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日本的川端康成(1899~1972)和中国的沈从文(1902~1988)是同时代的作家。他们不仅先后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而且在文学创作上都以优美别致的中短篇小说而闻名。《雪国》与《边城》分别是他们的小说代表作。这两部作品不论在外在形式还是在思想内蕴上，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两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它们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恰好印证了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对作家的不同影响。
2. 《雪国》与《边城》之同
沈从文的《边城》发表于1934年，川端康成的《雪国》于1935年至1937年之间断断续续地连载于日本的文学杂志上。两部小说问世的时间十分接近，而且当时的中日两国正深陷于战争的泥淖之中。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恶意挑起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无辜的平民不仅带来了肉体伤害，更造成了精神世界的伤痕。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局势，中日两国的当权统治阶级都在国内实施文化高压政策，疯狂镇压宣扬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此情境下，中日两国的作家队伍都出现了明显地分化，一部分意志坚定的进步作家仍然坚守革命文学创作，而一部分作家则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坚持文学独立的创作立场。《雪国》和《边城》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战火连天，时局动荡的年代。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你看不见战争风云的残酷，觅不到流血牺牲的苦难，有的只是作者对诗情画意的田园乡土的描绘，对纯真简单爱情的赞美，以及对优美自然的人性的歌咏。在当时以表现战争风云，书写时代现实为创作主流的中日文坛，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却一起唱响了回归田园的牧歌，显得格外地不合时宜。他们这样的创作真如某些当时的评论所言是为了逃避现实、美化现实，还是另有创作意图？实际上，只要我们对两位作家的文学理想有一定的了解，就能发现他们的良苦用心。
川端康成与沈从文虽素昧平生，但他们的文学理想却有共通之处。他们在文学创作中都刻意拉大与时代、与政治的距离，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追求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不悖乎人性的艺术价值。川端康成曾宣称：“我的世界观，不要说是马克思主义，连唯物论也够不上” [1]。而沈从文声则称自己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 [2]。正是这样的创作理想，才使得《雪国》与《边城》的小说背景中时代风云被遮蔽了起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部小说是纯属臆想、脱离时代的空中楼阁。虽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现实并没有直接呈现在小说中，但它作为一个读者心知肚明的隐性存在，与两部小说中分别建构的雪国世界与边城世界无疑形成了相互的观照与对立。小说中的世界越是被描绘得美好，就越是反衬出现实世界的黑暗。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雪国》中那个淳朴宁静的国都多少承载着川端康成对现实中处于战争狂热状态下的日本的不满与讽刺，而《边城》中湘西世界无处不在的人情人性之美，显然寄寓了沈从文对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现实社会的批判。
《雪国》与《边城》都深情地描绘了如同世外桃源般的、令人心醉的自然美。在《雪国》的自然环境描写中，川端康成好像一位手持画笔的画家一样，将他热爱的日本列岛风光一幅幅的描绘出来。小说中日本东北地区特有的苍山雪影、林海大地、苦寒阴雨、星河新月，无不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令人神往。同样，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对大自然的描写也毫不逊色。沈从文用他的睿心慧眼绘制了一幅幅充满乡野气息和牧歌情调的乡土画卷。古老的湘西，青山绿水、明月翠竹、溪流野渡、山城古塔、田园人家，这如诗如画的艺术描绘，无不使人心旌摇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然风物之美还常常与民俗风情之美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在小说中，川端康成和沈从文都亲切地勾勒了的各自民族的民俗风情之美。《雪国》写到的艺妓、温泉旅馆、雪中缫丝、织布等人情风俗则展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纤柔、古朴与优雅。而《边城》中着重描写了湘西的男女青年“走马路”与“走车路”的婚媒习俗，以及赛龙舟、捉鸭子等端午节民俗。这些民间风俗与活动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另外，两部小说还都表现了与自然美相契合的至真、至纯、至善的人性美。在《雪国》这个洁白无垠的雪的世界里，一切宛如梦境，人与自然的交融使生命呈现了一种洁净、空灵的美。出身贫贱但长相秀美的驹子最突出的特点是“难以想象的洁净，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她如同一株亭亭玉立的雪莲，不只外表洁净，而且内心也无比洁净。虽然沦落为艺妓，但她意志顽强，有进取心，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十分认真。她从十五岁起，每天写日记；看过什么小说，也都要做笔记；凭着长年累月的努力，苦练琴艺，成为当地艺妓中琴艺最好的。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她热情大胆，甚至甘于牺牲自己。她是师傅的儿子行男的未婚妻，虽然她并不爱行男，可为了给行男治病，她却把自己推进火坑，做艺妓赚钱。她爱上了游客岛村，明知岛村在京城有妻儿，对他的爱是徒劳的，但她依然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希望能求得哪怕是昙花一现的爱情。即使岛村对她的爱无所回报，她也无所谓。这种牺牲自我，无偿的爱，体现了驹子善良、无私的人性美。与驹子一样，《边城》中的翠翠也是真善美的化身。湘西的绿水青山孕育了翠翠纯真如水、静若处子的性情。她“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既不嫌贫爱富，也不贪财偷懒，日复一日地与祖父在渡船上相依为命。直到遇见二佬，她情窦初开，芳心暗许，痴情等待心上人的归来。在这两位感人至深的中日女性的身上，永远闪烁着人性的美丽光彩。
在艺术表现上，《雪国》与《边城》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都具有抒情牧歌的情调，堪称抒情小说。两部作品都以一个凄美单纯的爱情故事为主要轮廓，在清新自然的叙述中注入诗的情绪与节奏，融自然美、人性美与人情美于一炉，形成了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
3. 《雪国》与《边城》之异
尽管《雪国》与《边城》的相似处颇多，但相异之处也确切存在，下面就从作品的叙事特征、作家的生死观和审美观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两部作品的差异。
3.1. 讲述与描述
《雪国》与《边城》都以一个单纯美丽的爱情故事为中心，但两个作品的叙事特征却有所不同。从叙事方式上看，深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的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是以讲述的方式来展开所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经过作家的布局谋篇之后，既可以在一个并列的平面上展开，也可以时空倒错。《雪国》在整体上以男主人公岛村的三次雪国温泉之行为叙事线索，通过直接讲述后两次旅行的故事，同时穿插、回溯第一次旅行的故事，在实写与虚写之间讲述了岛村在温泉旅馆与当地的一名艺妓驹子，以及一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真实而细腻地表现了岛村发现美、体验美的心路历程。因此，岛村的体验与感觉在《雪国》中具有引领的作用。读者往往会跟随岛村的体验与感觉进入到其他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而《边城》则是沿袭中国小说一直以来重叙事的传统，是以描述的方式展开了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虽然沈从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边城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但整篇小说始终围绕翠翠的爱情这一主线，以时间顺序来叙述故事的前因后果。因此，读者阅读《边城》的体验与感觉往往是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自发性地产生心灵的触动。如果说这两篇小说都给了我们“美”的感受，那么《雪国》是川端康成通过人物感觉来发现并讲述出来的美，《边城》则是沈从文直接向读者展示的一幅优美、健康、自然的湘西世界图景。
3.2. 生死轮回与生死自然
《雪国》与《边城》反映出两位作家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川端康成受佛教生死轮回的无常观影响颇深。他曾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 [3]。东方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就是“无常”、“虚空”等观点，这些便成为了川端康成艺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川端康成眼里，生死是轮回的，死的终点即是生的起点。这表现在《雪国》的创作中，就是作家让美得不可侵犯的叶子最终坠身熊熊火海，以死来维护自身的纯洁与完美。小说对叶子的死亡过程进行了全景式地工笔描绘，把死亡表现得奇异壮观、美妙绝伦。整个场景仿佛不是对死亡的描述，而是对新生美的再现。就连小说中的岛村也觉得叶子的死并非生命的结束，而是“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这似乎暗示叶子的死就是其生命形态的一种升华。而沈从文的思想渗透了中国道家的思想。在老庄的哲学中，人的生死是自然之理，每个人都应该应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而人之死就如同利灭而刃存一样，仅仅是形灭而神不灭。《边城》中的老船夫形象就是对这种生死观的最好诠释。饱经风霜的老船夫在溪边摆渡了五十余年，他淳厚善良、看重情义、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美好品德仿佛就是中华民族田园精神的写照。阅尽人事的他对死亡早有预感，一门心思要在自己死去之前给孙女翠翠找一个依靠。虽然这个愿望在临死之前未能实现，但他也明白“一切要来的都得来”，对生死表现出一种豁达自然的态度。在一个雷雨之夜，老船夫悄然死去，溪边的白塔也随之坍塌。耐人寻味的是，坍塌的白塔在老船夫死后不久获得了重修，这似乎隐喻着老船夫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伟大的田园精神永不泯灭。
3.3. 以哀为美与哀而不伤
日本民族历来将崇尚悲哀、幽玄和风雅作为艺术美的审美理念，从《源氏物语》还发展成一种“物哀”的审美情结。《雪国》在人物的塑造上传承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物哀”情结，川端康成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苦闷与哀伤的展示，塑造出一种具有悲哀美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驹子与叶子都是美的化身，但她们的美都归属于悲哀的美。身为艺妓的驹子，再华丽的衣着也掩饰不了她内心的哀愁。她努力读书，苦练技艺，却始终摆脱不了沦为男性玩物的处境。她的人生不过是一场徒劳，令人心酸。单纯的叶子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却最终也难逃被现实毁灭的命运。小说用“清彻得近乎悲戚的优美”来形容叶子的声音，其实这悲戚的声音正是叶子内心悲哀的回响。《雪国》表现出的这种悲哀美，带给读者既有悲的感动也有美的震撼。与日本民族的审美观不同，中华民族对于悲哀是采取节制的态度。哀而不伤的传统审美观深深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他甚至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4]。这种将人类的痛苦借用微笑来表现的艺术在《边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论是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还是兄弟手足、爷孙亲情的生离死别，这些透着悲剧气息的故事在沈从文的笔下都是以一种淡淡的情感，充满节制的语调来叙述的。正是在这种平淡缓和的叙述之中，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痛苦与感伤被彻底冲淡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小说中命运多舛的翠翠在经历父母双亡，心上人远走他乡，相依为命的祖父撒手人寰等一系列人生变故之后依然保持温顺的性情，从容地面对生活。但不可否认，表面上哀而不伤的《边城》，背后其实隐伏着巨大的悲痛。
4. 结语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古典文学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染。川端康成的创作虽然具有独特的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但在审美风格和创作基调上，与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沈从文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无疑给两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但战争毁灭不了两个民族美好的文化积淀，更摧毁不了他们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川端康成的《雪国》与沈从文的《边城》都传承了各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向世人展示了各自民族的独特魅力。因此，它们的文学价值是千古不灭的。
研究项目
本文系长江大学2016年教学研究项目[JY201602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