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乌托邦一词源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后被广泛用于指涉理想社会，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西方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进入19世纪，由于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乌托邦逐渐从单纯的政治、哲学理念转化为社会实践，激发出一波接一波的乌托邦实验潮。尤其在19世纪的美国，数百个乌托邦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知名的乌托邦，如“新和谐公社”、“奥奈达公社”和“傅立叶主义方阵”等，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在这些实验启发下，美国同时期出现了大批相关文学作品，包括霍桑的《福谷传奇》(1852)、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1888)、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1915)等。因此，全面认识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19世纪的美国文化，对研究同时期乌托邦文学和怀旧文学的繁荣也极具参考价值。
国外学界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例如，让·克里斯坦在《19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中对19世纪主要乌托邦共同体的诞生、思想、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梳理，对于系统分析该时期美国乌托邦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唐纳德(Donald)主编的论文集《美国乌托邦共同体》总结了美国主要乌托邦社区的演变过程，试图“通过提出对美国乌托邦的‘发展性’解释，解决对美国共同体社群日益复杂的理解” [1] 。也有一些学者从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关注某种特定类型的乌托邦共同体背后的民族特征，埃伦·韦兰·史密斯(Ellen Wayland Smith)的《奥奈达公社》一书描述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乌托邦共同体——奥奈达公社从宗教乌托邦到有限公司再到最终破产的兴衰历程，其中“揭示了美国人性格中最令人困惑的特征” [2] 。国内对于乌托邦共同体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经济效能、运作模式和可行性的分析上。
总体而言，多数著作只是对乌托邦社区进行了梳理，少有研究深入到认知心理和文化层面，探寻美国乌托邦共同体形成的心理机制和文化因素。本文拟从认知视角的怀旧理论入手，剖析美国19世纪的乌托邦实验潮背后的认知心理动因，透视其中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的文化逻辑，在加深对该现象及美国文化的理解的同时，为深入分析同时期的美国文学主题，尤其是其中的怀旧和乌托邦主题，提供借鉴。
2. 十九世纪乌托邦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美国十九世纪轰轰烈烈的乌托邦运动潮无疑为其民族历史注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也是诸多学者讨论的重点。从现有研究来看，三种社会批判为美国的乌托邦探索提供了源动力，即宗教性批判、政治经济批判和社会心理批判。
美国最早的乌托邦社区建立在宗教理想之上。这些社区的乌托邦愿景有一个共同点：以《圣经》的基本真理为基础，创建一个纯净的精神共同体，以便所有成员都能在和谐、合作和密切联系中实现共同理想。这些早期的社区大多起源于欧洲虔信派，教徒们为了躲避主流教会的迫害寻求避难所，并在美国建立符合自身原则的社区。此类虔信派团体往往寻求与上帝、《圣经》的基本真理以及成员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们非常强调社区与主流社会的隔离和隐居，拒绝既定教会的教条和等级制度。威廉·基尔(William Keil)基于这种宗教性批评创建了贝瑟尔和奥罗拉社区(1844~1880年)，他宣讲说，所有既定的教会规则都是人类的杰作 [3] 。宗教乌托邦的愿景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完全远离现实世界。宗教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批判现实社会的邪恶和道德沦丧，他们认为现实社会在人与上帝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常在社区的价值理念中宣称一个与基本真理紧密相连的完美社会是可以实现的。这些早期的乌托邦共同体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通过皈依乌托邦社区所提供的精神化生活，实现人类的至善。
乌托邦运动迸发的第二大动力是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这种批判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后日益加剧的贫困、混乱、机械化和人口拥挤出现的。政治经济乌托邦的兴起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此类乌托邦兴起的目的是在小型社会中寻找一个避难所，以摆脱工厂制度的弊端，远离非人化的竞争和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过度劳动。在这些乌托邦共同体中，成员们崇尚秩序、合作，确保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因此，这类乌托邦共同体往往体现一种集体模式，倡导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享生活空间、共同抚育成员后代。政治经济乌托邦社区选择“退回到自足的公社来逃避工业时代的冷酷；在这个公社中，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将在自有合作的基础上，满足各自的需要，而不必依赖市场” [4] 。
抛却宗教思想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浪潮兴起的另一大原因是出于对现代人的心理关怀。乌托邦共同体运动是直面现代性问题而产生的。现代性进程对自由的追求贯穿始终，然而现代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在赋予个人权利和自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担和危险。弗洛姆认为，现代人虽然逐步摆脱了各种显见的权威的束缚，变成人格日益完整、强化的个体，但在此过程中也“丧失了与他人原始的同意，与他人日益分离”。这种情况可能让人产生孤立无援的凄凉之感，引发“强烈的忧虑和不安” [5] 。现代性社会迫使人们扮演狭隘的角色，使他们无法表达完整的自我，也无法发掘人类最深层、最充分的潜能。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制度被认为是“病态的”。然而，乌托邦式的愿景则致力于创造有利于亲密关系和心理健康的自由环境。因此，乌托邦共同体摒弃了对世俗成就的崇拜，而将自我实现或个人成长作为其信条。十九世纪的乌托邦运动希望通过重建共同体让原子化的个人重获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合作中重建人际团结，形成更加同质化的群体。
3. 乌托邦、怀旧与认知视角的怀旧理论
在过往研究中，乌托邦与怀旧通常被视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一般认为，乌托邦是一种基于更加完美的原则对人类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规范和个人关系所进行的重构 [6] 。因此，乌托邦似乎更多体现了对未来的展望，是一种着眼于进步的表现，而与此相反，怀旧往往与对故乡或旧日的眷恋联系在一起，是“女性化、不爱国、失败主义”的 [7] 。但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两者的共性，即两者都是疏离现实的想象性建构，意味着对现实的贬损以及对他时、他地的理想化建构 [8] 。例如，博伊姆就认为，“怀旧本身就具有乌托邦的维度” [9] 。在此视角下，乌托邦与怀旧非但不是相互对立，反而殊途同归，原因在于它们是同一认知心理机制的产物。
当代认知视角的怀旧理论认为，怀旧由个体对自我的负面认知引发，并非简简单单对过去某个时空的留恋，而是“具有回避、亲附[attachment]双重倾向的人群”，在环境断裂导致自我连续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一种适应性机制，“其核心是在象征[而非现实]空间建构理想化的社会纽带和归属感，以补偿现实中归属感的缺失，维护自我的连续性” [10] 。简言之，怀旧通过在象征性空间中构建理想化的社会纽带来弥补现实中缺失的归属感。而乌托邦通常是指一个不存在的好地方，它意味着“躲避现世烦恼的避难所，以及对更美好世界的希冀” [11] 。从中可以看出，“二者均立足于对当前社会的抗议或逃避，并通过对不存在或已不复存在的中心参照而汇聚一起” [12] 。
因此在部分学者看来，乌托邦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怀旧 [8] 。事实上，由于目前的研究多数从政治和哲学的角度对乌托邦进行概念性的阐释，使得许多潜在议题，如乌托邦背后的情感因素和心理机制，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而结合了认知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当代怀旧理论，有助于弥补乌托邦相关研究的空白。
在认知视角下，乌托邦背后的根本动机是寻求归属感和保持自我的连续性。而成功的怀旧建构可以通过调整个人的心理情绪、抵御生存威胁、增强积极的自我认知以及使个人与现实绝缘，来缓解身份危机。在运用疏离和理想化等认知建构策略的情况下，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建构理想化的时空、重要他人和理想化的社会纽带来实现。
上述理论勾连和概念辨析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乌托邦现象。本文将以怀旧为切入点，以19世纪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乌托邦共同体——世俗性质的布鲁克农场与宗教性质的震教徒为例，，通过对19世纪美国乌托邦实验潮背后的怀旧现象的剖析，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心理动因，以及该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文化的矛盾性。
4. 美国19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怀旧性建构
在怀旧过程中，个体需要通过想象构建一个远离现实时空的理想化家园，以象征性地弥补归属感的缺失。事实上，与理想化家园相比，理想化的社会纽带才是怀旧者心之所向，同样也是乌托邦建构的核心所在。对于那些缺乏亲附倾向、主动选择脱离社会的隐士来说，人迹罕至的大自然就是他们理想的家园。然而怀旧个体的亲附特性让他们更惧怕孤独。只有与他人建立起可靠、温馨的社会纽带，才能够让他们获得归属感。因此，怀旧想象不仅总是“充满人”，而且主要体现为对那些能够给怀旧个体以归属感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建构。按照研究，怀旧者理想化的重要他人大多是那些“能给个体带来呵护、知遇、温馨归属感的人”，其特点往往是善良、包容 [10] 。在美国布鲁克农场与震教徒的乌托邦实验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重要他人的建构。
以布鲁克农场为例，布鲁克农场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空间。作为一个世俗乌托邦共同体，它对成员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成员们也对此引以为豪。首先，布鲁克农场不存在绝对权威的领袖。成员们主张农场并不是某个创始人的作品，而是基于所有成员的努力而创立的，因此强调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其次，布鲁克农场乎为成员提供了他们所需的一切，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一方面，农场为了让成员摆脱贫困提供就业和从事兼职工作的机会，同时缩短成员的工作时间，让他们有机会促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农场为成员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促进道德精神发展的场所。布鲁克农场的教师会为所有学生提供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各类型的工作以及实用的农业方法。尽管农场生活艰苦，缺乏世俗生活的舒适，但布鲁克农场的成员们却用动人的诗歌来掩盖他们的贫穷，并为他们枯燥的生活注入了魅力。总的来说，布鲁克农场是一个温暖、包容、互助的世界，在社区里，成员们相互支持、相互依存，避免不利的外部环境，并得到社区的肯定和支持，因此一度被赞誉为“美好未来在当下的缩影” [13] 。
而在宗教乌托邦共同体中，社区领袖往往充当着重要他人的角色。发展于十九的震教徒社区虽然以秩序、和谐和无私为主要特征，但社区领导者往往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成员们奉领袖为先知，社区领袖则作为成员们的精神导师为其提供精神指引，并及时给予成员帮助。与竞争激烈的外部世界不同，震教徒社区主张平等、互助、和谐，按照性别角色对成员进行分工，从事日常生产活动，并共同抚育社区内的幼儿。震教徒成员恪守对社区的承诺，并倾向于“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身份认同” [14] 。
可以看出，外部世界的残酷性让怀旧个体难以在现实中找寻可靠的社会纽带，试图通过结社、互助等共同体生活来增进联系，营造一种温情脉脉的社会纽带来弥补归属感和安全感。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怀旧建构带来的效能有限，原因在于怀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理想时空、社会纽带、怀旧身份与替代价值等诸多怀旧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才能让怀旧者找到期许的温馨归属感。“其中任何环节缺损或薄弱，都可能造成整个体系崩塌、失效” [10] 。不仅如此，怀旧建构同时也是一个与社会话语不断博弈的过程。因此，怀旧建构是否有效还取决于其自身的现实度和社会认同度。倘若怀旧者塑造的纽带和身份过分远离现实，往往会被视为异想天开，对归属感的追寻也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大多数乌托邦共同体对于无私、博爱等价值追求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并且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威胁，因此怀旧建构的效果并不显著。
5. 美国乌托邦共同体的失败原因及文化中的内在矛盾性
在虚构的乌托邦中，博爱、友情和合作取代了冷漠和竞争；共享和集体责任取代了私人积累；温暖和亲密取代了孤立。然而，在所有的乌托邦共同体中，和谐、融合、友爱的愿景并没有按照设想实现。因为这些共同体是建立在违背人性的原则基础上的，必然无法长久。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包含利他主义情感和为共同事业献身精神的崇高信仰最终轰然倒塌，成员们在经历了短暂的集体生活之后又回到了人人为我的丛林世界。
很多学者将乌托邦共同体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不切实际的理想或违背了历史潮流。但作为一场持续了近百年的社会运动，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蕴含了美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美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以及美国社会的内在规则，因此有必要对其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5.1. 美国乌托邦共同体的失败原因
“事实是，尽管文学乌托邦可以假装消除痛苦或冲突，但实际的乌托邦共同体从未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3] 。阻碍这些乌托邦共同体的因素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组织问题、成员之间的冲突以及美国文化中的矛盾心理。
5.1.1. 组织问题与成员冲突
组织一个乌托邦式的社区，需要创建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社会秩序，这几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大多数在成立初期就解体的公社都未能建立起亲密关系和家庭纽带，使其能够在困难时期、生活方式调整和组织发展中坚持下来。在多数情况下，组建共同体过程中的失误，是导致公社解体的首要因素。大多数公社都是匆匆建立，并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为来自不同背景和地区的不同成员提供足够的集体生活规划。共同体成员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同的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吸引到公社，希望找到一种万全之策来摆脱现实社会的不利环境，还有一些人则渴望通过集体生活找到一个临时的避难所。这些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的异质性社会无疑会为共同体生活注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公社成立不久后，内部的社会结构就变得无定形和难以管理。多样化的社会结构、缺乏明确而坚定的意识形态在社区内滋生了意见分歧、敌对小集团以及权力斗争——这些因素都扼杀了推进共同体目标的积极尝试 [15] 。
一般来说，大多数乌托邦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因为利益得不到维护而临时聚集在一起。所谓的共同事业，只是一个对外宣称却难以落实的响亮口号。公社所宣扬的合作、友爱、和谐、有序等崇高理想，最终并没有改变人们争强好胜、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
此外，乌托邦主义者幻想消除的阶级差异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根深蒂固。守旧的资产阶级相互抱团，不愿与粗鲁的人交流，甚至拒绝与社会底层的人同桌就餐。社会鸿沟也是成员们心理上难以逾越的障碍。阶级分化、种族歧视、旧成员拒绝与新成员平等地分担工作等等加剧了成员们对共同体生活的不满和抱怨。种种明争暗斗导致了新的社会层次的产生……在表面平等的后面是社区强大的等级制度 [16] 。
5.1.2. 来自个人主义的挑战
美国社会学家凡·登(Van den Abbeele) 在讨论社群问题时认为，社群基本上有两种类型：有机社群和基于洛克社会契约思想的社群。前者的特点是成员之间相互亏欠，“不可避免地由一个首领统治，成员或成员的领导权归属于首领”。后者是由“自决的主体自由地聚合成一个共同体” [17] ，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类型。前者蕴含着归属的希望，因为归属感的本质是相互保证，而后者由于缺乏成员之间的相互保证，往往会导致“非个人性、匿名性和孤独”。
凡·登认为，由于“西方传统倾向于从自我生成主体的预设中衍生出学科和概念”，西方“明显缺乏思考共同体的方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杰拉尔德·德兰蒂持类似观点。他引用卢梭和黑格尔的现代性观点，承认西方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有机社群观的基础 [18] 。原因在于，在现代西方，个人倾向于宣称自己完全独立于一切客体，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独立于一切外部权威。
“个人主义是一种将自我视为社会文化量子的观念。自我是行动的操作单位，也是行为的控制点” [19] 。洛克认为，生物个体是自然界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秩序之前存在的、为自身最大利益而行动的个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社会制度。这一观点对美国早期历史产生了影响，并在十九世纪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
“毁誉参半的‘美国个人主义’无疑是理解其民族性格的一把钥匙，但它始终被一种强大的亲附性所平衡” [20] 。这种亲附性将美国公民吸引到不同类型的社区中：宗教团体、兄弟会、种族组织、体育俱乐部、改革团体、互助会、专业协会、公民协会和社区企业。但同时它也是破坏美国乌托邦式共同体生活的罪魁祸首。在谈到美国乌托邦公社的解体时，萨顿断言：“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乌托邦，它们都持续表现出对共同目标的全面承诺自我利益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兄弟情、博爱和合作等崇高理想不断受到个人主义的长期挑战” [21] 。事实上，个人主义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盛行，部分原因在于促进社会竞争。正如斯图尔特所提到的，“竞争是美国人激励群体成员的主要方法。以个人主义和成就为导向的美国人对这种激励方法尤为适应” [19] 。但是，如果这种竞争方法没有得到恰当地运用，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根据托克维尔的阐释，个人主义破坏了建立在社区和联系基础上的共同体生活美德，它鼓励私人幸福、管理个人状况，蔑视公民与社区的联结。因此，人们宁愿疏远自己与同伴、家人和朋友的关系，这显然与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理念格格不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从重商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使得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激烈而残酷。个人主义被注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元素，演变出了适者生存的思想。因此，美国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温和的自私形式被奉为一种政治正确，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乌托邦社区的成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不再愿意投身于共同事业。
5.1.3. 缺乏规范成员行为的领导力量
在黑格尔看来，有机共同体的存在必须以伦理规范性的更高权力为基础，因为“单靠社会本身，由于其冲突，是无法维持自身的” [18] 。因此，一个有机共同体的存在必须建立在一个具有伦理规范的领导力量的基础上，才能维持共同体本身。
根据坎特的研究，“最长寿的公社往往都是那些拥有强有力的领导力量的公社” [11] 。历史分析表明，成功的公社都是在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在宗教公社中最为常见。他们将魅力型领袖视为先知、启示者和神人。通过这种方式，领袖为社区内的秩序和组织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公社成立的早期，魅力型领袖给公社带来了安全感和稳定感。宗教社区的追随者依赖于魅力型领袖，因为领袖给予了他们精神力量。领袖将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帮助他们形成一个紧密的社会群体，向他们灌输信仰，带领他们走上共同的生活道路。震教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当时最成功的乌托邦社区之一，它的领袖对成员提供生活帮助和信仰指引，从而吸引了大批忠实的追随者，最终成为历史上最长寿的社区之一。
但对于大多数公社来说，缺乏一个能够规范社员行为、协调矛盾的道德领导力量，是最大的结构性缺陷。“大多数公社都没有民选机构……这就造成了家长式的专制领导成为一种常态” [15]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社区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基础上的，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由意志坚强的个人统治的。他们的政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政府”，而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完全服从一个或多个父权制领袖所体现的宗教理想的基础之上” [22] 。例如，“新生活兄弟会”的创始人哈里斯(Thomas Lake Harris)向他的追随者宣称自己至高无上、永生不朽，拼命催眠所有他能控制的弱者。奥奈达公社的诺伊斯(John Noyes)为其追随者制定了严格的遵守规则，并决定成员的婚姻和生育选择。
总之，伦理规范的缺失也是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失败的重要原因。最终，共同体或是因为缺乏凝聚力而解散；或是领导者成为专制独裁的大家长，不断向成员施压，导致共同体在权力斗争中分崩离析。
5.2. 美国乌托邦共同体背后的文化矛盾性
上述分析表明，将这些乌托邦实验简单地视为天真的幻想，缺乏学术严谨性。相反，这些乌托邦共同体实验的繁荣与失败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场轰轰烈烈的乌托邦怀旧潮意味着美国现代化方式的部分失败。它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进步，却未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的自由。由于归属感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现代美国人渴望对共同体做出承诺，但生活在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的文化中，他们同样渴望追求自主。有研究者指出自治性与依附性之间的冲突似乎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宿命。“对自主和自立的强烈渴望与同样强烈的信念相结合，即除非在共同体背景下与他人分享，否则生命就没有意义……美国个人主义的内在张力形成了典型的矛盾心理” [23] 。美国文化强调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竞争，严重破坏了共同体生活的根基。尽管人们对归属感有着强烈的需求，但却很难通过合适的方式弥补在现实中缺失的归属感。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突然兴起，正是对美国现代化方式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的反击，而后者也是这些实验必然失败的原因。
其次，这些实验的失败表明，要在现代社会中维持一种能让大多数人有归属感的共同体生活，就必须创造新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乌托邦共同体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试图恢复旧有的共同体生活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环境的快速变化与封闭的公社单位内缓慢、可控的变化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于是，当时的公社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适应变化，从而冒着接触新思想的风险，因为新思想可能会破坏旧有的生活方式，侵蚀公社的信仰基础；二是加强自我封闭，忽视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导致公社停滞不前。这些公社采取了各种方法，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未能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在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屏障。
历史经验证明，每当这些支持变革的影响渗透进来时，各种因素就会加剧，导致人们背弃旧的生活方式，破坏社区的生活方式。乌托邦共同体的兴起，本质上是面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它同时也具有反时代的一面。在现代社会，时代潮流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和独立，而乌托邦只是一部分人的应激反应，他们极度惧怕现代性的负面影响，经不起外部和内部变化的考验。“在许多方面，乌托邦共同体属于另一个时代” [11]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下层民众在外部的处境有所改善，这使得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对自我保护的需求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迫切。相反，他们更加向往外面世界的自由，渴望摆脱艰苦朴素的生活。震教徒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一代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厌倦了单一的集体生活。对他们来说，禁欲主义生活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神圣。随着年轻一代进入世俗生活，震教徒也从昔日的辉煌走向衰落。最终，大多数乌托邦共同体都在快速变化的城市时代走向了衰落。
6. 结论
本文从认知怀旧理论入手，并结合乌托邦与怀旧两大概念的深入联系，对美国十九世纪的主要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进行剖析，审视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背后的演变机制和怀旧性建构，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揭示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怀旧潮的失败原因和背后的文化悖论。
论文指出这种乌托邦式的怀旧建构效果有限，无法对抗现实中的不利环境。首先，组织问题和成员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共同体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另外，来自个人主义的长期挑战和伦理规范的空白从内部瓦解了共同体生活。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管窥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怀旧热潮背后的美国文化矛盾性：托克维尔指出的“自愿结社”属性表明了美国公民对共同体具有依附性。然而，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却使得人们无法真正融入共同体生活，也难以在渴望归属感的同时放弃个人自由。一方面，在强调自由和自我创造的社会文化中，人们无法舍弃对自治性的追求；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性话语的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竞争文化严重破坏了共同体的根基，弥补不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缺失的归属感。正如学者指出，“现代乌托邦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生活的一种批驳式反应”( [24] , p. 113)，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共同体怀旧潮的突然兴起，正是对美国现代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击，而后者也是这些共同体实验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同一时期美国文学的主题，尤其是怀旧文学和乌托邦文学作品的主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研究生科研项目(YJS2021007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文学现代怀旧思潮的历史维度(1830~1950)”(21BWW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