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五行》篇是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一篇。这一批楚简，不仅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写本《老子》，而且出土了一大批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简文。这使得我们在除《论语》外，有了了解孔子及其门生关于道德思想的更多素材。其中，《五行》篇是孔子及其门人讲“仁义礼智”如何转为“圣”的这一道德问题的具体过程。而“忧”是引起“仁义礼智”转“圣”的原因和主要内容，因而讨论“五行”之“忧”，不仅能更好理解孔子及其门人关于道德的思想，更能为我们如何面对死亡问题提供借鉴。
2. 忧在历史中的解释
2.1. “忧”字不具价值判断义
《说文解字》中“忧”为“不心动也，从心，尤声”。从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凡人之属皆从心”。为从容不迫地行走。从心，从页，最早见于金文，在战国文字中较常见。古人以为心是主管思想的器官；“页”本像人首脸面之形；此字从心中忧愁反映在脸面上会意。字义为忧愁。段玉裁改“不动也”为“心动也”。本意是愁闷、发愁；又由此引申指使人忧愁之事，如困难、疾病、丧事等。“㥑”解释为“愁也”，“忧”解释为“和之行也”，实则二者本为一字之分化。典籍大都以忧为忧愁义，㥑多不用 [1] 。
显然从许慎这看，忧并不是一个消极意义的词，而是一有理性意义的词。在段玉裁这即使具有消极色彩，也只是指“忧”为心之所发的一种状态。所以无论怎么说“忧”都不能简单作价值判断之用。
2.2. 忧之内外两方面的内容
2.2.1. 忧对内所含的内容为——生老病死
忧这种情感或者忧患意识是人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逃离不掉的可以说人生而忧患。凡是人总离不开人生八苦中的生、老、病、死、五阴炽盛，既然是离不开那便是躲不掉，因而从出生起就对这些不知何时却又必然会到来的际遇充满了忧虑。人还总是忧愁这些终将到来的际遇改变自己当前稳定的状况，更忧愁想要的得不到。无论如何都无法逃离终将忧虑和忧心的宿命。
2.2.2. 忧对外表现为——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
忧，为人类生存所挥之不去的，且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绝大多数人所忧的只不过是自己的钱财不多、身份不显、名声不响、生命有限等问题。凡此种种，只不过是对于一己之得失的忧虑，亦即对外界事物的各种需求难以满足之忧。此种“忧”可以称之为“外感之忧”，这种“忧”常与物欲和私欲相关涉。也正是因为所担心、所忧虑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得失利弊，所以才会有患得患失之感。孔子将此种患得患失之“忧”称为“鄙夫之忧”：“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这种外在之忧，不单体现在得到之时患失去，在未到之时就患不得。在这种患得患失中，如果不作出改变，就永远不会落空，一直陷入无尽的忧愁中。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要想跳离忧愁，就要先走出患得患失的情境。
2.3. 忧与悦的关系
正是这种本能的忧患或忧的情感成就我们从经验的善走向超验得的完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孟子对从身体的磨炼到精神的坚强，从不同心态给国家带来的兴衰对比，告诉我们正是人在这种看似消极的忧成就了我们。正是因为深陷忧中，如想要获得心灵的安定，就必须要做出改变，使自己主动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要如何去度过这短暂又宝贵的人生。这样就会不断突破自己的限度，去不断接近那个最真实最完满的人生，完成天道德。这跟《大学》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相一致。正是前途琢磨不透，需要对本原的人生进行思考，知止于至善，心便能够有定向，人才能静下心来，做出自明性的思考，从而建立人生目标，再走向这个目标。这样也自然能够达到“悦”的状态中，也就是最后得止于至善的心理状态。
3. 五行中的忧
3.1. 五行篇的主要结构
“五行”指的是“仁义礼智圣”；《五行》篇是说四知如何成圣的内容；四知是指仁义礼智；“四知成圣”是指人由人道的善，完成天道的德的过程。人为何能够超越人道善，达到天道德。因为人的本体是统一的，本来就是天道德。如《大学》里的“明德”。人本身就是明德的，只是因为私欲的蒙蔽，使我们不能看清自己，才导致与最终的本原隔离开来。在得知本体后，就是要想办法回归本体。所以五行篇可以大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解释本体，第二部分则是完成四知成圣。
第一章就“仁型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型于内谓之行” [2] 。“型”是模型的意思，也就是直观性的表象。“型于内”指的是身心活动体验的唤起，内心直接呈现。“德行”指的是生命的本来不是判断，而是对“仁”这个概念的超验的体验。这一整句话的意思是仁在依本心而发的表象是对于真的把握和确认，就是真正做到仁，也就是做到了身心合一。而不依靠表象就不能唤起真正的义。换句话说认识仁义礼智要依靠本心唤起表象，否则就不是真的认识。
第二章“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2] 这里具体介绍“德”与“善”，以及由善到道完成的步骤。德为五行和，就是实现了仁义礼智圣的统一，实现由人道善向天道德的转化。“圣”是内观状态的听，是接收到了上帝的令。《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的“命”也是“令”的意思。本体发用的方法则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外还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 [3] 。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而善只是四行和，由仁义礼智构成。因未达到五行的统一，所以还处于人道的阶段。这里，前一句是交代清楚了人道与天道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达到“圣”的境界。后半句则是说回归的过程是要从人道的“忧”、“智”、“悦”、“安”、“乐”到最后的“德”的一个过程。
此后的几章各是从仁、思、知等直到四知成圣的一个过程。这几个过程用孔子《论语》中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3] 。先从本体开始了解，要能知善命、德命，在德这里由于接收到了上帝的指令，所以称为德令更合适。知道本体后就需要对历史进行了解，承认有超验的存在。最后，需要从当下开始进行实践。整个过程即通过以目而知、以喻而知、以譬而知的“显法”阶段，培植仁慧二种资粮，最后进入因几而知的密法层面，最终达到“毋贰尔心”即一心圆融的圣人果位。其中，目知、喻知、譬知三者的实现是人道的实现，而几知才是天道的实现。几知，达到的是“上帝临汝，毋贰而心”的境界，也就真正完成了从天道德向人道善的超越。需要注意的是“上帝临汝”还处于有实体的神秘主义内观的状态，真正到了“毋贰而心”才真正超越了二分的状态。文章最后还补充了传道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天施诸人，天也。其人施诸人，狎也。”意思是说天直接降临，赐予了某人，在此之后这个人还得亲授给别的人。这也正好跟前面所说的本体为一相吻合。这也正是《大学》所说的明德、亲民，自利利他。其二是“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此句也正是再次明确补充说明四知成圣之道即是：仁义礼智圣 [4] 。
3.2. “忧”在句中的含义及作用
五行篇中的忧在两章内出现。第一次出现在第二章：“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2]
第二章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讲本体的前提下讲述五行和与四行和，也就是人道善与天道德的关系。后一部分则是说超越人道到达天道的次第。
结合前文“忧在历史中的解释”和本文这句话整体来看，“忧”显然不具有消极义。反而它作为一种情感，具有强烈的引导反思的作用。这里的忧不仅限于对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日常和德性的内在体验中对生死问题的忧。对生命本原的忧，对生死问题的忧与恐惧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既然逃脱不了就只能想办法让自己超越死亡。所以对死亡的忧，可以引发对天命最真切的认识。由此也就能够可以有机会到达知生死的境界。从忧生死到达知生死的过程也就像《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知道了人生的最终归宿，就可以使心有定向，就能够从经验世界中的各种纷繁杂乱中超越出来，不被眼前多维度的事项所迷住。心也就自然能够安定下来，达到乐的状态，心在思考时不再受外界的干扰也能够使自己本然的自明性显发出来，也就自然让我们本然的表象呈现出来，最终突破人道善的阶段，到达终极的天道德，也就是《大学》中至善的一个境界。
其次是在第四章：“不仁，思不能能静；不知，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惙惙；既见君子，心不能悦。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不仁，思不能精；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心不能降。” [2]
表面看此章讨论的主题是“思”。此段所引的诗为《诗·召南·草虫》，诗歌的原意反映的是独居的妻子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可据池田知久先生指出，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和《说苑·君道》都引到这首诗，都是将君子解为“善道”。可以看出，早期儒家文献引用《草虫》时是“忧”并非指向他人，而是针对自身的“向善”的不足而引起的情感。而是针对自身的“为善”或“为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情感。也正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会一心向好，才会对君子产生向好之情。同时也正是因为是忧而不是悦或者其他的情感状态，才能够引起对君子的尊敬与向好，否则就算是君子在前，而我们也不一定有这个能力辨别出来。因此，从本句也可以看出来忧，这种情感是作为引发我们醒觉功能的第一步，只有实现了忧的完成，我们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实践活动，最后使得四知成圣得到落实。
3.3. “忧”在五行篇中的作用
孔子在《易传·系辞下》中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不难看出，商周之际，在哲学认知方面的核心是关于对“德”的认识。文王盛德、商纣无德，在结果方面固然可以归结为生命行为的道德评价方面，但若从原因角度考量，实质关乎生命认知的智思体验方面。可以较为确定地说，商亡天下、周得天下，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商纣与文王等对终极信仰的不同认识、不同取舍，最终形成了“殷之末世”与“周之盛德”二者间泾渭分明的哲学观、信仰观、宗教观 [5] 。
这是顺真老师在从“大邑”到“天室”——殷周之交宗教哲学的深度转换一文中所阐发的观点。其中可以看出对终极信仰的不同选择，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因为文王对天下百姓有忧患意识，从百姓的生命本然出发，合乎天道德，所以其胜利无道的纣王就变成理所应当的事。
由此可知，《五行》篇讨论的重点是四知成圣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从人道善到天道德的问题。人怎样才能够觉醒，怎样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是天道德，是毋贰尔心的。换句话说怎样才能使我们意识觉醒。那就只有从忧开始，只有我们想要脱离对死亡的恐惧，看出了经验世界的不足，才会从心底深出生起脱离心，才有机会超越经验的善，到达超越的德的彼岸。
4. 结语
由前文可见，忧绝对不是具有消极意义的一个词汇。而是四知成圣的重要组成部分。四知成圣是人而为人回归本性的最终目的，忧则是令我们觉醒过来，再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让我们从人道善到天道德，这个最终目的的前提。因而四知成圣是人而为人不可少的，忧的存在也是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