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约翰·福尔斯(John Robert Fowles)凭借其对后现代思想文化、叙事策略的敏锐直觉和精确把控，被誉为“英国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 [1]: p. 380)。尤其是在其最广为人知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他熟练地运用文笔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风貌在读者眼前缓缓铺陈。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许多学者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进行文本解读，陈静从“孤独而神秘的个体”“个体与他者”“个体的存在与自由”三个层面探讨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压制( [2]: pp. 97-98)；金冰则将存在主义与进化叙事相结合，阐述了个体的自由来源于人物对环境的“能动适应性”( [3]: p. 117)。还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女主人公的“性别叙事”，以此解构萨拉“从文化他者到独立主体的新女性形象”的变化过程，揭示福尔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女性观( [4]: p. 61)。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学者从叙事策略的角度对小说加以剖析，李丹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不同于以往的“激进式元小说”，而是在自我意识的掩盖下对“社会权力话语的运作和意识形态对话”的强烈指向( [5]: p. 89)；陈广兴则着眼于小说中的对话策略，通过分析“创作和批评的对话”“个体间的大型对话”“语言中的微观对话”三种对话形式，层层递进探讨对话策略所达到的“艺术层面的自由”与小说主人公“矢志追求的个性自由”之间的关系( [6]: p. 145)。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学解读，抑或是“元小说”“对话性”的叙事策略研究，都属于从时间维度对《法国中尉的女人》进行的文学剖析，而小说中空间维度的能动性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近年来，随着空间理论的兴起，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他们主要从空间类型和空间叙事两个角度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书写进行探究。在空间类型的视角下，主要有阿泽雷多(Azeredo)的“政治空间”的研究 [7] 和斯克鲁格斯(Scruggs)的“视觉空间”解读 [8]；在空间叙事的视角下，主要有多明格斯和马丁(Dominguez and Martín)的“空间并置”研究等 [9]。相较而言，国内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空间研究刚刚起步，相关成果尚不丰富，通过文献检索，主要有宋效晴和谷婷婷“权利空间”探索 [10]、王盼盼的“碎片化叙事和空间并置”分析等 [11]。
但是，现有研究尚未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因素进行综合性和多层次的解读，也未意识到小说中的多重空间结构对社会秩序批判以及人物身份构建的积极意义。实际上，“空间”在约翰·福尔斯的文学图景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构建了多重空间维度以承接小说情节的脉络发展并揭示小说深刻的主旨内涵，这暗合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空间转向”思潮。当代空间理论发轫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列斐伏尔在书中提出了“三位一体”(a triad)的空间理论，即物质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 [12]: p. 39)。列斐伏尔的“三位一体”和“空间的生产”理论突破了先前的单项空间或空间纯叙事化研究窠臼，这一观点也与约瑟夫·弗兰克在其代表作《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中提出的文学在空间秩序中重组的空间设想不谋而合。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空间的多重性”一方面体现为地理景观层面上的“空间转移”(从“乡村空间”莱姆镇到“城市空间”伦敦)，这条线路呈现出地理景观逐步远离闭塞的乡村，走向开放包容大都市的地域性转移态势，以此来“书写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空间表征”，并从中构建出萨拉独立自由的“新女性”身份( [11]: p. 77)；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多层次、多方向的空间图谱，不但包含着主观上的人的多重心理因素(例如萨拉与他者的互动与对比、萨拉与乡村社会的冲突与碰撞以及萨拉个体心理空间的形塑与重构)，还包含了客观上的对诸多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历史现象的文学性再现(例如二战后极度的宗教虔诚下掩盖的伪善道德观、新资产阶级弗里曼与旧绅士阶级查尔斯之间的阶级碰撞与身份重塑、以及失衡的社会性别机制对以萨拉为代表的女性所造成的压抑与束缚等)，因而福尔斯试图在“在全面掌握史实的基础上，从现当代的角度对现存历史文本中史实的等级次序、史实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新的阐释”( [13]: p. 14)。福尔斯在小说中构建起“多重空间”维度，不仅对小说中的空间进行技巧性的文学性铺陈，而且将小说中的不同空间与角色内心体验相勾连，以此来探索空间表征与人物身份和思想内涵的互动性关联。
本文拟借鉴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的空间理论，结合《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空间书写，从“物质地理空间”“个体心理空间”“社会历史空间”三个维度，探究“多重空间”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对深层思想内涵的表达和独特人物身份的构建所起的作用。
2. 物质地理空间：异质文化较量下的身份追寻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物质空间主要涉及空间中的物质性存在，如直接可感地存在于物质实践中的“自然”和“宇宙”(nature, the Cosmos) ( [14]: p. 92)，本文中的物质空间主要关注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对英格兰地区“物质地理景观”的描写。事实上，文学和地理学具有互动性和整合性，文学为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材料，而地理学也为文本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文化依据和背景资料。克朗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关注景观的物质特征，而应该把它们视作“可以阅读的‘文本’”，因为它们可以“告诉居民和我们关于人们的故事——关于他们的信仰和身份”( [15]: p. 40)。物质地理景观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它不仅是构成故事背景的被动信息，更是空间层面上人们意识形态的主观反映。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征，“物质地理空间”既是空间批评的地理性分支，也是民族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再现，对文学文本中的物质地理景观进行空间观照和解读，事实上是在审视物质地理空间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作用及其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暗流。
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不仅为读者描摹了乡村和城市迥异的物质地理景观，还赋予它们以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在小说开篇，作者便将故事场景设定在“当地最大的港湾莱姆湾”( [16]: p. 1)，当时的莱姆湾风雨交加、昏暗冷瑟，正是在这里查尔斯第一次见到了萨拉。准确地说，查尔斯并非“见”到了萨拉，因为他看见的“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的纪念碑”，“不像是微不足道的乡野生活里的正常景观”( [16]: p. 3)。萨拉这种充满神秘、令人捉摸不定的出场方式暗示了她与乡村空间的冲突，以及在貌似风平浪静的乡村生活中涌动着的异质意识形态相互较量的暗流。
其实，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几乎为身居莱姆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构建了其独有的物质空间，例如，波尔坦尼太太的豪宅“屹立在莱姆里季斯小镇后面一道陡峭的山坡上，居高临下，气势非凡”，成为了“她的社会地位明确无误的象征”( [16]: p. 17)。在这个“全景监狱式”的家宅空间里，波尔坦尼太太是掌控权力的“暴君”，同时也是父权制的坚定维护者。她认为女子应恪守礼教，“要是她看见一个女仆外出和一个男青年一起散步，那么灾难就要降落在这女仆的头上”( [16]: p. 19)。在这里，家宅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性房屋，而是充斥着父权制传统的物质地理空间，家宅边界被模糊化并与波尔坦尼太太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相互融合和渗透，家宅空间、地理景观以及人物言行共同构成了波尔坦尼太太内心图景的表征与外化。再如，在格罗根医生的二楼书房中，“弓形的窗户前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小巧的铜制格雷果里反射式望远镜”，以便在“夏天可以看到海中仙女来这里游泳”( [16]: p. 151)，作者巧妙地借用弓形窗户的透视性打破了屋宅空间和景观空间的界限，使得格罗根医生可以方便地透过这扇窗户来“观赏”女性在水中嬉戏。通过对格罗根医生“俯视”和“窥视”行为的描写，福尔斯解构了格罗根“心理医生的权威形象”( [17]: p. 157)，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物化现象，鞭挞了乡村里虚伪的道德和无处不在的父权制规训。因此，萨拉借着“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污名”，一方面受到“恪守道德”的乡村空间的排斥，但另一方面她也得以游离于因循守旧的乡村之外，实现向伦敦大都市的“空间逃亡”。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空间与文学作品的联系愈发紧密，许多作家都将城市空间作为故事的背景，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伍尔夫笔下的伦敦等，他们“借助城市书写将一座城市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文化信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构建到了小说文本中”( [18]: p. 134)。二战以后，城市生活空间愈来愈呈现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征，这为文学作品的空间书写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人物主要生活在英国乡村，虽然福尔斯对城市空间着墨不多，却充分展露出城市空间中逐渐浮现的自由、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它与刻板压抑、守旧落后的乡村氛围形成鲜明对照，却与萨拉的“叛逆”个性十分吻合。与查尔斯在埃克塞特的短暂一面后，萨拉便消失了，并开启了她独自向伦敦都市的“空间转移”。福尔斯虽没有刻意描述萨拉的“逃亡路线”，但还是在有意识地借萨拉这一形象，刻画女性对自由开放的城市文明的向往。置身于伦敦，她不仅获得了身体的解放，而且很快在都市生活中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衣着变化来看，她穿着“全套新潮女性服装”( [16]: p. 456)，用行动实践了女性对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合理消费，从而以“新女性”形象实现了对旧礼教的公然反叛。从职业变化来看，她成为了罗塞蒂的“文书”和“模特”( [16]: p. 458)，作为拉斐尔前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塞蒂用大胆前卫的艺术创作来追求自由和真理，这与萨拉对城市的憧憬不谋而合。置身于自由前卫的城市空间，她得以摆脱陈规旧习对于女性的束缚。从自我意识觉醒来看，她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因为“一进入爱情领域，就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可言了”( [16]: pp. 465-466)。通过对萨拉言行的刻画，福尔斯深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揭示出萨拉自我主体意识的重构过程。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伦敦象征着自由的桃花源，以罗塞蒂为代表的艺术家象征着开放包容的生活及文化氛围，在这里萨拉可以恣意挥洒性情，获得完全不同于乡村空间的生存体验。
从莱姆小镇向伦敦大都市的空间转移，一方面赋予萨拉在城市空间里新的公共身份，另一方面也刻画了以萨拉为代表的“新女性”对维多利亚时期守旧落后的意识形态的公然反叛，以及对女性身体解放和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萨拉不仅是独立自主“新女性”的代表，同时她也成为连接“异质空间”之间的桥梁，以其“空间转移”使得令人窒息的乡村生活和令人神往的城市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福尔斯巧妙地运用了莱姆镇和伦敦各自独有的物质地理景观，使之既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地理文本，又成为深化小说主旨的空间载体。同时，小说中的空间转换从乡村和城市两个层面奠定了维多利亚时期物质空间内意识形态的发展基调，折射出后现代英国空间变革的更多可能性。
3. 个体心理空间：群体精神观照下的身份认同
在列斐伏尔看来，心理空间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是一种“逻辑和形式的抽象”(logical and formal abstractions) ( [12]: p. 11)。换言之，心理空间是“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构想的空间”( [14]: p. 92)，也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心理性文化符码。本文将重点探究作为个体存在的萨拉的心理空间构建，以揭示福尔斯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以及对女性身份重构的思考。具体而言，萨拉主体自我意识的构建和个体心理空间的书写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构成了个体心理空间维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 [19]: p. 11)，也就是说，空间既有物质因素又有心理因素，既互为前提又相互融合。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个体心理空间包含具有明显个体特征的物质地理景观，同时也包含形成独特意识形态的个体心理场所，它们暗含着小说主人公的情感态度和意识形态等个体特征，因而成为心理空间的另一种独特的表征方式。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个体心理空间充当起沟通物质空间的媒介，并在空间场景的转换中实现自身构建。在乡村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挤压下，萨拉的自我意识逐渐萌芽，开启构建其心理空间的旅程；来到伦敦后，她与开放包容的都市空间接触互动，逐渐确立自我，其心理空间得到了拓展；最后，在查尔斯“求婚”事件的激化后，萨拉意识到自由和独立的深层指向，最终实现自我，完成了个体心理空间的整合与构建。
从萨拉心理空间构建的轨迹，可以窥见福尔斯借助空间的多维性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动态透视，从后现代视角探寻在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的对峙中，如何解放并重构自我意识，如何在物质空间的生活和实践中认识自我、确立自我、实现自我。由此可见，《法国中尉的女人》既是对小说地理景观的物质临摹，又是对人物心理轨迹的空间再现。在构建作为小说背景的物质地理景观的同时，又暗示着一个充满张力、复杂变化的个体心理空间。通过双重空间的相互杂糅、互为支撑，立体呈现了萨拉主体身份及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
首先，在与乡村空间的无声对峙中，萨拉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她尝试挣脱束缚其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种种桎梏。显然，萨拉的出轨行为与乡村社会奉行的道德礼教格格不入，在波尔坦尼太太看来，“星期天不到教堂参加晨祷和晚祷，无异于最败坏的道德放纵”( [16]: p. 19)。欧内斯蒂娜似乎才是应当仿效的女性楷模：“每当涉及女人肉体方面的内容，诸如性、月经、分娩等”( [16]: p. 28)，她都如临大敌，急切地要将这些“污秽”的意识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其实，欧内斯蒂娜扭曲的“洁癖”恰恰是传统礼教对女性“精神洗涤”的结果，使她不知不觉地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在这里，小说对莱姆镇乡村空间的描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展现了维多利亚乡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另一方面又将人物心理空间具象化，倍感压抑的乡村生活导致身处其中的人们陷入自我身份紊乱和自我心理异化的困境。因而，在这个“道德风尚最严谨的时代，对妇女贞德要求最高的时代”( [20]: p. 117)，萨拉不得不以失贞的污名主动将自己“边缘化”，以便远离乡村道德的“凝视”，去追求身体与意识双重自由的心理空间，正如福尔斯所言：“孤独可能有损自立精神，但也可能教人学会自立”( [16]: p. 26)。
随着萨拉来到了伦敦，小说所呈现的空间也从乡村转移到了都市。物质空间的位移使得城市和乡村构成了强烈对比和反差，让萨拉体验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促进了主人公自由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如果说在莱姆镇时萨拉的自由与独立思想尚处于心理空间的潜意识层面，那么在罗塞蒂先生的住所，萨拉则更直接地表达她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女性身体的自主掌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她大胆展示自己女性身体的魅力，“把粉红和白色条纹的长袖丝绸上衣也扎在里面……头发用一条红丝带蓬松地扎在后面”，“以俏皮而略带卖弄风情的方式暗示其他方面的解放”( [16]: p. 456)。在这里，萨拉的新潮服装成为其心理空间的外化，是其身体与思想双重解放的物质表征，也是对女性尊严和独立人格的坚决捍卫。后来，她甚至成为了罗塞蒂先生的文书与模特，福尔斯借用“罗塞蒂先生”这个前卫人物符号，有效衬托了独立自主意识对萨拉心理空间构建的支撑作用及深刻影响。在与城市空间自由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中，萨拉实践了对传统礼制的反抗以及自我心理空间的拓展。
在小说结尾，“求婚”事件实质上是查尔斯对萨拉自我意识的又一次心理性侵略，它进一步激发了萨拉对男性霸权的反抗意识。萨拉断然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请求，因为她“很珍惜[现在]这种生活”，也并“不想与他人分享”( [16]: p. 463)。查尔斯此时也感觉到了萨拉的深层心理变化，“以前她漂泊不定，现在她已经确立了自己基本的生活观，明确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 [16]: p. 464)。萨拉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结婚，她就必须像“一个妻子应该表现的那样”( [16]: p. 464)，从而失去追求自我的心理原动力，继续遭受男权的压迫和操纵。实际上，萨拉的严辞拒绝刺穿了维多利亚时期伪善的道德观以及繁荣景象掩盖之下的父权制阴影，向读者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心理空间的倾轧。婚姻将不可避免地对女性的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构成不同程度的侵袭和改造，这使得萨拉更加明确自己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坚守与捍卫。这种对萨拉内心世界的剖析不是“平面的直线的记述，相反是立体的、多维的心理世界的构建”( [21]: p. 47)，使得萨拉这一人物身份的塑造更加饱满立体。
萨拉的“个体心理空间”体现了其心理成长过程与自我身份构建的互动性联结，它既是萨拉个体心理的空间表征，又是物质空间被赋予心理意识后的整合性再现。小说通过人物言语叙事和心理空间叙事的并置，再现了萨拉在城乡地域冲突、意识形态碰撞下所感受到的独特的心理体验，立体地呈现出随着乡村到城市的空间位移女性自我意识发生的嬗变与重构，并最终以反叛维多利亚时期旧礼制的“新女性”形象完成了其独立的自我意识的重塑和完整的心理空间的构建。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心理空间构建折射出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女性身份的重塑，也体现了作者对处于父权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注与思考。
4. 社会历史空间：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身份重构
列斐伏尔所谓的社会空间，是指社会实践生产出的空间，其中充斥着以人类的“感官现象”(sensory phenomena)为代表的“想象的产物”(productions of imagination) ( [12]: p. 12)。社会空间动态地展现社会现实，是社会机制运行及社会关系重组的基础，因此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维度来审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的”( [22]: p. 62)，社会与历史是相互交织、不可割裂的，因而社会历史相互交融也成为了解读小说中空间表征的重要向度。实际上，小说中的人物持续不断地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接触与互融，正如卡瓦拉罗所言：“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 [23]: p. 180)。与此同时，小说人物在社会历史的大趋势下构建了自己独有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体心理空间，各式人物与社会历史背景的交互式联结最终构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社会历史空间。
同时，社会历史空间又与政治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它是政治性的、具有明确导向的，“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22]: p. 62)。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第三维空间既是社会历史的文学性再现，也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表述，凝聚着福尔斯对维多利亚历史时期伪善道德、阶级冲突以及性别机制的深刻思考，是一种具有明确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性的文化符码。一方面，社会历史空间体现为维多利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想与以萨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交锋、以查尔斯为代表的旧绅士与以弗里曼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权力地位的争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思考与身份重塑；另一方面，父权制束缚下的性别机制造成了女性被贬抑、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这些都构成了该小说的独特社会历史空间。从社会历史空间维度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可以探究小说中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与重构过程，揭示社会历史空间在人物身份构建和小说主题阐释中的功能性作用。
首先，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将故事背景置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这一时期“工业化、高科技、高消费”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呈现出一派“表面的物质繁荣”( [13]: p. 15)。同时，英国还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它不仅批判“人性中‘恶’的放纵”，也是逃避残酷现实的精神依托( [24]: p. 120)。不过，这种对宗教的极度虔诚之下掩盖的却是维多利亚时期盲目的自信和伪善的道德观。一方面，由于人们迫切地寻求宗教信仰的精神庇护，英国的教堂数量达到历史之最，“那时候兴建起来的教堂比在那之前历史上所造的总和还多”；然而另一方面，宗教对道德及人性的苛求也导致其自身的失真，“伦敦每六十幢房屋就有一幢是妓院(现代的比例是接近六千比一)”( [16]: pp. 272-273)。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既在公开场合信奉神明，“赞颂婚姻的圣洁和婚前的贞操”( [16]: p. 273)，但又在私下极度放纵私欲。公开的道德标准和私下的实际行为形成强烈对比，暴露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的严重失衡。萨拉早已对这个时代的虚伪深恶痛绝，她“看穿了维多利亚时代教会的各种愚蠢荒唐的行为，看穿了那个时代的教堂沾满污秽的玻璃”( [16]: p. 58)，宗教不过是对人类实行思想控制的“精神鸦片”，充满了欺骗性。通过对宗教的反思，她逐渐意识到对上帝的纯粹信仰并不能将人类从现实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只有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才能重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最终引领人类踏入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因此，萨拉以其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虚伪的宗教虔诚相抗衡，她在“目睹苦难的存在”，也在“祈祷苦难早日结束”( [16]: p. 58)。在萨拉身上体现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她希冀将上帝从社会历史空间中驱逐出去，彻底揭露“维多利亚时代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的沾沾自喜、社会进步论的盲目乐观”( [25]: p. 52)。可见，在伪道德观与实证主义饱受质疑的历史背景中，萨拉身上所洋溢的人文主义精神被赋予了一种改造英国社会的救赎功能。
其次，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显露出全面取代旧绅士阶级的野心。对“绅士风度”的戏仿是资产阶级“为自己在道德伦理上确立权力话语”的初步尝试( [26]: p. 193)，而福尔斯也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弗里曼先生身上的“绅士风度”：“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刻意装出一副绅士派头，而且做得极为认真”( [16]: p. 287)；在讨论查尔斯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时，他有理有据地进行辩驳，使得查尔斯无话可说，此时“弗里曼先生身上的绅士精神赢了”( [16]: p. 290)。但事实上，即便十分渴求社会的主流地位，弗里曼先生依旧在内心深处持有一定的怀疑，并“对贵族颇为反感，认为他们是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 [16]: p. 287)。作者以一种戏谑的叙事手法来展现新兴资产阶级复杂矛盾的心态，他们既对现存的绅士阶级心存不满，但由于迷恋所谓的社会主流地位与空间控制权，又不得不模仿其“绅士风度”，甚至让女儿欧内斯蒂娜与绅士查尔斯联姻，以此将“财富有效地兑换成权力和社会地位”( [25]: p. 55)。在查尔斯眼中，弗里曼先生的商业帝国极具诱惑力，但作为出身高贵的传统绅士，他又显然无法接受弗里曼先生的“实干”理论，他自诩是一个典型的绅士，而“绅士是不能经商的”( [16]: p. 294)。在财富诱惑和绅士传统面前，查尔斯陷入两难选择，始终踌躇不决。萨拉的出现让查尔斯找到了答案，对萨拉的追求使他背弃了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他的这一抉择标志着他与当时保守陈旧的婚姻观及道德观的决裂，他也因此遭到了身边人的谴责。正是在他受到“正统社会”鄙夷之时，他才真正看清“喧嚣的生活、严酷的现实和僵硬的社会习俗”以及“腐败的政治和不可改变的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扭曲，看清社会意识形态的严重畸形，这些都是实现他“最深刻愿望的隐蔽着的大敌”( [16]: p. 787)。此时的查尔斯既被绅士阶级抛弃，又不甘心彻底否定自我投入新兴资产阶级的怀抱，现实的冲突造成了查尔斯社会身份的割裂，也将查尔斯逐渐引导向人文主义的道路。最终，查尔斯“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丝信心”，他坚信“总有一天，生活之河会重新奔流”( [16]: p. 480)，通过社会政治改革与意识形态重塑，平等、博爱、开放的理想社会也一定会出现。因此，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社会历史空间不仅是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政治力量，更是福尔斯对新型社会空间的构想。
最后，维多利亚时期不仅是道德伪善的时代，也是女性在社会性别机制的压迫下自我否定及自我牺牲的时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甚至只要几个先令”( [16]: p. 272)。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表面上受到尊重与平等对待，但实际上女性被极端物化，成为男性赏玩的对象，他们以各种名义包装和美化其男性支配思想，迫使女性接受其从属角色。而在社会空间中，女性也被极度边缘化，其社会流动性和上升空间遭到极大地限制，尤其是这一时期高扬的“女性贞洁论”更是构成了对女性身体与意识的双重桎梏。但是物极必反，在性别机制的束缚之下，维多利亚时期也是女权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女性主义者积极倡导女性的独立自主，通过去边缘化来重构女性生存空间。事实上，在《法国中尉的女人》文本中暗藏了许多有关女权运动的线索，如布鲁默创办维护女性权益的杂志《百合花》，英国议会初次探讨女性平等选举权等。通过这些若隐若现的线索，福尔斯试图展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以及她们为争取女性权益和地位的积极努力，尤其在萨拉身上我们得以窥见“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独立的人格意识”( [13]: p. 14)。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我们重新审视萨拉的空间转移可以发现，乡村莱姆镇和城市伦敦一方面构成了物理空间层面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在物理空间的对立下暗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这又构成了社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逃离乡村后，萨拉出现在罗塞蒂先生的伦敦府邸，在这里萨拉获得了思想身体的双重解放和心理空间的重建，她感到“很幸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16]: p. 464)。可见，伦敦都市不仅是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更是具有促进女性身份认同功能的崭新社会空间。通过对萨拉都市空间生活体验的书写，福尔斯指出了弥合男性与女性割裂的路径，可以说萨拉的空间转移成为她摆脱性别机制束缚与构建新女性身份的关键节点。
显然，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通过文学文本的历史重构，试图探寻理想的英国社会空间。小说肯定了道德神话破灭后所重构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揭示了人文主义精神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性，更是思索了社会历史空间中如何实现女性身份认同及生存空间重构。《法国中尉的女人》不仅讲述了一个饱受欺凌的女子曲折经历，更是福尔斯对民族意识形态、阶级身份重塑及社会性别机制等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小说富含人文关怀，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性。
可以说，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从物质地理空间、个体心理空间和社会历史空间“重构了历史文本”( [13]: p. 14)，使得文本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指涉，融为一体。这部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性的空间再现，更是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变革转型期如何消除性别歧视、重塑社会道德观、追寻人文主义本源等话题的严肃思考。将空间理论与后现代小说文本解读相结合，聚焦小说中“三位一体”的空间书写，可以全面审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物质地理景观、个体心理状态以及社会历史现象背后深切的人文关怀，从而挖掘这部小说多重的审美张力和深刻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