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欧美社会各领域流行起来。其特点是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贸易、市场自由调控、效率和利益最大化(张慧君，黄秋菊，2020)。千禧年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社会各层次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实践尝试证明了政府弱干预下的市场化经济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市场化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由中央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也引进了相应的市场配置，同时在教育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除了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领域的作用，教育市场化在教育领域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教育市场化的含义不仅在于引入市场和竞争因素到教育领域，还涉及对学校系统从权力分配、管理运作到教育内容等全方位的再建构(姜倩，2023)。
教育市场化也反映了国民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过去的教育系统主要以公立教育为主，从公立幼儿园到公立大学，各级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同时教学的内容受到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影响，这在专业设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工科专业的增长速度最快，专业数量最多，约占专业总数的一半(吴晓玲，2022)。民办教育在国民教育系统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以课外兴趣辅导为主。如今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从双语幼儿园到外语中学，从各类民办高校到中外合办高校，中国的民办教育比重持续扩大。据教育部统计，到2022年，全国共有民办高校764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25.36%；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为924.89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5.27%。与此同时，课外兴趣辅导的发展也日益蓬勃。大城市小学生的周末和暑假时间也几乎被课外兴趣辅导课程所部分占据。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下，教育在家庭经济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赵晓敏和王毅杰(2023)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集中在12,000~24,000元和24,000元及以上两个范围，其中38.8%的家庭子女校外教育投入占年收入的两到三成。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其本质上都是为了升学这一阶段性目的而服务。
综上所述，教育市场化的形成来源于新自由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教育市场化发展的动力则是来源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教育所需人才的需求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大众也对教育市场化也带来了例如教育公平以及教育功利化此类的担忧；教育似乎以及成为了中国家庭生活的一大经济精神负担，择校似乎成为了比高数题还难“解”的难题。因此，对于教育市场化的研究，能够促进教育经济发展的理解以及教育“内卷”和择校难的情绪以及心理的探讨。
2. 择校心理困境与决策
2.1. 择校心理困境来源
择校心理是一种主要产生于有升学需求的家庭这一特定人群的且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广泛流行于个体、群体、组织或者社会阶层中，未经理论加工与系统化的初级社会意识形态，即在特定群体精神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不系统的、不稳定的情绪、愿望、要求、信仰、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社会意识现象(程光泉，1987)。同时，心理学中的“困境”通常指的是个体在面临选择时所感受到的内心冲突和矛盾。这种困境可能涉及道德、情感或认知方面的问题，导致个体难以做出决策(Greene & Haidt, 2002)。相应地，择校心理困境则是指在选择学校时，家长和学生面临的心理压力和困惑。择校心理困境的来源有多种通常源于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地区差异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多重因素的考虑。
2.1.1. 教育资源地区差异
胡咏梅等(2008)以北京市48所中小学择校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教学质量(73.9%)是家长择校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学校的校风、环境以及距离家庭的远近。为了让子女能够就读于教学质量更高、升学率更好的学校，家长们通常会在择校过程中进行深入地考量和选择。家长们如今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跨市”，甚至“跨省”就读，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小学家庭择校的典型现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家庭甚至不惜修改户籍，或者通过购买高于地区平均房价的“学区房”的方式获得进入更好的学校的“学位”。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资源的地域差异巨大。优质教育往往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能够投入更多资源来提升学校的师资水平和设施条件，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和社会资金。这种优质生源和资金的吸引又进一步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包括校风的塑造以及校园基础建设。相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则可能由于办学资源或资金的短缺而面临师资流失的情况，进而导致本地区的优秀学生外流。这种现象造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局面，进而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资源的地域差异。尤其是在中考“分流”以及高考分数“内卷”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每个学段的择校更加慎重，李长洪(2023)的研究表明，中国初中毕业生人数为1623.92万人，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仅为947.54万人，结果显示，顺利入读普通高中的比例仅为58.35%左右。同时，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34.10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则达到1014.54万，导致高中毕业生能顺利入读普通高等学校的比例超过100%，达到123.11%。
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也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吉丽和朱卫国(2011)曾经有一项研究表明，人均GDP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存在正向线性关系。即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人均GDP越高，该地区的适龄人口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可能性也越大。造成高等教育入学地区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招生名额主要以分省配额为主体，优质高校在招生时通常存在属地化倾向，属地招生名额与外地招生名额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宋争辉，2017)。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双一流”高校数量相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量往往呈较大优势。同时数据表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高考学生人数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考学生数量并无较大差异。因此，相比之下，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家庭在子女高考择校方面的选择更加有限，他们面临着更为激烈的择校竞争压力，这导致了这些地区家庭普遍面临择校困境。
2.1.2. 家庭教育期望
家庭教育期望是指父母或子女对未来学业成就的希望与期许。这种期望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家庭环境的营造、教育理念的传递以及日常教养行为的实施，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武玮和李佳丽(2021)指出，家庭教育期望对青少年在学业上的表现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教育期望往往会通过言语、行为及情感支持等多种方式显现出来。这种期望不仅能激励孩子更加努力学习，还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帮助他们在学业和人生道路上更好地应对挑战。此外，家庭教育期望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孩子的实际能力相匹配时，能够促进孩子积极向上的成长；反之，如果期望过高或不切实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和焦虑，影响其心理健康。因此，择校困境亦体现于家庭教育期望中，家长或者孩子试图通过择校来满足家庭教育期望时，如果能够顺利成功，就能实现相应的家庭教育期望，如果失败，就会使得家庭教育期望不能得到满足，从而戳伤家庭对于教育发展的积极态度。
2.2. 择校决策影响因素
2.2.1. 择校决策与家庭经济
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全国的适龄儿童都有学可上，但是目前大多数省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实行的是学区制度。广义上讲，学区是指在国民教育或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学龄儿童的居住区域。适龄入学儿童按照统一的就近入学原则进入相应的学校接受教育。由于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区域与跨区域之间优质学校数量差异，因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教育消费品：学区房。学区房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美国的中学教育也实行学区入学制，靠近优质中学的学区房的价格，是同城市价格中较高的一批，同时学区房的租户会缴纳额外的税费以供学校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础教育制度沿袭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模式，各个阶段设立了不同级别的“重点学校”，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并根据考试成绩进行择优招生。这一模式旨在提高教育质量，但也造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冯皓，陆铭，2010)。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全国各个地区逐渐实现“就近入学”、“按区就学”，这无疑在客观上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比起义务教育与公立高中教育的学杂费相比，动则上百万的学区房无疑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2017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占据了我国总人口的约90%。通过购买学区房使子女进入优质中小学，对于我国大多数城乡家庭来说无疑是“天价”(孙剑鑫，2017)。
在当前中高考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进入优质高中和高校的难度不断增加。因此，对于学业成绩不突出的学生来说，除了考虑进入职业高中或专科高校学习之外，一些家庭也开始将民办高中甚至民办本科高校作为备选方案。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办中学的定位日益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一方面，一些民办中学承担了中考成绩较差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无法进入公立高中。另一方面，受到某些教育集团的支持，一些民办高中的经费可能相对充裕，他们能够投入更多资源提升教学软硬件设施，吸引更优秀的师资和学生。这种差异导致了民办中学之间的质量和资源配置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昆明市民办初中在校生占比13.8%，却包揽了全市重点高中2/3的名额。上海市前几年的中考成绩，民办学校高于公办学校40分左右(杨东平，2019)。但是相较于公立高中，民办高中的收费往往不菲，例如从2022年海南省考试局公布的数据，海口中学学费16,500元/学期，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学费13,000元/学期，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学费16,800元/学期，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学费30,000元/学期，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学费12,200元/学期(陈蔚林等，2020)。对于民办高中而言，盈利确实是其运营的首要目标之一。对于那些在高职学校与民办高中之间，或是在非重点公办高中与优秀民办中学之间作出选择的家庭来说，高额的学杂费确实构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民办高中通常会收取相对较高的学费，这其中包括学杂费、教材费以及其他杂费。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些费用可能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可能需要通过贷款或其他手段来支付这些费用，从而增加了经济压力。同时对接升学境外高校的外国语中学以及国际中学，营利性民办国际学校收费差异较大，高中阶段平均收费每年130,061元，北京市居全国之首，为每年195,818元，收费最高的国际学校可达每年387,500元(环球周刊国际学校项目组，2021)。数据表示，2001~2010年，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与总在校生数量同步增长且增幅大于总在校生数，从10,548人增至73,047人，增幅达593%。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总在校生数的比例从3.10%提升至12.64% (韩亚菲，2021)。与优秀的民办中学和国际中学不同，民办本科高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扮演的角色是为那些高考分数未能达到本一线标准的学生提供本科教育的机会。虽然民办本科在生源和教师资源方面通常不如本地区的公办本科高校，但它们为那些分数较低的学生提供了一条进入本科教育体系的途径。然而，这也进一步弱化了职业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民办本科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等就业岗位上与公办本科毕业生享有同等地位，这是专科毕业生所不具备的。虽然这为民办本科毕业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机会，但也反映了职业高等教育在社会认可度上的不足。但是相较于公办专科，民办本科的学费往往比较高昂，在一些金融相关的学科里，民办本科的学费通常是公办专科的五到六倍。
2.2.2. 择校决策与家庭再生产
中收入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期望一部分在于子女能通过高等教育学习家庭原有生产模式相关的知识，对家庭经济达成正反馈作用。中产阶层为了保持当前社会身份地位或更上一层楼而竭尽全力。中产阶层在努力向上流动时，同时还面临着下层社会的挑战，社会地位身份具有“被下流”的风险。中收入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投入，更多的是“文化资本”的传递。家庭作为教育竞争的基本单位，确实是教育再生产的核心。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不仅具备更多的资源，还更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文化资本的投资，从而在教育上获得更大的优势(赵晓敏，王毅杰，2023)。中收入家庭教育投入的核心是保证下一代仍然能够保持其家庭的中收入的地位，教育投入是金钱“资本”到子女文化“资本”的过渡。因此，从家庭的期望而言，中国各个收入层次的家庭对于择校的困境，更多是由他们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高等教育升学的竞争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以及就业市场对于人才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以及提升家庭的经济地位，是各收入层次家庭对于择校产生困境的原因所在。
3. 择校困境的解题思路
择校困境来源于城乡差距与收入差距。教育本身是受到经济制约的，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抹掉这份差距，但是教育相关部门和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等方式来改善择校困境。
首先要打破如今城乡、发达发展滞后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的鸿沟。这需要加大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的投入，包括改善校舍设施、提高教师待遇、更新教学资源等方面。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城市优质中小学与乡镇学校之间的合作交流，让城市中的优质教育资源能够辐射到乡镇地区。鼓励教师轮岗制度的实施，给予偏远乡村城镇学校教师适当补助，增强发展滞后地区教师的教学实力和积极性。除了补助外，还可以通过专业培训、交流经验等方式来提升这些地区教师的整体水平。同时规范民办中学的收费标准，防止“天价”学费的出现。应该建立监管机制来确保民办中学不以营利为目标而忽视了公益性质，并且要求其按照相关政策执行合理收费标准。
如果说当地政府无力增设新的公立中学，可以推进民办学校公立化。为当地家庭提供更多优质就读机会是关键所在，在保证基本义务教育覆盖全面基础上才能谋划更长期更深层次问题解决方案。同时，城市中的优质中学，应该提供同地区乡镇保障性的就读机会。确保教育资源尽量做到公平化分配。
其次，对于学区房的现象，教育相关部门应该着力制止其扩大化。除了限制学区房的影响范围外，还可以通过增加优质中学的数量和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来缓解学区房带来的问题。此外，也可以考虑实行公平入学制度，不仅仅依靠资产条件来决定学生是否能够就读优质中学。优质中学的入学标准不应该过度绑定在资产上。为了确保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教育部门可以采取多元化招生政策，并且加强对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家庭孩子们的关爱和支持。对于外国语中学和国际中学的收费应该明确化，否则会造就一个又一个“贵族”学校。要建立合理、透明、公正的收费标准，并严格监管各类收费项目，在保障教育质量前提下控制办学成本。教育奢侈化风气应该得到抵制。政府及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加大投入，提升基础教育水平，让更多家庭能够享受到优质而公平的教育资源。同时也需要引导社会舆论，倡导简朴生活方式，减少攀比之风，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重点大学的录取应该更加公平和透明，不应受到地区保护主义的影响。每个考生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优质教育资源所在的大学，而不是因为地区差异而导致录取分数上的差距。公立大学作为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教育资源，其招生政策应当更加注重公正性和均衡性，避免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此外，在录取过程中也需要更多考虑综合素质评价，而非仅仅依靠高考分数来决定录取结果。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掘各个地区优秀人才，并且能够促进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均衡地分布。只有通过减少“地区保护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队伍目标。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大国工匠”受到广泛关注的现在，重视职业教育，规范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使得人们不再谈“职业”而色变。或许能够平衡家庭在职业教育与民办本科之间的选择。对于民办本科也应该加强其专业化程度与科研竞争力，使其产学结合，灵活办学的优势扩大化，不再成为学生无缘公办本科的选择。民办本科也可以加大与公办专科的合作，采取联合培养的方式，使专科学生能够有学术进步的空间，民办本科的学生有技术学习的机会。
最后，政府可以通过与境外优质高校的合作，引进更多国际一流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学理念，为中国大陆的学子提供更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这种形式不仅能够减轻出国留学家庭的经济压力，还能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办学质量的提升。除了香港高校在内地设立校区之外，中外合办高校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这些合作项目不仅有利于吸引国际化师资力量和先进课程体系，还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跨国合作研究。同时，在推动大陆高等教育发展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境外优质高校来华办学将成为未来重要趋势之一。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项目的管理监督，并严格把关教育质量，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并实现共赢局面。
4. 结论
当前，教育市场化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求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提高，家长们在选择学校和教育方式时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特色的学校层出不穷，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同时，也促使各个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以满足家庭对于个性化教育需求。然而，在众多选择中正确把握符合自身需要与经济状况的升学道路并非易事。因此，家长们需要充分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潜能特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明智选择。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加强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监管力度，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总体而言，在推动教育市场多样化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如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共同努力促进整个国家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