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走向世界舞台。贾平凹，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杰出代表之一，其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而且在国际上也逐渐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然而，尽管贾平凹小说的英译实践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历程，但关于其英语译介的全面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情况，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其译介路径、翻译主体、选材策略等方面的特点，并评估译介效果的时代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影响。
2. 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数据概览
自1977年至2018年，贾平凹共有25部长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语。这些译作涵盖了本土“译出”的18部和英美“译入”的7部，展现了译介路径的多样性。同时，翻译主体的差异以及译介选材和策略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节将对这些数据进行全面梳理和概述，为后续的分析和讨论提供基础。
2.1. 研究文献的总量及分布情况
笔者以1995年至2018年为研究始终点，以“贾平凹小说英译”、“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贾平凹小说传播与接受”、“贾平凹小说‘走出去’”等关键词为搜索条件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遴选出的121篇论文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每6年为一个时段进行梳理，整理如图1。
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研究经历了90年代的几无期以及2000年以来的逐步发展期，整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后，研究论文大幅增多，一方面表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巨大张力下，作为中国文学重要构成的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研究颇具时代意义和价值，其研究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开始推介，经过研究者一段时期的吸收和消化，评论者开始运用各自掌握的理论武器来实践其批评理念，逐渐将研究推向深入。但是，贾平凹英语译介研究论文仅100余篇，与贾平凹为主题的论文共计3600多篇，研究专著40余部相比[1]，数据所凸显的短板异常明显：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研究成果欠丰，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
Figure 1. Statistics on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图1. 研究文献数量及分布情况统计
2.2. 研究文献所涉译作情况
1977至2017年，贾平凹获译小说总计25部(中短篇小说译本20部，长篇小说译本5部)，国内学者对其小说译本的研究情况如图2所示：
Figure 2. Statistic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图2. 译作研究情况统计
可以看出，国内贾平凹小说英译本研究主要集中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译的Turbulence (《浮躁》)，研究文献共计64篇，占比一半以上；少量涉及本土译者李瑞90年代英译的The Heavenly Hound (《天狗》)、胡宗峰2010年英译的The Country Wife(《黑氏》)、译语译者Suzanne Convery 90年代英译的The People of Chicken’s Nest Hollow (《鸡窝洼人家》)以及葛浩文2016年英译的Ruined City (《废都》)。但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由《中国文学》期刊和“熊猫”丛书英译的中短篇小说《果林里》、《满月儿》、《水意》、《火纸》、《美穴地》、《白朗》、《五魁》、《晚雨》等译本、Shao-pin Luo英译的《古堡》译本、朱虹英译的《人极》和《木碗世家》等十几部译本虽已问世多年，其研究却仍是一片“飞地”；2016年至2018年，除葛浩文英译的Ruined City (《废都》)仅出现4篇研究论文外，英国汉学家Nicky Harman英译的Happy Dream (《高兴》)、美国汉学家Carlos Rojas英译的The Lantern Bearer (《带灯》)、胡宗峰英译的The Earthen Gate (《土门》)的研究也是一片“处女地”。可见，之前的研究仅涉贾平凹小说译本4部(总计25部)，远未形成全面化、系统化、规模化的研究态势。
2.3. 研究文献的层次情况
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的统计，笔者对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文献的层次情况进行了梳理，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Figure 3. Statistics on research hierarchy
图3. 研究层次情况统计
在总计121篇文献中，期刊论文共90篇，其中普刊论文73篇，占比60%；CSSCI论文17篇，占比14%；学位论文方面，硕士论文31篇，博士论文0篇，占比26%。可见，在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文献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普通期刊和硕士论文，虽然期刊级别和论文层次与论文质量和深度并非一一对应关系[2]，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研究在层次和深度上有待提高。
3. 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文献的类型分析
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中，“译”的研究涵盖了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文化误译研究和译者主体性研究，“介”的研究涉及到传播与接受研究，各类研究文献的数量如图4所示：
Figure 4. Statistics on research content
图4. 研究内容情况统计
3.1. 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
贾平凹小说的翻译方法与策略是国内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此类文献占比最大，约为文献总量的67%，主要以《浮躁》、《黑氏》、《天狗》和《废都》等个案为研究对象，涉及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研究，文化负载词、汉语习语、陕西方言、模糊语、四字成语、典故、民俗、称谓语、对话、粗俗语等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理论采用以关联理论居多，零散涉及生态翻译理论、目的论、顺应论、阐释学理论、人际功能理论、社会符号学等理论，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如下：
章小荣[3]举证和分析了《浮躁》译本中异化策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葛译《浮躁》译本的异化翻译策略在传播源语文化、保留异域文化特征、促进跨文化交流以及迎合目标语读者期待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班荣学[4]、齐青[5]等的研究超越了“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二元对立”，分别对《浮躁》、《天狗》译本中大量实例进行了论证，认为“归化”、“异化”是一对动态概念，两者相得益彰，但都主张“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原则，尽量异化，不能异化时应根据语境考虑归化策略的可行性。
李雨田[6]、刘丹阳[7]、赵倩[8]、丁宁[9]、许秋萍[10]等论文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分别以《浮躁》和《黑氏》汉英文本的语料为依托，分别考察了原文中文化负载词、汉语习语、汉语成语、乡土语言等在译本中的具体体现，并分析了作者、译者与读者三元动态主体关系。由于这些研究都是依托文本对所使用的理论做证实性阐释，所得结论相同：译者要正确把握作者意图、汉英语言文化差异、读者认知，依据语境采取灵活的翻译手段和策略，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追求语用意义和语用文化的双重等效，才能将作者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
姜春兰[11]、侯茜[12]、毛洁[13]、贾元元[14]等硕士论文分别对贾平凹小说《浮躁》、《黑氏》和《废都》中人物对话、粗俗语、模糊语、文化负载词等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了分析：姜春兰运用会话含义理论，对《黑氏》译本中人物对话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在翻译人物对话时，要充分挖掘对话的弦外之音，才能译出人物对话所反映的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变化。侯茜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出发，对《浮躁》译本中的粗俗语进行了总结归类，认为英译粗俗语时要充分考虑粗俗语所映射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将直译和意译灵活结合，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毛洁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对《浮躁》原文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探究，认为译者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从读者的期待视野出发，灵活开放地选取翻译策略和方法，将直译、意译、省译、替换译、模糊译等相结合，才能真实地传递源语思想。贾元元将《废都》原文中摘取的约500个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了每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包括直译、意译、替换、省略、音译以及去文化翻译等六类方法。另外，吴英[15]、姬卫敏[16]对英汉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翻译问题进行了研究，吴英认为文化缺省现象十分普遍，可采用直译加注、归化、异化、视点转移等翻译方法进行补偿；姬卫敏认为，译者在处理文化差异翻译问题时，既“求同”也“存异”，在保留源语文化与照顾读者反应之间进行适度调整和折衷。
3.2. 文化误译研究
翻译作为一种双语转换活动，文化误译不可避免，它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异质性的集中体现。贾平凹小说的误译研究主要针对葛浩文翻译的《浮躁》译本，约占搜集文献总量的11%。研究者对《浮躁》译本中的误译现象进行了归纳分析，肯定了误译的价值，并探析了产生文化误译的缘由。刘霁[17]认为，文化误译是译者发挥能动性对两种文化的调解与协商，是译者“现今视域”与原文“初始视域”的融合，合乎译文内在逻辑的翻译误差，实际上正体现了译者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翻译态度；赵荣[18]指出，文化误译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它突出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和变形，并认为文化误译的主因在于译者以译语文化为依归的单一文化心态；班荣学[19]认为，汉英语言文化、物质文化、心理文化、行为文化和典章制度文化的巨大差异是产生文化误译的重要“滞阻点”，译者若一味迎合译语读者的文化规范和语言习惯，势必会造成原文文化意象的扭曲、褪色和消失；孙一博[20]认为，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物质形态层和行为习俗层、特定专有名词和称谓、文化信息不足和文化缺省、宗教信仰的差异是产生文化误译的重要缘由。
3.3. 译者主体性研究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下，译者翻译主体地位逐渐突显。贾平凹小说的译者研究除一篇论文涉及《天狗》译者外，其余论文均聚焦于《浮躁》译者葛浩文，约占搜集文献总量的7%。郭卉[21]认为，葛浩文在《浮躁》英译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了“创造性叛逆”，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文各个层面的意义，葛浩文用形式上的“叛逆”实现了意义上的“忠诚”；于亚莉[22]的观点类似，她指出译者的当下视域永远无法与作者的视域完全融合，译者对源文本的“创造性叛逆”无法避免，译者“叛逆”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忠实”于原作思想、内容及风格；周会平[23]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框架，指出译本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葛浩文的任何翻译行为都是他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选择的结果；周静[24]指出葛浩文在英译《浮躁》时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译本在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三维转换中顺应了翻译生态环境，与原著在语言层面和审美价值的实现了对等。
3.4. 传播与接受研究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张力下，自2012年以来，贾平凹小说译本异域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开始涌现，约占搜集文献总量的16%。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如：臧小艳[25]梳理了贾平凹小说译本的海外传播现状与障碍，提出了其国际突围的观念与方法；乔艳[26]梳理了贾平凹小说在世界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认为贾平凹小说译本的读者接受效果并不理想并分析了原因所在；吴赟[27]对贾平凹小说译本在西方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梳理，从意识形态、出版宣传、译语环境等方面分析了贾平凹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沉寂”的原因所在；而姜智芹[28]对贾平凹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影响、研究与接受的探讨，认为贾平凹小说在国外受到读者欢迎并分析了原因所在；史国强[29]梳理了西方研究者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对《浮躁》、《废都》、《人极》的评论，指出贾平凹的小说受到西方专业读者的认可。
4. 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的可拓展空间
通过第一章对研究论文的发表量、研究范围以及层次的简要统计，较之莫言、余华等作家作品外译研究的持续升温，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化、规模化、深入化的研究态势，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贾平凹小说“高密度”获译(仅过去两年，《废都》、《高兴》、《带灯》、《土门》相继获译)的时代背景下，始终聚焦时代大潮中的中国乡村和城市、向世界讲述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沉浮、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研究在广度和力度上亟待加强。
从第二章所勾陈的研究内容来看，绝大多数论文囿于少数译本的“文本内”语言层面研究，少量论文涉及“文本外”译者和传播层面的研究，但是贾平凹小说的英译实践经历了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90年代以及2010年以来三个特点鲜明的历史时期，涉及随“时”“境”变化在性质上差异巨大的多类翻译赞助人和译者、涵盖本土“译出”与英美“译入”两类路径、获得的译介效果千差万别、原因各异，综上所述的研究未能全面深入地凸显贾平凹小说英译活动的时代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特点、多环节动态性特点以及贾平凹小说本土“译出”与英美“译入”两类路径在译介各环节的差异性特点。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以期能为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研究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4.1. 加强“文本外”因素研究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研究者的视角开始突破语言层面，文本外因素也被纳入翻译研究视野。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不仅涉及翻译系统内部各种要素的张力和矛盾，也涉及翻译与外部系统的关系，源语国与译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等都会介入、干预和制约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其研究对象就从语言、文本扩展到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重视“文本内”、关照“文本外”，才能全面深入的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活动。比如，可对贾平凹小说译介选材的嬗变与“时”“境”变迁的关系、不同时期译者翻译策略的抉择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意识形态变化对贾平凹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随“时”“境”变化在性质上差异巨大的翻译行为者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贾平凹小说翻译赞助人性质变迁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等方面开展研究。
4.2. 加强译介全过程研究
文学译介是一个前赴后继的动态过程，涉及译前的文本与译者选择、译中的翻译策略选择、译后的译本传播和接受，因此贾平凹小说的译介研究应涵盖译介主体、译介选材、翻译策略、译介途径和译介接受等多个要素。它们可单列研究，比如，不同时期贾平凹小说译者(制度化译者、本土民间译者、英美译者、中西结合译者)文化身份研究、不同时期贾平凹小说译者地位(或完全受制、或部分受制、或可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制度化译者与民间译者对贾平凹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研究、一统型与分离型赞助人对贾平凹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研究等；也可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比如，贾平凹小说译介主体对译介选材以及翻译策略的影响研究、贾平凹小说译介选材或翻译策略对译介接受走向的研究等。
4.3. 加强“译出”与“译入”的对比研究
贾平凹小说以本土“译出”和英美“译入”两类截然不同的路径“走出去”，它们分别发生于源语国和译语国两度相异空间，镶嵌于不同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之下，在翻译生产、传播途径和接受效果等方面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但贾平凹小说两种译介路径的对比研究还是一片鲜有触及的学术领地。我们可以从译介选材、译介主体、翻译策略、译介途径、译介效果等译介要素出发，对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贾平凹小说本土“译出”和“译入”分别进行纵向对比，比如，七、八十年代贾平凹小说本土“译出”活动与21世纪本土“译出”活动在译介选材\翻译策略等翻译要素的比较研究、90年代葛浩文所译的《浮躁》与2016年所译的《废都》在译介各要素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可对两种路径进行横向对比，比如，可以对本土译者胡宗峰翻译的The Earthen Gate (《土门》)和英国汉学家Nicky Harman翻译的Happy Dream (《高兴》)译介各环节进行比较。此类对比研究，能够厘清不同时期两类路径各译介环节的特征和利弊，可为构建贾平凹小说高效的译介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4.4. 加强译介途径研究
译本的固有状态是休止的，它必须与读者发生联系才能被激活从而进入接受状态，而译介途径(传播媒介)是“译本走向读者”进而由“休止状态”走向“接受状态”的重要载体，本身就处在文学译介的巨大链条之上，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译本传播的顺畅性、高效性、普及性和持久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贾平凹小说译本的传播媒介包括官方机构、民间机构、学术机构以及商业机构，我们可以对各类机构在传播贾平凹小说译本时的特点及其对接受效果的影响进行研究，寻找合理的传播路径，保证贾平凹小说译本最大范围的“可见”、“可享”。
4.5. 加强译介接受研究
贾平凹小说的译介接受研究主要基于异域专业和普通读者所撰写的评论或文献，由于它们散落于异域各类报刊、文学期刊、学术著作以及文学网站等，查询、梳理、研究的难度较大。之前此领域的研究数量极少且仅以英美专业读者的评论为考察对象，对普通读者的反馈鲜有关注，也未深入系统地研究不同翻译路径下不同的译介模式对贾平凹小说在英美世界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亟待研究者进行开拓。比如，我们可对贾平凹小说英美受众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信仰和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根据受众特点选择特定的译介主体内容和途径；也可对贾平凹小说译本在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译评进行研究；亦可以不同方式对贾平凹小说的读者接受进行实地考察；还可对贾平凹译本在世界图书馆的藏量和借阅量进行考察等。总之，对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他山之声”和“异域镜像”进行研究，可揭示其小说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度和认同度，也有助于贾平凹小说的不断“外化”和“优化”。
5. 结语
自1977年《果林里》译本面世至2018年《土门》获译，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活动走过了40年的曲折历程，译本产量位居同时代作家的前列，是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中国小说英语译介研究十分典型的重要个案。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研究重点着力于少量个案文本的语符转换层面，少量涉及译者、传播与接受研究，但是，贾平凹小说英译译介活动具备多环节性、多路径性、时代性以及社会文化性等特点，是一块丰富庞大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就凸显了之前研究的局部性、片面性和大幅缺失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下，译介研究是贾平凹小说海外传播的重要助推力量，应引发社会各界对其展开全面、系统、持续与深入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突出：该研究强调了对贾平凹小说英语译介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重要性，有助于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和缺失，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通过提出译介活动的多环节性、多路径性、时代性以及社会文化性等特点，该研究为理解贾平凹小说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其译介机制和效果。通过深入剖析贾平凹小说的英语译介活动，本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