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升级，广西的职业教育抓住了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于这一国家战略，通过建立和完善与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不仅促进了区域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提升了当地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此外，广西还成功举办了多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并成立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重要平台，这些举措不仅加深了双方的理解与信任，也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合作机制的内涵
机制具有“规则、指挥、管辖”等意思。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复杂的、有效的、有序的关系，它涉及不同的子系统、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调节等过程[1]。“合作”一词在《辞海》的解释中认为，合作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参与者之间要有共同的目标、相近的认识、协调的活动、一定的信用等[2]。针对“合作”的内涵，国外学者给出了一些看法。美国霍司·李斯认为“合作”就是为了达到共同目标的实现，把各组织的资源、信息、权利、兴趣和利益进行再组织、再调整从而产生一个新的有机体的过程[3]。美国弗里恩德和库克则认为“人际间的合作是建立在至少两个相互平等的当事方之间的基础上直接互动，他们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而自愿地参与共同决策”[4]。
本文将“合作机制”定义为：参与合作者在相互信任、互利共赢和资源整合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程序以及必要的机构设置，来确保合作能够顺利进行并达成预定目标的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和方法。
3.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概况
3.1. 政策支持
2015年，自治区教育厅、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在文件中指出“开放办学，国际合作”，要充分发挥广西的地理位置优势，向东盟开展职业教育输出计划，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在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广西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再一次提出要充分发挥广西的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开创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鼓励企业走出去共建人才培养合作。
2023年，教育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印发的《推动产教集聚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实施方案》中表示我国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合作能力显著增强，将建设多个中国–东盟技术创新学院、多个现代工匠学院、升级论坛、搭建数字化平台等作为重点任务，共建中国与东盟各国协调一致的职业教育标准。
正是这些政策文件的支持与引领，为中国–东盟的合作机制带来了全新机遇，并随着合作覆盖面积的不断增大，双方合作的宝贵经验将为相互依赖条件下全球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更加深远的影响。
3.2. 平台组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充分发挥了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优势，与东盟国家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依托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园”、边(跨)境经济合作区、文莱–广西经济走廊等合作平台，广西构建了跨区域跨境产业链和供应链[5]。
200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共识共建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广西是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在中国主要分布的地区之一。在第一批的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承办单位名单中，广西的高校就占据了四个。此外，广西的其他部分高校在国家相关部门的依托下建立了中国–东盟人才培训基地(中心)。根据教育部、自治区政府印发的《推动产教集聚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实施方案》及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等4个建设指导意见指出，由广西的10个普通本科高等院校牵头建设具有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中国–东盟创新技术学院和17个现代工匠学院，与东盟国家高校、企业或培训中心顺利合作，促进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3.3. 合作办学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便与越南开展合作，在广西桂林合作办学，共建越南育才学校，为越南培养了无数技能人才。21世纪以来，广西已与东南亚国家联合举办多次教育研讨活动，并且邀请了许多东南亚国家高校学生参加活动[6]。
目前，广西已有超过20所职业院校伴随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向与东盟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资源[7]。例如，2016年，由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牵头单位，成立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2019年，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在老挝建设中国–老挝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通过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帮助当地提高农作物产量和防治病虫害能力；2023年，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的乌汶技术学院共同建设中泰电力丝路学院、国际学生联合培养基地，开展国际学生联合培养、“中文 + 职业技能”的培训等。
4.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困境与挑战
4.1. 广西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存在差异，职业教育合作层次和水平衔接容易出现错位。广西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然而在工业上发展方面，与东盟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相比，广西的工业化程度较低，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较弱。在产业结构方面，广西的产业以轻工业、有色金属、化工、建材为主，并且正在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相比于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体，拥有强大的金融服务行业，而越南、柬埔寨等国则更多依赖农业和低端制造业。这种在资源分配与利用上不对等的差异，使广西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吸引力相对薄弱，合作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充。因此合作过程中保障体系、院校保障体系、学生保障体系难以发挥效力，最终影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链的深度衔接。
4.2. 广西与东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
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国内与东盟各国的态度不谋而合。在马来西亚国家，人们普遍的刻板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所面对的培养对象并不是高层次技能人才，而是被普通教育筛选后的学生。尽管部分东盟国家已经构建了相对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但仍面临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难以充分适应发达经济体需求的挑战，以及社会大众对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普遍偏低的现实难题。在众多教育选择中，我国的家长与学生以普通教育作为首选，职业教育则作为备选或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除此之外，社会、企业对职业技能证书的认可度普遍不高；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8]。职业院校毕业生薪资待遇和职业生涯发展达不到预期也是人们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4.3. 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东盟的一些国家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上存在不匹配的现象。例如，马来西亚的职业教育层次普遍性较低，其中70%以上的毕业生处于1级和2级技能证书水平[9]，总体供资结构也不完全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新兴行业和职业不断涌现，传统行业也在进行技术革新，职业教育体系需要紧随市场需求的变化。然而，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往往滞后于这些变化，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例如，缅甸缺乏国家层面涵盖技能标准、教育教学方案、教师队伍、管理队伍、设施设备等内容的全面质量保障体系，无法确保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满足当地劳动力市场所需[10]。教育滞后性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东盟国家之中，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4.4. 各国语言文化不同、管理责权存在差异
受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东盟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文莱、新加坡、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为英语，但其他东盟国家的学生在其教育中接触英语有限、英语水平不高，阻碍了区域间不同国家交流的畅通[11]。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可能更需要适应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而职业教育在合作中往往难以兼顾所有国家的文化特点。
东盟各国对于职业教育的管理不尽相同。由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职责的不同，导致各国在职业教育管理部门、相关细则、实施和推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菲律宾在职业教育管理上是上级部门统一管理，下级部门分权治理的特点，而老挝的职业教育则是与体育部、农林业、劳动与社会福利部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管理。这种管理上的差异使得在合作过程中，双方需要进行大量的对接和协调工作，增加了合作的复杂性和难度。
5. 广西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的对策分析
由于东盟各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因其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认可度、人才培养质量不均以及各国的语言、文化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合作机制相对应地面临着挑战。根据现存的困境与挑战，提出以下对策。
5.1. 依据职业教育体系，实行分级合作模式
由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为此导致东盟各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一。泰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国家已经建设较为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在与其合作时，学习借鉴发展变革的成功经验，促进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引入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时，应以高职高专层次合作为主，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样化高技能人才。与职业教育发展较弱的国家如缅甸、老挝、柬埔寨合作时，以中职职业培训合作为导向，输出我国职教师资、软硬件优质资源，利用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积极打造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开拓东盟职业教育市场[12]。发挥东盟各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各自优势与特色，分级合作模式够促使各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
5.2. 广西应加强与东盟各国职业教育的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地区。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广西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交流互动的重要桥梁，为双方的教育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已有的教育合作基础上，广西要加大相关的公派留学生奖学金与资助政策，加大其吸引力，促进双边及多边职业教育合作交流。除此之外，借助职业教育论坛、教育联盟等合作平台举办访学交流，不断落实双边、多边职业教育合作协议。发挥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大会”“中国–东盟数字教育合作中心”等现有合作平台的作用[13]，增加中国–东盟职业院校的交流与对话。采用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加强教师、学生的语言开发能力。线下通过举办语言文化节、语言角、语言交流比赛等活动，促进双方教师、学生的语言交流，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线上开发在线语言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和互动机会，方便教师、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语言学习。多主体协同开展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5.3. 建立健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拥有一个健全的质量保障体系，是职业教育得以顺利长久发展的前提。首先，针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社会各界认可度，制定共同认可的职业资格标准，实现职业资格框架的互联互通(学历证书 + 语言证书 + 技能证书)。其次，要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教育管理部门的有效对接以及通用资格标准框架的建设，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行业技术标准、执业资格证书等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最后，搭建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信互认的“学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对接标准框架，将职业技能与学历等级建立连接，提高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认可度。合作双方要将相关机制进行统一整理、归并与集成，以避免当前相关各种交流与合作机制碎片化和彼此相对封闭的现象发生[14]。
5.4. 加强顶层设计，各部门职权分明
完善合作保障措施，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职业教育合作提供政策支持。设立专项基金或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合作项目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教师和管理人才。建立合作项目评估和监督机制，定期对合作项目进行评估和反馈，确保合作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教育部门作为教育行业的领头者，应统筹协调各类职业教育的规划和发展，而行业、企业则需要配合教育部门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参与本行业职教的评估和督导，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的产教结合[15]。劳动人事部门制定行业岗位标准、岗位规范，组织实施技能考核、考试及证书颁发等相关事宜[16]。每个部门的职责都有了明确的划分，这有利于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可以防止由于多部门共同管理而导致的职责重叠和分工不清，从而使其运作更加高效，降低管理成本。为更多行业专业搭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职业院校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了保障途径。
6. 结论
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在合作上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双方、多方合作。同时，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水平、语言文化、职业教育认可度、责权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开展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与挑战。为此中国(广西)在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机制上应实行分级合作、加强双方文化交流、健全中国(广西)–东盟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各部门权责分明等对策，优化中国(广西)–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