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与生育意愿的研究综述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Women’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摘要: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为改变这一社会现状，国家提出并全面推动“三孩政策”。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其生育意愿直接影响生育率的高低，对我国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代女性通常面临着工作和家庭双领域的角色冲突，由此引发的心理压力是导致女性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介绍了工作家庭冲突和生育意愿的概念、测量方法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并对后续研究提出展望。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birth rate has continued to decrease in China.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ocial situation, the state put forward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 “three-child policy”. As the main body of fertility, women’s fertility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level of fertili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contemporary women usually face role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caused by thi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leads to the depression of female fertility inten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method,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for further research.

1. 研究背景

为了应对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社会问题，国家政策不断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在政策的推动下，个人的生育选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随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经济独立使得女性在生育决策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其生育意愿在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压力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加之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角色的要求，职场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日益凸显。面对双重压力，当代女性的关注重心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同时注重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期望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因此，面对工作家庭矛盾，女性在选择生育问题上可能会更加谨慎，甚至会降低生育意愿。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工作家庭冲突

Greenhaus和Beutell (1995)指出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冲突。当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角色责任产生矛盾时，往往容易陷入两难境地。Frone等人(1992)将工作家庭冲突分为两个方向，分别是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这两类冲突分别是指个体因为满足了工作(家庭)需要而无法满足家庭(工作)需要的情况。此外，工作家庭冲突也可分为与时间有关的冲突、与压力有关的冲突以及与行为有关的冲突三种表现形式。当个体的时间、压力以及行为模式在工作和家庭间出现不相容且妨碍了个体在另一领域完成任务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冲突。总之，工作家庭冲突的概念从最初的单向冲突逐渐演变为双向互动，并且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更加注重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综合体验和相互影响。

研究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工作家庭冲突可能导致女性在家庭中产生负面情绪，影响家庭人际关系。通过研究能够帮助女性进一步明晰冲突的性质，找到平衡二者关系的方法，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其次，女性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家庭冲突可能会对其工作表现造成负面影响，故研究这一问题还可以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2.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的界定在90年代还比较单一。有研究者提出，生育意愿是指个体生育子女的愿望或态度(徐天琪，夜振东，1994；赵景辉，1997)。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该概念的探析有了更具体的方向，开始对生育意愿划分维度。如杨瑛等人(2002)将生育意愿分为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两个方面。其中，生育数量包括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以及计划子女数。也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生育数量、生育性别和生育时间(风笑天，张青松，2002)。陈蓉和顾宝昌(2014)也同意三维说，并指出理想子女数是最直接的指标。国外学者同样普遍认为，生育意愿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由四个维度组成，同时将孩子素质考虑其中(Bongaarts, 2001; Morgan, 2003)。紧接着，国内学者在生育意愿的维度上，将生育动机纳入其中。如郑真真(2004)认为生育意愿是从生育动机出发而产生的，且不等同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只有通过一系列过程才能逐渐转化成生育行为，其中动机起着重要作用。总之，生育意愿是育龄个体对于生育孩子的想法和期待，更是对其生育行为进行预测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明确生育意愿的内涵对于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提高生育率至关重要。

目前女性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影响因素的探讨。在个体心理因素上，吴华安等人(2024)证实，早年留守经历会对个体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产生负面影响。面对生育问题，外界期望与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会导致女性产生较大的压力，而感知压力越高的个体生育意愿越低，性别意识越现代的女性对育儿任务往往持有更消极的印象(冯晓雪等，2022；黄佳丽，陈永香，2023)。同时，教养能力也对生育意愿起着重要作用。“预期养育效能”是影响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心理机制之一(刘宇婕，2018)。生育不仅是一种个体决策，而且是一种社会决策。有研究发现，女性生育意愿还会受到自身对他人生育态度和行为主观感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低估他人的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自己的生育意愿(陈思静等，2024)。但个体的主观支持和心理弹性也能够积极影响二孩生育意愿，对于多数女性来说，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是预测其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张志浩等，2019；刘雯，2021)。

3. 工作家庭冲突与生育意愿的测量

3.1. 工作家庭冲突的测量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准确测量则是深入研究这一现象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外衡量工作家庭冲突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测量单一的工作家庭冲突。如Wiley (1987)编制了一份包含22个项目的量表，用于全面测量总的工作家庭冲突。其二，测量某一维度的工作家庭冲突。如Bacharach等人(1991)仅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方向进行了考察。Duxbury等人(1992)年只测量了压力上的工作家庭冲突，重点关注工作给家庭带来的压力情况。其三，测量多维度的工作家庭冲突。如Carlson等人(2000)编制了对六个维度都进行测量的工具，综合考虑了工作对家庭和家庭对工作在时间、压力以及行为三个方面上的影响。这种测量方式更加全面地涵盖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多个层面，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工作与家庭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既丰富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内涵，又为实际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工具与科学依据，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3.2. 生育意愿的测量

国内尚缺乏统一的对于生育意愿的量化标准。关于这一点，学者们的论述也不胜枚举，常见的指标有理想子女数、计划子女数、性别等。风笑天和张青松(2002)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对生育意愿进行考察，即数量、时间和性别。吴帆和冯丽琴(2020)认为，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和计划子女数都是重要指标。郑真真(2004)则将生育时间、性别偏好以及计划生育子女数量等因素考虑在内，且研究表明计划生育子女数量可以更有效地预测实际生育行为。而后，郑真真(2014)根据江苏省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整理并编制了生育意愿调查问卷。该问卷共2项，分别采用5点和4点的计分方式。于光齐(2023)后结合贝利生育量表对此问卷进行了修订，所形成的生育意愿量表包括期望子女性别和期望子女数量两个维度。此外，也有研究者针对二孩生育意愿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如李琦等人(2017)编制了二孩生育意愿问卷。该问卷总共包含3个项目，采用李克特3点计分，最终所得的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二孩生育意愿越弱。

4. 理论基础

4.1. 成本效用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首次提出成本效用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在做生育决策时，家庭会权衡生育所产生的成本与可获得的利益，以使得利益最大化。莱宾斯坦认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家庭所期望的孩子数量会因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减少。

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家庭生育决策的新视角，同时也能反映出家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具体来说，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降低了个体的生育可能。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整体提高，社会需要的不再是简单劳动生产，而是需要高素质人才就业。这一现象导致了孩子的教育成本剧增，高昂的抚养费用使多数家庭对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望而却步。而间接成本对于当代注重自我价值实现和职业发展的个体来说更意味着不小的损失，市场经济使竞争压力变大，个体的机会成本升高，这也会让育龄群体在考虑生育时更加谨慎。另外，在传统农业社会，孩子能较早地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经济收益。但在现代社会，这种经济效用逐渐减弱，孩子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生育意愿也因此降低。

从成本效用理论出发，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降低生育成本。如在经济方面，可以通过增加生育津贴、教育补助等方式，减轻女性生育孩子所面临的经济负担。二是增加生育效用。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风气，加强子女回报父母的文化引导，让女性对生育后能够提高生活幸福感抱有更积极的期待。

4.2. 工作家庭冲突理论

20世纪60年代，卡恩等人提出工作家庭冲突理论。他们认为，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重要生活领域之间，面临着角色压力等方面相互干扰的情况。每个角色之间的诉求、责任和期望不同时将引发矛盾。于光齐(2023)认为，从这一理论框架分析，能够帮助了解女性的生育意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社会中，许多工作岗位的工作时间长且不固定，这使得人们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孩子。同时，从孩子的日常的照顾、喂养，到教育和陪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职业发展机会以及晋升空间。其次，当个体在工作中面临高强度的压力、紧张的工作节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会感到身心疲惫。这种疲惫感会延续到家庭中，使其在面对育儿任务时缺乏耐力和精力。同时，养育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所产生的压力都可能会使个体在工作时分心，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最后，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而频繁的角色转换可能会让个体感到不适应。生育后的生活，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女性工作家庭的冲突感，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

通过这一理论分析，对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有以下启发：在企业方面，可以建立灵活的工作制度，增加弹性工作时间的比例，让女性在不用担心失去工作的情况下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以平衡工作和家庭。在家庭方面，加强男性积极参与抚育孩子的思想意识，形成良好的家庭合作氛围，缓解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压力。

5. 工作家庭冲突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虽然女性在职场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仍是家庭中主要的家务承担者，工作与家庭间的矛盾常常造成她们的生育意愿不振。杨胜利和姚健(2021)的研究发现，在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预测中，工作家庭冲突对其的负向作用十分显著。工作家庭冲突可能通过增加经济压力、影响心理状态以及影响个体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而削弱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使她们对生育感到担忧。康蕊和吕学静(2016)认为，生育二孩所需的成本更为即时和外显。这主要是因为，母亲往往承担着更多的照料子女的责任，选择生育二胎可能会导致其劳动资本“贬值”、职业发展遇到瓶颈甚至职业中断等问题，导致女性生育意愿弱化。刘婷婷(2018)的研究证实，我国城市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因工作家庭冲突而明显降低。马卫敏和金吉吉(2021)针对育龄期女护士群体进行考察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即工作家庭冲突负向预测再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探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显示，育儿胜任感和生育成本可以作为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生育意愿过程中的中介变量(周新宇，2022；于光齐，2023)。此外，良好的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可以帮助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对生育意愿所产生的消极效应(简夏茵等，2019；周新宇，2022；张晓倩，宋健，2024)。当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或家庭支持水平越高时，可以通过获得他人帮助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从而提高生育意愿。

但对于两者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有研究认为，一些女性的生育意愿反而会因为工作家庭冲突而提高。这是因为工作家庭冲突最高的正是同样看重工作和家庭的个体，她们往往更倾向于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Begall & Mills, 2011)。另有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生育意愿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Hwang & Kim, 2021；胡安荣等，2023)。

总的来说，女性如何应对工作家庭冲突主要在于个体对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偏向性以及个体用于应对压力的资源是否充足。张晓倩和宋健(2024)认为，中国育龄女性可能更倾向于抑制生育意愿，更重视工作资源，这是在国内性别平等程度相对较低和处于起步阶段的生育支持政策背景下产生的。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在梳理以往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关于工作家庭冲突与生育意愿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或特定群体，对于农村人口、低收入群体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其他群体关注较少。笔者认为，不同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表现形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二是以往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生育意愿的中间过程和调节因素的研究还不够丰富。

综上所述，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可以考虑从关注多元群体和深入研究机制的角度入手。通过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和明确中介或调节变量的方式拓展研究结果，为国家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以及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更多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