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历史长河中，涌现过大量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但其中不乏有许多打着宣扬女性美学的旗帜，却用普遍的男性视角来批判和衡量女性作家的作品。这便导致了人们听不到“真正的女性声音”，更不用说在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的美国。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为了让大众听到黑人女性的声音，带着宣扬文化解放思想的使命，在排除万难后创作了《最蓝的眼睛》。莫里森揭露了在种族歧视泛滥的美国背后还隐藏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女性在遭受到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感到迷茫、无助和困惑，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困扰。书中通过探讨不同女性的遭遇，揭示出对自我身份肯定的重要性，进而让女性能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发出女性的真正声音。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分析《最蓝的眼睛》不同汉译本中的女性形象，以陈苏东、胡允桓(以下简称陈译本)译本和杨向荣(以下简称杨译本)译本为例，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解读，探讨在不同的译本中三位女性在面对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呈现出的不同形象，以此更好地领悟《最蓝的眼睛》中作者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和行为规范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时，借以女性主义翻译视角分析有助于推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领域的传播和发展。
2. 女性主义与翻译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其理论基石 [1] (p. 2)。通过性别差异比较，法国女性主义总结在传统西方理论中妇女的地位：所有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 [2] (p. 3)。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为追求更高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她完成了《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一书。她在书中谈到：“女人相较于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于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 [3] (p. 8)。这种男性将自己定义为主体，而女性是“非主体”，是“他者”的观点，可以看到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被动顺从性，而波伏瓦希望女性可以拥有自我意识，并在自我意识中树立自我的主体地位，最终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曾在父权制社会中缺席和缄默的女性有了自己的地位，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 [4] (p. 10)。“女性的解放首先必须是从语言中解放出来” [5] (p. 7)。女性翻译最初在加拿大盛行，影响至北美乃至全世界，女性主义翻译家认为正如女性与男性应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一样，译文和原文也应享有同等地位，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 [6] ( p. 20)。蒋骁华曾谈到，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 [7] (p. 27)。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看，原文和译文不应分出高下，二者皆不可忽视。这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二元对立关系，改变了以往作家的绝对权威，提高了译者的地位，也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译者的思想政治地位为翻译中的性别认同建构提供了前提，翻译包含了大量政治因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来源于对翻译现象的文化考察，而不是对内在文本的探讨 [8] (p. 270)。《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于1970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但直至2005年，国内才有了首个由陈苏东、胡允桓合译的汉译本，时隔8年后，出现了杨向荣再译的版本。恰巧这三位译者均为男性，这对于译本中的女性形象是否还原原文本色，细节描写是否合理恰当，以及原作想表达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否真正体现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3.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最蓝的眼睛》汉译本比较
17世纪法国翻译家梅纳日曾说“Les belles infidèles”，意为“不忠的美人”，这反映了当时翻译界的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译文地位远远低于原文，但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看，译作和原作在地位上应当等同，二者皆不可忽视。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在翻译过程中消除性别歧视和压迫，重塑女性的本真含义与表达，让语言能够成为一种文化干预手段以动摇翻译领域“父权”的统治地位，从而让世人听到女性的声音。著名女性主义翻译家路易斯·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在《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ninism”)中提出了三种女性翻译常用的翻译策略，分别为：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增补(supplemen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并在这本著作中从理论、实践、批评等方面全面地阐释了翻译与性别的关系 [9] (pp. 69-84)。
3.1. 加写前言和脚注
加写前言是译者为译作撰写的序言，用于阐述自己的翻译目的或手法，体现译者的翻译思想，并传达译作的核心精神。脚注则用于提供额外解释说明，以增进读者对译作的理解。
陈译本在篇章开头写了一篇译序，谈到了黑人作家莫里森的生平和成就，以及《最蓝的眼睛》的创作背景。译者认为这本书已经不再是一个神奇的寓言故事了，而是一部“把神话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机地结合起来” [10] 的独特作品，莫里森为这个故事赋予了新的含义，希望能为她的黑人同胞发声。所以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努力保持原作中的政治敏感性，并在译作中传达出作者为黑人同胞发声的意图。同时，需要在翻译中尽可能保留原作中神话的韵味和象征性，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和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如果有必要，可以适当地增加注释或解释，以确保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和欣赏原作中的意义和内涵。陈译本虽未在序言中提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但是在其译文中可以找到该理论的运用。杨译本的序言以莫里森为中心，讨论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意图，探讨了种族、审美和自尊等主题，阐释了她对于文化驱魔主义、自我贬损的隐喻和文明化语言贬低人类现象的批判态度。译者虽未直接表现出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的立场，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种族、文化和女性个体自我认同的关切和反思以及在后面的译文中添加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的脚注，使读者能更深入理解译文的细节，从中感受到女性主义的深层含义且传达出译作的女性主义原则。比如：在翻译原文中的葛丽泰·嘉宝、琴吉·罗杰斯、秀兰·邓波儿这些西方名人时，译者都添加了脚注。葛丽泰·嘉宝是瑞典女演员，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琴吉·罗杰斯是美国女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简·威瑟斯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另一著名童星。亨利先生初次见面时将弗里达和克劳迪娅两个黑人小姑娘比作著名的白人女演员，逗得众人喜笑颜开。克劳迪娅讨厌秀兰·邓波儿那受到大众追捧的蓝眼睛和白皮肤外貌，但她喜欢与众不同的明星简·威瑟斯。增添脚注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中人物的身份地位，还能使得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中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的差异与地位。
3.2. 增补
增补是译者在充分理解原作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修改。在增补过程中，他们可以发散思维，创造性地加入自己的理解，通过在译文中添加词语来弥补不同语言之间的表达差异，确保译文的流畅性和准确性，同时赋予译文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这种增补有助于在译文中塑造和描绘出更加立体和鲜明的女性形象，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进而反映出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呼吁实现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和重塑社会对女性的认知。
例1：Maybe they’d say, “Why, look at pretty-eyed Pecola. We mustn’t do bad things in front of those pretty eyes.” [11] (p. 39)
陈译本：也许他们会说：“看看佩科拉美丽的眼睛。在这双美丽的目光下我们不能做坏事。” [10] (p. 29)
杨译本：也许他们会说：“喏，瞧瞧长着漂亮眼睛的佩科拉。在这么漂亮的眼睛前面，我们可不能干坏事啊。” [12] (p. 51)
此句为佩科拉在遭受家庭不和及同学排挤后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到陈译本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忠实地将原文的字面意思转换成中文。他将原文中的形容词“pretty-eyed”译为“美丽的眼睛”，从句结构也比较接近原文，保留了原文的表面意思，但在表达上稍显生硬，也未将佩科拉作为一个小女孩对漂亮眼睛的渴望表现出来。杨译本则采用了意译的策略，他将形容词“pretty-eyed”译为名词短语“漂亮眼睛”，这个形容词的译法更加活泼生动，并重新组织了句子，将原文中的“why”译成女性化的语气词“诺”，同时增加了一些符合女性表达的动词，如“瞧瞧”、“长着”，凸显出佩科拉因长期受到家庭冷漠、白人讽刺和性别歧视的困扰，渴望拥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以此来获得父母的关爱和同学的友好相处。杨译本虽与原文有一些差异，但将佩科拉的内心独白恰当地表现出来，能看出她的天真纯洁，且小心敏感，同时侧面突出原文佩科拉遭受多重歧视的隐含意义。
例2：Power, praise, and luxury were hers in this household. They even gave her what she had never had—a nickname—Polly. [11] (p. 95)
陈译本：给这家人干活，她充分享受着权利、赞许和奢侈的生活。他们甚至还给她起了个她从未有过的爱称——波莉。 [10] (p. 81)
杨译本：给这家人干活，她享受着权力、赞许和奢侈。大家甚至送给她一个她从未有过的昵称——波丽。 [12] (p. 135)
例2原文中的“Power, praise, and luxury”意为“权利、赞许和奢侈”、“nickname”意为“绰号、昵称”，但陈译本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增补了“充分”和“爱称”两个词语，将波丽极其享受他人的认可，骨子里充满着骄傲的状态表现出来。杨译本的翻译更为简洁，同时也补充了“享受”一词，反映出波丽即使在受到多方面压迫的情况下，仍然对佣人工作充满了热情。尽管两个译本增补的程度不同，但都反映出波丽的心理活动。她在家中遭受丈夫的辱骂和殴打，受到社区白人的异样眼光，然而，她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在雇主家获得认可，凸显出她的独立和坚韧。
例3：I couldn’t join them in their adoration because I hated Shirley. [11] (p. 19)
陈译本：我不能苟同她们的崇拜之情，因为我恨雪莉。 [10] (p. 12)
杨译本：我没法加入她们，因为我恨秀兰。 [12] (p. 23)
此例句中“join”意为“加入”，陈译本将其译为“苟同”，同时将“adoration”增补为“崇拜之情”，突出了克劳迪娅对于伙伴们追逐白人审美文化的不屑一顾，甚至对于这种病态审美的憎恶。杨译本采取的是意译，他将“join them in their adoration”意译为“加入她们”，这体现了克劳迪娅不轻易加入他人的崇拜，有自己的原则和看法。两位译者的翻译，译出了克劳迪娅不同于其她黑人小姑娘，当别人在追逐崇拜蓝眼睛白皮肤时，否定自己身份且感到自卑，克劳迪娅极其坚定维护自己的黑人身份，并为自己的独特而骄傲的品格，凸显了她个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例4：“Black? Who you calling black?” [11] (p. 57)
陈译本：“黑鬼爸爸？你骂谁哪？” [10] (p. 47)
杨译本：“黑？你说谁黑呢？” [12] (p. 80)
此例句中陈译本将原文中的“Black”增补为“黑鬼爸爸”，保留了原文直白的种族歧视，而在面对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时，克劳迪娅从不坐以待毙，她用自己的方式在进行反抗。“你骂谁哪”跟混血儿莫丽恩的直接质问对骂，译出了克劳迪娅对于歧视的不满和愤怒，以及她不畏强权，直率勇敢的个性。杨译本则采用意译，将“Black”翻译为“黑”，去掉了“鬼”字，使得翻译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同时隐去了种族歧视的色彩。他将“Who you calling black?”翻译为“你说谁黑呢？”，译出了克劳迪娅通过反问的方式，在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直接而果敢。通过增补，我们可以看到陈译本和杨译本展现了克劳迪娅不同的女性形象：陈译本描绘的克劳迪娅是独立坚强的，具备反抗精神，坚持自己的人生观。杨译本中，克劳迪娅是一个自信果敢且有反击精神的女孩子。
3.3. 劫持
劫持策略允许译者创造性地改写或移除与女性主义相悖的观点，特别是对女性形象的负面描述。并将自己的视角融入译作，凸显女性的正面形象与价值，并将性别平等及提升女性地位的观念传达给目标文化。一般来说，劫持策略包括两种方法，即女性译者用自创的词语来描述女性经历以及有意省略或删除贬低或否定女性的词语 [13] (pp.160-161)。
例5：A tuft of grass had forced its way up through a crack in the sidewalk, only to meet a raw October wind. [11] (p. 47)
陈译本：一丛野草好不容易从路边石缝里挣扎着长出来，面临的却是十月的寒风。 [10] (p. 30)
杨译本：一丛青草吃力地从路边的石缝里钻出来，迎接它的却是十月的冷风。 [12] (p. 63)
此句描写佩科拉在跟住她家库房楼上三位妓女的打闹后，看向窗外独自思考。“had forced its way up”本意为“强行向上爬”，陈译本将其译为“挣扎着”，译出了小草从石缝中生长出来面临的艰难过程，从而突出佩科拉在面对压迫和逆境时拥有像草一样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性格。杨译本使用的“钻”，与原文的意思是有所差距，以“劫持”的手法，让读者看到了尽管小心翼翼生活的佩科拉，内在却充满了生机和毅力，并从未失去对美好世界的渴望。两位译者虽对原文都有所修改，但把握住了原文的内涵，展现出了一个坚强和独立的女性形象。
例6：Instead she took two safety pins from the hem of her skirt and began to pin the ends of the napkin to Pecola’s dress. [11] (p. 26)
陈译本：她从裙子边上取下两枚别针，把卫生巾的两头别在佩科拉的裙子上。 [10] (p. 19)
杨译本：她从自己的裙边取下两枚别针，把棉垫的两头别在佩科拉的裙子上。 [12] (p. 35)
此处为佩科拉首次来月经而显得惊慌失措，但在弗里达和克劳迪娅的帮助下度过了难关。原文中的“napkin”本意为纸巾，但此处明显不是原意。陈译本和杨译本翻译时选择了“劫持”手法，陈译本使用了“卫生巾”这个词汇，直接揭示了原文中提到的女性生理用品，强调了女性身体和女性经验的重要性。杨译本中，选择使用了“棉垫”这个词汇来翻译，相对于“卫生巾”更加委婉，且出于对读者的考虑，避免直接揭示女性的生理用品，以及对女性的身体敏感信息进行保护。两种译本都体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关注点和立场，即通过翻译的选择和传达方式突出女性主题及女性经验的重要性。
例7：Guileless and without vanity, we were still in love with ourselves then. We felt comfortable in our skins, enjoyed the news that our senses released to us, admired our dirt, cultivated our scars, and could not comprehend this unworthiness. [11] (p. 58)
陈译本：我们当时仍然非常天真幼稚，毫无虚荣心，也很自负自赏。我们对自己的肤色并不感到丢人，享受着感官所给予的信息，对衣冠不整还很自豪，因此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瞧不上我们。 [10] (p. 48)
杨译本：我们当时天真烂漫，毫不虚荣，仍然喜爱我们自己的模样。我们对自己的肤色安之若素，享受着感官释放给我们的信息，爱自己身上的污垢，精心呵护身上的疮疤，还不理解别人的轻蔑。 [12] (p. 81)
原文中的“Guileless”意为朴实的，诚实的，想表达像克劳迪娅这样的孩子的淳朴。两个译本，一个译为“天真幼稚”，一个译为“天真烂漫”，两位译者将形容词的处理加入了女性的情感，写出了孩子们的活泼可爱。陈译本使用了“自负自赏”表达出对女性自爱和自尊的情感，以积极的表述，呼应了黑人女孩们对自身的正面感受和肯定。而杨向荣的译本中，选择使用“爱自己身上的污垢”、“精心呵护身上的疮疤”等词汇，通过改变原文中的语气和词汇，传达出对女性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重视和支持。
例8：“Strike the bastard down from his peak knuckle of pride.” [11] (p. 36)
陈译本：“把那个混蛋从自负的顶端打翻在地”。 [10] (p. 26)
杨译本：“把这个混账东西从扬扬得意的云端打落下来”。 [12] (p. 47)
面对丈夫的酗酒和殴打，波丽心中积怨已久。在这种背景下，“strike”原意为“撞击、打击”，陈译本将其翻译为“打翻”，而杨译本则翻译为“打落”。这两种翻译都带有愤怒的情绪色彩，突出了波丽对丈夫的不满和反抗。此外，在杨译本中，译者运用了更多形象化词语，如将“the bastard”译为“混账东西”，将“pride”译为“扬扬得意”，以细腻的女性视角表达了波丽心中的愤怒和反叛，同时更深刻、更生动地展现了女性的情感。
4. 结语
通过对《最蓝的眼睛》两个汉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形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可以看到译者们虽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原著中的女性意识，反映了女性在文本中的主体性和经验，以及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和超越。陈译本中，佩科拉作为一个长期受压迫的人，也有她坚强的一面；在杨译本中，虽然佩科拉内心敏感，但她依然独立坚强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杨译本中，波丽展现了敢于反抗的一面，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实现了自我价值，获得了雇主的认可；而在陈译本中，波丽虽然内心敏感，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但在面对丈夫的家暴行为时，她依然勇敢地选择了直面反抗。陈译本中的克劳迪娅自尊自爱，杨译本中的她更加有自己的原则。在陈和杨的译本中，克劳迪娅作为女性文化的支持者，以满腔热情传播美好与爱，在肯定自我价值的同时，形成了歌颂女性力量和团结的价值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观念的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不仅揭示了翻译中的性别问题，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全面、真实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