动可以理解为角色主客体间互相学习和扮演对方角色的过程，是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米德的重要观点，“角色扮演”一词正是由该派提出，强调个体通过想象他人的角色特征，体会他人的角色情感，模仿他人的角色行为，从交往者的角度反观并调整自身角色扮演行为的过程，角色扮演是角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必要条件。个体和群体的互动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群体角色要体现个人意识，个体角色要形成群体归属，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分工程度加深，个体以扮演角色的方式融入群体，脱离角色的个体与群体之间无法建立实质性联系。相同的角色个体构成了一个角色群体(如教师群体、学生群体等)，同一角色群体内共享一套相同的、模式化的行为，群体间的互动大致表现出和谐和冲突两种样态，和谐的群体互动促进角色个体的互动，而群体互动中产生的冲突则会对角色个体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
2.2. 角色是引导和加速个体社会化的载体
结构角色理论将“社会结构”作为角色研究的重点，更多关注角色与背景、场域、情境等空间要素的相关性，个体通过认识当下所处的社会位置并适应其中的社会变化，进而提高其接受社会文化的能力和主动性。社会化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个不断持续发展的过程，贯穿于全部生命周期([1], p. 157)，因此，理清扮演角色与社会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加速个体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角色是对情境的反映，角色的不同反映了情境的差异性，如提到“医生”会想到“医院”，提到“教师”会想到“学校”，角色扮演的动态化过程归根结底是随着所处场域的变化而变化，角色定位始终需要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其次，角色扮演的场域不断扩大，角色承担的功能与职责相应增加，从家庭共同体到各类社会共同体，一般性的角色要求与特殊性的角色个体之间形成了规定与服从的关系，个体要依据所处共同体内具体角色的要求表现出相应的角色行为，避免角色主客体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产生和加剧。最后，角色行为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向度，凸显了角色个体在满足物质利益基础上寻求精神需求满足的价值追求，角色个体通过承担角色责任，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促进功利性角色向表现性角色的转变。
2.3. 角色为描述和阐释典型行为模式提供规范
角色规范描述了群体的典型行为模式，是一个群体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模式和规定，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对角色行为起导向与约束作用。角色规范指明了角色群体的现实差异和行动方向，强调了角色主体的行为底线，可以说，角色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面具，角色规范是通过影响角色的行为进而影响个体的行动，使人的行动能够合乎角色期待。角色期待包含了规范(norms)、信念(beliefs)和态度(preference)三种理解方式[3]，其中信念和态度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而角色规范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角色期待，通常以显性的制度或隐性的价值观对角色承担者的行为做出规定和引导。角色规范虽然是一串特定的行为序列，将各类角色的行为框定在法律与道德许可的框架内，但是并不意味着角色规范忽视了角色承担者的个性，而是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确定一个可接受行为的自由度，为角色承担者遵守角色规范提供多样化的路径。“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是自我概念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决定因素”[4]，角色包含了自我的某些属性，社会角色则是对社会生态中自我的某些方面的凸显。正如在中国地域内，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成员的基本角色规范要求角色承担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进“五个认同”等，而角色承担者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不同的方面遵守这一规范。
3. 角色理论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
无论是个体角色还是群体角色，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依附于特定社会关系尤其是所处的伦理关系[5]，因此角色扮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差异化空间中对特定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反映，也是在客观采取他人态度，从道德他律转向道德自律基础上对当下角色的道德性扮演。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民族互嵌”社会关系的体现，而且是“家国同构”伦理关系的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情境包含着角色扮演的各种具体情境，多样化的角色扮演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要义，通过满足角色期望、加强角色学习、遵守角色规范和减少角色冲突实现最终的角色道德自觉，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角色行为的全过程。
3.1. 满足角色期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础
角色期望是社会对某一角色的期望和要求，也是社会对处于特定地位上的成员所规定的一套角色权利、义务和规范([6], p. 137)。角色期望包含了他者期望与自我期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他者期望指的是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场域内其他人的期望下做出正确的角色定位，进行合适的角色扮演。例如有学者提出民族的原生性标识对于维护民族期望状态非常重要，是个体民族将自我与他者进行区别的心理依据，也是将个体民族意识融入宏大的时代价值潮流中的心理动力[7]，因此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成员，都需要满足对延续本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期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合理的文化依据。除了他者期望，自我期望也会帮助角色承担者积极调整思想和行为。民族成员是儿童的先赋性角色，儿童在扮演该角色时首先要满足民族的期待，承认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形成接续与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与行动，在坚持对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现的是通过确定相同或相似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观，使共同体成员之间实现相互认同，强调的是群体的一致性和共同性，这种相互认同减少了角色互动时产生的矛盾和摩擦，塑造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正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儿童作为“追梦者”和“接班人”，党和人民对儿童角色的期待推动着各民族儿童在思想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着各民族儿童在行为层面不断朝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3.2. 加强角色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动力
个体在社会中并不是扮演单一角色，而是集多重角色于一身，角色不同，所隶属的共同体往往也有差异，因此建立在不同语境之上的种类繁多的共同体意识也会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但是个体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这一角色的子集，都“在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基础上，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8]。因此在中国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每一个人在扮演角色时应关注的思想内核，而且是每一个人在行动中应持有的价值共识。价值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极有可能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新旧观念间产生的冲突又往往会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但是“任何角色都是一定历史演化的结果，以一定的形式保留了一个文化中最为核心价值观念的部分”([6], p. 70)。分析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历史的文献可知，从商周时期“华夷”民族共同体，到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名称，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理论，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保留下来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构成了角色学习中最核心的部分。站在党、国家、民族战略发展的高度，新时代下儿童的社会角色要求能够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减少角色的对立和冲突问题，这就要求把握不同角色的共性，通过角色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角色约定。
3.3. 遵守角色规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基点
行为层面的角色扮演并不是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参与社会生活，相反，个体在角色扮演过程中离不开对角色规范的遵守，只有依照一定的规范要求做人做事，才能确保角色扮演是合情、合理且合法的。遵守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行为态势，主动遵守角色规范体现的是主体道德行为的自愿性质，具有较强的道德价值与道德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对角色规范的遵守通常会经历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离不开角色学习的推动，正如儿童出生时并不知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或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场域的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但是随着角色学习的深入，儿童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认同会逐渐深入，同时角色学习具有的操作性特点[9]为儿童如何形成甚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性的指导。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会扮演形形色色的角色，无论是先赋角色还是自致角色，有效的角色学习都需要在角色规范的指导下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角色学习的重要内容，遵守角色规范有利于儿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转化成现实行动时不逾矩。遵守角色规范是个体隶属共同体的方式和标志，有学者认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完全以个体形式存在，而是可以隶属于某些现代共同体，隶属的方式和标志是理解、认同和自觉地履行本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与准则[10]，因此儿童对角色规范的遵守恰好表明了其对自身隶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确信。
3.4. 减少角色冲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保障条件
角色冲突是指角色扮演者在扮演情境中出现的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不协调状态[11]，角色冲突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调适不仅会给个人带来烦恼，而且可能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如言行不一、价值取向混乱、群际交往能力削弱造成的社会壁垒加重等，因此缓解角色冲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目的导向上具有一致性，缓解角色冲突有利于铸牢儿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改善自我角色认知与实际角色行为之间由于不一致而引起的不安与焦虑状态，帮助个体在角色扮演中做到知行合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儿童认识不同角色关于维护“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核心要求，同时寻求核心要求下相应角色行为的配合践履。其次，弱化个体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间的矛盾与冲突，角色不同，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也不同，个体容易在平衡多重角色需求的过程中陷入困惑，因此依据角色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是缓解角色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例如在扮演中华民族成员和本民族成员的双重角色过程中，应当认识到中华民族成员的角色重要性高于民族成员一角，个体始终要以中华民族成员的角色规范指导民族成员的角色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一种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共有身份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12]。最后，辨别个体对自我角色的认知与具有对立身份的人对自我角色的解释差异，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成型，网络环境中出现的企图伤害民族情感、破坏民族团结、反对国家统一的声音不断冲击着儿童对自我角色和相关责任的认知，因此，家长和教师等承担着教育责任的群体需要引导儿童学会分辨对立身份群体的不良企图，在其错误解释中坚守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和信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拉好思想防线，培养儿童形成“我们不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置身于公共生活中的社会公民，对社会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从而都致力于增加公共善”的理性态度[13]。
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儿童的角色担当
人通常以扮演角色的方式在各类关系的构建中证明自己的存在，角色在明确个体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赋予个体间互动的可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儿童要形成准确的角色定位，构建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4.1. 儿童在家庭中的角色
儿童是良好家风的传承者。家庭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良好家风赋予了家庭共同体存在、维系和发展的力量，可以说，具有情感和理性的家风是形成中华民族“一体化”建构和共同体意识的濡化之制[14]。儿童作为良好家风的传承者，通过与其他家庭成员在时空上进行直接共在和长期互动，建立了在充满着丰富生活内容和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中的相互认同[15]，为家庭共同体的稳定提供一定的精神力量。
儿童是民俗文化的学习者。民俗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能够反映本民族价值追求的重要载体，具有差异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家庭是儿童学习民俗文化的原初场域，民俗文化蕴含的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交融，共筑中华文化宝库的发展脉络，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价值取向[16]，通过学习民俗文化，儿童会对中华优秀文化形成更全面的了解。
儿童是道德教育的反哺者。信息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反哺是年轻一代将文化知识传递给年长一代的反向教育模式。刘吉昌等人认为个体会在适调的环境中散发吸引力，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其他评价主体形成感召和规范，并产生共同价值关怀和行为意识推力，以此凝聚强大的社会合力[17]，儿童的“道德教育反哺者”角色具有双重效能，在提升自我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将中华民族历史观、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互动，通过反向提升亲代的意识水平[18]，营造更和谐的家庭氛围。
4.2. 儿童在学校中的角色
儿童是教育的主动接受者。学校知识的深层意义构建是学生对文本知识的反思深化、生成自己知识网络体系的过程[19]，强调了学生不仅仅是教育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主动接受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学理性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儿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的前提条件必然是“个体对知识或观念的接纳以及体会和理解到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和意义”[20]，要求儿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主动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进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
儿童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践行者。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引领儿童激发“爱国情”，砥砺“爱国志”，将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真正做到实践“报国行”，将意识层面的爱国精神转化为实践层面的爱国行为，满足对爱国主义精神践行者的角色期待，有利于坚定儿童爱国信念，促进儿童爱国行为习惯化。
儿童是绿色环境的保护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中瞄定人类的高质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保护环境不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是对儿童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步骤。高永久认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涵上有相似之处，因此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优先事项，着力建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21]。而做好绿色环境保护者的角色定位为儿童从不同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切入点。
4.3. 儿童在社会中的角色
儿童是互嵌式关系的共建者。互嵌式关系体现的是各民族群众在深度交往后形成的文化相通、情感相融的共生状态，交往是维系关系的前提，通过交往，儿童得以涉入到由不同个性和境界构成的“精神场”[22]，对不同民族的认知更为全面，情感更为深厚。做好互嵌式关系共建者的角色定位，为儿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提供助力。
儿童是数字交往的“破圈者”。在数字交往时代，儿童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并对此类的社交媒体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即时更新的信息流将儿童裹挟进由个性化算法推荐编织的信息茧房中，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超越个体特殊性的特殊表征，极易被倾向于关注个性化内容的个体所排斥”[23]。因此，儿童要扮演好数字交往的“破圈者”角色，从网络世界逐渐固化的交往圈层中突围出来，防止认知局限性和情感浅薄化出现。
儿童是核心价值观的追随者。胡飒以发生现象学的视角追溯价值观教育的原初意义，提出“我们如何在一起”是对社会价值观“原初意义”的一种可能回答[24]，从以家庭血缘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走向以陌生人交往为基础的现代共同体，这种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的交往体验对于促进儿童对他者与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凝聚儿童的价值共识具有积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要求为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公共理性的生发指明道路。
5. 角色理论下儿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路径
角色是伴随着一定社会关系出现的个体对自我所处社会位置的认识，认识有时会产生偏差，进而导致角色行为偏离规范。儿童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应基于对所扮演角色的正确认识，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场域内表现出恰当的角色行为。
5.1. 立足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延续
其一，塑造良好家风。良好的家风是儿童成为家风传承者的前提，这通常需要长辈在儿童启蒙阶段，言传身教地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塑造儿童的人格和品质。家庭共同体通常也是文化共同体，家风是家庭场域内的一种文化认同，不同家庭的家风虽有差异，但是良好家风的建设始终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的国家意志联系起来，兴家与强国相统一的思想是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儿童成为良好家风的传承者，不仅要关注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家风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要有传承、延续和发展的意识，将家风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为家庭成员的价值共识代代传递下去。
其二，重视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可以传承数千年不曾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俗文化是基于道德规范且经过文化积淀的，是经得起岁月洗礼与兴乱颠扑的道德规范[25]。民俗文化或显性或隐性的表现出教化的功能，因此，儿童成为“民俗文化的学习者”，不仅要了解民俗产生的背景、了解民俗内涵的价值观，还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主题的民俗活动，在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将本地区和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三，开展文化反哺。文化反哺现象反映了社会变迁、大众传媒和同辈群体对儿童反哺意识和反哺能力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后喻文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传承模式使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在教育的反向传递过程中得到提升。儿童在家庭中扮演好“道德教育反哺者”一角，离不开长辈的信任、尊重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儿童要主动的与长辈分享学到的新知识和新观念，进而影响长辈对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
5.2. 坚持学校中的角色定位：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深度
其一，依据儿童的认知特点分阶段开展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形成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兴趣。通过给予学生更多思考和内化的空间，让其在兴趣驱动下“增加对国家与民族的自我角色的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主动践行‘五个认同’”[26]。课堂内，儿童在教学过程中与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介进行互动，主动、积极地生成与内化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内容[27]，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观点。课堂外，重视以“党史国史”、“科技成就”、“传统文化”等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
其二，理性、系统地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理性爱国要求儿童明辨行为方向、理解行动价值[28]，客观理性地分析国家发展和民族关系等相关问题，以史为鉴但不能刻意渲染民族仇恨情绪，将爱国热情内化为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以此指导爱国行为的理性表达。加强校社联动，学校与当地博物馆、烈士陵园、产业基地等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分学段、分主题开展专业化、系统化的研学活动，让儿童对我国的过去和现在有更清晰的认识，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动力，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
其三，加强生态文明教育，跳出工具理性下物我对立的思维困境，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观。罗妍和宋美娅等人认为语文教材中有很多为人熟知的文学作品，其中蕴含的生态意识并没有从生态的角度进行阐释[29]，因此，教师要引导儿童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文本传递的自然观，激发儿童对自然的敬畏感。鼓励学生将生态行为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形成保护环境的行为惯性。学校可以将“维护校园的文明整洁”纳入学生行为规范，并将其作为学生评价标准之一，同时多场域、多形式开展课外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活动，从认知和行为两方面强化儿童“绿色环境保护者”的角色意识。
5.3. 明确社会中的角色定位：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引领
其一，深化互嵌式关系。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形成要求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嵌入，儿童作为互嵌式关系的共建者，尤其应当重视空间、文化和心理的互嵌，三者往往有区别却又相互联系。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中，儿童可以主动邀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参与游戏，或以学业帮扶等方式强化这类人群的集体认同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减少一定的社会区隔。增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是通过社会融合来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具体策略[30]。其间，儿童需要提高自己理解和关爱他人的能力，进而与他人建立更稳固的情感联系。
其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儿童成为数字交往的“破圈者”离不开底气，底气来源于儿童对“具有强烈隐喻或暗示意味的信息应具有见微知著的理性思维能力”[31]，始终以理性的态度分辨网络中良莠不齐的信息，对信息的来源、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底气的形成还要求儿童在互联网交往中具有规则意识，做好虚拟空间内的积极交往[32]。其次要有“破圈”的勇气，主动跳出大数据通过精准画像推送的单一信息类别的覆盖，避免因为接受信息的片面化而无法拼接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面认知。最后要有“破圈”的志气，在面对多元价值观冲击的时候，儿童要有坚定的意志和“任尔东西南北风”不动摇的定力，始终以主流价值观为根本追随，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抵制网络中企图破坏民族团结的谣言。
其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关键举措。任何一个思想要在全社会树立起来并长期发挥作用，就要从少年儿童抓起，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33]。儿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追随者，就是是在形成道德人格的稳定性和实践性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推动社会生活空间中现下和未来公民的德性自觉。
6. 结语
儿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系统工程。以角色理论剖析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优化。通过定位儿童在家庭中的家风传承者、民俗文化学习者和道德教育反哺者角色，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通过阐释儿童在学校中的教育主动接受者、爱国主义精神践行者和绿色环境保护者角色内涵，促进儿童在多维度领悟共同体内涵；在更为宏大的社会场域中，互嵌式社区共同建者、数字交往“破圈者”和核心价值观追随者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各民族儿童交往交流交融，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