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平民百姓”和“富贵者”都是文人常常着墨的对象，但为了使语句拥有形象突出、特点鲜明、文笔精炼、具体生动的效果，作者通常使用借代的手法来代指它们。二者作为代表人物身份的主体，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以对立面出现。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特点，为比较二者借体及其借代类型的异同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2. “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借体的统计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平民百姓”和“富贵者”都是文人常常着墨的对象，但为了使语句拥有形象突出、特点鲜明、文笔精炼、具体生动的效果，作者通常使用借代的手法来代指它们。二者作为代表人物身份的主体，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以对立面出现。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特点，为比较二者借体及其借代类型的异同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对“平民百姓”和“富贵者”的借体进行对比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二者的借体进行一个初步的统计。根据韩陈其《汉语借代义词典》，可以发现其中所出现的表示二者借体所具有的一个共同规律：均可以以二者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事物进行借代，除此之外，“富贵者”也可以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姓名进行借代。同时这也意味着“平民百姓”和“富贵者”之间在进行各自的借体的比较之前，已经具有了“拥有同样类型的借体”这一共同点。但这只是对“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借体的初步统计，并不完全，这一步仅为二者借体的初步划分打下基础。
接着从主体来看，“平民百姓”和“富贵者”的主体都是人，且均被用以表示人物的身份地位。但是二者所表示的身份地位又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中财力标准和社会地位是区分二者的关键因素。从二者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来看，“平民百姓”所占有的物质财富较少并且社会地位较低；而富贵者所占有的物质财富较多，身份也更加贵重。但是“富贵者”的衡量标准并非必须两项兼顾，所以“富”“贵”之间仅占一项也属于“富贵者”范畴。
最后又可以发现：本体的异同为二者借体的比较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因二者均表示人物的身份或地位，而人物的身份地位往往通过其特征和所处位置来体现，这一相同点意味着二者的借体类型及使用的借代类型也有相同之处；又因为二者所表示的人物身份地位悬殊，便造成了二者的借体和借代类型有不同之处。
3. “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借体异同的比较
根据从韩陈其《汉语借代义词典》中所发现的表示人物借体类型的规律，可以将“平民百姓”和“富贵者”的借体归类为：服装饰品类、日常食物类、方位建筑类和交通出行类四大相同的借体类型。同时还有“平民百姓”所不具备的人物姓名类借体。在大致确定二者的借体类型之后，再对它们各自的借体进行比较。因“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在主体上已经具有共同点和不同点，为二者借体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
3.1. 服装饰品类借体：黔首与长缨
以人物的服饰代人是在对人物的借代中最常使用的手法之一，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将该借代类型归类为“事物的特征代事物”[1]。那么“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在服饰上各自具有什么特征呢？
李斯在《过秦论》中写到：“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这句话转换为直接表意是：“于是废除了先王的治国之道，焚毁了诸子百家的著作，用这种方法来愚化百姓。”这句话中所提及的“黔首”代指“平民百姓”，因为“古代百姓不许戴帽子，只能用黑色布巾缠头，所以‘黔首’就成了百姓的标记”[2]。另外，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写到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句，因为古代平民不穿丝绸衣服，只穿布衣，所以“布衣”也是百姓的代称。用黑布裹头，颜色为黑色，衣服材料为普通的麻布或葛布，这是“平民百姓”在服饰上所具有的特征之一。
杜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关于穷苦人民和富贵者的对比描写。例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就用对比的手法对二者进行了描绘，“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该句转换为直接表意为：“(被)赏赐沐浴的都是达官显贵，参加宴会的没有平民百姓”，其中“长缨”与“短褐”分别指代达官显贵和平民百姓。二者借代类型应当同属一类，刘福元和杨新我的说法是：“都是以特征代称某些人的”[3]，但是该说法并不具体明确，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借代类型的归类描述，此类型应当属于“事物的特征代事物”[1]。同时，这句诗的对比意味非常明显，“‘长缨’是高官显宦的佩戴，‘短褐’是下层人民的穿着”[3]，但无疑它们都被包含在人物的穿着打扮之列，分别代指了高官显宦和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在服装饰品类借体上基本都具有“富贵者”的借体，则多是华丽的首饰或服装。“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选自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这句诗转换为直接表意为：九重的皇宫打开了宫门，各国的文武百官和使臣都朝拜皇帝。由此可见，该诗句中“衣冠”为借体，指代文武百官和使臣。将“衣冠”一词进行拆解，即指衣服和礼帽。但是，“‘冠’在我国古代是关于等级地位的尤其重要和特殊的形制符号标记，它有着非常严格的定制，它是贵族阶级身份地位的象征，平民百姓没有戴冠的可能”[4]。同时帽子也被视作官位的象征(例如：乌纱帽也代指官员、官位)，“衣冠”还有缙绅、名门世族之义。“以‘衣冠’来借代‘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属于‘事物和事物的特征或标记相代’[5] (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表述一致)”，具体来说则是“事物的特征代事物”[1]。
根据上述“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在服装饰品类借体的对比，可以发现平民的服装简洁且价格低廉，而富贵者的服饰则更为考究和精美。
3.2. 日常食物类借体：藜藿与膏粱
谚语“藜藿之体，易感风寒；膏粱之体，易受暑湿”，指穷人易患风寒之病，富人易患湿热之病。其中“藜藿”是穷人食用的两种野菜，借代贫穷的人；“膏粱”指肥美的食物，借代富裕的人。
唐朝诗人陈子昂在《感遇》(其二十九)中以“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吃的食物作为二者的借体进行了描写，“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这句诗的意思是指：执政高官(多么)失策，贫贱百姓奔走远征。“‘肉食’指达官贵人，‘藜藿’指贫苦百姓，因为达官贵人可以吃肉，而贫苦百姓常以野菜充饥”[6]。赵克勤学者将该借代类型归类为“以事物的标志代事物”[6]，该表述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事物的特征代事物”[1]意义一致。
尽管在此所呈现出的关于二者日常食物类的借体并不丰富和完善，但是可以发现富贵者日常所食用的食物不仅种类较平民更多，而且较为肥美，而平民日常所食用的食物则价格较为低廉，以果腹为主。
3.3. 方位建筑类借体：白屋与巨室
以事物存在或居住的地方来代指事物本体，在“平民百姓”和“富贵者”的借代中都时常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往往以人物所居住的房子来代指房屋内所居住的人群。
东汉时期的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写到：“开门延士，下及白屋”，“白屋”作为建筑类借体代指平民，因为“白茅所覆盖的房屋，为古代平民所住。因以‘白屋’代指平民，这里是用处所代人而形成的借代义”[7]。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表述，该类型被归类为“事物的所在代事物”[1]。除了人物所居住的房屋以外，人物所居住的位置、条件等客观因素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借体。“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西汉·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闾左”本意为“闾巷的左侧(方位类)”，因平民多居住于此，后来便用以代指平民。根据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表述，“闾左”借代百姓属于“事物的所在代事物”[1]。
《孟子·离娄》中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从字面意义剖析“巨室”一词，其本义为大宅或大的房屋，然而“小户居小室，大户居大室，因以‘巨室’表示豪门望族、富贵人家。这是用处所代人”[7]。所居住房屋的大小、位置等要素无论古今都是衡量房屋主人财力和社会地位的依据之一。因此，“巨室”这一处所也可以被用以指代处所内居住的人，即富贵人家。根据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归类为“事物的所在代事物”[1]。
“巨室”原指巨大的房屋，但是由于大的房屋通常由富贵者所居住，所以“巨室”这一建筑便成为了富贵者的借体。反观平民百姓的借代，除了房屋的颜色和条件特征可以用以借代居住其中的人以外，还有居住的位置也同样可以进行借代，但二者的借代类型都属于“事物的所在代事物”[1]。
3.4. 交通出行类借体：徒步与冠盖
“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在出行方式和交通工具上同样有着显著的区别。“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战国策·齐策》)转换为直接表意为：现在士人中那些高尚的人，也就被称作匹夫，(以)平民(身份)居住在乡间(而已)。“徒步”代指平民，因为“古代平民无车，外出步行，因以徒步表示平民百姓。这是用动作行为代人而形成的借代义”[7]。尽管韩陈其对该借代类型的表述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表述有所区别，但是“徒步”这一行为属于“平民百姓”的出行类特征，所以可归类为“事物的特征代事物”[1]。
杜甫在《梦李白二首》其二中还写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转换为直接表意为：京城里到处是达官权贵，只有这个人憔悴不堪。“冠”是古代贵族所戴的帽子，“盖”是车盖，安在车子上，用来遮阳光挡雨露由一根木头支撑着，形似大伞，“盖”为贵族专用(属于富贵者交通工具的一部分)。“冠盖”借代“达官”，所以“冠”和“盖”连用作贵人[8]。张小平学者将该借代类型称为：以与某种职业相关的穿着来代替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或以某一群体的某个方面的特征来指代某一群体[9]，在此可以简化为以特征代本体。根据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表述，该借代类型属于“事物的特征代事物”[1]。
“徒步”是平民的出行方式，“冠盖”则是贵族出行时交通工具(车)的一部分，尽管两个借体的性质有所区别，但足以显示出平民和贵族在出行上的区别：平民出行多靠步行，贵族则乘车，且连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讲究舒适度。
3.5. 富贵者：人物姓名类借体：陶猗
在对二者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借体进行分析之后，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借体类型，即人物姓名类借体，这是“平民百姓”所缺少的借体类型。该借体类型顾名思义便是以某个人物的姓名来代指与该人物密切相关的人、事、物。比如俗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中，“诸葛亮”便代指聪明有智慧的人；“貌似潘安”中的“潘安”是美男子的代称。
宋代诗人陈造在《再次韵谢徐监岳惠和章》中写到：“陶猗廪庾诧陈腐，小家瓶罍不余粒”，这里的“陶猗”是陶朱公和猗顿二人的合称，其中“陶”指的是春秋时期的富商陶朱公(范蠡)，“猗”则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猗顿，“陶猗”后来泛指富人。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表述，该借代类型属于“特定代普通”[1]。因平民缺少这一类借体，所以借代类型相应地缺少“特定代普通”[1]。从上述所列举的人物姓名类借体中可以发现，该类型的借体应当具有特征显著和知名度高的特点。
但是反观“平民百姓”之中却不见这类借体，其原因在于在平民百姓中并没有一个具有显著的“平民”特征的知名人物。尽管“颜回”是古代安贫乐道之人的代表，但他的主要特征是贤，他的形象常被用来激励人们追求高尚的品德和不懈的学问。
4. “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借体异同的原因
据上文所述，“平民百姓”和“富贵者”之间的借体具有大类相同而小类有异的特点，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因素导致这种现象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除此之外，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对此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4.1. 根本原因：经济差异
“平民百姓”和“富贵者”之间，无论从主体还是借体来说，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是造成二者差异的根本原因。服饰是阶层分化、家庭财力状况的集中体现，古人所穿戴的衣服和饰品会因自身社会地位和财力的不同从而选择与自身相应的材质和款式的服饰。房屋建筑的豪华程度对于衡量房屋主人的财力状况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事实上，在穿着打扮、饮食、住房和出行方面，平民都会因经济能力有限从而选择价格低廉的服装(布衣)、食物(藜藿)，条件简陋的住房(白屋)以及最省钱的出行方式(徒步)，这些都只是以满足最低要求为目标。富贵者则会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选择更加精美的物品和舒适的条件，而不是考虑其实用性。因为二者在经济实力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各方面选择上的区别，所以各自的特征不同，由此也导致了二者的借体的不同。
陶猗(陶朱公和猗顿)在他们所属的时代都是知名度较高的人物，同时具有“极其富有”的特点，所以能够成为“富贵者”的借体。而“平民百姓”之中却不见这类借体，其原因在于在平民百姓中并没有一个具有显著的“平民”特征的知名人物。
4.2. 主要原因：社会文化
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经·系辞下》)开始，服饰就不仅仅是作为取暖的衣物和美化的饰品，除了实用功能之外，它本身就已经承载了政治和伦理因素，已经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4]。“簪缨”作为贵族的头饰，不仅要满足贵族的审美需求，同时还需要体现其社会地位，例如皇后的凤冠。然而平民庶人服装在原材料使用方面，唐代有“未有官者，服粗葛布”的规定，明代则明确规定男女衣服不得使用锦绮、拧丝、续罗一类高档丝绸[10]。这也是“布衣”成为平民百姓服装的原因之一，进而才能成为“平民百姓”的借体。
所以除了政治制度的规定外，富贵者在对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进行选择时，还会考虑物品的美观性以及是否可以体现其社会地位。
经过初步的统计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具有四个相同类型的借体：服装饰品类、日常食物类、方位建筑类和交通出行类，此为二者的相同点。但是由于二者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再加上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两者的借体也相应地体现出他们各自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区别。尽管两者的借体体现出了“平民百姓”和“富贵者”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落差，但是他们不仅拥有同类型的借体，而且在同类型的借体中具有相同的借代类型。此外，富贵者还拥有人物姓名类借体，相应的“特定代普通”的借代类型也是平民所不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