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背德者》是安德烈·纪德的经典之作，小说以主人公米歇尔逐步挣脱世俗束缚、放纵欲望与本性的过程为主线，展现了人类在释放本能与遵循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与挣扎。文章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本我(欲望与冲动)、自我(现实调节)与超我(道德约束)在米歇尔身上的能量分配变化，探讨“三我”失衡如何加剧米歇尔内心的冲突，并最终将他推向背德的道路，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人物内心的复杂性，挖掘小说的更深层含义。
Abstract: The Immoralist is a classic work by André Gide, which follows the protagonist Michel’s gradual liberation from societal constraints and indulgence in his desires and instincts. The novel portrays the conflict and struggle between the release of human instincts and adherence to social ethics. This paper adopts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utilizing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nergy among the id (desires and impulses), ego (reality regulation), and superego (moral constraints) within Michel. It explores how the imbalance among these three aspects exacerbates Michel’s internal conflict, ultimately leading him towards immorality. This analysis aim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complexity and unearth deeper meanings within the novel.
1. 绪论
安德烈·纪德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不仅因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且因其对现代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备受推崇。1947年，纪德凭借其作品深刻地“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标志着他思想上的重大贡献。《背德者》作为纪德的“道德三部曲”之一，不仅是他作品中最能反映其个人思想的代表作，同时也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背德者》中从小受到严苛的宗教教育的主人公米歇尔奉父命娶了贤惠温柔的妻子玛丝琳，但他并不爱她。米歇尔在婚后的蜜月旅行中经历了一次重病，这次经历也成为了他人生观念转变的分水岭。在病中他接触到大自然的原始力量，并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逐渐恢复了健康。然而，身体的康复伴随着精神上的觉醒和反叛，米歇尔开始怀疑并逐步摆脱那些压抑他自我发展的传统道德束缚，这一转变最终引导他走向了一条背德的道路，并最终间接导致了妻子死亡的悲剧。但当米歇尔自认为彻底摆脱道德的束缚之后，却又感到了无所适从的空虚。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观察，米歇尔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痛苦的自我挣扎。他不仅要应对外部世界的道德约束，还要面对内心深处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了他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小说中描绘的米歇尔逐步挣脱世俗束缚、放纵欲望与本性的过程，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内心三我系统的逐步失衡和崩溃。通过深入分析米歇尔的心理经历，我们不仅可以洞察到个体心理层面的深层次问题，而且能够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个体在面对社会道德和个人欲望时的内心斗争。
2. “三我”理论
弗洛伊德早期的人格结构理论将意识与无意识视为两大基本原则，并将心理结构划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部分。晚期，他对人格结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的“三部分人格结构”[1]。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它由3个子系统构成，也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是最原始、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它由遗传的本能、欲望所组成，肉体是它的能量源泉([2]: p. 135)。本我不受理性和逻辑的准则制约，也不具有任何价值、伦理和道德的因素。它只受一种愿望的支配，这就为一味地遵循“快乐原则”——即直接释放心理能量或降低紧张，并由此得到快乐的满足。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并得到发展的那一部分，它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根据外部的需要而活动，它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抑上。自我遵循“现实原则”，目的就是推迟能量的释放，直到真正满足需要的对象被发现或产生出来为止([2]: p. 139)。它的任务是既要本我和现实中起调节作用，又要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所组成，是人格的第三个主要机构，是人格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2]: p. 142)。超我是道德化、社会化、理想化的自我，是人格中的最高境界，按“理想原则”行事，它代表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要求的是完美而不是实际或快乐[3]。在健康人身上，这三个系统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反之，如果三个系统发生严重的冲突，难以协调，人就会处于失常状态，他既不满意外在环境，也不满意自己，活动的效率也随之降低([2]: p. 135)。
《背德者》中的主人公米歇尔正是在这三个系统失衡的情况下产生了内心的剧烈冲突从而逐步走上背德之路。
3. 《背德者》中米歇尔的“三我”失衡发展历程
3.1. 祸根——压抑的本我
米歇尔出身于严苛的清教徒家庭，从小受到传统道德束缚的他一直压抑着天性与本我，正如他在小说开头所述说的那样：“母亲给我的胡格诺教派的严肃教育”，“那时我还想象不到，童年最初接受的道德是多么紧紧地控制我们，也想象不到它给我们的思想留下什么影响”([4]: p. 5)。从小严苛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较强的超我，并与奉行现实原则自我联手一同压抑着本我的冲动。因此早期的米歇尔严肃古板，恪守道德。尽管他并不爱玛丝琳，但为了使弥留之际的父亲能够欣慰地瞑目九泉，他还是娶了她为妻。婚后他坦言自己对妻子没有爱情的感觉，但他仍然怜悯、理解、敬重她，履行着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的职责。此外，他也并没有物质上的欲望，二十五年来一直同父亲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花销极少，只是勉强度日，但他也并不以此为意。表面上米歇尔似乎过着“禁欲”的生活，但这只是本我在自我长期压抑下的结果，而这些被掩埋欲望其实已经在米歇尔的潜意识深处暗流涌动，等待着被释放出来的一刻。长期以来米歇尔一直借用着自我防御机制中的反向作用与升华的移置作用缓解着来自本我、超我和外界环境几方面的重压。弗洛伊德认为，自我防御机制中的反向作用表现为用一种相反的方式替代受压抑愿望的机制。人的每种本能都可能以两种方式引起焦虑：或直接施加压力于自我，或假乎超我间接地压迫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便集中注意力于该本能的对立面，以避开其攻击性冲动([2]: pp. 172-173)。因此早期米歇尔对道德规则过分呆板的顺从，可以视其为是一种反向作用，在其顺从的伪装背后其实是受着反叛和对抗情绪不断驱使的，这也成为米歇尔之后义无反顾地走上背德之路的祸根。此外，弗洛伊德还提出，心理能具有移置的性质，而如果能量发泄的移置过程中，替代对象是文化领域的较高目标，这样的移置就被称为升华。升华使本能冲动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较高级的兴趣和活动既符合了超我的理想，又满足了本我的冲动([2]: p. 177)。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米歇尔自小只跟废墟和书籍打交道，他对研究工作的投入几乎到一种狂热的地步，只肯短期休假，即便是旅行也都是工作旅行，从不游山玩水，只要不陪同父亲，他立马就捧起书本。正如米歇尔所说的：我根本不了解生活，我在研究中消耗了罕见的热情。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被压抑的本能从未停止过为求得完全的满足而进行的斗争……任何替代性机制或反相形成，以及任何升华作用都将无法消除被压抑的本能的持久不懈的紧张状态([5]: p. 55)。”防御机制影响过大只会削弱自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升华作用也并不能导致本能的彻底满足。因此米歇尔表面上达成的三我协调实际是以本我的长期压抑为代价的，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而婚后的蜜月旅行便成为了这三者平衡崩坏的契机。
3.2. 失衡——失效的自我
在婚后的蜜月旅行中，米歇尔大病了一场，甚至几番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但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他逐步体会到了生命的力量。在达比斯克拉，他几乎贪婪地每天都要在花园里散步，感受自然的气息。生机勃勃的树荫世界使他心醉神迷，精神抖擞。同时，在花园里遇到的阿拉伯小男孩们健美的躯体也让他深深着迷。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力比多(libido) 代表个体的心理能量，通常与性欲和本能冲动相关。米歇尔早年成长过程中，力比多主要被升华至学术研究领域，驱使他专注于严谨的求知之路。然而，当他身患重病，深陷濒死恐惧时，这种经过升华的力比多逐渐失去既有的出口，开始回流至本能层面，使他愈发关注身体与感官的体验。在花园中，他第一次深刻体悟到这种觉醒，并感慨道：“我意识到自己的感官，真是又不安，又感激。是的，我的感官，从此苏醒了，整整一段历程使我重又发现，往昔又重新编织起来。我的感官还活着！”([4]: p. 29)。对病魔的恐惧与对生命的渴望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米歇尔封闭多年的感知力，也激发了他生的驱力。从前他只懂得学术研究，不曾了解生活，而如今他开始感慨自己要热爱生活了，这种生的渴望也促使他在旅途中渐渐恢复了健康。自此，米歇尔开始了逐步放纵本我能量发泄的过程，自我对本我的压抑开始削弱。其中最明显的一次表现在于米歇尔发现了阿拉伯男孩莫克蒂尔偷窃了剪刀，他感受到自己的心猛烈的跳动，却并没有产生一点反感。随后他不仅没有揭穿小男孩的行为，反而包庇小男孩并向妻子说谎隐瞒。这也是第一次米歇尔身上超我的理想原则与自我的节制作用失效。初次尝到本能释放的满足感后，米歇尔开始对自己之前严肃的请教生活产生了怀疑。他感慨道：“我不再是病弱勤奋的人，也不再恪守先前的拘板狭隘的观念。这本身不只是康复的问题，还有生命的充实与重新迸发，更为充沛而沸热的血流”([4]: p. 41)。力比多可分为两种类型：当其投向特定的性对象时，称为对象力比多；而由于性兴奋不仅与性器官相关，还涉及整个身体，因此引申出了自我力比多的概念。如果力比多尚未投射到外部对象，或者原本投向对象的能量被收回，进入一种紧张但未释放的悬置状态，最终回归自我，此时便称为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 ([6]: p. 55)。米歇尔对肉体的关注愈发强烈，他渴望健美、强壮的体魄，沉迷于阳光下裸露肌肤的炽热触感，在岩石上沐浴日光，或跃入清澈的泉水中感受清凉的冲击。他的注意力正逐步从学术研究转向自身的感官满足，这正是力比多流动的体现。来到巴黎后，他也仍然着迷于在农场中与自然亲密接触，厌恶与客人们虚伪的社交，期望展露坦率真实的自己。在这期间，曾经被米歇尔转移到自我与超我的能量正在逐步回归本我，释放本能的渴望愈来愈强烈，自我对本我的节制在慢慢削弱，三我之间的能量分配已经开始改变，但米歇尔自身还并未察觉到这一变化，使这一平衡彻底崩坏的导火索在于梅纳尔克的出现。
3.3. 悲剧——超我的崩溃
米歇尔在一次授课中结识了梅纳尔克。梅纳尔克天性放荡不羁，热爱追求自由。他刚结识米歇尔便看穿了他心中掩埋的欲望，并极力鼓励米歇尔放下责任与道德，自由地去追寻快乐。此时，米歇尔的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在梅纳尔克离开后，他于心里感叹道：“许多话都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越是想尽快忘却，就越是铭记不忘。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话有什么新意，而是因为它们陡然剥露了我的思想……”([4]: p. 94)。梅纳尔克的话彻底掀开了米歇尔多年来掩盖自我欲望的遮羞布，那些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本能正呼之欲出。但这时，米歇尔的妻子玛丝琳已经有孕在身，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米歇尔的超我再次操控自我对本我进行压抑，他拼命对这种寡廉鲜耻的快乐进行否认。送走梅纳尔克后，他仍暗自下定决心：“为了孩子，我的道德现在重新形成并加强([4]: p. 95)”。但不幸的是，玛丝琳恰好又在不久后小产了。失去孩子的痛苦对米歇尔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这次打击也击溃了他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此之后，米歇尔愈发放纵本我，他甚至开始无视道德准则与猎人一同在森林里偷猎。小产后的玛丝琳身体日益衰弱，当医生建议她去往阿尔卑斯高山上修养时，米歇尔十分赞同，因为这恰巧也满足了他想要在恩迦丁度假的私欲。在玛丝琳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的情况下，米歇尔却不顾妻子的病痛，执意要南下意大利继续旅行，“一踏上这块宽容并给人希望的土地，我的所有欲望一齐爆发。爱的巨大积蓄把我胀大，它从我肉体的深处冲上头脑，使我的思绪也轻狂起来([4]: p. 125)”。借着帮助妻子康复的名义，米歇尔其实是在不断放纵着自己的欲望。“自我习惯于把本我的欲望转变为行动，好像这种欲望是它自己的欲望似的([7]: p. 173)”。”。当调节作用失效后，米歇尔人格结构中自我几乎已经挣脱超我的约束，甚至转而成为本我的同谋，不断满足本我的需求。起初，米歇尔仍怀着对妻子的同情与愧疚，他在心里感叹道：“当时我自然不大考虑幸福了，但是，能时常看到她的笑容，却是我忧伤中的唯一快慰([4]: p. 96)”。弗洛伊德将焦虑分为三类：现实性或客观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超我(superego) 通过“道德焦虑”(moral anxiety)来约束个体，使其遵循社会规则。道德性焦虑产生于所谓超我的良心遣责，是自我对罪恶感和羞耻感的体验，此时，自我意识到了来自良心的危险[2]。然而随着对本我的进一步放纵，米歇尔人格系统中的道德焦虑逐步消退，代表着他丢掉了超我的约束。妻子因承受不了舟车劳顿病情日益加重，米歇尔并不以此为意，反而坚持继续旅行。甚至在妻子最需要他陪伴的夜晚还在外与阿拉伯男孩寻欢作乐。直至最终，他“仁心已泯，最后还虚有其表([4]: p. 139)”。此刻，米歇尔的超我已经进一步崩溃，而本我在三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裹挟自我为其服务。他明知妻子病情的加重与他执意南下旅行的决定密不可分，但他已经对妻子不再抱有愧疚心与负罪感，仍然选择无视妻子的病痛与道德的约束我行我素，并最终间接导致了妻子玛丝琳香消玉殒的悲剧。然而，当妻子去世后，米歇尔并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获得真正的解脱和幸福，反而被无所适从的空虚、倦怠与茫然所吞噬。这种情感状态，正是弗洛伊德体系中生驱力与死驱力对立互补关系的体现。“性驱力作为生驱力的组成部分，它所追求的性释放状态与死亡的体验如出一辙。疲劳、空虚与厌倦的满足状态像是对死亡的提前演练。我们可以说生驱力的存在是为延续着的生命提供了体验死亡的可能。[8]”生驱力促使米歇尔不断追求感官体验，以满足生命的欲望。他放纵本能，渴望自由，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背离道德束缚，来换取自身的快感与满足。然而，生的极致却反向通往死的虚无。生驱力的本质在于通过满足来消除紧张，然而，生存本身却不断制造新的紧张，使得个体始终处于欲望与满足的循环之中。当生驱力被推向极端，所有的紧张完全消解后，个体并不会迎来真正的幸福，反而会深陷死驱力的领域——如米歇尔最终所感受到的那样：彻底的空虚、倦怠与无意义感。这正是弗洛伊德所揭示的生命悖论——当欲望被彻底满足，生命不再有任何牵绊与驱动力时，人便不可避免地滑向精神上的死亡。
4. 结语
在《背德者》中，主人公米歇尔由遵守社会道德的恪守者到成为一个自由放纵的背德者的心路历程深刻地体现了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失衡。从小米歇尔就在严格的宗教教育和道德规范下成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超我，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他的本我，即那些原始的欲望和冲动。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特别是在他婚后的病痛和随后的自然接触中，米歇尔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对自由的渴望，这标志着他本我开始觉醒并逐渐挑战超我的道德束缚。在人格系统的剧变过程中，自我始终在履行其现实原则的调解职能，试图维系社会身份的表面完整。但面对本我与超我的结构性冲突，这种折中主义最终暴露出根本性脆弱。当米歇尔放任妻子玛丝琳病逝的“消极谋杀”发生时，自我的调解机制已完全让位于本我的快乐原则，宣告了三重人格系统的彻底失衡。然而，米歇尔在彻底放纵后并未如他所愿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反而陷入了无所适从的空虚与倦怠。这正是生驱力与死驱力相互交织的结果。生驱力推动米歇尔不断追求感官刺激，以满足生命欲望，但当所有的道德约束被打破、所有的紧张彻底消解后，生命本身却丧失了意义。
米歇尔的经历不仅反映了个体如何在道德约束和个人欲望之间挣扎，也映射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在自我实现与遵循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通过对米歇尔的内心历程精神分析，可以促使我们对自我认同的建构、心理健康的维护以及个人自由的极限更深入的理解以及在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应如何平衡内心的冲动与社会的期望，从而维持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的反思。