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著称。《到灯塔去》是伍尔夫的经典之作，表面上是对拉姆齐一家在海滨别墅生活片段的记录，实则蕴含伍尔夫对人生、社会、艺术等多方面的深度思考。乌托邦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或完美状态的想象性构建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虽未直接描绘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但通过细腻的笔触在性别、情感和精神等层面构建了一个女性主义乌托邦式的空间。这种呈现并非简单的描绘理想世界而是与现实社会形成映照关系，这不仅反映了伍尔夫个人的精神诉求，同时也体现了她对女性在社会中角色和地位的思考。

2. 乌托邦与女性主义乌托邦

女性主义乌托邦是乌托邦思想的一个分支，它既继承了传统乌托邦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又通过性别视角对传统乌托邦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与重构。若要深入探究女性主义乌托邦思想，首先需追溯“乌托邦”的起源并对其概念进行界说。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文学”被女性主义者批评为“男性乌托邦文学”，因为在其中男性话语仍处于主导地位。基于此，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应运而生。

2.1. 乌托邦的定义与内涵

乌托邦这个概念是最早由托马斯·莫尔在同名著作中所提出的，用以描述一个不存在的、完美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过着和谐、平等、富足的生活，没有剥削、压迫和贫困[1]。乌托邦最初是为了探讨对现有的环境条件，或面对社会现实矛盾、冲突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它生来就具有相当浓厚的主观、理想色彩，所体现的是一种“尚未”实现的状态，因此它所能够提供的也只能是一种“想像性”或者“虚拟性”的解决方法。乌托邦既是人类渴望的完美世界，但又是不存在之地。这一点揭示了乌托邦的核心矛盾：是人类梦想的最高形式，但也是一种无法真正实现的幻想[2]。这种哲学悖论使得乌托邦成为一个永远存在但永远无法抵达的概念，它既是我们前行的灯塔，也是我们无法触及的幻影。乌托邦的最大意义可能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而在于它推动人类不断前进。它不能成为一个固定的终点，而应该被视为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真正的乌托邦，也许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而是一个允许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托邦的内涵不断丰富，它不仅涵盖社会政治层面的理想构建，还延伸到人类精神、文化、情感等多个维度，成为人们对理想生存状态的一种综合性想象。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其创作不仅反映了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也展现了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乌托邦文学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视角构建了一个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这些作品或描绘与世隔绝的安宁社会，或追求精神层面的超越，展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然而，在以往的乌托邦文学之中，大部分女性形象往往被置于一个并不公平的位置，这些作品在男性作者笔下带有一定的偏见与歧视色彩，呈现出一种不够完整、缺失女性应有地位的“乌托邦”图景。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与发展，女性作家们开始对传统乌托邦文学 中这种不合理现象予以质疑并展开批判。在此基础上，她们最终建构出了女性主义乌托邦。这一女性主义乌托邦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解构的手段，致力于打破父权文化专制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它又承载着构建的目标，旨在构建起一个更加和谐、能够充分保障女性权益与地位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世界，让女性不再被边缘化[3]。

2.2. 女性主义乌托邦

“女性主义乌托邦”是一种社会理想或文学类型，旨在通过想象一个完全平等、消除性别压迫的社会，探索女性主义的可能性。它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题材，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回应，试图通过重新设计权力结构、劳动分工、家庭关系等构建一个性别平等的理想世界[4]。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男性与女性始终未获得真正的平等，因此女性主义乌托邦应运而生，为女性争取自由与平等提供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形式，致力于创造出性别反转或者彻底消除性别歧视的理想社会，因此需要以“乌托邦”关照未来，伍尔夫提出的双性同体实际上就是对两性和谐的乌托邦构想。根据特斯连科的观点，女性主义乌托邦是一种开放式的叙事，旨在打破二元对立，努力探索父权社会秩序的多种替代方案[5]。从萨金特的视角来看，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和理论通常借助重构或解构神话的力量来实现赋权和批判[6]。女性主义乌托邦公开批判父权制体系和传统乌托邦小说中形成的旧有社会秩序，这个世界里女性不再从属于男性或男性主导的体系，相反，她们更强大、更有力量，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并且作为母亲的身份也不再是无私奉献的代名词。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通过去除男性来打破错误的二元对立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反对男性。她们的目标是与男性获得平等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家的笔下，女性对社会的主导并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服务于整个社会群体。而且，这种主导不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和谐地讨论达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义乌托邦是女性主义作家的一种创作策略用于批判当代社会危机。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通过细腻的意识流叙事和象征性结构，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愿景。这种乌托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蓝图，而是一种关于女性主体性、创造力与关系的诗性重构，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与升华。

3. 《到灯塔去》中女性主义乌托邦图景建构

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作品《乌托邦》中构建了一个虚构的理想岛屿——乌托邦，岛屿上的人生活在平等和谐的环境中，为我们探讨理想社会的构建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小说《到灯塔去》构建的家庭、朋友间的亲密关系，主要通过拉姆齐一家、莉丽以及班克斯等人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这正是伍尔夫本人所期待构建的理想社会。在以拉姆齐一家为中心的岛屿上，通过拉姆齐一家与朋友之间的友谊构建了一个相对和谐的小社会[7]。在这个小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分工：拉姆齐夫人是情感的维系者和社交的主持者；拉姆齐先生是思想的权威；莉丽是艺术表达者等等。他们之间的对话、争论、误解等构成了这个小型社会的日常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小型社会中体现了伍尔夫对两性平等、女性独立的追寻等，展现出其女性主义乌托邦的美好愿景。

3.1. 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小说《到灯塔去》中，灯塔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象征承载着伍尔夫对女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深刻思考。在书中灯塔首先被赋予了母性光辉的象征。小说中的拉姆齐夫人如灯塔般散发着温暖与凝聚力，成为家庭成员和宾客们的精神支柱。她能够给予所有孩子们保护且不失公允，安抚一再被打击认为不可能到达灯塔的詹姆斯；她也向所有人表达无私的善意，帮助陷入创作困境的莉丽、同情自卑而讨人厌的塔斯莱。拉姆齐夫人通过敏锐的共情能力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与丈夫拉姆齐先生冷酷的理性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书中曾多次描写拉姆齐夫人凝视着灯塔，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眺望，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内省和超越。在这些独处或沉思的时刻，她得以暂时摆脱繁重的家庭责任，从而触及自己更深层的内心世界。但是在这些凝视中，她并非总是感到满足。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角色的局限性，明白丈夫的自私和对她的依赖以及理解孩子们终将离她而去，感受到社会角色对女性自我的束缚。这种清醒的认知本身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一步。在拉姆齐夫人凝视灯塔时她想把自己变成一根光柱，一个纯粹的存在，没有分离，没有隔绝。这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超越个体界限、融入某种永恒或普遍存在的强烈渴望。这既是对琐碎家庭生活的精神超越，也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回应。这种渴望超越了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丈夫的支柱、孩子的港湾，而是渴望一种更宏大、更本质的存在状态。这种渴望指向了女性主体性对有限个体生命的超越，以及对某种精神或艺术性永恒的向往。虽然她无法像莉丽那样通过艺术创作实现永恒，但这种精神上的向往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觉醒。

小说出版后，对于灯塔的象征意义有多种解读，但伍尔夫则表示她并没有赋予灯塔任何象征意义，并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必须在书的中间画一条中心线，把设计画在一起。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感情都会累积到这一点上，但我拒绝把它们想清楚。[7]”显然，伍尔夫所描述的这条中心线就是闪烁着的灯塔，莉丽也同样受到灯塔的影响。画家莉丽作为长期处于这个小型社会的边缘观察者，在拉姆齐夫人死后获得了重新定义艺术与自我的空间。对于莉丽来说，灯塔象征着一种内在的视野或艺术上的顿悟。在小说高潮，当拉姆齐先生一行人终于抵达灯塔时，莉丽在岸上经历了她最重要的顿悟。这个时刻与灯塔紧密相连——灯塔的到达触发了她内在的“灯塔”。她最终找到了解决她构图难题的方法，画下了那至关重要的一笔。灯塔在此刻成为了她内心获得清晰视野的象征，这一笔也正是女性主体性确立的宣言。莉丽在画布中间添上的关键一笔标志着她不再是被拉姆齐夫人或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定义的客体，而是成为自我艺术的创造主体。这一过程印证了伍尔夫的观点：女性必须“杀死房中的天使”，才能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莉丽所完成的画作本身就传递了伍尔夫构建乌托邦的美好愿景，它容纳了对拉姆齐夫人的怀念、眼前的灯塔航行与两性和谐的愿景。正如灯塔的光芒照亮黑暗的海面，艺术整合了生命中的碎片化经验并赋予其永恒形式，莉丽的画作宣告了女性通过艺术创造实现精神自治的可能性。

伍尔夫通过灯塔所传递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愿景既不是简单的性别对立，也不是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包容差异、尊重多元、鼓励创造的精神家园。灯塔的光芒象征着女性直觉、共情等曾被男性主导的社会贬抑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乌托邦愿景中被升华为人类救赎的力量。同时，灯塔的航行象征着两性的理想融合。只有当拉姆齐先生学会尊重子女的主体性，莉丽坚定自身的艺术创作，詹姆斯继承母亲的共情能力而不重复父亲的专制时，灯塔才真正从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变为人类可以共同抵达的精神家园。

3.2. 两性平等的展现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性别角色往往是指社会对不同生理性别的个体拥有的一套要求，例如女性天生应该扮演贤妻良母，而男性天生具有英雄的特质等。生理上的不同不是影响女性社会形象的重要因素，女性是被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塑造的，占据霸权地位的男性将自己视作中心，而女性自然而然地被建构成了“他者”。但是，男性和女性不该成为互相对立的敌人，而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活。因此，两性平等的乌托邦是有必要的。在生物学上最可行、在道德层面上最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是两性平等、和谐共存的社会[8]。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男女两性的对立不复存在，等级观念也彻底消失，女性与男性一样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但是在社会中，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是存在的，忽视这一差异并不利于寻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因此要承认两性差异并且在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展现和谐平等的社会。女性主义乌托邦通过构建理想社会模型，对传统性别秩序进行反思与批判，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尊重两性差异并实现两性平等[9]。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就试图通过拉姆齐一家与朋友之间构成的这个相对和谐的小社会，将女性与男性置于同等的主体地位，尊重两性差异并展现两性平等。

在这个小型社会中，拉姆齐先生代表的是男性原则的理性和逻辑。他需要确定性、秩序和对世界的掌控感，他思考的是形而上学的问题，琢磨自己在A-Z阶梯上的攀登以及对Q的追求，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理性主义者。与拉姆齐先生相比，拉姆齐夫人则代表的是女性原则的感性和直觉。她擅长营造氛围、修复矛盾、提供情感支持，她是包容的、注重当下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谐的前提是认识到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并尊重其各自价值。因此，伍尔夫并没有直接将一方描绘成优于另一方，而是展示了两种不同但同样有效且有局限的理解和对待世界的方式。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像对天气或者灯塔之行的误解和摩擦，但拉姆齐先生对夫人情感支持的依赖和对其在家庭中地位与作用的尊重以及拉姆齐夫人对丈夫学术追求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关系深刻的互补性。可以说，拉姆齐夫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两性之间的理解与尊重，这也是两性平等相处的理想状态。拉姆齐夫妇同时也对画家莉丽产生了重要影响。莉丽是实现突破的关键人物，她代表了独立于传统婚姻和家庭模式的新女性并致力于艺术创造。在初期，拉姆齐先生对莉丽艺术创作的否定以及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角色的压力都曾是莉丽艺术道路上的障碍。在当时，莉丽认为女性要实现真正的救赎就必须摒弃传统观念与男性主导的社会形成对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莉丽的思想逐渐转变，最终展现出一种男女权利平等共生的理念。在莉丽看到拉姆齐一家的小船抵达灯塔时，她获得了艺术上的顿悟。她成功地在画布中间画下那道象征性的线条，这一线条可以说调和了拉姆齐先生代表的男性原则和拉姆齐夫人代表的女性原则。莉丽坚持并最终完成了她的艺术创作，这本身就是对性别限制的突破。她画出的决定性一笔完成了对传统女性角色从抛弃到超越的升华，在她完成画作时也体现出了男女平等，莉丽这一形象同时也正是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一种表达[10]。

伍尔夫通过拉姆齐夫妇以及与朋友之间的交流互动对传统的性别秩序进行了反思，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传达出两性平等的深刻思想。因此，伍尔夫的思想超越了简单的“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而是指向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尊重差异并融合彼此优势的和谐状态，这也正是女性主义乌托邦想传达的重要思想。

4. 总结

在这个以拉姆齐一家为中心的小型社会中，通过对人际联结、情感劳动、创造等深刻描绘展现了一种极具实践智慧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愿景。它证明了乌托邦并非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共同创造意义的每一个瞬间。伍尔夫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启示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世界，激发着人们对现实中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不断追求与探索，彰显了乌托邦作为理想社会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和指引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