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每个人都有记忆，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现象”[1]，而记忆是一种没有具体形态的思想意识，需要借助具体的物象显现。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文化记忆就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2]: p. 12)”点明文化记忆的载体。阿莱达·阿斯曼又进一步分析文字、图像、身体、地点等媒介如何承载文化记忆，其中，她提出“地点的记忆”，用的是德语orte这个词，从动词orten (定位，测定方位)而来。这是一种关于地点或位于地点之中的记忆，是指“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2]: p. 344)”地点记忆“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3]: p. 344)”本文在保留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将其称为“场所记忆”，与“地点”相比，“场所”更具私密性和封闭性，其形成既依赖实际物质空间，也离不开人类活动赋予的特殊意义。海外华人的跨域经历，使其生活场所呈现复杂样态，与场所记忆理论天然契合。
张翎的《金山》以个人家族史为切入点，生动写出了海外华人移民的生存境遇，引发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金山》的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涵盖跨文化、叙事学、历史、空间、女性意识、家族叙事等多个层面，但从记忆角度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细读该作不难发现，张翎在小说中以场所的方式构建了记忆场，她围绕多处场所来书写人物活动，这些场所承载着深厚的记忆。碉楼和洗衣馆这两处场所都与第一代金山客方得法有关，他作为方家移民的源头，从保守落后的清末中国来到现代发达的加拿大，所面临的文化冲突感更为强烈。这两处场所，一处是位于开平的大碉楼，象征财富与荣耀；另一处是位于金山的小洗衣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这两处场所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方得法在不同国家的形象变异性。下文将运用场所记忆理论，探究张翎如何借助这两处场所，展现主体对身份的认识。
2. 两处场所：华人文化记忆的独特载体
清末社会动荡，鸦片泛滥，方得法的父亲因吸食鸦片败光家产并暴毙，留下巨额债务。彼时，方得法的母亲与弟弟皆患病，妹妹被卖，而他自己又不会种田，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看到回乡的金山客亲戚风光无限，便跟着他远渡重洋追逐发财梦。在原乡中国与异乡加拿大的生活经历，让方得法深刻体验到中西双重文化，他生活过的开平碉楼与金山洗衣馆也因空间不同呈现出不同特点。
2.1. 彰显富贵的碉楼
“碉楼是以防御性为主的多层塔楼式乡土建筑”[4]，广东开平碉楼区别于川渝碉楼，它是长期动乱生活和移民文化的综合产物，融合了中西建筑艺术和文化。民初社会动荡，六指和锦河曾被劫匪俘走，为防土匪，顶楼阳台用于搁置枪支武器。同时广东气候潮湿多雨，五层楼的设计也能防水漫入。
方家碉楼选址在村尾芭蕉林边的荒地上，因为村人怕盖在村口挡福运，可见从落址开始，碉楼就带有乡村传统迷信色彩。在内部布局上，天井设在中间，屋角放着一口水缸，按照民间风水“水主财”的说法，这是预示家庭财运兴旺。碉楼一共五层，进门第一层是厨房和佣人的住房，第二层住着方老太太和六指，并摆放着菩萨像、方家祖宗牌位，体现人神、地神、天神共居一楼的精神生活空间模式，展示家庭权力核心。碉楼里住着方氏一大家族，体现中国聚族而居的传统。
在摆件上，雕花梨木床、穿衣镜的花纹均为龙凤，这是中国文化常用图腾。方氏后人艾米回乡寻根时，在碉楼里发现一把绢扇，上面画有亭台水榭，还有六指的手书。题诗作画是中国文人画派一种独特形式，六指借扇面传达侨眷百转千回的思念。此外，围绕着碉楼还有闹鬼传闻，传言是方家人死不瞑目，鬼魂在楼里不散。当艾米第一次回碉楼时，门缝里飞出一只黑鸟。她在看六指的夹袄时，意外在镜子上看到“一双脱离了面孔而独立存在的眼睛。幽黑。哀怨。闪烁不定。([5]: p. 78)”这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为碉楼笼罩上中式神秘色彩。
艾米对碉楼的初印象是“最不伦不类的建筑物”([5]: p. 75)，即中西交杂的风格。受男主人方得法金山经历的影响，碉楼也体现西方文化的特征。用料都从温哥华(咸水埠)购入，“顶层的屋檐下立了一圈罗马式小廊柱”([5]: p. 8)，还有水泥云石、玻璃厨厕用具、灰雕花纹设计等。此外，一些国外的物件也出现在碉楼里，如刻着“大英帝国曼彻斯特1906”的儿童自行车；雕着缠绕的青藤、英文字母交缠的洋式银茶壶；一面墙的美金。辉煌的碉楼是财富的象征，彰显着金山客方得法的“事业有成”。它是全乡最高的建筑，这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内敛、排斥个性的观念，与方得法常年生活在张扬个性的西方有关，即使他在金山只是“高声喊叫”“有些老，有些丑，也有些土”([5]: p. 191)的底层华工，但回到家乡，他也要展现金山客的气派。
2.2. 地不由己的洗衣馆
20世纪初，洗衣工在加拿大华人职业结构占有相当比重，这与淘金时代西部地区性别比例失调有关，在美洲西部开发过程中，可提供洗衣服务的妇女极其缺乏。此外洗衣工被视为劣等职业，白人男子不愿意从事。当这群怀揣淘金梦的勤恳的华人男子来到后，面对种种排华举措对华工职业的限制，开设门槛低的洗衣馆自然成为他们立足的选择之一[6]。
方得法的洗衣馆第一次开在唐人街的最边缘处，“一只脚踩在唐人的地盘上，一只脚踩在洋番的地盘里。([5]: p. 71)”而唐人街“不过是几条既没有行人道也没有下水沟的泥路”“在城里的低洼之处”([5]: p. 41)，唐人街的破败暗示着底层华工的悲苦命运。他把洗衣馆打理得井井有条，馆内尽显中国元素。“地点决定人的生活以及经验形式，同样人也用他们的传统和历史让这个地点浸渍上防腐剂。([3]: p. 356)”方得法从王维诗“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取“竹喧”二字为洗衣馆命名。洗衣馆门外挂着描有花草虫鸟的宫灯，“不亮的时候是羞涩内敛的红，点上灯的时候，那红就很是张扬起来了”([5]: p. 72)，极具东方美学。屋内两墙张贴着字画，东墙是水墨画西施浣纱，西墙则贴草书“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尽显古色古香。
洗衣馆第二次迁至温哥华的洋埠。因租金上涨，铺面面积变小，尽管门面还如前精致，但内里空间更狭小逼仄。前后两间屋，前屋只够铺“一张案子，两块熨衣板”，后屋放两个扁木桶，头顶上蛛网似挂着晾衣绳，人很容易磕到或被水淋湿。洗衣工具很简陋，全靠人力的辛劳，中午伙计赶马到几里外河里洗衣服，若有急取的衣服则生炭熨干。不仅如此，洗衣馆还要面临同行的激烈竞争，“这里兴旺，衣馆开得到处都是，生意倒越来越难做了。([5]: p. 122)”
洗衣馆第三次开在华埠面街地方。然而，1907年的排华暴乱，将他苦心经营的洗衣馆打砸破坏，面目全非。木板门被踢落，“屋里的每一样摆设，都已经从一件碎成了几件”([5]: p. 158)，三百件金丝衣服全被洗劫一空。可见，洗衣馆作为华人在异域的生存场所，虽归个人所有，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布置，但因身处特殊环境，地不由己，主权极易遭受外力侵犯，侧面反映出华人在海外生存的艰难处境。
3. 场所记忆：驱动身份意识演变的深层力量
《金山》构建了跨越东西方的宏大叙事，故事分别在中国和加拿大交错展开，通过空间的对照，展现金山华人和开平侨眷的生活轨迹。不过，具体人物的活动范围较为有限：在中国，主要描绘广东开平自勉村方家碉楼里面的人和事，在加拿大，则聚焦唐人街、洗衣馆、小公寓等特定场所。场所的逼仄暗示了20世纪海外移民在异国他乡生存空间的狭窄和孤独境遇，他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努力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在不断地重塑自我身份意识。张翎认为“好小说却是绝对离不开好细节的。([5]: p. 5)”她在小说中对细节的关注，使她借助具体的场所来承载文化记忆，并通过展现方家内部以及华洋之间的冲突，来呈现方氏家族复杂的身份观念。
3.1. 碉楼：从代际之地到纪念地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赋予某些地点一种特殊记忆力，首先是他们与家族历史的固定长期的联系。这地点便是‘家庭之地’或者‘代际之地’。([3]: p. 346)”碉楼作为“代际之地”，见证了方家的宗族延续，方得法的儿女、孙子都在这里出生长大，这是方得法“金山梦”的情感支柱与精神根基。身处加拿大的方得法父子始终牵挂碉楼里的家人，总会定期汇钱回家。对于方家后人艾米来说，走进并认同碉楼，代表她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与回归。她是混血儿，只知自己的中国母亲，却不知洋人父亲。受母亲所托，她回中国开平去处理祖屋托管事宜。里面祖先的物件如太外婆的绢扇、夹袄、藏在鞋里的书信，激起了她的兴趣。这些物件作为文化记忆符号，唤醒她对方家人事的回忆。例如小时候，外公给她吃皮蛋粥和叉烧包，她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吃那种黑糊糊像在土里埋了很多年的蛋”“为什么外公家总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食物”([5]: p. 434)，母亲则解释“因为外公是中国人”。还有她在阁楼里发现积灰的亲人照片、外公给她画树状家族谱系的记忆，这些都是艾米回顾族裔身份时的凭证。最后她为祖先立墓碑，通过“在回忆中建立了与亡者的联系，从而确认自己的认同”([2]: p. 58)。
碉楼也见证了六指身份认知的变化，由进步少女到温顺媳妇再到说一不二的婆婆，往更传统的女性发展。在进入碉楼前，六指思想进步，不屈命运，坚决不给方得法做妾，甚至用刀断指想改命。但当她成为方得法的妻子，踏进这座封闭碉楼后，她的进步和抗争，逐渐被更无形的传统力量压制。她的心神被分成很多块，“一块是丈夫，一块是儿子，一块是婆婆，最小的那一块，才是她自己。三十五岁的六指再也没有十七岁那种母豹一样心无旁骛的胆气。([5]: p. 177)”碉楼建于六指和锦河被劫匪掳走、众人疑心她失贞之时，它体现了男权视角下传统伦理道德观对女性的束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方家缺席男性的替代者，扮演着圈禁者的角色，表面守候实则禁锢着女性的种种行动。[7]”青年时，她尽心侍奉婆婆，打理方家内外，抚育子女。中年时，她放弃与丈夫团聚的机会，让二儿子去加拿大帮助丈夫。好不容易父子凑齐过埠的税银，却因排华法案希望破灭。老年时，因为丈夫想要富贵才归故乡，她继续苦等，最后等到的，却是方得法要携相好一同返乡和他中风去世的消息，她也变平静了，“人老了，总是要死的。([5]: p. 412)”当六指成为婆婆后，她也像自己的婆婆一样，对儿媳妇恶言恶语，彻底成为传统大家庭顽固保守的女性长辈形象。
方家男性出洋改变了传统父权、夫权制家庭结构，碉楼内的女性掌管家族内外大小事务，在金山的小公寓里，女性话语权同样强于男性。但二者存在差异，公寓中女性话语权增强与方家男性经济权丧失有关，在这个漆黑、凌乱、狭窄的公寓里，全靠猫眼一人“管着她的男人和男人的家”([5]: p. 334)。瘸腿的方锦山没有收入来源，即使不爱妻子打扮招摇上班，不愿她由陌生男士送回家，也只能忍气吞声。而在碉楼，无形的夫权制始终存在，女性需要严守三从四德；在小公寓里，随着方家男性的年老体衰，这种压制被无形瓦解，女性更为自由。猫眼在丈夫不满的情况下还能一直做女招待，“每天被各样男人的眼光剥得赤身裸体”([5]: p. 334)，女儿方延龄会离家出走，在这方公寓里，母女二人都在挑战中国传统父权夫权为尊的伦理秩序。
现在，开平的碉楼成为“纪念地”，“纪念地的特点是由非连续性，也就是通过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显著差别来标明的。在纪念地那里某段历史恰恰不是继续下去了，而是或多或少地被强力中断了。([3]: p. 356)”正如张翎所言，“这些楼宇不过是一个动荡多灾颠沛流离的时代留在南中国土地上的荒诞印记。([5]: p. 3)”碉楼作为华人华侨奋斗史的“侨物”，展现先辈们远渡重洋的苦难和坚韧。2007年6月，开平碉楼与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2. 洗衣馆：从眷恋到怀疑
个体在初次进入异域空间时，基于本能会对异质环境产生不适，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身份的困惑。方得法三次开洗衣馆，先后位于华洋交界地、洋埠、华埠。中国人吃苦耐劳、不屈不饶的民族因子深植在他的血液里，他经常夜以继日地洗衣、熨烫，“若是急取的衣服多，阿法就得一夜熨到天明。([5]: p. 120)”这一细节生动地展现出他谋生的艰辛。可无论洗衣馆开在何处，无论方得法如何辛劳，都无法改变洗衣馆最终惨淡收尾的命运。
洗衣馆第一次开在维多利亚的华洋结合地界，这一地理位置隐喻着第一代华工在身份上处在一种复杂含混的境地，而这也体现出华人处于社会底层。记忆在此发挥的“身份固化”作用牢牢牵绊住方得法作为“他者”追寻主流文化认同的脚步，他在心理上本能地疏离西方文化，更加坚守自己的中国身份及生活方式，从竹喧洗衣馆的装修颇具中式风格可见得。彼时，他对祖国的崛起寄予厚望，在听完梁启超演讲会后，毅然卖掉生意日渐红火的洗衣馆，拿钱支持保皇党。他给儿子取名为锦山、锦河，喻意“还我河山”，这些行为充分彰显出他浓烈的爱国情怀。
但在清末民初那个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中国人在西方社会中处于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书中援引1879年《维多利亚殖民报》的记载：“这批被称为‘猪仔’的苦力……看上去普遍贫血、肮脏、衣衫褴褛……他们神情麻木，步履踉跄，毫无‘天朝子民’的风采……看热闹的人群中有小孩朝他们扔石头……”([5]: p. 33)这段文字勾勒出当时加拿大人眼中华人劳工的形象，反映出华人劳工在异国所遭受的歧视与屈辱。书中还集中描写了洗衣馆员工被洋人告法庭的闹剧，戏剧性地刻画出法官对洋人的偏袒。方得法这边胜诉，不是因为法官明辨是非，而是得益于洋人亨德森先生的证词和社会地位。1907年9月7日这天，方得法刚还清店里的贷款，生意眼看好转，却遭遇大规模的排亚运动，店铺惨遭砸毁，顾客的三百件衣服被洗劫一空。洋人利用种族特权肆意剥夺华人的正当权利，这一系列的遭遇进一步加剧了方得法对自身身份的怀疑。“竹喧。也许是这个名字。也许他一开始就不该使用这个听起来和衣馆沾不上一点边的名字。这个名字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举到希望的云霄，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打入绝望的阴曹地府。三次了，这次他再也，再也，再也不会上当了。([5]: p. 157)”经历三起三落，方得法陷入了身份的混乱之中，他逐渐意识到，华人这个身份不仅无法保护自己，反而处处遇挫。他终于放弃“竹喧”洗衣馆，转行另谋生计，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身份认同的变化，即从深刻眷恋转变为爱恨交织。
4. 价值：传承记忆与构建共生的身份认同
张翎在20世纪80年代末赴加拿大留学，后定居于此。这种横跨东西的独特经历，使她敏锐地关注到海外华人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与文化诉求。在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创作冲动的驱使下，她以《金山》这部作品为载体，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华人移民的历史文化记忆。
4.1. 保存华人的文化记忆
在海外华文文学里，不同作家对于同一场所的书写往往呈现出各异的风格与价值取向。以唐人街的描写为例，严歌苓《扶桑》中的唐人街“永远是这样脏乱”[8]，充斥着性交易、吸食鸦片、拐卖虐杀女性、洋人抢劫、排华暴乱等丑恶现象，华人内部关系也充满黑暗，只见金钱不见同胞；而《金山》中的唐人街虽也有洋人攻击的情况，但华人内部和谐互助，如阿成把煮完饭的炉子放在屋外让流落街头的方得法煨暖食物、方得法收留同乡一起经营洗衣馆。这种差异体现出张翎笔下的唐人街更注重展现华人之间的温情与互助。
在洗衣馆的刻画方面，汤亭亭《中国佬》中洗衣馆更具有西方特性，如父亲会在圣诞节“用棉花做成雪花，再画上驯鹿、马厩和圣诞老人”[9]来装饰窗户，可见父亲积极融入美国文化的努力，试图借此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与认可。而《金山》中方得法始终坚守中国文化，将洗衣馆打造成为一个充满中式风情的场所。这表明《金山》在洗衣馆这一场所记忆书写上，更强调华人对自身身份的坚守，与《中国佬》中洗衣馆呈现的西化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中化还是西化，他们经营洗衣馆的结局都以失败告终。
张翎以写实笔墨书写了方氏家族这一虚构却又极具代表性的华人移民故事，把家族的文化记忆借助具体场所表达出来，既展现早年华工艰辛的生存挣扎，也描绘碉楼里侨眷的守望。在她的叙事策略中，历史虽作为故事的背景被后置，但通过这些微观的家族故事与具体的场所记忆，实现了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让读者窥见百年华人史的一角。
4.2. 传达全新身份认同观
饶芃子曾赞誉张翎是“超越种族、超越原乡与异乡藩篱、关注人类普遍生存状况的‘世界主义者’。[10]”受个人成长经历和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她形成兼容并蓄、跨越种族的文化观。这种独特的文化观在《金山》中通过方家后人艾米的身份回归得以展现。
同样以家庭/家族为叙事切入点来写移民经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与张翎的《金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夫妇怀揣着对美国梦的憧憬赴美创业，经历了从艰苦打拼、获得成功到最终破产的巨大落差。女儿宁宁则迅速被美国文化腐化，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了悲惨的结局。区别于曹桂林借王家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来批判美国盛行的拜金文化和利益至上，张翎在《金山》中塑造的方家后人混血儿艾米则很好吸纳中西两种文化，生于加拿大的她成为事业有成的大学教授，同时她也认可自己的中国身份和中国文化。艾米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了张翎的身份认同观。不同于曹桂林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失望，张翎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共生已成为时代趋势，不应再囿于原乡与异乡文化之间的对立，应将自身的身份认同扩大为“世界公民”，从“何以为家”的精神困境变为“处处为家”的自信。
5. 结语
张翎作为新移民作家，兼具中国与加拿大的双乡生活经历，这让她“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合宜的距离”([5]: p. 6)。本文聚焦于碉楼和洗衣馆两个承载着文化记忆的场所，展现了张翎如何借助记忆的场所媒介来反映华人移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这些场所记忆对主人公身份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书中结尾是成长于西方语境下的方家第四代艾米回到开平碉楼，认同两种文化，结束了方氏家族“原乡”与“异乡”紧张对峙局面。事实上，作家的身份观与人物的身份观紧密相连，这体现了张翎自觉建构出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身份，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与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