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十月革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历史学者梁赞诺夫斯基所说，这时期的俄国“知识和文化生活展现出其前所未有的活力、多样性和混合特征” [1]。这对于十月革命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因为“‘白银时代’的文化气息也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最终远离了列宁及其忠实的追随者所忠于的简单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信条。显然，布尔什维克要么很快取得成功，要么将一无所有” [2]。
因此，十月革命及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想要整合意识形态领域无疑要付出巨大的努力。1921年内战结束后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学团体，他们围绕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做了大量的论争，既有文学评论方面的论争，也有文学创作方面的论争。到了30年代这一整合过程取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完成，其标志便是193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被设定了其最高纲领，即文学应该反映理想的、发展的未来，这是第三种现实。
但这一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事实上，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的《静静的顿河》、《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系列作品是很难被视为处于一种统一的审美体系之中的。不过在这些被视为典范的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试图合理化革命。即将革命置于理性主义历史观的视域之下。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目的，有其必然性。在理性主义历史观的视域下，革命最重要的属性是其不可抗拒性。
尽管出发的角度不同，但大部分学者将巴别尔的《骑兵军》排除在这种合理化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序列之外。本文则认为《骑兵军》也同样具有合理化革命的倾向。在《骑兵军》中他将自由与暴力都作为人的一种“天性”予以刻画。自由、暴力与人的生存是紧密相连的，一旦自由不能以正常的途径获得，暴力则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而这种自然化暴力与自由的倾向是潜藏在《骑兵军》那复杂的修辞之中的。
2. 浪漫主义在苏联时期的演变
巴别尔试图将暴力与自由自然化，即将暴力与自由看作一种客观且天然存在的事物。而之所以自然化暴力与自由，是因为巴别尔首先自然化了革命。斯洛宁认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并且认为这是苏联初期的文学特点：“象征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和许多无产阶级作家共同具有的这种总的基调无疑是浪漫主义的” [3]。
但事实上，苏联初期文学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是不同于传统浪漫主义的。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各有其特点。韦勒克一再强调各民族的浪漫主义文学有自己的特性。而他曾经简略地提到过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别之处：“斯拉夫人的浪漫主义运动，显示出它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问题......即认为艺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物这样一种观点” [4]。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便不难理解阿格诺索夫所描绘的高尔基早期作品中浪漫主义的特点：“浪漫主义者只有在同自然现象、自然世界的交往中，才会找到堪与自己平等的力量......主人公的世界是浪漫主义的，因而也是理想的世界，它对立于现实世界，后者同浪漫主义理想不仅矛盾，而且相去甚远” [5]。
阿格诺索夫所描绘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特质在俄国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出现过，典型的比如普希金的《茨冈人》、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作品中鲜明地体现了阿格诺索夫所说的这种浪漫主义的二分世界。其中一个世界是自然并且自由的，是处在另一个世界的主人公所不能理解的。自由这一概念在历史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在俄语的本土词汇中，Воля意为自由，其最初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愿和愿望”，后来演变为“大公、沙皇的意愿”，最后具有了他人的自由这一层含义，同时这个词还有任意的意思，即“任意妄为”，具有非常强的非理性色彩。而随着现代以来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自由才具有了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含义，也就是意味着主体间不胁迫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平等才成为可能)，即严复所翻译的“群己权界”。而在现代的俄语中一般用Свобода来表述现代含义中的自由，这一词汇最古老的含义是“共同生活的同族人”。但在中文语境中这两种含义我们往往都是用“自由”一词来指代，因而中文语境下的自由具有复杂的含混意味。
浪漫主义式的自由只有可能是Воля式的自由，因为那个自然世界正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象征，它没有也不允许他人在其中存在。而Воля本就意味着“不去想明天的事，是富裕的生活，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辽阔的旷野总是使俄罗斯人神往不已，这辽阔就融入在‘Воля’中，这是任何语言中都没有的自由内涵” [6]。可以说俄语中这一意味自由的词汇本就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而这种自由主要在于一种超出于现实世界的自然的自由。这种自由往往以力量而不是以暴力为标志，而暴力只有可能损害这种自由，正如许多俄国许多文学作品的结局一样，自由最终因为暴力的侵犯而导致毁灭。
到了苏联时期，这种个人主义式的浪漫主义受到了批判。法捷耶夫的《毁灭》塑造了密契克这一只能沉浸于自己浪漫主义想象而缺乏现实行动力的形象。在莱奋生口中浪漫主义想象成了一种虚假的脱离现实的东西，是一只不存在的小鸟：“他就懂得，这些关于美丽的小鸟——关于那个会从什么地方飞出来、因而害得许多人空盼望了一辈子的小鸟——骗人的童话，真是害人不浅” [7]。有趣的是莱奋生所运用的依然是一种二分思维，即现实是虚假的，因为人们没能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世界，而理想的世界还没有到来。他与密契克唯一的区别在于，他能看到那些正在诞生与应有的事物，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所谓第三种现实。
而坚定了这一想法的莱奋生“感到有一股异常的力量，如同怒涛汹涌，将他高举到不可企及的高度，他就是站在这个高瞻远瞩的、然而又不脱离尘世和人类的高度，来控制着本身的病痛和他的孱弱的肉体......” [8]。在这里莱奋生所处的高度既是“不可企及”的，又是没有脱离尘世和人类的，这里的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运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的矛盾，这一手法需要塑造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人的浪漫主义理想世界。
那么，在浪漫主义的这种变化中，自由与暴力的描绘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在那种传统个人主义式的浪漫主义作品中，自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不受限制的个人意志，这种自由往往以力量而不是以暴力为标志，而暴力只有可能损害这种自由。在自由最终因为暴力的侵犯而导致毁灭。自然世界是不存在暴力的，因为在这一世界中不存在其他人，只存在一个孤独的自由人，在这一世界中自然与自由可以说是同义词。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世界一旦试图介入自然世界就会产生暴力，暴力与自由在此成为冲突。而在苏联时期的浪漫主义变体中，不存在一个天然属于自由孤独者的自然世界，浪漫主义者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改造现实世界，这是理想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介入，这种介入同样会产生暴力。
那么，在浪漫主义的这种变化中，自由与暴力的描绘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在那种所谓个人主义式的浪漫主义作品中，自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不受限制的个人意志，而暴力则表现为现实世界对自然世界的强行改变。比如普希金的《茨冈》所表现出的泽姆菲拉与阿列哥的矛盾便是通过阿列戈杀死泽姆菲拉来解决，即用暴力剥夺了泽姆菲拉的自由。自然世界是不存在暴力的，因为在这一世界中不存在其他人，只存在一个孤独的自由人，在这一世界中自然与自由可以说是同义词。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世界一旦试图介入自然世界就会产生暴力，暴力与自由在此成为冲突。而在苏联时期的浪漫主义变体中，不存在一个天然属于自由孤独者的自然世界，浪漫主义者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改造现实世界，这是理想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介入，这种介入同样会产生暴力。这种暴力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更容易辨认出来，比如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时期所设立的契卡。而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暴力与所谓的成长或者混杂在一起。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从现实世界的旧人成长为理想世界的新人，而这一成长过程往往伴随着学会暴力。新人们所追求的自由不再是Воля式的天然存在的个人自由，而是必然到来的Свобода式的自由。为了实现后一种自由，新人们必须用暴力来毁灭现实世界的物质结构，同时也毁灭现实世界意识形态幻想中的那种Воля式的自由。在这一浪漫主义的变体之中，自由与暴力不再是冲突而是紧密相连的，暴力正是作为必然性到来的一种辅助工具。
3. 《骑兵军》中自然化的暴力与自由
有了上一节的铺垫，我们再来看《骑兵军》中对于自由与暴力的描绘，就能够理解其特殊之处。这部短篇小说集是苏波战争的一个碎片化的记录。暴力在他的作品中被描绘为平静而客观的，比如他在《小城别列斯捷奇科》这样描写：
“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着的窗。
‘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
哥萨克们拐过街角走掉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开始观光别列斯捷奇科的市容” [9]。
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自然主义式的。叙述者在叙述这一暴力行动时毫无内心情感的波动，似乎只是客观如实地记述。暴力的场景与之后这座城市的景观并置到了一起，叙述者在观光城市，而这一段暴力的场景似乎也只是城市风光的一个平平无奇的组成部分。暴力在这里被作为一种自然化的客观景观来描写，这与将暴力描绘为一种自然的对立物或工具性的存在十分不同。
这样的描写在骑兵军并不少见，比如在《契斯尼基村》中，战争被设置成了一对马配种过程的背景，战争的宏大性被消解，反而被赋予了一层日常事物的意味，暴力在这种极端的境况中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自然背景。这篇小说结尾的比喻正是这篇小说的核心隐喻：
“炮击的硝烟在战地上空静静地升起，仿佛升起在在过着太平日子的农舍上空” [10]。
整篇小说巴别尔用戏谑的口吻消解了战争的宏大，但同时也将战争的暴力因素简略为一种自然的背景，似乎战地与农舍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与《小城别列斯捷奇科》对于暴力的处理是类似的，暴力融合在了普通的街景之中。暴力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是不可能逃脱的背景。这是在他同时代的战争文学中不多见的。暴力与自然世界既不是冲突也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融为一体紧紧相连的。
客观化暴力还表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暴力在小说中呈现为一种符号般的存在，是“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而在巴别尔的作品中，叙事者必须表现出暴力这一符号化行为才能够进入军队的交流系统。在《我的第一只鹅》中，为了融入军队中的哥萨克群体，叙事者“我”试图使用暴力：
“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咔擦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地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
......
院场里，哥萨克们已围坐在他们的锅前。他们笔直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像一群祭司，而且谁都没看鹅一眼。
‘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个议论我说，挤了挤眼睛，舀起一匙肉汤” [11]。
暴力在这里就成为一种用于交流的符号，围观“我”这一暴力行为的哥萨克始终保持沉默，并且始终一动不动，巴别尔在这里着力塑造的是这种仪式感。而之后将哥萨克比喻成祭司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我”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仪式，才能够进入哥萨克的“日常生活现实”，祭司拥有这一神秘系统的最终解释权。
《我的第一只鹅》确实表现了暴力对于“我”的伤害。“我”既是使用暴力的一方，同时也是被这一系统施加暴力的一方。但是“我”对于暴力的态度依然可以说是暧昧的。尤其是若我们按照线性时间来串起《骑兵军》中的短篇小说，会发现叙事者“我”的成长与变化。在“我”的心受伤、呻吟、滴血的同时，“我”还梦见了女人，这一原始欲望指向的对象，暗示着暴力与自然之间隐秘的联系。
也就是说，与巴别尔的暴力相联系的自然当然是Воля式的自由所指向的那一类自然，但他的描绘不同于一般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揭示了这种自然所带有的暴力性质，这一自然可以说是霍布斯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自由、暴力都是与生存紧密相连的。如同霍布斯描述的那样：“就纯粹的自然状态而言，或说是在人用彼此的协议约束他们自身以前，每个人都被允许队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无论他想要什么、他能得到什么，他都可以去占有、使用和享受” [12]。在这样的世界里，自由就意味着生存，而生存就需要依靠暴力来彰显。这三者紧密的关系在巴别尔的《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小说描写曾经的穷苦哥萨克在参加革命后向过去欺侮他的地主报仇：
“枪子儿是触及不了灵魂的，没法揪住他的灵魂，看看他还有什么招数能施出来。所以我这人往往不怜惜自己，常常把敌人踹在脚下，踹他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要好好尝尝我们活着到底是什么滋味......” [13]。
在这里一旦暴力停止，生存的感觉也就丧失，主体只有在对他者实施暴力的过程中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意义。暴力、生存与自由三者构成了这个系统的基础。那么在这里暴力与自由就完成了其自然化的过程，并最终构成了人最基础的生存境况。
4. 结语
巴别尔较浪漫主义者们更为激进地处理了自由与暴力的关系。他运用他独特的修辞将自由与暴力自然化，实际上是一种合理化革命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巴别尔并没有遵从浪漫主义的这一二分原则，自然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在面对革命的自由与暴力的关系的问题时，巴别尔选择将暴力自然化。即将暴力描绘为一种客观而天然的的存在，同时暴力也作为一种客体化的符号而存在，构成了“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而自然化暴力的同时巴别尔也自然化了自由。自由的这一定义在文本中与生存直接挂钩。在巴别尔的文本中，暴力和自由的联系成为一种难以辩驳的“客观”事实。而这也是促成了革命的合理化，但这种合理化是更加隐晦而曲折的，甚至可能是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